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径文学社作品（夕阳浅唱）

既读唐浩明的《曾国藩》

必读肖仁福的《李鸿章》

五卷本长篇历史小说《李鸿章》创作笔记：

潜利益

肖仁福

咸同之际，苏浙一带为太平军所占，华人清吏，洋商外使，纷纷汇集至沪上，寻求列强势力保护。列强陈舰于海边，明护自国租界，暗通清廷与太平军，看谁笑到最后，便跟谁玩。龟缩于上海的苏沪官员和商贾知道洋兵靠不住，派人至安徽找曾国藩讨救兵，卫护上海。湘军刚打下安庆，正在调兵遣将，部署进攻金陵之大举，无以分兵，曾国藩不为所动。身处曾幕为老师曾国藩摇鹅毛扇的李鸿章认为，沪上遍地金银，若据为己有，可打造成湘军饷源基地，拱手让给太平军太可惜。曾国藩觉得不无道理，决定派能员领兵征沪。

可派谁好呢？既然上海是个聚宝盆，当然得交给自己信得过的人。曾国藩首先想到的是自己弟弟曾国荃。曾国荃正率湘军主力，借长江威势，东压金陵，以取破敌老巢之首功，没将上海放在眼里，断然拒绝。曾国藩又把目光投向彭玉麟。彭玉麟带着亲手创建的湘军水师正往金陵迫近，不愿离开自己的帅船，去上海跟洋鬼子和假洋鬼子厮混，也不肯接盘。曾国藩只好函商于陈士杰。陈士杰在老家湘南狙击西征的太平军翼王石达开，以逸待劳，守土有功，受清廷恩赏，连连晋级，同样不愿离开本土，东下别人客场征战。

唯有李鸿章看出上海的潜利益，决定把千载难逢的征沪机会争取到手。潜利益就是潜藏于深处或暗处的利益，不是显利益，仿佛和尚头上的虱子，明摆在那里，智商不够，目光短浅，不易参透和看明白。其时上海的潜利益有三。一是上海位于金陵东面，保住上海，规复苏吴，可直指金陵，建万世奇功。二是太平军覆灭指日可待，战后重建成当务之急，既要召唤流民回归土地，还得引进西学西器，为我所用，上海属对外前沿窗口，身处苏沪，可占得先机，掌握求富图强主动。三是上海华洋杂处，中外人才尤其会西语懂西器的实用人才多，得沪者得人才，得人才者得天下，值此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正好创三千年未有之奇业。

看懂上海的潜利益，李鸿章与曾国荃、彭玉麟、陈士杰正好相反，主动来到老师曾国藩面前，争取征沪机会。曾国藩因李鸿章聪明过人，办差利索，为自己解除过不少政治和军事危机，本不愿让他离开自己，无奈湘军阵营里没有合适人选可用，不得不奏请皇上恩准，让其组建淮军，东征上海，廓清苏吴，为湘军筹饷办粮，也给曾国荃攻克金陵创造条件。大计已定，曾国藩意识到李鸿章建军征沪，还有另外一层特殊意义。清廷忌惮汉员带兵，因太平军起义，八旗绿营不中用，大清岌岌可危，才忍看湘军壮大，确保满清江山不倒，一旦战争结束，成军十多年的湘军完成历史使命，且师老已疲，唯有裁撤。然洋人虎视眈眈，需有新生力量固我国防，淮军正好接替湘军，承担使命。当曾国藩欢送淮军出征时透露出这层意思，李鸿章才明白此去上海，还有一份颇有份量的潜利益在等着自己。

上海就这样成为李鸿章的福地，也成为中国近代化的起点。正是站在这个起点上，李鸿章先建军功，继创洋务，再办外交，又固海防，至恩师曾国藩故去，以一己之力，支撑起整个大清江山。反观曾国荃、彭玉麟和陈士杰，后来虽也做到封疆大吏，毕竟影响和历史地位远不如李鸿章。有人假设，此三人也是人中豪杰，若抓住千载难逢的征沪机会，成为另外版本的李鸿章或许也有可能。答案是可能性几近于无。首先三人看不懂上海的潜利益，说明胸襟不够开阔，视野不够高远，哪怕率军到了上海，也注定难有大作为。曾彭陈三人皆系湖南蛮子，生长于山野，吃得辣，天不怕，吃得咸，霸得蛮，打恶仗硬仗，不在话下，对付奸商滑吏和形形色色的洋人，心眼恐怕不够使。与三人不同，李鸿章生长于江淮平原，背倚巍巍大别山，面向商业文明一向发达的吴越大地，性格里既有山民的坚忍不拔，又具商人的灵活变通，且居京多年，见多识广，有足够的意志、智慧和经验，对付各类官员和鱼龙混杂的洋商华贾。这是李鸿章的底气，才自信满满，东下苏沪，掌控复杂局势，抓住别人眼里所无自己心中所有的潜利益，实现平生抱负。

