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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加秦始皇
文/李梦痴
内容提要：
马克思加秦始皇，就是民主集中制，就是革命思想指导革命，推翻旧世界，再用革命思想武装秦始皇，建设新世界。
秦始皇加陈胜，就是人民民主专政，就是被新思想武装起来的秦始皇建设新世界，再用被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陈胜，去激励新世界永不退色。
某种程度上讲，马克思是提升到思想高度的陈胜，是陈胜的文化升级版。
秦始皇加陈胜，就是被马克思主义解放了的新政治秦始皇，加上被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新文化陈胜。
这个新政治秦始皇加新文化陈胜，就是生命中最后十年的德胜公，就是德胜公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创造性发展所提交的最后一份答卷。
引言
1958年8月19日，在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德胜公讲了一句著名的话：“必须有控制，不能专讲民主，马克思与秦始皇结合起来。”
这就是后来饱受诟病，被公知拿来大做文章的“马克思加秦始皇”的原出处。
后来德胜公还在若干场合强调过马克思加秦始皇的必要性，可见此论断绝非德胜公一时头脑发热的提法，而是他考察现实参校历史筹划未来，所得的结论，算是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伟大尝试。
理解德胜公的语言，不能凭空瞎猜，德胜公的话都是因事而发，只有还原彼时的历史背景，才能约略见出德胜公的初衷和用心。
彼时赫鲁晓夫彻底搬倒了斯大林，重创了国际共运。虽然赫鲁晓夫“革命意志”还没有被肯尼迪的厨具彻底摧毁，但赫鲁晓夫对美国“财富”的馋涎，已经悄然爬过领口，缓缓滴向心窝。当时赫鲁晓夫的坦克尚可维持国际共运的牌面，但国际共运的低潮已近在咫尺。
当此之际，中国国内，一直蛰伏着的旧文化拥趸也蠢蠢欲动，欲假新民主之名复旧文化之辟，将新执政党轰下台取而代之，重复历代封建知识分子窃取农民革命胜利果实的故事。
今天回头来看，那可能算是年轻的新中国面临的第一次思想文化上的深重危机。
当时新执政党文化上远未成熟起来，尚不能认清一个秉持全新文化理想的新政权在旧文化的泥坑中的险恶处境，尚不能认清社会革命虽由经济政治发轫但必以观念上的决裂为最终完成的硬道理，当时的新执政党，还对文化斗争缺乏普遍的觉悟。
这就是德胜公提出“马克思加秦始皇”这一命题的历史背景。
马克思的文化理想，是要发动一次翻天覆地的革命，不仅要砸烂旧世界还要建设新世界。
秦始皇的政治实践，真正实现了改天换地的革命，粉碎了旧秩序建立了新秩序。
虽然秦始皇的政治实践，远没有马克思的文化理想那样彻底，秦始皇没能建立新世界，只是建立了新秩序，秦始皇没能翻天覆地，只是改天换地，但毕竟，秦始皇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建立了完善的可持续发展的政治制度的人物。
秦在旧文化的天空下，通过制度设计和政治组织激发了超常的社会动员力，创造了空前的并且在两千余年里也堪称绝后的奇迹。
秦始皇的奇迹，直到1949年，才被一个崭新的执政党超越。
新中国，在新文化的天空下，通过制度设计和政治组织激发了史无前例的社会能动性，创造了秦始皇旧文化的背景下根本想也不敢想的奇迹。
新中国前三十年的伟大成就，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的伟大成就，就是先进的文化资源与优秀的政治遗产相结合的伟大成就。
马克思加秦始皇，不是凭空想出来的药方子，而是从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总结出来的一剂攻守兼备的猛药，一剂标本兼治的良药。
用马克思人类解放的天，换掉秦始皇君权至上的天，用秦始皇强大统一的地，撑起马克思人类解放的天，这就是马克思的思想文化与秦始皇的政治实践相结合；用秦始皇的政治实践去实现马克思的文化理想，这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
接下来，我们就尝试着，对马克思加秦始皇这个药方子，做粗浅的辨析。我才力识见岂敢望德胜公项背，惟站在巨人肩上，始能不惴浅陋，勉为其难，为伟人名言略作疏证，也算是拨公知摇唇鼓舌牵强附会之乱，反德胜公高瞻远瞩宏大慈悲之正吧？
秦始皇都干了什么
01，秦始皇的历史位置
要想了解秦始皇都干了什么，就得略知秦始皇之前，都有些什么。
贾谊说秦始皇奋六世之余烈，那只是从战国时期秦国一家说起的，像这样孤立地截取战国一段偏执秦国一隅，是看不出秦始皇的历史地位和历史贡献的。
要真正了解秦始皇，得把秦始皇放在更大的千年背景六国全境的格局中去考察。只有准确定位秦始皇的历史位置，才能切实把握秦始皇的历史作为。
秦始皇是处在中国文字记载的历史中第一个千年大变局的节点上。
秦始皇面对的历史遗产，是幅员辽阔的疆域和以人为本的政治。
秦始皇面临的历史问题，是各自为政的列国和动荡撕裂的社会。
秦始皇肩负的历史使命，是在幅员辽阔的疆域重建人本的秩序。
周王朝的伟大革命，实现了文化启蒙，推翻了神权统治，建立了世俗社会。
周王朝的政治实践，开拓了国家疆域，创制了宗法封建，建立了世俗国家。
周人的封建制，其实是从部落联盟向国家政权过渡的组织形式，今天我们说起它，都注重它的“分裂割据”的负面，却不能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中，认清它强化中枢控制的正面。事实上，周人的封建，本是强化中枢控制的制度设计，是把原本松散的友邦联盟，改造成坚固的国家组织，其本义不是让封建诸侯各行其是，而是利用血亲关系，编造宗法网络，让封建诸侯帮助中枢实施对全域的政治控制。从这个意义上讲，周初的封建制，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建设“中央集权”的尝试。
但是建筑在血亲关联之上的宗法封建，无法持久，周人原本打算的诸侯向下的制度传递，最后衍变成向上的礼乐僭越，诸侯没能约束士大夫，对封国进行有效控制，却闹出士大夫觊觎诸侯、诸侯僭越中枢的乱局，季氏八佾舞于庭，晋文公求隧葬，楚庄王问鼎，凡此种种，已经把周人的封建宗法制度设计打得粉碎。
最后，陪臣执国命，而权臣最终取代了国君，周人设计的宗法封建制，终于完全背离了强化中枢权力的初衷，成为杀死中枢权力的毒瘤。
但周人强化中枢权力，建立一个世俗政权的启蒙理想却没有因此颓废，而是以一种完全出人意料的方式落在了秦始皇的肩上。
这大约就是秦始皇所处的历史位置，就是秦始皇面对的历史问题，就是秦始皇肩负的历史责任。
02，秦始皇的思想背景
神权的崩塌是和私有制观念的逐步制度化相伴随的。
私有观念的逐步发育成熟，使人一步步走出神权控制实现启蒙。
这本来就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趋势，最初生产力水平较低，物质生产的规模尚不足以维持广泛的私有制观念，因此，最初的阶级，只能附着于神学统治来实现自己的利益诉求。但物质生产的规模不断壮大，社会组织的规模日趋庞大，私有制观念也日趋广泛多元，进而形成稳固的社会阶级，就需要以政权的形式将社会组织起来。
随着组织力的一步步壮大，生产力也在大幅提升，世俗权力也日益壮大，人文信心不断增长，最终为走出神权控制做足了准备，启蒙也就水到渠成。
启蒙之后，人文爆发式觉醒，私有制观念也指数倍泛滥，最终成为启蒙后的显学，成为人的普遍思想观念。启蒙，启的就是人的这份“私心”。
私心一起，礼法乐教，都无法遏制，最终礼崩乐坏也就顺理成章了。而礼崩乐坏之后的处士横行百家争鸣，也算是私有制观念的一次狂欢式大碰撞。
从神启威权面前站起来的世俗人，自我意识的觉醒已不可遏制，那些有“独立思考”精神的启蒙产物，就像硬塞在一个麻袋里的土豆一样，他们一心想的只是如何崩裂麻袋，然后随心所欲地四处滚动。
如何在已经普遍觉悟的“私心”基础上，重新建立公权的权威和秩序，是秦始皇及其前的“六世余烈”面临的重大课题。也是秦始皇要解决的历史性难题。
这一次难就难在，秦始皇无法再借助已经没落的神权蛊惑和已经僵化的宗法统御，这一次秦始皇只能凭借世俗权力，在私心恣肆的环境中建立公权的世俗权威与秩序。
03，秦始皇的社会资源
从周初宗法封建以来，社会上一直有一股潜流，与周王朝宗子维城的宗法封建贵族正规体制遥遥相对，那就是新兴商人地主阶层。
商人地主阶层，是有经济实力却少政治权力的阶层，是礼乐制度的破坏因素。
