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我无法得知它的年龄，但我非常清楚的知道，它日复一日，为我们提供清澈甘甜的井水了。

确切地说，水井位于那条老街的顶头上，它就那样大方地躺在水田和高笋潭的中间。

那时，我只有十二岁，却每天需要去离家三里地的石山上摘黄花。摘过黄花的人都知道，那是件很苦的差事，需要迎着晌午热情的阳光，不怕高温和暴晒，才能很好的完成任务。晌午的阳光是非常勤奋和卖力的，路边的狗尾巴草都晒得没有气势了，垂着脑壳，可怜兮兮地站在土坎上，它也丝毫没有罢休的意思。青草和不知名的花朵，散发着阵阵清香。在我看来，它们已被热烈的阳光晒出了汗水。

经过两三个小时的暴晒，我的花背篓里，已经堆满金灿灿的黄花。当我把黄花背回家，背篓一放，那就是母亲的事了。

我会在凉床上躺上十几分钟，随后喊上几个小伙伴，用手提着凉鞋，顾不了被太阳晒热的石板，开心地向井边跑去。清幽的井水，漫过白嫩的小手，那是一种别样的享受。蓝天和白云看了，恐怕也只有羡慕的份。也许，井水也很乐意亲吻我手上余留的黄花清香吧。

听老人说，我们这个井里的水，是从石山下面的阴河里流下来的，不但水质纯净、清甜，还终年四季不会枯竭。就算是再干旱的天，田里裂开了大口子，井水照样汩汩地冒出来。

井口四周有丝草和小鱼虾，我们不来的时候，这里就是鱼虾的天地，它们自由自在地游着。游游也就算了，它们竟然把便便拉在水里，拉在水里也就算了，还要扭动灵活的小身躯，目中无人地跳起舞来。当我们的脚板声一旦响起，它们就飞快地钻进丝草，躲藏起来。我们又岂会放过可爱的它们，就算手够不着的时候，我们也会拿着小棍子直捣它们的老巢。说来我们也有好吵的，争着把小手往井里放也就算了，竟然合伙欺负小虾米，就着清甜的井水，我们来一场舌尖上的盛宴。

我们不需要烟火和筷子，只要张开嘴巴即可。正当我们玩得起劲的时候，来了个四十多岁的中年男人。他个子有点高，身材清瘦，往井背上一靠，望着远方发呆。他不言语，我们细伢子也不敢跟他搭话。

直到后来，偶然听隔壁的肖一奶说起这个男人的故事，我们这才明白一二。原来，这个男人早年谈了个女朋友，两人经常在水井边约会，眼看着就要结婚了，女友却突然消失了，怎么都联系不上。

那时我们还小，不懂事，自然也不会过多地关心大人的事。但是，当我每天都能在井边见到那个清瘦的男人，我就感觉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他始终都是一个样子，呆呆地望着远方，以至于我们都认为他是哑巴，要不，怎么一个多月来，我们怎么和他打招呼，他都没有反应呢？有个小伙伴玉子，胆子很大，拿棍子轻轻地戳着清瘦男人的后背，他像僵了般没有任何反应。见他没有反应，玉子便唱起歌来——

井边有个哑巴，背上沾满泥巴。

喊又喊不应，戳也戳不动。

哦嚯，婆娘走了，鸭子飞了。

哑巴掉猫狸尿了。

玉子本来是乱唱的，其他小伙伴也拍着手板伴唱，一时间，井边便热闹起来。再看清瘦的男人，还是没有反应，仿佛我们唱的和他毫无关系。他依然看向远方，看向那条若隐若现的马路。

井边除了我们，还有街上担水的人们。他们会在清晨或黄昏，挑着铁桶或胶桶，装满清澈的井水，屁股一摇一摇，溅出的水花也随着主人的脚印，消失在石板路的尽头。街上还有几个伢子，经常结伴来挑水，他们吹着口哨，嬉戏打闹，无非就是为了引起隔壁三婶家四妹子的注意。四妹子长得很乖致，一头乌黑的头发，像帘子一样挂在脑后面，白里透红的皮肤，嫩得可以掐出水来。尤其是那双眼睛，仿佛只要看到它，它就能知道你所有的心事。四妹子十八、九岁，正是青春好年华。听到口哨声，她会害羞地从窗口向外张望。每当这时，这几个伢子就争着往窗口挤来，挤得铁桶哇哇大叫。与其说这些伢子是来担水，不如说他们是想借着担水的借口，来看四妹子的。

有时候，我们还会看到几个老人，一前一后地在石板路上走着，黄昏把他们的影子拉得好长，一直拉到井边。我们反正没有事，便悄悄地跟在他们身后。只见他们稀稀拉拉地坐在井边，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话。棉爹说，我崽到国外定居了，一年到头也难看到人，有崽和没崽又有什么区别呢。刘奶奶说，我的崽连县城都待不下，到处打零工，一年到头还剩不了几个钱，遇到一点难事，就要向我这把老骨头和亲戚借钱，要知道，我又哪里来的钱呢？棉爹说，好歹他还带着一家子在你身边晃悠。我呢，自从老伴过世后，一个人守着那三间红砖房，心里空虚得很。刘奶奶回道，你那是身在福中不知福，我这一世想去国内旅游都是奢望。

时间总是在不知不觉间，让人长大和老去，直至离开这个美丽的世界。

我前不久回家，得知在井边对话的两位老人都已过世。其实，我很想知道，刘奶奶实现了自己的愿望没有。晚上，我独自坐在井边，井水还是那样清幽，只是没有人再来挑井水了。

月光静静地落在井水里。在我离开家乡的日子里，不知道他们是否来过井边，是否让井水倒映出他们苍老的脸——因为这里曾经是他们牵挂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