或许有可能，曾彭陈三人也像李鸿章样，看出苏沪是可一展身手的好地方，只是舍不得放弃眼前利益，不愿去面对不确定的所谓潜利益。比如曾国荃，眼见金陵唾手可得，又何必舍弃看得见摸得着的千年大功，重起炉灶，面对变数？后攻下金陵，收获首功，没等朝廷论功行赏，便迫不及待携金裹银，跑回湘乡老家，建大宅，购田产，做上富家翁，足以说明曾国荃内心想法。俟朝廷有事，多次征召出山，曾国荃也能推则推，实在推不掉，才懒洋洋出乡，消极应付。这倒也是曾国荃的明智之处，攻克金陵让其登上人生顶峰，此后再怎么折腾，也不可能实现超越，再创辉煌。多年后清廷准备修葺三海和颐和园，命各地督抚拿报效银，以为曾国荃总督两江富庶地，出银肯定最多，结果他不情不愿，才报效四十万两，不到两广总督张之洞百万报效银的一半。其时中法战争结束不久，两广遍地哀鸿，前途无量的新宠张之洞掘地三尺，也要凑齐大银讨好朝廷，曾国荃心态则相反，老念着湘乡华屋肥田，巴不得开罪朝廷，贬官回家。至于彭玉麟和陈士杰，与曾国荃也差不多，当初响应曾国藩号召出山，目的无非保一方平安，并不想着建多大的功，留多大的名，不容易诱于上海的潜利益。

这叫做人各有志。李鸿章一向志大才高，注定会走一步看三步，凡事着眼于未来。到上海后，出于战争需要，购买洋枪洋炮，又自设多个枪炮局，后合到一处，成立江南制造局，造枪造炮还造兵船。战争总会结束，制造局出路何在？李鸿章早有想法：太平军和捻军消灭后，还有洋兵洋将，大清不可能没有国防，国防离不开枪炮和战舰，制造局还得存在下去。所造兵舰还可军民两用，战时出阵，平时运货。战后朝臣奏撤制造局，李鸿章又招股成立轮船招商局，购买制造局的轮船，跑江海运输，通过和平竞争，把欧美几大轮船公司挤出中国江海。李鸿章由此发现对付洋人，比对付朝臣容易得多。事实也是，无论办制造，兴运输，布电报，挖煤矿，还是修筑铁路，机器织布，开设银行，无事不受阻拦，不遭弹劾。李鸿章业大功高，朝臣羡慕嫉妒恨，倒也能理解，君上明知洋务利国利民，也总犹犹豫豫，半推半就，实在让人困惑。渐渐李鸿章明白过来，清廷有个最大的心理障碍，就是缺乏安全感，朝臣只要借题发挥，把事情跟大清安危扯到一起，清君立马认怂。原来人皆有趋利避害本能，觉得害大利小时，便会弃利而远害，哪怕所谓的害属凭空想象，也宁信其有，不信其无。

满清自关外入主中原，人口不及汉民百分之三，总感到不踏实，睡觉都不敢闭紧双眼，最多只闭一只，留一只睁着，看住汉人，不能让好不容易打下的江山易手。此心理两百年以来渐成定势，总觉非我族类，其心必异，遇事忍不住会往皇权安危上面联系。面对多如蝼蚁的汉人已够闹心，海面上又开来一队队突突突冒着青烟的洋舰，清廷难免心惊肉跳，非赶其开走不可。其实洋人眼里只有利益二字，不远万里跑过来，无非看准中国地广人众，市场份额大，买进卖出间，可赚大钱，清廷也能增加利源。然大清不在乎利不利源，再穷再困，皇家有四亿人供养，日子好过得很。唯在乎大清江山万世永固，爱新觉罗子子孙孙不劳而获，也就不允许洋鬼子惊扰好梦，非拒之于海外不可。无奈洋人有恃无恐，又放炮又开枪，把你国门攻破，强行闯入，“逼良为娼”，拉你跟着一起玩。偏偏内地又冒出太平军和捻军，八旗绿营不堪一击，不得不让汉臣兴办团练，先平息内乱再说。内乱持续十五六年，清廷一夕数惊，焦头烂额，洋人又不知趣，今天要跟你通商，明天要派驻公使领事，君臣越发焦虑，一会儿战，一会儿和，战又战不过人家，和又得赔款放洋人上岸，弄得左右不是人。