政治地位上的劣势，使商人地主阶层对改变现状更有热情，对发展新事物更积极，他们急于改变现状，以求政治上的上进。因此他们能积极推动经济上的变革，以打破大贵族对社会资源的垄断。他们是先秦时期中国社会革命力量的生力军。
他们登上历史舞台的时间很早，早到周宣王时期，就曾经染指过中枢权力，但因为历史条件不成熟，革命萌芽被周召共和粉碎了。但这个新兴势力，以不可遏制的势头，一步步壮大起来，最终在春秋时代粉墨登场，成为“礼崩乐坏”的主要爆破手。
进而他们在秦国取得了绝对的政治权力，把秦国打造成一个新兴商业地主执政的强大国家机器，开始了改造旧世界的血腥征伐。
从商鞅经张仪、范雎、吕不韦，这个新阶级一路高歌猛进，把秦国推上了政治经济军事的顶峰，为秦国的最终胜利铺平了道路。
而新兴商人地主阶级，就是秦始皇建功立业凭恃的最主要的社会资源。
04，商鞅的伟大贡献
秦国的巨大成功，离不开商鞅的贡献。
秦始皇的伟大成就，就是在商鞅基础上取得的。
而中国后来的发展，也脱不去商鞅的影子。
甚至眼下震撼世界的中国模式的伟力，也蕴含着商鞅给予的宝贵滋养。
商鞅变法，是人类历史上伟大的政治制度设计，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完全站在世俗立场上，为实现世俗目标而做的政治努力。不但不为神学，亦不假神学，从这个意义上讲，商鞅变法是人类启蒙史上第一次伟大的制度革命。
商鞅的变法内容具体而微，涉及方方面面。但归根到底，就是重农抑商富国强兵，而首要任务就是消除特权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就因为这变态地厉行平等的法治原则，让商鞅沦为后世汲汲于特权化粪池的儒家君子口诛笔伐的对象，商鞅也因此背上了千古骂名，还连带着秦始皇也一起被钉上“耻辱柱”。
历史上的商鞅有两大贡献。一大贡献是打破贵族的经济垄断，厉行土地私有政策，允许土地的买卖，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彻底解放了社会生产力；另一大贡献是打破了贵族世袭的特权，剥夺世袭封爵，用来奖励军功，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最大限度地实现了社会成员的政治平等。
商鞅经济上的革命性创制，被后世完整继承下来，构成两千多年封建经济所有制的基础，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基本经济模式。后世的封建统治阶级，乐享可以随意兼并的小自耕农经济模式，却讳言这一模式本是商鞅变法的起点，是商鞅创制的社会经济制度。
而商鞅谋求政治平等的革命性创制，却成为他最重要的历史污点，他杜绝了门荫世袭之路，动了所有特权阶层的奶酪，自然成为历代特权阶层的公敌，而官修正史是特权阶层的私家账本，商鞅在特权阶层的官修正史中，被钉上耻辱柱也就顺理成章了。
但是不管怎么说，商鞅经济上政治上的两大革命性举措，亲手把秦国送上了富强之路，在建立世俗政治权力，实现世俗社会的太平理想的道路上，商鞅改周政之弦易封建之辙，另辟蹊径，走出了一片新天地。
05，为什么是秦国？
进入战国，变法差不多成了各国的共识。
晋楚弭兵之会后，各国从外部战争脱身出来，转而陷入内部倾轧，最终强大的晋国被三家大夫瓜分，曾主天下征伐的齐国也落入田氏之手。虽然秦楚还是当年的秦楚，但齐晋早已不是曾经的齐晋，七雄争霸的格局已经形成，周王朝的陨落已经不可逆转。
列强都意识到，旧法不得不变，而越来越严酷的兼并战争，也逼着列强争相出新。
当时率先变法的其实是韩国，而变法比较成功的是魏国，魏国也仗着变法，一跃成为战国初期最强大的势力。与韩魏甚至楚相比，秦的变法算是比较晚起的，但好饭不怕晚，恰恰是晚起的秦之变法后来居上，把秦国推上了强国之路。
何以列国变法都不彻底，惟秦国变法最终使秦国脱胎换骨？何以变法在秦国取得了决定性的成功？个中原因说来恐怕有点让人难以接受，秦国能在变法中脱胎换骨，恰恰是因为秦国的落后。
秦国的落后，不是国力上的落后，而是文化上的“落后”，秦国一直被中原文化排挤在西方一隅，不能融入中原文化的主流。而且和楚国不同，楚国不服周政，但楚国自认可以在文化上与周文化分庭抗礼，楚国是从头到尾从里到外地“不服周”，直到今天，湖北话不服气的发音还近乎“不服周”。但秦国没有楚国这样的文化自信，秦国可以偶然在国力上与晋国这样的中原盟主一较高下，但在文化上，基本没有分庭抗礼的余地。在中原周王朝的核心文化区，一直是视秦国为蛮夷的。
秦国经济上和政治上受文化教化的程度不深，因此秦国没有齐晋意义上那种强大成熟的贵族政治，野蛮的殉葬习俗，也使秦国无法形成有影响有势力的公卿阶层。在周文化圈中的豪门看来，这就是足以让人笑掉大牙的愚昧和落后。
但恰恰是这份“愚昧和落后”，让秦国少了一份历史包袱，为秦国提供了弯道超车的本钱。秦国没有势力强大的公卿贵族，阻挠新法的保守势力，远不及韩魏齐楚那样强大，相应地，秦国的国君也较其他国家的君主更为强势，秦国也因此成了新法发展壮大的隆兴之地。
06，人亡法不息
变法改制的社会革命，殊非一代人能一蹴而就，需要数代入前仆后继的累积才能竟其功。韩魏楚等国的变法，起步的时候有声有色，但随着变法发动者的失势，便人亡政息，迅速被守旧保守势力复辟。像吴起在魏国的变法，本来也风生水起成效显著，但随着吴起的败逃，新法也就暗淡收场，新法打造的强大魏武卒，也因为制度上无以为续，日渐其衰落，终于退出历史舞台。如何让新法在人亡之后能传承下去，是当时变法的最大瓶颈，而突破此瓶颈的恰是保守势力相对薄弱、君主威权相对强大的秦国。
千百年来，儒家君子一直嘲笑商鞅作法自毙，极力渲染商鞅的不得好死，以儆效尤。但儒家君子都忘了一件事，恰恰是商鞅的法，做到了人亡法不息，成为后世的制度依据。商鞅的历史价值，就在于他的法，商鞅的法若在，商鞅其实就虽死犹生，今天儒家士君子早已原谅了王安石，但却抵死不肯放过商鞅，恰恰说明商鞅永远活在他们心中，成为他们心头拔不掉的那根尖锐的芒刺。
这结局未必是商鞅的本义，但却是商鞅的真义。死得狼狈只是人缺乏历史觉悟，但活得精彩，却是人具足历史责任。商鞅就是一个具足历史责任又缺乏历史觉悟的人物。
秦惠王杀了商鞅，却留下了新法。秦国的贵族，有足够的力量杀死商鞅，却没有足够的力量搬倒新法。贵族的私心，杀死了商鞅的私欲，但贵族的私心，最终没能撼动商鞅的公义，新法，在秦国落地生根开花结果，最终把秦国送上了统一天下的巅峰。
07，将新法贯彻到底
虽然新法是以平等为旗帜做政治动员，但实行新法的新兴商业地主并不是要打造一个真正平等的新世界。就像两千年后欧洲新兴的资产阶级一样，虽然打着平等博爱的旗号，但并不是要建立一个平等博爱的新世界。
他们所秉的阶级本性决定了，他们的平等诉求，只是他们踩过旧贵族的头问鼎政治权力的政治号召。新兴商业地主，不惜牺牲致力于打倒旧贵族，就是要在政治上经济上全面接手贵族的特权。他们不是要消灭特权，而是要夺权。
这其实是变法人的本心，是变法人的主观动机。
比如商鞅，当商鞅被诬造反时，他选择了起兵反叛，当他自己的利益受到严重威胁的时候，他选择了乱法自救。而这恰是他立法时坚决禁止的。
从商鞅的立法精神上讲，商鞅并不是作法自毙，而是做法乱法，结果被法所毙。
但新法的奇效是客观的，一旦新法的奇效在社会上彰显出来，法的运行就不再以变法者的意志为转移。
对秦国来说，重要的已不再是商鞅，而是商鞅的法。一个没有贵族、没有特权阶层、没有权力中间商的高效的政治组织形式，是商鞅的法给秦国的承诺。
而秦王为了实现这个承诺启示的目标，是不惜任何代价的。唯有把此政治精神坚守下去，唯有将新法贯彻到底，才能兑现商鞅新法的承诺，实现变法的目标。
在此过程中，不仅不能给旧贵族留下乱法的余地，也不能给新权臣留下乱法的特权，商鞅的死，以及商鞅死后商鞅的法之大行，恰好彰显了秦国要将新法贯彻到底的坚强意志，那份意志里面，已经凸显出一个强大帝国的身影。
08，吕不韦的启示
商鞅的死，从商鞅的角度来讲，恰说明新兴商业地主变法革命的局限性。
新兴商业地主，不是什么社会慈善家，也不是什么政治上的理想主义者，变法只是他们的手段，他们的阶段性目的是要通过新法谋得政治权力，并借助政治权力实现并永久保有经济上的特权，再藉由经济特权，实现政治垄断。
如果说商鞅身上还能看到些许政治理想主义的色彩，那商鞅的后继者们，这种政治家的底色就越发淡薄，而投机政客的面目也越发狰狞了。即如张仪范雎等人，都是政治上的机会主义者，其专凭才智谋私利的态度毫不掩饰。
新法烤制了一块大蛋糕，新法也提升了一个新阶级，新法必定造成一批新贵。因此，这块大蛋糕的归属权，一直是秦王和秦相争夺的焦点。
这种争夺贯穿了秦昭襄王的一生。并在吕不韦那里达到顶点。
历史上关于吕不韦的传说有很多，即如司马迁，在吕不韦传和秦始皇本纪中，就有不同的叙述。但有一点大约是无疑的，那就是吕不韦是历史上第一个试图凭借财力控制政权的财阀，从这个意义上讲，吕不韦可以算是后来欧洲金融资本的鼻祖。
秦始皇和吕不韦的斗争，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反抗财阀的政权保卫战。
