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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耀文丨故居·故人·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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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获山西省委宣传部·
山西省广播电台．
《乡愁》散文一等奖
听到故居被雨水浸坏的消息，我的心情象铅一样的沉重。我的故居，位于临汾城东的卧虎山麓、世尊山腰一个仅有五六百口人的小山村。所谓故居实际上只是五孔用土坯圈起来的低暗窑洞。这里有我祖辈的足迹，有我不堪回首的童年记忆，也有一串串鲜为人知的故事……五孔窑洞始建于何年，已无从知晓。我的爷爷在我幼年时曾给我讲过，我们原来的祖居，只有三孔低矮的小窑洞，窗户和院子地面相平，进门就得下坡。是爷爷用院子前面的场地，换了西边两孔小窑才形成现在院子的整体。爷爷兄弟五人，因为家贫，大爷爷经常靠替有钱人坐监狱而养家糊口，最后，替人坐牢病死狱中。爷爷排行老三，从小过继到现在这个家。四爷爷、五爷爷自幼被卖到外地，只知道五爷爷被卖到洪洞县，而四爷爷被卖到什么地方，已无人知道。只剩下二爷爷和爷爷。他们俩靠给人扛长工过活。爷爷给东家赶了二十多年大车跑运输，才挣回了这个小院基，修了几孔小窑洞。
记忆中故居的第一次“大维修”是在我四五岁的时候。当时，我略微懂事，还隐约记得，为了维修改造故居，我们全家搬往东边邻居家居住的情景。这次故居维修改造，是我家历史上的“大工程”。先是把原窑顶挑开，然后用土坯在原根基上圈起，地基和窑面全用石头和砖垒装。而这些石头全是伯父和父亲从村旁沟后河滩里扛上来的。为了扛石头，我伯父和父亲肩膀都磨破了。用现在的眼光看，故居又低又小，但在当时，却是山村中的豪宅。常常引得村人们的羡慕和忌妒。父辈们更是呵护有加。每次下雨前后，都要上窑顶看看有无鼠洞，这习惯也传授给我和我的孩子们。在村子里住的那几年，每逢下雨前，我们全家人都要到窑顶巡逻一番。那认真态度，决不亚于护堤、巡坝。我在村里当了七年干部，先当大队会计，后当大队党支部书记，前后干了七年，我对故居“唯一的贡献”就是自己拉土把窑顶加厚了一层。这算是我对故居的第二次“维修”，仅此而已，别无其它。这也是我愧对故居。我对故居深深依恋的原因还有一个，这就是，这是我祖辈世代居住的地方，我的亲人们一个个从这里离去……
我父亲姊妹五人，有一兄一弟二妹，父亲排行老二。本来我家是一个十分热闹的大家族。爷爷治家很严，家里耕种着几亩山坡地，虽不十分富裕，但还过得去。公社化时，我家的土地全部入了社，据说当时我爷爷爬在地边狠狠痛哭了一场。要知道，这几亩山地都是他用血汗换来的。农民对土地的依恋之情可见一斑。我们家道的衰落是在我小姑病故之后。当时我大姑已嫁，我小爸（叔叔）也过继到邻村我老舅家。听老人们讲，我小姑是一个活泼可爱的农村姑娘，在家很讨人喜欢，但由于误吃了一种叫“地软”的野菜而中毒身亡。听说小姑临终前唯一的愿望就是想看看还在襁褓中的侄儿即我。小姑去世后，紧接着就是我伯父和伯母因感情不和而离婚。没想到此后更大的灾难又降到我家的头上。我母亲是一个十分勤快而又善待四邻的家庭妇女。听邻居们说，她纺线、织布，上地种田样样都能干，终因操劳过度而积劳成疾。有一次患咳嗽病却吃反了“野大夫”（游方大夫）而开的药，因而一病不起。母亲去世时才三十多岁，而我当时还不到三岁。母亲去世后，我家象塌了天，而我因此成了“无娘孩子”，从此我也就被剥夺了叫“妈”的资格。
