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救护车的呜啦呜啦声，父亲脸色苍白得躺在那张救护推床上，我已全身麻木，只知道双眼死死盯着父亲的胸脯，生怕因为我的双眼挪开，它就不再起伏跳动。历经7个多小时，终于赶到了市人民医院。哥哥姐姐早已在医院等候，我们甚至都没有听清医生说了些什么，就已经签完了所有的字。父亲被推进手术室，我只看着手上的诊断书显示脑出血。此时，是凌晨3点钟。凌晨5点48分父亲被推出来，告知手术成功，但是要住进重症监护室，我们勉强松了一口气，这是，我第一次意识到我心目中的超人可能需要我们来守护了。

     我的父亲出生在一个食不饱腹的年代，1952年12月26日。

      1984年，经人介绍，父亲同母亲结婚了，做了上门女婿。父亲是一个心思细腻的人，母亲则刚好相反是个大大咧咧的女汉子。1986年7月便生下哥哥，1987年12月生下姐姐，1990年，便砸锅卖铁生下了我。因为那几年国家刚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三胎属于超生，按条例罚款600元，这在当时相当于一个天文数字。奶奶四处借钱，父亲把家里唯一的一头猪赶了出来抵罚款，勉强凑够了数，我才得以安生下来。所以，从小，表哥就给我取了个小名，叫“六百”。

      父亲从小就特别聪明，断断续续总共进过2年学堂的他，在16岁的时候就当上了大队会计，写得一手漂亮字，并且能背完整本毛主席诗词。他说他最自豪的一件事就是跟毛主席同一天生日。所以，在父亲的渲染下，我们从小就知道要热爱毛主席，热爱共产党，热爱新中国。

      90年代，我们村里只有寥寥无几的几户人有黑白电视机，我家自然是没有，所以一到傍晚，奶奶就给我们梳洗完毕，父亲便背着我，母亲牵着姐姐和哥哥，走路到婶婶家看“白眉大侠”。大人们津津有味地看着电视，孩子们叽叽喳喳地叫个不停，直到电视里面开始放片尾曲，我跟姐姐便呼呼大睡了，于是，父亲便背着姐姐，牵着哥哥，母亲便背着我，我们的大部队又回家去了。现在回想，那段童年时光既辛酸却更幸福。

      1998年，因为我们三姊妹都要上学，父亲只能出去打工，给我们挣学费。他一去就是一整年，那时候整个村只有一部电话，偶尔才有一次机会能跟父亲约好通电话的时间，常常都是只说了几句就得匆匆挂掉，因为村里还有很多人在排队等亲人的电话。后面因为我太想念父亲了，以至于二伯每次来我家帮忙做事，我就以为是父亲回来了，却又不敢喊父亲。直到快过年，某天夜里，有个人挑着两个三色尼龙袋子走进堂屋，并对着我喊了一声“丫妹”，我才回过神来，是父亲回来了。他卸下袋子，在包里翻着给我们三姊妹买的礼物，有手表、耳环、项链、衣服等等，那一刻，我觉得父亲是世界上最好的父亲，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孩子。父亲的打工生涯总共持续了2年，然后我们一家人就再也没有分开过。

      如果说小时候母亲对我们是严厉的爱，那父亲对我们就是宠溺的爱。所以我们小时候都是害怕母亲的。父亲唯一一次打我，是我5岁的时候，嘴馋，悄悄掰了伯伯家的几个玉米棒，被父亲知道了，用竹鞭把我的屁股打得乌青，至今，那个挨打的画面还记忆犹新。也让我永远记住了他的话，人穷志不穷，人要活得有骨气，更不能悄悄拿别人家的东西。此刻，不经意的忆起，酸楚的回忆，过去，必然是永远都回不去，也到不了，更加无法定格的时光。

      只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却越来越害怕看父亲的眼神，总觉得他眼神里有一种不可忤逆的威严。但是当遇到挫折，困难，感到无助的时候，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告诉父亲，我觉得他是我的靠山，是我避风的港湾，他会教我分对错，辨善恶。让我坚强且温暖着长大。

      父亲为人真诚，正直，有责任心，也特别乐于助人，经常主动用三轮车为村里的留守老人运送生产和生活物资，从来不求回报。他是村小组组长，有一次晚上村里临时要统计组上农户种植的玉米和黄豆面积，其中有2个农户家电话一直没有打通，他连晚饭都顾不上吃，就跑去别人家里问情况，我心疼得责备他，可是，他笑着说：“一顿饭晚点吃没关系，可是那几个老人电话联系不上，挺让人担心的，而且村委会发了通知要晚上把面积统计好，所以，我必须去一趟才能安心。”父亲这样的一言一行深深得影响着我，他心中的大爱就像一束强光，照亮着我踽踽前行的道路。所以，于此，我秉持初心，也毫不畏惧。

      此时，病床上父亲的咳嗽声把我从过往的思绪中唤醒，我叫他，他知道点头回应了。或许是看到了我脸上的些许哀伤，他张嘴，只是无声。我握着他的手告诉他，一定要坚强的好起来，我也一定会带他回家，回到那个叫白石岩门的地方，可以每天夜晚伴随着蛙鸣声入睡，晨曦跟随着蝉鸣声醒来；院子里还是会围满一院子的人打围鼓，如果他可以，他还是那个铿锵有力的鼓手，如果他不可以，我来替他传承；我还会带他去看屋前那棵百余年的九樟树，只是，他那个守了一辈子树的老伙计已去了天空；可以每天陪他看日出东方，望夕阳西下，日复一日，年复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