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归天阙,遥遥无期……”
陈大昕有遗嘱,死后,在他墓前立一碑,上书"地下党陈大昕之墓"。
儿女们觉得荒唐,没理会老子的遗言。
顾庄人说他"哈"(读音为哈字第二声。乡下人常把读书人有违常规的言行称之为"哈")。庄上人一般都称他的外号"芋头先生"。
我在心里嘀咕,怎么称人家叫芋头先生呢?后来,有了接触,才感到这人的粘乎劲,恰如芋头的液汁那么粘滑。
因我笔头子会划拉两句,他便找到了我。自称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地下党,说得有鼻子有眼的。我不是轻信之人,以我的认知水平,也觉得有几分可信之处,对他的执着表示同情,于是便被粘上了。他三天两头跑来央求我,写了一件又一件的申诉材料,没完没了似的,令人心烦。
怪我老意软,庄上人,抺不开情面。可又对他信念的执着,产生丝丝敬意,觉得却之不恭。
陈大昕,解放前一直在外地教私塾。解放后,在本乡做民办教师。日子过得紧巴巴,苦叽叽的,还不如有些老社员活得滋润。那时,民小教师国家每月补助七元,后提至十三元。这点钱还不够买条稍好点的香烟。
他说自己是1939年的地下党员,以教私塾为掩护,做了不少地下工作。那时干革命可不是闹着玩的,头拎在手上,随时有送命的危险。好几次差点被敌人逮着,都被他滑过去了。敢和敌伪捉迷藏,滑芋头方明在圈子里就小有名气了。(方明是他的字,即别名,地下工作规定,真名不敢用。)
顾庄人都晓得,他老婆曹红子,曾被还乡团长顾庆淞吊打过,逼她交出丈夫的去向。看来,这地下党一说,还真不是空穴来风。
1946年7月,新四军北撤,陈大昕也滑溜得不见了踪影,他老婆当然不知他的下落。也是在这段期间,我地下党组织遭到了还乡团的严重破坏,损失惨重。陈大昕亡命在外,失去了组织联系。根据党章规定,属于自行脱党,不再保留党籍。
解放后,陈大昕一直在做恢复党籍的努力,找到了地下工作时的接头人,东俞村的明复五,以后便再也找不到第二个人了。同为东俞人的俞一当,地下乡指导员,曾是他的地下党支部书记。负责人的证词是很有权威性的,可惜早已病死。其余往昔战友,不是战死,便是星散,无法联系了。这种严肃的事,孤证不立,是条金科玉律。我党也执行这一传统法规。这事便拖下来,一直拖到文革。
文革中,对地下党的审查尤其严格。上自刘少奇,下至最基层,揪出了不少叛徒、内奸、特务,一个个被斗得死去活来。
我们文教系统,从公办教师的人事档案中排查,凡有历史问题的都被清理出来,天天批斗。
对于民办教师这块,倒是疏忽的。陈大昕见状,吓得哪敢吱声,所以侥幸地躲过一劫。不然的话,你就浑身是嘴也说不清,够他喝一壶的。