母亲在我的影响中是极其模糊的。我不知道她的模样，没有听到她一句教诲。在我小时候每看到童年小伙伴回家后大声叫“妈”的时候，我总是一个人躲在门后偷偷擦眼泪。无娘的孩子，在小时候受到的酸楚、痛苦有多少人能够知晓？在我长大，特别是参加工作后，每看到无娘的孩子，总是想方帮帮他（她）。母亲去世后，我的家境十分困难。奶奶多病，因为农村缺医少药，家中又无钱，奶奶在我七、八岁时也离开了人世，从此我的家就完全成了男人世界，过起了“四条光棍”的生活。伯父放羊，父亲喂牲口，照顾我生活的担子就落在了爷爷身上。为了怕我上学受人欺负，爷爷硬是让我在九岁才上学。我八岁前，学校多方上门动员我入学，均被爷爷挡了回去。爷爷后半生的主要精力全放在我的身上。他在家洗衣做饭，照料孙子，完全充当了家庭“主男”。
我上学后，爷爷每天总要坐在学校门口等我放学。直到我上了远离家乡的县城中学，爷爷的习惯还没改，每次都要把我送到村口。每星期六，不管多晚，爷爷总要在村口等我回来。记得有一次星期六，因事耽误，天色太晚，我住在邻村同学家，爷爷一人在村口坐了一夜。爷爷是在我初中毕业那年去世的。当时正是三年困难时期，家中少吃没喝，生活极其困难，但爷爷总是省吃俭用，每星期都要为我准备一些好吃的东西。当我从学校节省下馒头，回来悄悄藏到爷爷枕头下面，回学校后才发现馒头又让爷爷给我装进书包里了。我们爷孙俩就这样捉迷藏捉了好几年。爷爷为了怕影响我上学，得了重病也不告诉我，虽然他被病魔折磨得死去活来，但我每星期放学回家，爷爷都要装出很高兴的样子。他还告诫左邻右舍，千万不要让我知道他的病情。爷爷得的是晚期食道癌，早已吃不下饭，人瘦得皮包骨头，后来连水也喝不下去，而我一直还蒙在鼓里。当爷爷实在支持不住，躺在炕上难以起身时，还不让家人和邻居告诉我真相。爷爷托人给我捎信，让我不要常回来，好好学习，争取毕业考高中。毕业考试完我回家后，爷爷已卧床一月有余，他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我知道真相后，放声大哭了一场。我不想再去上学，我要在家照顾爷爷。不想一向对我疼爱有加的爷爷，一听说我不去上学，非常生气，他对我怒目而视，嘴里断断续续说：“滚……不要管我……上学去……上学去！”这是爷爷生平第一次骂我，我知道这完全是为了我的学业。邻居大娘也苦苦劝我，让我回学校去，不要惹爷爷生气。
我的爷爷，一位七十多岁的老人，为了孙子能够上学完成学业，硬是一个人在土炕上和病魔抗斗了几个月。以后，每星期回家，都让爷爷把我“骂”走。直到最后一次，爷爷已说不出话来，但不让我喂他一口汤，我一喂汤他就摇头，硬让汤洒在被子上、枕头上也不下咽，直到他去世。我知道这是爷爷怕我为了他而不去上学。我对不起我的爷爷，我一生欠爷爷的太多、太多。爷爷最后的日子没有一个人在他身旁。他的两个女儿，已先他而去。他的儿子不得不为了家里生计和我的学杂费而去为“工分”奔波。而他最疼爱的孙子，也在他最需要人照顾的时候也没在他身边，甚至连他最后一眼都没看上。写到这里时我已是热泪盈眶，泣不成声，泪水模糊了我的双眼，使我无法再继续写下去。我只能用泪水和后悔来怀念我的爷爷。如果还有来世，我一定要千方百计去找我的爷爷，去尽一份做孙子的孝敬之情。我的伯父是一位典型的北方农民，他一辈子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从不与人争高低。他和伯母离婚后，再不娶亲，据说是他看不上伯母而让伯母走的。他无儿无女，一生只知道精打细算，他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我这个侄儿身上。我母亲和奶奶去世后，我家中实际上就是伯父当家。他往往能用很少的钱办很多事情。家中的开支花销，全由他安排。我的父亲是见不到一分钱的。