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母亲

文║赫崇明

      母亲走了，在八月中秋明月正圆之时，怀着对儿女的牵挂、怀着对亲人的眷恋、怀着对故土的深情，完成了她艰辛的人生之旅，匆匆地走了。

      正是深秋，漫山遍野一片枯黄，棂车从乡间的小路上驶出，金黄色的杨树叶片纷纷从路旁高高的枝头上洒飘下来，落在棂棺之上，这使我想起了父亲走时漫天纷飞的飘雪。没有锁呐声声，没有哀乐低回，只有汽车轮胎辗压在泥土的路面上发出的沙沙响声和儿女们悲痛的泣啜声。乡路两侧是割倒的庄稼，干枯的秸秆堆，丰硕的玉米棒子和片片青绿的白菜、萝卜田亩，地里劳作的农人远远地站立着，遥望这支小小的送葬队伍。收获的季节，一生劳作的母亲却离开了这块丰收的土地。

      母亲就出生在这块土地上，那是85年前一个寒冷的冬日。外祖父是地道的庄稼人，原本的山东汉子却是五短身材，矮小瘦削，但浑身却充满了活力，这活力源于对生活的奋争和对家人的责任。母亲出嫁时身高不足1.5米，却坚定地挑起了公婆叔姑十口之家的全部劳作的重担。春耕夏锄，秋收冬藏，淘米烧菜、喂猪养鸭，缝补浆洗，生儿育女，旧社会农村女人所负担的一切，母亲全部承担过来了。没有一声怨言，没有一丝的痛楚，在母亲年轻的意识里，也许这就是做女人的全部。

      我的父亲也是一个庄稼人，经年在母亲所在的村子刘姓地主家做工。父亲聪明勤快，十五、六岁就把全部的庄稼活学到手了。割高粱是农活中难度最大的劳动，2—3米高的高粱杆加上重重的穗头，要用一只胳臂抱住另一只手下刀，180°的旋转，麻利地放倒，回手去削高粱穗头，捆绑码垛，一般人一天只能割几垅地，而我的父亲一天可以割一垧地，在长工中是速度最快、质量最好的一个。论家庭条件，虽然外祖父也是长工之家，但是勤俭、节省，精打细算加之祖辈闯关东遗传下来的恐惧心态，外祖父一家的生活还是要好于我父亲家的生活。我母亲所以能够成为我父亲的妻子，在很大程度上是外祖父相中了我父亲的农活。后来，我父亲当上了人民政府的区长，外祖父逢人便说他是极有眼光的。

      从我记事起，母亲涨红的慈颜就整天在我的眼前晃动。可以想见，不要说母亲还要去田间劳作，就是十口之家的衣食料理和家畜的饲喂就足以耗掉她每天的生命。这种慈颜一直伴随着我的成长，即使后来走出山沟，到北京读大学，母亲涨红的慈颜也常常出现在一个游子的梦乡，愈加鲜明起来。

      我家老屋后面是一座山丘，长满了蒿草。秋天勤劳的母亲用镰刀把蒿草割倒，晒干码成小山头状的柴堆，留在严冬里取暖用。放学回来我便跑到山丘上帮母亲捆蒿草，母亲涨红的慈颜在夕阳中分外的灿烂起来。

      我们的村庄紧靠运粮河畔，长长翻滚绿浪的柳条通从村子前边流过，整个村子淹没在柳浪碧海里。每到夏季雨过天晴柳条通便长满了各式各样的香菇，母亲拎着用柳条编织的筐子领着我去柳条通里捡香菇。母亲手脚麻利，动作迅速，在别人还是空着筐子到处寻找香菇的时候，她已经采摘满筐的香菇了。看到母亲那涨红的慈颜，我的心头掠过一丝的负疚之情。

      我读初中的时候正赶上大跃进年代，学校每周都安排两天去生产队参加劳动。有一天我们去南大梁锄地，突然看到一个瘦小的身影从地北头向我们走来，人到跟前才我发现那是我的母亲，她从贴身的上衣口袋里掏出两个玉米饼子递给我。看到母亲那涨红的慈颜，咀嚼着带有母亲体温的玉米饼子，我的眼泪扑籁籁地流了下来。