新兴商业地主协助秦国走上统一之路，在此过程中努力把自己打造成新时代的新贵，在统一的最后关头，新贵与新政之间，为争夺变法的胜利果实，做了对决。从事态发展上看，是秦始皇主动出击，但从大势上看，是秦始皇绝地反击。吕不韦不需要主动出击，他可以坐等他想要的东西，新兴商业地主已经准备好去做全天下的主人。
但秦始皇撕裂了新兴商业地主登顶权力的政治梦，他用新法赋予他的威权，摧毁了新法执行者企图凭借新法打造新贵的政治阴谋。他消灭了新法所由的那个阶级的代言人，强制新法兑现自己的承诺：消灭贵族特权，实现君权仲裁下的社会平等。
吕不韦的投机警示后人，把政治作为谋取利润的投资，这种赤裸裸的商业行为是行不通的，新兴商业地主要想“夺回”新法的成果，在新秩序中实现自己的特权专政，必须要另辟蹊径，为商业投资做更体面的包装才行。
吕不韦的政治投机失败了，但吕不韦的文化投机，却在后世开花结果，他雇佣枪手编撰的《吕览》，为他赢得了令人瞠目的文化声誉，被司马迁高举到和文王演周易孔子著春秋比肩的程度。
这也预示着，不久的将来，新兴商业地主，将以文化的方式，重新杀回政坛，去取回新法“应许”他们的特权。
秦始皇虽然粉碎了吕不韦的政治阴谋，但他没法根除吕不韦这个阶级野蛮生长的政治野心。秦始皇暂时的胜利，拉开了王权和新阶级博弈的大幕，这出大戏上演了2000年，直到辛亥革命皇冠落地，新阶级也早已成了旧权贵，可他们特权路上的狂欢，却没有停下脚步。
09，秦始皇都做了什么？
搬倒吕不韦，对秦始皇来讲，是标志性的事件，对整个中国历史来说，也是划时代的事件。它意味着，政治要独立行驶自己的权力，不接受任何绑架和蛊惑。
从吕不韦事件之后，秦始皇就走上了独立行驶政治权力的坎坷之路。
他运用政治权力，在统一后筚路蓝缕的破烂摊子上，打造了完备严谨的制度体制。永久地奠定了中国大一统的政治格局。
他彻底废除了封建邦国的体制，厉行郡县，从根本上消除了割据分裂的隐患。
他拒不向新贵做丝毫妥协，用官吏代替卿士，建立了崭新的政治秩序。
他用浪漫的想象力和严酷的执行力，在六国的废墟上组装了一个帝国。
他用惊人的气魄开疆拓土，驱匈奴筑长城，征百越勘东海，建立了帝国新边疆。
他用偏执狂式的激情贯彻统一意志，他凭借统一的法令，统一了文字、车轨、度量衡、钱币；甚至统一了弓弩原件的制式，他统一了一个统一的大帝国必备的所有要素。
他用超人的精力拼命履职，巡行天下镇抚海内，为了政治稳定他一直奔波在路上。
他用非人的残酷树立威权，断绝天下人颠覆政治秩序的妄想，为维护政治安全不惜冒暴君之名贻后世之辱。
秦始皇是改天换地的人物，是世俗政权国家的缔造者，是肇自周人的伟大启蒙运动的政治实现者。
周公推翻神权统治，从信仰上走出蒙昧，制礼乐提出世俗社会的设计蓝图。
孔子用仁对礼乐进行启蒙实践，实现了思想启蒙，完成了世俗社会的信仰建设。
秦始皇继承了大同理想，撇开了礼乐规划，剑走偏锋，用政治力量，打造了一个没有神权也拒绝特权的世俗国家体制，把疆域拓展到孔子四海之内皆兄弟的体量上，从政治上实现了肇自周公成于孔子的启蒙理想。
从这个意义上讲，秦始皇是名副其实的启蒙理想的政治实现者。
但用政治手段实现启蒙理想，也给秦始皇的政治体制留下一个命门，那就是文化。文化是秦政的致命缺陷，秦始皇差不多凭借政治手段完成了所有项目的统一，并且永久性地确立了统一的规制，但文化除外，只有文化，一直没能获得妥善的处置。
这个缺漏，不仅是秦政的缺漏，也是整个中国封建社会政治史上最致命的缺漏，秦始皇的文化斗争，彻底撕裂了文化和政治的关系，为后世中国太平事业留下了最致命的隐患。
10，秦始皇的文化斗争
相比于秦始皇展开的其他斗争，秦始皇的文化斗争尤其显得惨烈，不仅生前成效甚微，身后还为他留下了千古骂名。
秦始皇被钉上绅权历史耻辱柱的第一大罪责就是焚书坑儒。
说起焚书，其实秦始皇焚得最彻底的是六国史录，主要是为了形成统一的历史表述，消除可能滋生分裂割据的地方自主意志，顺带着推行统一的文字书写。至于所谓百家之言，主要是禁民间私藏，以便消除战国时期甚嚣尘上的纷纷扰扰的思想乱象，维持统一局面。
而秦始皇的坑儒，主要对象是招摇撞骗的方士，和非议法制的儒生，方士假神道之名蛊惑人心，很容易聚成邪教，而非议法制的儒生打着文化的旗号，做政治煽动，更是政治统一的大隐患，坑杀方士和儒生，正是秦始皇用非人的严酷树立威权的一个具体表现。
秦始皇的文化斗争，主要是严防文化危害大一统的政治安全，而不是要压制甚或消灭文化。秦始皇坑儒，但秦庭却供养专职的儒博士，秦始皇焚书，但秦庭却收藏前人典籍妥善保存。可见秦始皇倒不是要消灭文化，而是严禁文化颠覆政治。他不能让文化累积成新的特权阶层，腐化为侵蚀大一统政治的毒瘤。
但不管怎么说，秦始皇激进的文化政策，彻底毁掉了政治和文化的关系，政治已经不能赢得文化的支持，无法藉由文化维护政治安全。
于是秦始皇由焚书坑儒引申出另一个必然的政策，就是以吏为师。
既然旧有的文化之师和新秩序完全水火不容，那新秩序的传播和宣传，就只能交给新秩序的基层执行者——吏了。以吏为师，是新秩序不得已的苦衷，新秩序来不及建立自己的文化体系，就只能用基层的吏来代行文化传播中原本由师担负的职责。
以吏为师，恰恰证明了秦政建立的新秩序，在文化上的狼狈处境。它几乎毫无文化资源可以凭恃，毫无文化力量可以信任。面对文化，秦政成了不折不扣的孤家寡人。
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秦始皇在后世如此声名狼藉。后世的文化人视秦始皇为洪水猛兽，口诛笔伐反复鞭秦始皇之尸，到了食肉寝皮犹不解其恨的地步。
秦始皇的文化斗争，只是撕裂了文化和政治的关系，在他生前遏制了文化在政治上的野蛮生长，但他最终没法遏制文化成为新的特权阶层。
当新兴商业地主披上文化的外衣王者归来的时候，秦始皇的历史口碑必将万劫不复，而秦始皇一手打造的大一统的政治也注定得在特权与平等跷跷板的周期律中辗转挣扎。
秦始皇的文化斗争，注定要惨淡收场。
11，秦政的体制缺陷
文化斗争的最终失败，归根到底是秦法的体制缺陷决定的。
新兴商业地主沉重打击了旧贵族，而秦始皇又彻底剪除了新兴商业地主的政治垄断。
他努力要建立一个由君权仲裁的人人“平等”的世俗社会。
但是他只能在政治制度层面勉强作为，却没法动摇新兴商业地主的经济根本。
秦政，虽然政治上打击了新兴商业地主，把贵族政治变成官僚政治，把士变成了吏，打造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世俗的官僚政治体系。
但这个体系只能附着在土地私有自由兼并的新兴商业地主的经济特权之上，新兴商业地主，已经在经济上取得了主导权，它必定会利用手中的权力不断博取政治权。
秦始皇虽然凭借政治力量，实现了启蒙理想，但他没法超出客观的历史条件，保持这一理想。没有经济平等做支撑的政治平等，没法真正形成制度性的平等，这是秦政的致命缺陷。
秦政从立政之初，就因为伟大的政治理念与反动的经济基础不相匹配，而陷于绝望的人治陷阱。所谓人治，就是清明太平只能仰仗明君，而君主的贤明，其概率比掷骰子看点数的几率还要低。这就是秦政的最大缺陷。
妄图通过小农土地私有的经济基础来实现天下一家的大同政治理想，这是秦政最致命的缺陷，也是秦始皇根本无法跨越的历史局限。
小农土地私有，只是新兴商业地主为开兼并之门而做的制度设计，是匹配新兴商业地主利益的经济模式。小农土地私有的所有制关系，是新兴商业地主的主场，在人家的主张和人家做政治斗争，或许可以勉强收一时之功，占一世之利，但做文化斗争，求千秋万代之功，则无异于以卵击石。
这就好比一个囚徒，在监狱院墙内和狱卒殊死搏斗，无论你斗倒多少狱卒，只要你翻不过院墙实现越狱，你都只是一个囚徒。秦始皇，就是这样一个战无不胜的囚徒。
他伟大的启蒙政治理想，被囚禁在小农土地所有制的囚笼里，他所有灼目的政治胜利，都不能改变这囚徒的境遇，最终只能沦为绅权文化专制宣示文化威权的战利品，一直挂在绅权史学的耻辱柱上，为后世所有敢于凭借政治权威和特权阶层作斗争的人敲响警钟。
12，秦政的政治悖论
小农土地私有制和大同政治理想这一体制上的缺陷，导致秦政陷入一个致命的悖论。
对秦始皇看来说，谁是他的朋友，谁是他的敌人，是困扰他一生的问题。
他没法理清这个问题，于是把所有人都当成敌人，凭借手中的政治威权夜战八方，四处出击。他成了“朕”，成了“寡人”，最终被政治权威彻底异化。
秦始皇一直没能解决一个根本问题，那就是到底和谁治理天下的问题。
建筑在小农土地私有生产关系上的意识形态，不可能超出私有制的囚笼，而在私有制的囚笼中，秦始皇不可能真正看到太平事业的边界，不可能真正洞察太平事业的本质。
太平是天下的太平，一旦失去太平，则天下人一起遭殃，那也就意味着，守护太平是天下人的共同事业。太平是公有制的事业，大同是公共的理想。
但被私有制囚禁的秦始皇，只能把政治威权视为私有财产，只能把太平事业视为一家一姓的子孙帝王万世家业。
把太平事业私有化，固然调动了私有者的积极性，却没法凝聚所有人的积极性。
于是就秦始皇一个人分身乏术，而周围人就是有心相助也无从插手的局面。于是就有了他担心自己人寿有限而太平事业遥遥无期，便转而热衷于求长生不老的闹剧。后人称秦始皇要长生不老是想永保富贵，可检点秦始皇一生，除了杀伐由己之外，哪有富贵安逸可留恋？他的一心要长生不老，实在是补救事也无涯生也有涯之阙无奈和迫不得已的非分之想。