倒是林则徐巡抚苏省时的幕僚魏源和冯桂芬冷眼旁观，看个明白，随着蒸汽机动力的广泛应用，海洋时代不期而至，洋人不可拒，拒也拒不了，只能接纳。李鸿章率军东征，踏入沪地，便跟避难于此的冯桂芬一见如故，达成共识：与意在颠覆朝廷的太平军和捻军不同，洋鬼子并无鸠占鹊巢霸坐大清江山的动机，来华目的无非推销洋器洋货，大把捞金摘银。试想人家不远万里来中国办制造，设电报，铺铁路，跑运输，开银行，赚得盆满钵满，咱为何不可与其合作，将技术和经营方法学到手，也发财致富？李鸿章看准里面的潜利益，趁战争间歇，主动跟洋人接触，思谋引西学，办洋务，兴商贸，求富图强。人穷志短，唯一办法是先富强起来，才有底气和能力固海防，抗衡洋军，与洋人平起平坐，生意往来，互利互惠。趋利避害乃人之共性，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易开战，损害共同利益，自可和平共处。

李鸿章想到做到，战争还没结束，便试行洋务，开启上海制造。战后北上总督直隶，又把天津和京畿打造成洋务重镇。见李鸿章要风有风，要雨有雨，朝臣极不舒服，千方百计设阻。李鸿章要修铁路，攻击说铁路惊动山神地神水神，大清失去神佑，会招致大灾大祸。事实是铁路不仅无害，还利官利民，朝廷尝到甜头，不再理睬朝臣。李鸿章又奏修津通铁路，计划把铁轨自天津铺到通州。朝臣又数出大把铁路坏处，如火车猛如虎，见人咬人，见畜噬畜，真到了通州，京城绝无宁日。还说皇陵受到惊扰，先祖怪罪下来，子孙绝无好果子吃。李鸿章觉得可笑，置之不理，回头给慈禧展望津通铁路前景，慈禧也认可，正要准奏，朝臣急中生智，说津通铁路一通，万一官民不慎得罪洋人，洋人跳上火车，一夜工夫就可攻入北京，找朝廷算账。这一招真灵，慈禧想起咸丰末年英法联军攻破北京，自己随夫咸丰逃亡热河，看着他死在那里，不禁心酸不已，恨起洋人来，觉得洋人发明的铁路也可恨，不让李鸿章再提铁路二字。李鸿章不甘心，也拿英法联军旧事打比，说津通无险无阻，即使没有铁路，洋人照样可攻到北京，要阻洋人，只能加固津沽海防。慈禧冷静思之，也知李鸿章所言不虚，但脑袋里的痛苦记忆实在没法抹去，只有否掉津通铁路。

此乃清廷软肋，或曰弱者心病，神仙都没法根除。慈禧本够精明，放手重用李鸿章等汉臣，实现同光中兴，谁知晚年昏聩，做出不可理喻的傻事，深层原因与咸丰差不多。百日维新期间，维新派觉得慈禧不除，新政难行，密谋刺杀慈禧，好让光绪放开手脚大干。慈禧风闻，吓得不轻，自颐和园赶回宫里，软禁光绪于瀛台，重新训政，又迎载漪之子溥儁入宫为大阿哥，准备取代光绪。各国公使觉得载漪父子差劲，不如光绪开明，公然反对清廷废立。载漪恨透洋人，又无奈其何，于是怂恿慈禧，说义和拳刀枪不入，民气可用，借其力赶走洋使，也就没人敢对朝廷指手划脚。慈禧也觉洋人可恶，却对义和拳刀枪不入存疑。载漪担心煮熟的鸭子飞走，自己帝父梦破灭，弄了纸假电报，说多国洋兵已自天津登陆，杀向北京，欲捉拿太后，营救光绪。吓得慈禧六神无主，听任载漪愚弄，大开城门，放义和拳入京，攻打各国使馆。这下果然引来八国联军，慈禧携光绪逃出京城，流亡西安。途中突然想起已外放两广总督的李鸿章，电旨其北上议和，才避免亡国灭种为列强大卸八块的厄运。