就是我成家立业，在大队当会计，甚至在村里当了最高村官——大队党支部书记，我的伯父还是不放家里的“财政大权”。家中的油、盐、酱、醋，衣、食、住、行全由伯父安排。那时农村很穷，每个工只能分几分钱，我们村当时是全省林业先进单位、临汾地区农业学大寨先进单位、临汾县十面红旗单位，每年分红在全公社较高，但也不过每个工值两毛五到三毛钱。尽管每年“分红”不高，但伯父还能把家里安排的井井有条。我上大学的那几年，是我家最困难的几年，伯父已年逾七十，生产队不让他再放羊，这对他无疑是致命打击。因为放羊是长远活，挣工分比较稳定。为此，他还大病了一场，但伯父还是硬撑着不让家里因为钱而发愁。我在大学里除了十几元的生活补助外，每月还有五元的助学金。这对我一个农村来的穷学生来说，已是够富裕的了。我多次给家里写信，劝家里人特别是我的伯父千万不要为钱而发愁。我很快就会毕业，家里情况很快就会好转。但是伯父还是没有等我回来，就在我离毕业还有一个月的时候，他就离开了人世。听家里人说，伯父病倒后，不吃药，不让请医生，也不让告诉我他病重。他舍不得花一分钱，我知道我的伯父是因为心理负担过重而去世的。那一年全村粮食欠收，每口人只分一百多斤口粮。一生节俭的伯父是经受不住这样的打击而含恨辞世的。在我们清理伯父遗物时，却发现在伯父的衣袋里藏着两张存单，一张一百元，一张二十五元，全存在本村信用站。这是伯父一生的积蓄，也是我们全家的积蓄，在他病重时却舍不得花一分钱。我知道伯父是要把这些钱用在家里最需要的地方……
在我的父辈当中，要说还沾过我一点“光”的，是我的父亲。因为父亲还跟我在城里住了几年。但我却不知那是对父亲的心理折磨。父亲在我母亲去世后，为了我而一直坚持不续弦。任何人劝他都无用。父亲办事认真，脾气不好，人很固执，认准的事谁也拉不回头。早年我父亲曾当过八路军地下交通员，为革命做过很多有益的工作。据说八路军太岳军区的最高领导就在我家的土窑洞中住过好多次。每次都由我父亲做掩护。父亲曾被人告密私通八路，被日伪汉奸抓过。据说被打得死去活来，但父亲宁死不招，后来经村人多次担保营救，敌人也抓不住父亲一点把柄，才把父亲释放。父亲的地下交通员证件，因母亲怕被人搜走，在父亲被捕后就偷偷烧掉了。父亲被释放后还为此同母亲吵了架。这些往事我是听村里长辈讲的。父亲的档案里也有记载。但父亲却从来不在我们晚辈跟前炫耀。当我偶尔问起，他只是轻轻一笑说，那是过去的事了，早忘了。父亲在村里干的时间最长的是喂牲口。他喂的牛在全公社是最好的。为此，公社多次在我村开过饲养员现场会。父亲也多次被评为模范社员和模范饲养员。当时的奖品大多是背心之类，而这些奖品，几乎全穿在我的身上，父亲说他喜欢光膀子，不愿穿背心。父亲在农村辛苦了一辈子，最大的官只当过生产队的副队长。但只当了一年就辞职不干了。据父亲说，一是因为脾气太直和那些人“合不了槽”，二是实在丢不下他饲养多年的黄牛。父亲爱牛是出了名的。队里使牲口，谁只要敢打一下让父亲知道了，非要和他大吵一场不可。队里有一头小公牛，母牛死后，硬是父亲用米汤一匙一匙把它救活养大，而且长成了一头力大无比的大公牛。队里一般人很难使用，硬是父亲跟到地头帮人训服。不想有一次这头牛忘恩负义，不知何故发了脾气，把父亲撞了一下，使父亲几天起不了床。队里有人主张把这头牛杀掉，父亲知道后，拄着拐杖，一拐一拐地赶到队部，把主张杀牛的人大骂了一顿，硬是从刀口把这头牛救了出来。父亲虽然脾气不好，但极有慈爱之心。这不仅表现在他对牲畜上，还特别表现在他对孩子上。不知从什么时候，父亲学会了小儿推拿，小儿头痛、发热、肚胀、肚泻，一经父亲推拿，几乎全好。在缺医少药，特别是人人缺钱的年代，父亲的免费推拿，成为乡亲们人人称赞的“绝活”。每有人求，父亲决不推辞，哪怕吃饭吃了半截，父亲也会放下碗筷给孩子推拿。象我这一代，和我的下一代大多数孩子都享受过我父亲的推拿术。在我故居的窑洞中，也经常传出婴儿的阵阵啼哭声。父亲曾多次说过要将这手艺传给我和我的儿子，可惜我们当时毫不在意，因而使父亲的手艺失传，这不能说不是一种遗憾。