事已至此，他只能独自一人承担起守护天下太平的伟大事业，无论他怎样天纵英才，他都无力独自承担起这份责任，勉为其难就不免漏洞百出，漏洞百出就形近恣肆妄为。
这就好比一个五十人的交响乐，由一个乐师来完成，无论他如何才华横溢，他都不免狼狈不堪以至于错漏百出。
用个人的政治奋斗，去实现大众的政治理想，这就是秦政最致命的政治悖论。也是所有试图循着秦始皇的道路求索大同的后来者共同的瓶颈。无论是朱元璋、李自成，乃至洪秀全甚至孙中山，他们最终都没能超越这个囚笼，最终倒在了小农土地私有制的门槛处，最终深陷这个政治悖论不能自拔。
打击特权不是为了大众的平等，而是为了保有自己独一无二的特权，这就是此悖论的实质。哪怕你用这特权转而去为大众的平等服务，你的特权也注定会把你拖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这也是秦始皇政治实践最终归于失败的必然。他虽然创立了大一统的体制，并传承下去，但他最终没能实现真正的启蒙社会理想，没能实现真正的大同，他不是累倒在奔向大同的康庄大路上，而是绊倒在小农私有制生产关系的险仄小道上。
秦始皇关辉战斗的一生，启示后辈，政治的能动性能带来怎样伟大的社会成就。
秦始皇悲凉落魄的身后名，则警策后辈，大众的事业，必须团结大众共同完成，世界上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哪怕像秦始皇那样惊才绝艳的不世出的伟人，他也不能独自扮演救世主的角色，凭一己之力为大众打开大同的大门。
这个题目，人类求索了两千年，了无头绪，无数英杰，都被这个悖论拖垮撕裂。
直到有一天，一个叫马克思的德国人，站在秦始皇的悖论面前，用翻天覆地的气概，说出了自己的答案：消灭私有制！
马克思想干什么
01，解放全人类
马克思到底想干什么？
他穷尽一生批判资本主义制度，鼓动无产阶级革命，宣扬共产主义理想，为此颠沛流离百折不回，他到底想干什么？
他卷帙浩繁的著作，宏伟严谨的理论体系，翻天覆地的唯物史观，鞭辟入里的唯物辩证法，才宏义正的政治经济学，情茂理至的科学社会主义，以及他光辉战斗的革命历程，都指向一个终极的目标，那就是解放全人类。
没错，解放全人类，就是马克思毕生心心念念的理想，就是马克思想要干的事情。
马克思用德国式的深刻、英国式的严谨和法国式的激情，勾画了解放全人类的宏伟蓝图。
解放全人类，首先要废除私有制，私有制的废除，需要无产阶级的斗争来实现，而无产阶级为了有效地开展斗争，就要联合起来，无产阶级的联合需要一个坚强的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联合起来的无产阶级，在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下，通过废除私有制，向所有旧世界宣战，开展解放全人类的伟大斗争。为了推动无产阶级的伟大斗争进行到底，马克思提醒无产阶级，时刻不要忘记自己的历史使命，不要为浅薄的眼前利益放弃伟大斗争，无产阶级无法通过斗争率先解放自己，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终解放自己。
这就是马克思的最终目的，这就是马克思为实现其最终目的而提供的方案。
马克思，是人类文化史上第二个站在劳苦大众一边的思想巨人（第一个是六祖惠能），马克思也是人类文化史上第一个赋予劳苦大众以解放全人类的历史使命并为此解放斗争提供了强有力的思想武器的文化斗士。
马克思主义，把解放全人类——这个资产阶级博爱和地主阶级仁爱羞羞答答地嘟哝着的道义口号，这个宗教神棍信誓旦旦的空头支票，变成共产主义革命实实在在的目标。
虽然它很遥远，但已经绝非遥不可及，而是可以凭借斗争实现的目标。
马克思堪比盗火者，用天火照亮人类的未来，也为人类的历史翻开新纪元。
从此，人类有了明确的前进方向，有了现实的终极理想。人类终于有了属于全人类的共同的解放事业。
而这一解放事业开展起来的第一步，就是先要剥夺一小部分人对大众的剥削和压迫，就是要赶走一直横亘在启蒙运动面前的那个拦路虎，就是要消灭私有制。
02，私有制是万恶之源
马克思认为人类历史上一切问题的根源，是私有制，私有制是人类社会一切恶的根源。要想根本上解决人类眼下的问题，必须从消灭私有制入手。
一提到消灭私有制，很多人就不免慌张起来，把手捂住自己的钱包，仿佛马克思主义马上要没收他们荷包里的零钱一样。其实这是对私有制的误解，私有制不是私有财产，而是私有资本，私有财产是用来维持人的生活的，而私有资本是用来控制他人的生活的。
对此马克思有经典的表述：共产主义并不剥夺任何人占有社会产品的权力，它只剥夺利用这种占有去奴役他人劳动的权力。奴役他人劳动、控制他人生活，才是私有资本的本质。
从这个意义上讲，私有制不是人和物之间的关系，不是此物属于我私有，故而神圣不可侵犯的物权概念，私有制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少数人以额外的物质盈余作为资本，控制他人生活奴役他人劳动盘剥他人利益的人权概念。
所谓消灭私有制，就是要消灭这种用私有资本奴役其他社会成员的制度。
为了更好地说明私有制，我们不妨举一个例子。
《庄子·逍遥游》曾举例诫奢，称偃鼠饮河，不过满腹。大意就是说，鼹鼠在河边喝水，一般以喝饱为限。这是自然之理，不止鼹鼠，自然界的动物基本都是如此。
我们不妨做如下设想：
某鼹鼠把水存起来，以便口渴的时候随时能喝，这种情况，就是水资源的私家占有；
某鼹鼠把水存起来，在旱季的时候，用水和同伴交换食物，就是水资源作为商品的流通；
某鼹鼠以存水雇佣其他鼹鼠帮他挖蚯蚓，就是水资源的资本化，就是私有制的雏形；
某鼹鼠通过水资本控制了食物链，用食物雇佣更多的鼹鼠，发展壮大势力，最后把水源完全控制在自己手里，凭借水源资本控制所有鼹鼠，雇佣鼹鼠为他劳动，并抽走大部分劳动所得，只留一少部分给受雇鼹鼠做维持生计用，于是某鼹鼠富可敌族群，而其他鼹鼠，都成了它资本机器的耗材元件。此时，鼹鼠族群就已经进化到资本主义时代，而私有制也成了神圣不可侵犯的崇高律法。
用来做交换的水，是商品化的水资源，直到此时，所谓私有观念，都还是人与物之间的私家占有关系。但到了水资源资本化之后，就不再是某鼹鼠和水的关系，而是某鼹鼠和其他鼹鼠的关系，到了控制水资源的时候，就已经不再是某鼹鼠和其他鼹鼠的关系，而是某鼹鼠和整个鼹鼠族群的关系。
一旦资本开始涉足雇佣劳动，私有制就成了摧毁族群的万恶之源，它把所有的社会关系都摧残成变相的奴隶主和奴隶的关系。
只不过，奴隶制是强制奴隶劳动，而资本私有制，是“雇佣”奴隶自愿劳动。
这就是私有制的本义，这就是马克思要消灭私有制的本意。
全人类的解放，必须从消灭人对人的奴役入手，而私有制是奴役的基础，是奴役链的主线。不消灭私有制，人的自主也无从说起，更遑论人的解放。
消灭私有制，就是马克思对无产阶级革命的嘱托，就是解放全人类之万里长征的第一步。
03，社会主义公有制
与消灭私有制相对应的，自然就是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
这是马克思为当代社会指明的出路。
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关系到劳动的社会属性以及资本的社会属性问题。
马克思认为：资本是集体的产物，它只有通过社会许多成员的共同活动，而且归根到底只有通过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活动，才能运动起来。
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活动，就是劳动，劳动所创造的价值，应归全体社会成员共同所有。
劳动本来就是公有的，没有人能凭借自己一个人的劳动生存下去，社会生存是建立在社会全体成员共同劳动的基础上的。
当资本公有，生产资料公有的时候，公有的劳动，就能为社会全体成员创造财富。
但当资本私有，生产资料私有的时候，全社会的公有劳动，就被私有的资本和私有的生产资料控制，而劳动创造的理应由劳动者公有的财富，就因资本和生产资料的私有，而归入私有者的私囊。
于是，私有资本控制生产资料奴役全社会，而奴役全社会的同时，自己也在攫取利润的路上沦为独夫，最终被资本异化为奴隶。
于是社会被私有制撕裂，财富分配的失衡，曾经激发了社会活力，但随着失衡的加剧，社会活力一步步恶化为社会动荡，私有制也成了动荡之源。
无论是西方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还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周期律，都是财富分配失衡的结果，失衡到一定程度，就要谋求新的平衡。每次谋求新的平衡，就是一次大规模的社会动荡。