文革结束后,落实政策时,这个死芋头又活过来了,成了活跃的上访大户。
起先,他没头苍蝇似的,找到了文教局。说他曾上过界首乡师,不到一个月,因执行任务,中途退学。
局人事股长不信,翻出陈年皇历一一界首乡师名册。这名册显然不是原装货。原册已无法找到,是后来界师人回忆的名单。始终找不到陈大昕的名字。只有一个叫"方明"的人,被铅笔划掉了。
陈大昕一见,大喜。对人事股长说,方明就是我。我是地下党,不能用真名。我学了一个月还不到,人还没处熟,就被组织上派出去执行任务了。
股长说,凭什么证明,方明就是你?
他做了一番解释。说,我名叫陈大昕。日旁加个斤的昕。昕者,指太阳刚出的时候。所以我的字叫方明。
过去的人,除了名之外,一般都有个和名的字义有关联的别名。如岳飞,字鹏举。飞,鹏举,有关联意义。再如,毛泽东,字润之。泽,润,都含水。又引申为恩泽东方。
你科长(奉承人,加官了。县局各科室,实为股级。)是有学问的,比我懂。不像现在的人,有名无字,干脆把名和字混在一起了。并指着名册上有点印象的几个人名。
临了,央求说,好科长,求你开个证明,证明我方明是个地下党。
股长说,你说的有点道理。但这个证明,我们没法开。你找错了门。我们是政府的教育行政部门,不管这些。你应该去找党务部门。
至于教籍,待我们甄别后,如属实,倒可以考虑。不过,年代久远,很麻烦,希望不大。
他感谢股长指点迷津,至于什么教籍的事,倒没有放在心上。
此后,他便怀揣一沓材料,三番五次去县委,地委的有关部门上访。
这些材料,大都是他三番五次粘住我写的。我打稿,他誊写。
人家翻看了这些材料,夸他一手毛笔字写得不错。蝇头小楷,工整漂亮。还留他帮着抄写了几天。说材料留下,待我们研究后答复你。
他以为有希望了,兴头头地告诉张三,告诉李四。好像在地委机关住了几天,就成了大干部似的,抖得不行,吹了不少牛皮。比如说,他同地委周书记同桌吃饭,书记敬了他一支烟,没舍得抽。像宝贝似的,把那支"熊猫"牌烟在人前不住炫耀。
是的,抽什么品牌的烟似乎已成了身份地位的象征。什么"县委干部两边分(大前门),公社干部四腿奔(飞马)",当时很流行的话。像芋头先生这类低层级的人,老社员们,只能抽八分钱一包的"大丰收""大铁桥"了。(后提价至一毛四分)
后来,人家告诉他,材料看了,不行。作孤证的明复五也死了,没一个活人,空口无凭,达不到建档的起码要求。
他不死心,仍旧三番五次地跑。人家一看就烦,老脸色又来了。就这样,软磨硬泡,虚浪了许多时光,错失了宝贵机会,教籍便也不了了之。
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对于如他似的私塾底子的老民办教师,显然已跟不上趟,不适应教学改革的要求,遂对这类人作了一次性补助的清退处理。陈大昕什么也没捞着,鸡飞蛋打一场空。

家人抱怨,从没见他一个子儿补贴家用。小孙子噘嘴,从没见过爷爷一粒芝麻。儿子说,若是靠他养家,一家子恐怕养得像只鵽呢(最小的水鸟)。
凭心而论,他那点钱,还不够他跑腿,也怪可怜见的。我给他写那么多材料,就没抽过他一支烟(他抽八分钱一包的那种烟,不好意思掏出来)。纯属同情心,义务帮忙。
庄人说他,人家小年轻的弄个党票,图升官发财,你图个什么?党票能当饭吃啊?死芋头,一根筋,活见鬼!
还有难听的。什么好汉不提当年勇,怂货才夸少年狂。你以为你是杨六郎,卖麻糖啊?猴子跳到戥盘上,自称自贵的,也不尿泡尿照照!郎不郎,秀不秀的,卵用!
如此嘲讽挖苦,他听了仅讪笑笑,你们不懂。我本地下党,不在党了,犹如失了魂,吃也不香,睡也难安,我就图个名分!
人们笑他"哈"死了,要个什么名分!转个公办多实惠,这点事理也不懂,书念到屁眼里去了。对于世人的种种讥笑、非议,他不再争辩,只是苦笑
清退回家后,偶尔见面,见他明显苍老的样子,不免心生怜惜。他总是如祥林嫂般连连说,不怪组织,怨我命苦,不怪组织,怨我命苦。不但庄上人不理解他,连家人也不理解他,他自是苦闷之极。 人们常见他搬张小杌子,坐在院中,用他沙哑的嗓音,反复唱着一句不知哪出戏里的唱词,“臣本是,失群雁。归天阙,遙遥无期——”,期字拖得很长很长,千回百转,凄恻悲凉。拖到后来,犹似断断续续的哽咽,低泣,充满了哭腔,令人不忍卒听。
人生之遗恨,莫过于死不瞑目。 陈大昕,活着,成世人的笑柄;死了,"哈",“死芋头”,便成了他的谥号。

【作者简介】
王玉权,江苏高邮人,中学高级语文教师,已退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