      我第一次离开老屯去县城上高中，母亲帮我拿着行李，送我到屯头的南大梁，从贴身的上衣口袋里掏出5元钱，嘱我到学校好好学习，晚上买点面包饼干补充，千万不要饿坏了身子。说完母亲转身向梁下走去，一边擦拭泪水，一边抽泣着。我向着母亲有些微驼的抖动的背影深深地鞠了一躬，然后头也不敢回地向着小镇的火车站走去。

      读高中时我寄宿在县城的兆麟中学，周日休息回家一次，母亲把全家人节省下来的白面烙成薄饼带给我到学校去吃。每当母亲拿饼给我的时候，我都不敢正视一下母亲那涨红的慈颜，心头立刻涌上一种刺痛的感觉。

      高中毕业我们被扫地出门，高等学校招生考试的历史结束了。当我扛着行李眼含热泪回到生我养我的故乡的时候，文化大革命的烈火已经烧到了中国最基层的政权组织——人民公社。父亲是一社之长，“理所当然”的被打倒关进了“牛棚”。十口之家的大家庭完全地靠着母亲劳动的瘦弱的肩头支撑起来。

      1967年春节是我们家最黑暗的一个春节，父亲曾经批评过的一个夏姓村支书和一个公社干部纠集一伙无赖刁民以批判“走资派”为名把父亲从“牛棚”里拉出来，挂牌子，戴高帽，游街示众。看到这种场面，看到这伙恶人把一个地主的长工打倒成了“三反分子”，我怒不可遏，从家中取出菜刀要杀它个鸡犬不留。母亲瘦小的身躯一下子把我抱住，那一刻母亲用尽了她平生的力气去阻止她的儿子去做一件毁灭自己的事情。事情已经过去近半个世纪了，可是母亲那一刻的果断和坚毅，还有母亲那涨红的慈颜永久的定格在我的脑海里。

      在生产队当知青那会儿，早上三点半，晚上看不见，中午一顿饭，搁筷接着干。每天收工回来，累得腰酸腿痛，拽着猫尾巴上炕蒙头就睡。对前途的渺茫，对人生的绝望，吃饭、劳动、睡觉，机器人似地每天重复着简单的生存活动。不思进取，不求上进，沉沦到生命的底线。有一天天降大雪，天赐的休息日（农村有个不成形的俗约，雨雪天自然放假）。母亲突然跑进屋里兴奋地拉起我跑到门外，公社大喇叭里正在播放着毛主席的一段最新指示：“大学还是要办的……”。我激动得一窜好几尺高，跑进屋里翻箱倒柜把已经落满灰尘的高中教科书倒腾出来。从此我每天除去参加生产队的正常劳动外，都起早贪晚的抓紧时间去复习课程。正是毛主席的这一句话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在交大读书时，经常收到母亲的来信。母亲目不识丁，更谈不上写信，每封信都是母亲拜托村小学校一位老先生代笔的，字里行间充满了母亲的牵挂和思念之情。

      母亲辛劳一生，到了晚年也不肯轻易的休息。我家老屋前有一片菜地，春天母亲用钉耙把土壤翻起来，耙平散碎，种上菜蔬。夏季花开庭前，菜蔬深绿，母亲搬个小板凳坐在屋檐下，细细地端详着她辛勤的劳动成果，年轻时的涨红的慈颜已经没了踪影，但那布满沧桑的脸上还是映衬着快乐和满足。劳动的幸福，在母亲的一生中恐怕体验得最为深刻的了。中秋节正是农家收获的季节，乡下的老姨来电话说要去地里秋收，让母亲帮她看家几日，回到乡村是母亲最愉快的事情，母亲简单地收拾一下，就去老姨家了，想不到母亲此一去竟然永远地留在了那里，留在了她辛劳一生的那块土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