但私有制才是分配失衡的根本，在私有制的框架里，只能局部地、暂时性地解决危机，无法根本实现分配公平，社会只能在周期性的动荡中蹒跚挣扎，而越演越烈的动荡，最终窒息社会活力，私有制也从最初的革命性的力量蜕化为反革命的力量。
要彻底解决周期律问题，就只有消灭私有制，无论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还是封建社会的周期律，都是如此。
因此，马克思才特别强调，所有制问题，是一切革命运动的基本问题。
革命的现实目标，就是消灭私有制，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
04，无产阶级的联合
劳动的社会分工，极大促进了人类社会的发展，打破自给自足的小国寡民模式，人类社会才一步步发展壮大起来。
但劳动的社会分工，也带来社会的分裂。社会被分成不同行业、不同区域和不同身份，但各行业严守自己的门户，尚可以维持低级水平的独立性。各自独立的行业，通过社会交换，在较低水平上维持社会运转。
这就是前资本主义时代的市民状况。
分散的劳动，是升级版的小国寡民，是各行业内部的小国寡民与各行业之间的社会联合，当时的社会联合是以行业为单元的。
直到资本出现，资本用债务捆绑，将各行业打碎重组，以全新的方式将社会劳动组织起来。各行业不再是独立的单元，而是资本大机器中的部件。原本各行业内部的稳定关系，变成了各行业内部人员的彼此竞争，为了一份被雇佣的机会，行业内的残酷竞争开始了。同行之间的残酷竞争，没能给行业内部成员带来财富，相反却让他们丧失了所有，沦为彻头彻尾的无产阶级，不得不仰赖一份雇佣机会维持生计，现代的无产阶级由此诞生了。
于是现代大工业拔地而起。
真正将现代无产阶级组织起来的，是私有资本主导的现代大工业。资本将无产阶级打造成攫取利润的高效工具。而利润都归入资产者的腰包。
这就是私有资本的本质，无论它以何种形式实现自己，它的罪恶本质都是无法改变的。无论是监工的皮鞭还是996福报的迷魂汤，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奴役无产阶级。
无产阶级要想摆脱奴役解放自己，就得联合起来。
所谓联合起来，就是重新组织起来，资本已经把无产阶级组织起来，但资本是按照攫取利润的目的进行组织，其组织原则是奴役。无产阶级必须保持这种组织，但要代之以自己的组织原则，那就是解放。
奴役和解放有一个根本区别，就是分裂和团结。
以奴役为原则的组织，是把无产阶级分裂成彼此竞争互相敌视的单元，然后把这些陶醉于“个人自由”的无产阶级组织起来，实现奴役所有无产阶级的目的。
以解放为原则的组织，是把无产阶级团结成彼此需要互相帮助的整体，然后将已经觉悟了“团队精神”的无产阶级组织起来，实现解放全人类的伟大目标。
这就是马克思给无产阶级的忠告，无产阶级必须解放全人类才能最终解放自己，资产阶级鼓吹的个人自由，对一无所有的无产阶级来说就是贫穷和被奴役的自由，无产阶级必须迈过“个人主义”的陷阱，真正用集体主义精神联合起来，才能实现解放全人类的目标，而无产阶级，只有解放了全人类才能最终解放自己。
因此，马克思发出振聋发聩的狮子吼：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05，个人主义陷阱辨析
个人主义是以分裂无产阶级为目的的陷阱。
它比996福报更危险，996福报违背基本常识，是对人智商的强奸，而个人主义却抓住了人的一种普遍心理倾向，是对人的智商的诱奸。
处于弱势的个体，只有团结起来才能求生存，给弱势地位的个体灌输个人主义，就是要让弱势永远局促在弱势处境中，任强势予取予夺。
“集体主义”是自然律中的基本生存法则，“个人主义”是自然律中的毁灭之道。
在“弱肉强食”的自然界，哪怕是强大如狮子，也都是群居的，都是协作捕猎谋生的，一只离群索居的狮子，在自然界意味着死亡。
狮子尚且如此，斑马羚羊等食物链低端的弱势群体，更是如此。
对狮子之类掠食者来说，最佳的目标就是落单的斑马羚羊，掠食者的捕猎工作，主要是把目标从群体中驱赶出来，使之实现彻底的“个人主义”自由，以便实现掠食者的捕食自由。这就是个体自由在自然律中的位置。
而最让狮子们头疼的，就是一个族群万众一心的集体行动。
狮子王木法沙，就是死在野牛群的集体踩踏中的。被迁徙组织成集体的野牛，打破物种压制的限制实现逆袭，踩死狮子，这就是自然律的另一面：团结就是力量。
资产阶级一方面鼓吹所谓弱肉强食的自然律，为自己的奴役剥削压迫寻找借口，一方面又鼓吹反自然律的个人自由，以便为自己的奴役剥削压迫创造方便。
说到底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无忧无虑自由自在地奴役剥削压迫。
每一个掠食者都有一个梦想，就是所有的被捕猎者都是离群索居的。
每一个剥削者都有一个梦想，就是所有的被剥削者都是自由孤独的。
不同之处在于，掠食者凭借蛮力把被捕猎者从群体中驱赶出来，而剥削者却用个性自由的大饼让被剥削者自己解散。掠食者尚且凭自己的努力捕食，剥削者却煽动个性自由让被剥削者排队主动送上门。剥削者无耻的不劳而获，也算是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06，个性自由是一种心理本能
违背自然律的个人主义之所以有广泛的社会基础，是因为它是基于一种生物性的心理本能，它是与力比多相连带的自然力，这种自然力的能量要比自然律大，某种程度上，集体生存的自然律的主要功能就是限制个性自由的自然力。
在自然界，标新立异的个性彰显是一种求偶需求，只有在繁殖期，动物才尽情追求与众不同，因为与众不同的程度和性的机会直接相关。彼时，基于性的同类竞争便尖锐起来，族群内部表现出极强的竞争性，每个个体都表现得好斗易怒，都拼尽全力捍卫自己的个性自由不受侵犯，同时尽量去挤压其他个体的个性自由展示。归根到底，这是一种在异性面前争宠的生殖本能。这种原始的生殖竞争本能，其实是个性自由“信仰”的原生态。
因此，限制个性自由的主张，常被指责为压抑天性，而指责者所谓的天性压抑，其实就是性压抑。因为限制了个性自由的张扬，其实就是变相地限制了个体的性竞争，就是消减了个体的性机遇，从这个意义上讲，限制个性自由，的确可以等同于性压抑。
但人和动物是有区别的，自然的个性张扬和社会的个性张扬，有着霄壤之别。
自然的个性张扬，是发情期专属，对族群的生存状态来说，发情期是暂时的，因此个性张扬不是主流，也无以动摇集体生存的牢固地位。
社会的个性张扬则不然，人和动物不同，人没有固定的发情期，理论上讲，人群中的性竞争可以贯穿社会生活的始终，这种无休无止的个性张扬，必定会彻底颠覆集体生存的基础，于是，社会生活中，个性张扬与集体生存的矛盾就显得更加尖锐更加难以调和。而鼓吹个性自由的掠食者，总能直指力比多，揪住人欲，裹挟人心，实现分裂对手的战略意图。
鼓吹个性自由，通常以独立思考独立法权为标榜，但他们真正有力的武器是用娱乐销毁智商用消费刺激欲望，是直指人的下三路，用生物本能去瓦解社会责任，用个性放纵去颠覆公共安全。给每个个人塞上一个个性自由的奶嘴，奶嘴与力比多连线，把人裹挟在欲望的漩涡中，使人忘记社会责任，鄙视公共安全，使每个人成为蠕虫一样的微不足道的个体，成为掠食者予取予夺的食材。
一旦个性自由从生殖繁衍的自然中，走入无限性竞争的社会里，它其实就成了公共安全的最大威胁，无限制的性竞争，让自由的个性一直处于躁动焦虑之中，无时无刻都像发情的动物一样彼此敌对，随着敌对的常态化，这种焦虑便由性焦虑波及社会方方面面，最终形成深刻的生存焦虑。
从这个意义上讲，个性自由的泛滥，是造成大量自杀的主要原因。现代派三位大师都死于自杀，大约可算作此判断的有力注脚。
人是社会动物，由集体而成其安全，无限瓦解集体安全，最终必定彻底颠覆个人安全。
个人主义的终点，或许不是集体的毁灭，但必定是自己的毁灭。
07，为自由而战
人类历史上，有三个伟大的文化巨人，曾站在被压迫被剥削的人民大众一边发声。
第一个是孔子，他打破了贵族的道德垄断，还下下人以道德尊严与道德荣誉。但孔子没能坚守大众的立场，而是试图通过教育，让大众成长为精神上的“贵族”。他念念不忘的人生理想还是贵族。
第二个是慧能，他比孔子更进一步，打破了贵族的文化垄断，将下下人置于上上人之上，许下下人以成就上的荣誉。但慧能也没能突破社会的阶级藩篱，他把下下人的成就局限在个人修养上，最终脱离了社会实际，成为务虚的人生大饼。
第三个就是马克思，马克思走得比孔子和慧能更远，也更彻底，他直指社会生活的根本，从经济入手，将头脚倒置的人类精英主义历史端正过来，还人民以历史主人的崇高地位。而他坚定的人民立场，也不容任何虚妄的和空洞的说教去玷污人民的觉悟，他告诉人民，只有坚决彻底的斗争能改变人民的地位，改变历史的面貌，能创造人类的未来。他号召人民为自由而战，为解放而奋勇斗争。马克思主义是人类历史上第一部关于反抗压迫的斗争哲学。
人类文化发展到马克思主义，中华民族伟大的启蒙传统，终于和全人类共同解放的斗争哲学同步，经过近3000年的艰苦跋涉，人类终于站到一个共同的起点上，可以携手为全人类的解放共同奋斗。