现代医学实验证明，焦虑不安会让大脑分泌叫做皮质醇的激素，致使脑中负责记忆、方位和判断的海马体功能丧失，从而导致思维紊乱，利害难辨，做出违反常理的可笑事。咸丰年间太平天国席卷江南，洋人又来捣乱，英法要求派公使入驻北京，有事可代表本国跟清廷交涉。咸丰皇帝觉得咱天朝上国，与英夷法夷平起平坐，实乃奇耻大辱，指使僧格林沁炮轰护送英法公使西进的洋舰，一解心头之恨，结果招至英法联军攻入北京，咸丰逃往热河，愤愤而亡。咸丰为何不计后果，做出如此幼稚举动？就是长年处于焦虑忧惧之中，脑袋里的海马体受到皮质醇浸害，智商严重下降的结果。慈禧精明一世，弱ruò智一时，也是焦虑和恐惧导致脑中皮质醇激素徒增，智商瞬间归零，任凭载漪摆布，闹出天大笑话，铸成千古大恨。

满汉官员自然不知皮质醇为何物，却懂得如何人为制造焦虑和恐惧，逼君主就范。且屡试不爽，无一次失灵。这是清廷的宿命，因自卑而焦虑，因焦虑而恐惧，一有风吹草动，便失智失常失态。越失智失常失态，越找不到安全感，统治中原两百多年，仍战战兢兢，自设藩篱，人为区分满汉，制造满汉对峙。四位殿阁大学士和两位协办大学士，满汉各半，满在汉上，汉不服满，满不认汉。六部堂官里，满汉两位尚书，四位左右侍郎，掐起架来三对三，势均力敌。满汉斗得正欢，洋舰西来，又视洋人为洪水猛兽，企图以海岸为屏障，阻之于海外。面对汉臣汉民，反正刀把子在手，臣民只能服从，可洋人有洋枪洋炮，清廷的刀把子斗不过，以至自取其辱，自食其果。洋人汹汹，本该放弃恩怨，满汉团结，共同对外，但满君满员没这么想，以洋人为仇的同时，仍没忘以汉人为寇，以一满斗洋汉两敌。

原来潜利益终究敌不过潜危害，哪怕危害并不存在。所幸曾国藩、胡林翼、李鸿章、左宗棠等汉臣，能超越满汉藩篱，视整个中华民族为统一整体，认为清廷不止是满人朝廷，也是汉人朝廷，天下不止是满员天下，也是汉民天下。江南战乱，八旗绿营不中用，君臣惊慌失措，曾李们以大局为重，冒着生命危险，出面建军平叛，还百姓清平世界。也不与洋人为敌，洋人为发财来华，咱也可大大方方，与洋人一起赚钱，你好我好。清廷仇汉仇洋不仇钱，也知制机器、开煤矿、修铁路、拉电报，有利可图，恩准李鸿章放手办洋务，但别有用心之徒一说李鸿章挟洋自重，窥窃神器，便心惊肉跳，否决其奏请。李鸿章知道清廷心病无人可医，只能耐着性子，静候其病症稍稍轻缓些，重启奏议，另行开张。国家要富强，先得维护国体，再在国体健全下办事，能办多少办多少，能办到哪个地步办到哪个地步，日积月累，聚沙成塔，不断收获小功，总能叠加为大成。

这便是李鸿章比满清君臣高明之处，能高瞻远瞩，超越满汉对立和华洋对峙，看懂国家和民族长远潜在利益。这绝非空话，李鸿章所创事业不仅影响晚清，直到一百多年后的今天，还在产生大效益，如总部位于香港的中央特大型企业招商局集团，其前身便是李鸿章一手创办的上海轮船招商局。（2022.7.2。原创作品，如转载，请注明“源于山径文学社”。）

（肖仁福《李鸿章》全五卷）

贵州人民出版社

    作者简介：肖仁福，湖南作家和历史文化学者。当过农民，教过书，长期在教育、财政、政府、群团等部门工作，谙熟机关生活。业余从事文学创作和史学研究，已出版作品六十余部，共计千万字。其中长篇小说《官运》、《位置》、《心腹》、《仕途》（三卷本）、《阳光之下》等十余部，《背景》、《本事》等小说集和随笔集四十多部，历史小说《苏东坡传》、《霍光传》等多部。近有五卷本《李鸿章》出版上市。（山径文学社创始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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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径文学社肖殿群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