父亲对我家的窑洞是相当留恋的，当我从学校毕业，分配到地区一家银行工作，不久又被提拨为副行长，父亲曾到我工作的单位住过，但每次来他都要急着回去，他实在丢不下那几孔山村土窑洞。直到我的孩子要到城里上学，我全家都必须搬到城里居住时，他才不得不随从我们出来。虽然父亲住在城市里，这里的条件要比村里好的多，但父亲总是忘不了村里的那些老乡亲，忘不了那几孔土窑洞。每逢天要下雨，父亲总要唠叨，在没有人看窑顶，窑顶会不会漏水。我当时因为工作忙，也不理解父亲对故土、对故居的依恋之情。每当父亲唠叨时，我总要顶他几句，说他生活在福中不知福，父亲只是无可奈何地叹口气，摇摇头，现在看来是我错怪了他老人家。
父亲一生中给我提出的一件要求，也是唯一要求，就是不要让他“老”在外边，“老”一定要“老”在家里，“老”在那几孔土窑洞里。我们家乡说“老”就是“去世”的意思。我当时听到父亲老讲这些话，就责怪他为什么不往好处想老往坏处想。父亲最后几年，身体越来越差，但他思念故土的念头越来越强烈，每年不管盛夏与寒冬，他都要端把椅子，坐在大门口，遥望着故乡方向。后来他的身体越来越不行了，大门口去不成了，但他坐在家门口也是朝着老家的方向。可惜，在当时我根本没有理解老人的这种心情。在父亲最后的日子里，我还是按照老人的愿望，把他送回老家，送回到我那久别的土窑洞里。那时父亲已不能说话。我们全家轮流守护，二十四小时都吊着液体。父亲整天昏迷，有一天我对他的耳朵，大声说：“爸，我们回老家了，这就是咱的家。这就是咱的窑洞。”父亲似乎听见了我的说话，眼睛突然一亮。不久，就又昏迷过去了。村里的乡亲，不论男女老少，都来看望弥留之际的父亲，诉说着父亲的为人，诉说着父亲对乡亲的帮助。有几位老者对我说，你父亲早就想回村住几天，可惜你没有时间送他回来。这虽然不是指责，但我听了比指责还难受。我哪里是没有时间，我只是没有理解了老人的心情罢了。我真的欠了父亲一笔永远还不清的账。我似乎明白了一个道理：外边世界再好，但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土窝。和土地打了一辈子交道的地道农民，你就是给他一座金楼，让他离开自己的土窝窝，他也是欢喜不起来的。
父亲去世后，我按照当地的风俗安葬了老人，望着一长串送葬队伍，望着哭成一片的老少乡亲，我突然想起一件事，就是在我上大学前，我的一位老领导对我说，让你当一名公社副书记，你还上不上学？当时我拿不定主意，就去问父亲，父亲不假思索地说：“出去学点本事，给乡亲们办点实事就行。”是的，我的父亲，我的祖辈，都是地地道道的农民，他们操劳了一生，也清贫了一生，他们热爱自己的故土，把故土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重要；他们虽然目不识丁，但却都有一颗纯朴善良的心；他们把清白做人、踏实劳动看的至高无上。他们含辛茹苦地养育我，并不指望我能报答他们什么，而是只希望我能成为能为邻里、乡亲帮上忙的人。我父辈留给我的遗产，仅仅是几孔土窑洞，而现在，这几孔土窑洞也遭损坏了。我为我这几年的疏忽而内疚，而自责。除了这几孔窑洞，我的先辈们没有给我留下更多的遗产，但他们却给我留下了他们的勤劳、朴实、善良、无私的美德。这才是我今生今世，也是我子孙后代永远享受不尽的宝贵财富。
［此文获山西省委宣传部丶山西省广播电台《乡愁》散文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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