马克思主义，就是接通东西方民权思想与实践的纽带，是通向全人类以民权为主导的崭新未来的桥梁。
马克思主义，第一次用解放与自我解放的目标，把无产阶级组织起来，使创造历史的力量，第一次自觉地担负起历史主人的责任，成为翻天覆地的革命力量。
有了马克思主义之后，历史上受压迫受剥削的广大群众，有了反压迫求解放的思想指南。
马克思引用但丁的名言，表达自己的革命意志与必胜信心：你们走进这里的，抛弃一切希望吧！不错，马克思打开了革命斗争的潘多拉盒子，并且把剥削阶级的希望永远关在盒子里，同时为受剥削受压迫者打开了通向未来的大门。
就像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结尾处说的那样：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
而无产者革命的有力武器就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08，将革命进行到底
解放全人类才是共产主义革命的最高理想。
建立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新世界，才是共产主义革命的最终目的。
这就要求，共产主义革命必须跨过人类历史上以往所有的群众暴动。
以往的群众暴动，都是以反压迫反剥削为起点，但结果无非两个，一个是最终失败，和压迫者两败俱伤，另一个是最终胜利，自己取压迫者而代之成为新的压迫者。
以往的群众暴动，无非是换了压迫的主人，却从未改变人压迫人的社会本质。
共产主义革命有别于此，共产主义革命不是要更换一批新的压迫者，而是要彻底推翻剥削制度，建立没有压迫的新世界。
这就要求共产主义革命在取得了反压迫斗争的胜利之后，还要继续将革命进行下去，直到彻底消除人类社会的剥削制度为止。
就像马克思告诫的那样：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
所以，共产主义革命，不止是社会地位变更那样简单，也不止是阶级地位变更那么简单，共产主义革命，是全方位的革命，是从灵魂深处与旧的所有制关系以及旧的思想观念相决裂的彻底的革命。
唯有这样的革命，才能涤去旧所有制的沉渣，建立一个崭新的世界。
马克思告诫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必须解放全人类才能最终解放自己。
如果某些无产阶级忙于取压迫者而代之，率先解放自己，那他们就背叛了共产主义革命，成为新的压迫者，成为新时期无产阶级的死敌。
被旧所有制所折服，就只能是新社会的叛徒。事情就这么简单，但也唯其如此简单，才显得不可避免而越发严峻。
所谓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忧患的时候，无产阶级能调动自己的能动性，克服自己个人主义的欲望膨胀，为求自我解放而主动联合起来。
但自我解放了，压迫自己的反动势力被打倒了，自己成了当权派，就不免安乐起来，再让他为了其他受压迫的劳苦大众励精图治，约束个人主义的欲望膨胀，哪怕是被动地联合起来，为解放全人类的目标而继续奋斗，恐怕就千难万难。
而局部的阶级斗争的胜利，并不能改变阶级社会的本质，只要阶级压迫依然存在于世界的某个角落，阶级斗争就会在全世界普遍存在。阶级斗争没有净土可言。
无产阶级的联合，无时无刻不受到资产阶级意识的瓦解，集体主义的革命立场，无时无刻不受到个人主思想义的侵蚀，这是阶级斗争背景中的一般状况。
哪怕某个局部已经暂时消灭了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但若是放弃阶级斗争，那资产阶级意识和个人主义思想就会野草般疯长起来，最终导致经济的复辟和政治的倒退。
因此，革命战争时期的无产阶级，尚可被险恶的革命斗争环境组织起来，而和平建设时期，失去了反革命的险恶威慑，想要保障无产阶级革命觉悟不被资产阶级意识和个人主义思想侵蚀变质，就是个特别迫切特别严峻的问题。
马克思立足无产阶级苦难深重的岁月里，指引者无产阶级反压迫求解放的斗争，但他对无产阶级取得反压迫阶段性胜利后的斗争，却没有更具体的建议。
如何在无产阶级取得局部胜利的环境中，有效抵御资产阶级的反扑，将革命进行到底，是留给马克思主义后来者的一个严峻问题。
保护胜利果实，保持无产阶级政权永不变色，发扬革命精神，将革命进行到底，是马克思主义的继承者要解决的重大课题。
对此，前苏联和新中国，都给出了自己的方案。
而新中国提出的方案，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
秦始皇加马克思能干什么
01，西欧与远东
马克思研究对象，主要是西欧的资本主义发展。
马克思找到了资本组织社会生产力的奥秘，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并在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的基础上，构建了自己的共产主义革命理论。
但世界的发展并不是只有西欧一个线索。
事实上真正的世界史，是平行发展的。是多头并进的，西欧的模式只是西欧的情况，并不是放诸四海皆准的社会发展范本。
马克思生在欧洲中心论甚嚣尘上的大理论环境下，但马克思也意识到，西欧的模式，不能代表世界史发展的最普遍最一般的模式。
马克思本人就提出亚细亚生产方式，以区别西欧的发展模式。
上个世纪二十年代，由于中国革命形势的空前高涨，共产国际一些学者，研究中国的社会属性划分，把中国归入亚细亚生产方式之列。算是为中国的社会发展史找到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支持”。
但亚细亚生产方式，指的是西周之前的生产方式，从西周开始，中国走入了启蒙时代，率先实现了世俗社会。已经超出了马克思说的亚细亚生产方式，而确立了独特的远东模式。
远东模式，继承了亚细亚方式的组织力，却消灭了原始公有制，搬倒了神权专制，建立了发达的封建农业经济，和更加发达的人文政治官僚体系。发育成名副其实的早熟文明。
远东模式的完成者，就是秦始皇。
秦始皇用发达的政治执行力，在落后的封建农业经济基础上，实现了资本后来在西欧实践的那种社会组织力。
就像西欧资本家用资本将西欧组织起来一样，秦始皇用政治将中国组织起来。不同的是，资本家把西欧组织起来，是为了博取利润，是经济上的目的，而秦始皇将中国组织起来，是为了太平，是政治上的目的。相同的是，资本家和秦始皇，都通过超强的组织力，打造了超大规模的被剥削被压迫的群体。
如果说资产阶级通过将无产阶级组织起来，培养了自己的掘墓人，那秦始皇其实也通过把农民组织起来，也培养了封建制度的颠覆者。
走出神学迷信的农民，在斗争精神上，绝不输于无产阶级，但因其阶级属性的局限性，其在组织性纪律性上，却远不如无产阶级。惟其如此，农民的反抗斗争，极具破坏性，成为悬在封建制度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马克思所期望的无产阶级的联合，在远东的周期律演进中，一次次在饥寒交迫的农民中实现，每次联合都带来疾风暴雨的社会动荡，只可惜农民一直没能挣脱小农土地私有制的生产关系的囚笼，因此农民的斗争，从没达到实现社会革命的程度，只能在暴动和平复的周期律中不断循环，在循环中举步维艰地向前迈进。
秦始皇用政治组织起来的农民，不缺乏斗志，不缺乏勇气，也不缺乏智慧，他们只缺乏一个真正属于他们自己的革命思想。这就是远东两千年的社会现状。就是鲁迅们笔下那“停滞”的两千年。
但是马克思主义，终于让东西方一同站到了启蒙的新起点上，一俟西欧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早被秦始皇组织起来的农民相遇合，翻天覆地的革命就在中国大地上引爆了。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是中国历史上的大事件，也是世界史上的大事件。
从此，人类历史上活跃2000年的最强大的社会力量，掌握了先进的革命思想，整个世界必将为之面貌一新。
而马克思际会秦始皇的直接结果，就是中国革命伟大的指路人——德胜公。
02，组织力才是关键
无产阶级的联合，不能完全凭借自发，需要坚强的先锋队领导。没有领导核心，没有思想指南的联合，只能是乌合，这是历史上无数惨痛教训证明了的。
因此，组织力是关键。
与其说无产阶级是联合起来，不如说无产阶级是被自己的政党组织起来。
组织的能动性，在条件基本具备却又不充分的情况下，能焕发改天换地的伟力。早在2000多年前，秦始皇就用自己的政治实践证明了这一点。
1968年，世界在意识形态的博弈中风雨飘摇的时候，美国著名政治学者亨廷顿在《变化社会的政治秩序》一书中提出一个著名的观点：各国之间最重要的政治分野，不在于它们政府的形式，而在于它们政府的有效程度。
当时亨廷顿就走出了民主和集权的争论，回到了政治的执行力和组织力上，回到政治效能这一根本问题上。某种程度上讲，亨廷顿站在华盛顿的广场，把目光投向了秦始皇的庙堂，从嘈杂的民主嘴炮中，回到了政治效力这个原点上。
中国文明的早熟，就在于中国在经济条件尚未发展到相应程度的时候，就能凭借超强的组织力，完成在当时条件下匪夷所思的奇迹。
传说中的大禹治水，载记中的秦始皇长城，以及很多亲历者尚健在的两弹一星……中华民族一次次挑战经济基础的极限，创造超乎想象的奇迹。
而这中间的关键就是组织力。
基辛格称中华民族每到关键时刻总能产生英雄人物挽救时局。
但中华民族真正幸运之处在于，每到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它总能产生高效的政治组织，带领伟大的中国人民，去创造生存与复兴的伟大奇迹。
而这高效的组织力，就得自于秦始皇的伟大开创。
德胜公称百代都行秦政法。秦政法，就是秦始皇留给后辈最宝贵的遗产，而秦政法的核心，就是亨廷顿所称许的高效的组织力。
03，秦始皇加马克思
虽然秦始皇锻造并传承了强大的组织力，但秦始皇却凭借组织力一步步走向独夫专制。以至于后人不免有一个误解，似乎组织力太强，就一定会导致专制。
其实组织力和专制没有必然关系，专制是立场决定的，不是组织力决定的。让一把枪成为杀人凶器的是凶手而不是枪。组织力是中性的，导向专制，是运用组织力的立场导致的。
秦始皇用政治铁腕消灭封建贵族，把社会塑造成君主与臣民的关系模式，极大地简化了阶级矛盾，人为地集结了一个庞大的社会底层，人为地组织起一个庞大的受压迫受剥削的阶级，人为地培养了一批革命力量。
但秦始皇是在家天下的私有制藩篱中运用组织力的，他不可能具备为一个广大阶层谋福利的觉悟，他不可能站在庞大社会底层的立场上。他虽然站在贵族和权力中间商的对立面，但他也站在人民的对立面。他把自己放在一个超越两个对立阶级的第三立场上。这就是用以做仲裁人的至高无上的君权立场。
这种公权私有化，是秦始皇的致命缺陷，也是秦政法乃至后世所有政法的死穴，它让仲裁者夹在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之间，成为孤家寡人，处此狼狈境地，舍专制而外，实别无出路。因此，专制的根源是公权私有化，专制之恶的根源是私有制，而不是强大的组织力。
秦始皇之后，有大批英明睿智的豪杰，都追随秦始皇的脚步，为建设太平事业呕心沥血。但无不重蹈秦始皇的覆辙，翻倒在公权私有化的陷坑里。其中朱元璋算是走得最远的一个政治家，他从一个乞丐，走上权力顶峰，而且登顶权力之巅后，仍毕生勤政惠民惨淡经营太平事业，但他把天下太平当成朱家产业，最终仍不能走出专制的泥坑，不得不把高效的组织力拿来做专制的帮凶。公权私有化，已经成了套在中国政治脖子上的绞索，一步步窒息中国的政治活力和社会生机。
要破解秦始皇的死局，必消灭私有制，将公共资本交还公有，将公权交还公众。唯有如此，才能真正焕发组织力的伟大威力。
马克思主义把被秦始皇弄颠倒的所有制关系重新端正过来。粉碎了囚禁秦始皇的私有制，把秦始皇的组织力和执行力，运用到无产阶级政权的公权政治当中去，为实现全人类的解放事业而斗争，而不是为维持嬴氏一家一姓帝王万世基业而挣扎。
用马克思主义重新武装秦始皇的政治，就是推动中国走出周期律的关键。
周期律是分配失衡使然，分配失衡是私有制的必然，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公权私有化，永无挣脱周期律的可能。
这就是秦始皇加马克思，这就是突破周期律的门钥匙。
04，马克思加秦始皇
用马克思加持秦始皇，可以根本解决中国历史的结构性问题，推动中国走出周期律，那么用秦始皇加持马克思，能给中国带来怎样的新面貌呢？
马克思加秦始皇，究竟能做什么？
秦始皇能为马克思主义的政党提供坚强的组织力和执行力，这组织力和执行力是经过2000多年的政治实践检验的，被证明可以最大限度发挥政治效能创造建设奇迹的力量。
马克思主义要实现人类前所未有的革命目标，要开创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伟大事业，就需要能创造奇迹的政治武器，这武器就是秦始皇。
秦始皇曾在旧世界的废墟上创立了新秩序。曾用高效执行力摧毁了旧势力的种种顽抗，曾用强大的组织力夯实了新秩序的全部根基，曾用铁腕粉碎了旧势力一次次疯狂的反扑，秦始皇提供了全套的在旧世界废墟上建立新世界的政治经验，如何消灭旧秩序，如何建立新秩序，无一不备，无一不行。秦始皇堪称在旧废墟上建立新世界的经验宝典。
而这恰恰是马克思主义取得反压迫的阶段性胜利后亟待解决的问题，如何在旧世界的废墟上建立新世界。
前苏联也好，新中国也罢，都面临着这个严峻问题。
斯大林曾经殊途同归，用秦始皇的方式，努力将旧沙俄建成新苏联，但没能用马克思的人民史观去拆毁秦始皇的历史藩篱，结果步了秦始皇的后尘，陷于独夫专制的困境。
新中国用马克思主义的人民史观，将被秦始皇颠倒的政治结构颠倒过来，努力站到人民立场上，虽然历尽劫波，但终于在数十年内外交迫的逆流中挺过来，以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的新气象，重新站到了世界的前列。
而今的中国，用自己的立场向世人昭示，有一种理想属于全人类，那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理想；用自己的体量向世人宣示，有一种体制能捍卫新世界免于被旧世界吞噬，那就是秦始皇，用自己的成就向世人证明，有一种政治能创造史无前例的奇迹，那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
05，中国历史上的三权
想要更明晰地了解马克思和秦始皇的结合，需要对中国历史的脉络做个粗略的梳理。
中国历史的演进，是围绕三种权力的互相博弈展开的。
第一种权力就是秦始皇开创的皇权，法理上算是至高无上的权力，但只有在有作为的君主手里，它才是至高无上的，大部分时候，它只是名义上的傀儡。
第二种权力就是以孔家店为宗庙的绅权，是用文化包装起来的商业地主阶级，中国历史上真正的统治阶级，他们掌握着经济所有权、文化话语权和政治主导权。
第三种权力就是陈胜吴广开创的民权，民权虽然是创造历史的主人，却一直被排斥在历史之外，它基本没有政治地位，只有在兴亡的关键时刻出来行驶否决权。
三种权力，民权最强大，但地位最低。君权很虚弱，但地位最高，而绅权异常庞大，构成了封建社会的统治阶级。
中国的政治，大部分时间都控制在绅权手里，那些努力要打破绅权束缚的人，都被绅权行驶文化话语权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示众，最著名的例子就是秦始皇和朱元璋。
皇权其实很尴尬，皇权名义上是天下主，得为天下太平负全责，但皇权只能借绅权治理天下，这是小农土地所有制关系决定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绅权为自己的利益荼毒天下，最后要皇权来买单。满朝缙绅眼看着崇祯被逼死，无人援手，他们一心想着把李自成包装成自己的傀儡，继续过自己的逍遥日子，这就是绅权的反动本质。对绅权来说，换皇帝也像资本换总统一样，可能会有些细微的困扰却不碍大局。
民权基本上没有政治地位，更没有文化话语权，在政治决断上，毫无发言权。但民权保留最终否决权，那就是绅权闹得太恶劣，搞到民不聊生，民就与绅偕亡，发起暴动。于是玉石俱焚血流成河，民权推倒旧王朝，拥戴新王朝，实现改朝换代。但民权无法也无力迈出私有制的思想囚笼，无法实现彻底的社会革命。
改朝换代，换了皇权的汤却换不了绅权的药，还是一切照旧，这就是周期律的死循环。
为了防范民权的破坏性爆发，明智的皇权通常会努力遏制绅权贪婪的欲望膨胀，就不免和绅权搞得很僵，比如秦始皇、朱元璋，还有些绅权内部的开明人物，也会站出来和绅权的体制性腐败做斗争，比如历代法家人物，结果也不免被绅权文化打压，成为历史上著名的反派，比如曹操。
绅权凭借文化专制，设置了私有制的思想囚笼，把整个社会的意识形态，死死地囚禁在绅权的价值观中，因此无论世界如何风云变幻，绅权总能凭借价值观的垄断地位起死回生。蒙古人入中原，祭拜衍圣公，满族人入中原，推崇朱子学，绅权就是凭借这种价值观垄断，成为千年不散的封建阴魂。
只要小农土地所有制还在，绅权就必定能凭借累积上千年的文化优势死灰复燃。
而在绅权文化专制下，皇权和民权被彻底隔绝开来，皇权为了安抚民权而反绅权，却不能得到民权的攘助，因为皇权把天下作为私产，民权没法和皇权产生兴亡荣辱上的共情，只能看着皇权单枪匹马堂吉诃德般和绅权死磕，实在磕不动了，民权就起而推翻皇权，再换一家人和绅权单挑。
绅权成功用包太平之产到皇家之户的方式，彻底分化了皇权和民权可能的协作，把主人变成局外人，把托管人变成孤家寡人。于是绅权就可以安逸地寄生在太平产业中，尽情独享太平的红利。
这就是三权结构中的中国史。
必要马克思主义摧毁绅权赖以维持其寄生的经济基础，粉碎小农土地所有制形式，让绅权价值观的烂根子失去土壤，为秦始皇的组织力彻底解绑。然后借助秦始皇的执行力，粉碎绅权政治余孽，扑灭绅权文化余烬，誓死捍卫已经取得的革命成果，更借助秦始皇的组织力，动员所有革命力量，再接再厉，为建设新世界继继续奋斗。
这就是新中国前三十年的政治格局和社会状况，这就是新中国前三十年的精神面貌。
新中国前三十年让世界瞠目结舌的成就，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的伟大胜利，而领导中国人民取得此伟大胜利的核心人物，就是新中国的开国领袖——德胜公。
06，砸烂封建囚笼的秦始皇
周公率领中国社会，走出神权的蒙昧，走进启蒙时代，建构世俗社会。经过一千年的苦苦探索，秦始皇终于在世俗社会基础上打造了全新的世俗政治体制，完成了启蒙运动的政治擘画。秦始皇是启蒙史上改天换地的人物。
孙中山推翻了帝制，领导中国走向共和，努力要建构人民自主的世俗社会。经过40年血雨腥风的艰苦奋斗，德胜公终于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引下建立了真正人民当家做主的世俗政治体制，完成了启蒙运动最终的政治擘画，德胜公是启蒙史上开天辟地的人物。
和秦始皇不同，德胜公打碎了囚禁秦始皇的小农土地所有制，冲破了私有制的思想藩篱，解脱了绅权价值观的束缚，坚定不移的站到人民一边，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让政治仲裁权坚定地站在人民一边，把政治的权威交在人民手里。
每一个新朝代，人民都会高呼胜利者万岁，但只有新中国的领袖，在开国大典上喊出了人民万岁。那一刻，就宣示了一个新时代的降临，它和所有的旧时代有着一个泾渭分明的界限，它是真正属于人民的时代。而这个时代的政治领袖，再也不是一家一姓的开国之主，而是全天下人民的政治领袖。
这个人民的政治领袖，就是砸烂了封建囚笼的秦始皇。
看一个政治领袖对人民的态度，有一个简单的判断标准：那就是到底是把人民组织起来，还是把已经组织起来的人民解散。
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史中，每一个周期律的节点上，走投无路的农民都被形势逼迫着组织起来，推翻旧王朝，拥戴一个贤能领袖建立新王朝。
但新王朝和旧王朝没有本质区别，新君主一上台，就会“与民休息”，给每家每户分配土地，将组织起来的农民遣散，各回各家各守各业。
然后新皇帝守着最大的一份“家业”，与人民“共享太平”，用不了100年，就再次回到绅权架空皇权压迫民权独享太平红利的旧循环中。
这是小农土地所有制的生产关系决定的，这就是私有制的思想囚笼。身陷私有制囚笼的皇权，视人民为能覆舟的洪水，是断不能和人民站在一起的。
把人民解散，就是要出卖人民，把人民当成被统治的对象严加防范，这是所有封建帝王的通识，也是试图复辟封建统治的反动政客（如凯申公）的第一选项。
只有德胜公，真正跨出了这个藩篱，毅然决然地和封建经济所有制划清界限，义无反顾地站到人民一边。其标志就是，在取得政权以后，他不但没有把人民解散，相反却把人民的团结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他用这是史无前例的方式把人民高高举过头顶，人民为此把他永远铭记在心中。
他就是砸烂封建囚笼的秦始皇，他是名副其实的人民领袖。
07，革命的抉择
打破封建囚笼的秦始皇，终于成为人民的领袖。
但人民的领袖却面临一个尖锐的现实问题，就是政治理想与行政管理的矛盾。
虽然跨出了封建囚笼，但囚笼的残垣划定的界限还在。
人民当家做主了，但一个行政机构管理的对象就是人民。管理主人的情况，是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事情，毫无经验可循。
德胜公在窑洞对中，曾经规划过人民政权的运作形式，就是让人民来监督政府。
但人民必须在先进的政党领导下，才能有效监督政府。而先进政党同时正在指导政府管理国家事务，在很多时候，管理国家事务和管理人民是难以区分的。
于是，到底先进政党应该更多地倾向于政府的管理，还是更多地倾向于人民的监督，成了新政权最棘手的问题。
而且，政府一旦开始全面行驶职能，必然会产生异化的问题，它必须以维稳为首要任务，一旦维稳成了重中之重，绅权累积两千年的行政经验就开始暗送秋波，而绅权锤炼上千年的价值观也就开始蠢蠢欲动。
对革命而言，这是最严峻的问题，是可能断送革命的大问题。
德胜公是要坚持继续革命的，他深知若不能在思想文化上取得革命的最后胜利，那么政治上的胜利就只能是昙花一现，而经济上的胜利最终也只能重蹈覆辙。
如果政权为了维稳，异化为人民的对立面，那革命就彻底断送了。
美国信心满满的和平演变计划已经摆在眼前，苏联的红旗也已经被赫鲁晓夫砍倒，德胜公担心中国的革命者也会为土豆烧牛肉的口腹之安背弃自己的历史使命，担心中国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暂时放下解放全人类的理想率先“解放自己”。
那一刻，德胜公的革命激情再度被点燃，他要重新燃起革命的斗志，让革命的烽火烧灭革命者流于安逸的风险。
他放下了秦始皇的身份，摇身而变为陈胜，从一个秩序的建立者，重新做回秩序的捣毁者。这一次，他捣毁的对象是思想观念中的旧秩序，他发动了史无前例的文化斗争。
文化斗争，没能摧毁旧的文化秩序，却动摇了在稳定中正趋于异化的政治秩序。
虽然此斗争没有实质性的收获，反倒造成一系列切实的损失。但此斗争却有着非凡的历史意义，它算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由秦始皇履行陈胜的职责率领人民，在人民完全不熟悉的文化领域，发动的斗争。它撬开了绅权封禁文化特权的千年铁门，意味着，从此以后，人民将用革命的形式，发起对绅权文化专制的波次冲击。
德胜公以秦始皇的身份代陈胜发动的文化斗争，把人类的文化史，带入一个崭新的纪元，从此，人民开启了问鼎文化阵地的革命之旅。
2000年前，陈胜曾在大泽乡激励同伴：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2000年后，德胜公在天安门号召人民：革命工作无高低贵贱之分，必须埋葬文化特权！
2000年的艰难一步，人民的斗争，从自己的政治翻身，迈向了人类的文化解放。
就在秦始皇摇身变成陈胜的那一刻，中华民族伟大的启蒙运动，拉开了最后斗争的大幕。人民，踏上了通向天下主人的最后一级台阶。
08，秦始皇加陈胜
德胜公从秦始皇变身陈胜，在现实中激起海啸般的震荡，这震荡波遍及20世纪60年代全球的每个角落。
但是革命成果来之不易，是无数烈士鲜血换来的。
革命变色，固然愧对先烈，为了预防革命变色，竟然把革命成果打碎重来，恐怕和先烈也没法交代。
从秦始皇变身陈胜，未免失于激进，从秩序建设者转向秩序破坏者，将置秩序于何地？
这是一波革命的激情后，德胜公深刻思考的问题。
陈胜否定了打破封建藩篱的秦始皇，德胜公又否定了陈胜，最终，德胜公实现了对那个新秦始皇的辩证否定。
于是马克思加秦始皇，最终定型为秦始皇加陈胜。
马克思加秦始皇，就是民主集中制，就是革命思想指导革命，推翻旧世界，再用革命思想武装秦始皇，建设新世界。
秦始皇加陈胜，就是人民民主专政，就是被新思想武装起来的秦始皇建设新世界，再用被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陈胜，去激励新世界永不退色。
某种程度上讲，马克思是提升到思想高度的陈胜，是陈胜的文化升级版。
秦始皇加陈胜，就是被马克思主义解放了的新政治秦始皇，加上被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新文化陈胜。
这个新政治秦始皇加新文化陈胜，就是生命中最后十年的德胜公，就是德胜公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创造性发展所提交的最后一份答卷。
就像德胜公迟暮之年说的那样：马克思只有在中国秦始皇的土地，可以永远不死。谁能够把秦始皇和陈胜吴广同时抓在手里，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就是德胜公的真正继承人。
本文作者李梦痴
作者简介：
自况
马导师私淑弟子，毛教员星火余薪。
体制外文化学者，传统内旧体诗人。
自述/知命前
江湖落拓事无成，空把浮生许太平。
时调不烦人欲浅，一襟烟雨即余生。
自述/知命后
鬼雄前世烈，造化此生新。
儒法丧家犬，夷齐掘墓人。
问心还问迹，忧道不忧贫。
剑扫春风遍，天花未染身。
作者画像（金雨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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