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杨久民

         轰轰烈烈的文革落下了帷幕，正是我们上小学的时候。学校师生都在积极响应“五七”指示，“以学为主，兼学别样，不但要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

          乡下的学校学工学军不便利，学农最合适不过了。大队里拨出几片荒岭薄田就成了学农试验田。初中二个年级的学生们在这广阔天地里，大有作为了。虽然体会到汗滴禾下土的不易，但也感觉出不上课的轻松自在。每个星期一二天的时间去试验田深耕细作，来回排着整齐的队伍，浩浩荡荡一条长龙。每每唱着革命歌曲，早晨“红星照我去战斗”，下午“日落西山红霞飞。”

         队伍一开始走得还算整齐，走着走着不成形了。调皮捣蛋的学生便开始打闹。一个女同学舞舞扎扎，一不留神用铁锨把男同学的嘴唇给划开了。去乡医院缝了十多针。

        男同学的妈妈急急火火奔到学校，看着“伤兵员＂儿子失控发泼了。老师忙不迭地点头作揖赔不是。闯祸的女同学吓得小老鼠一样无处躲藏。末了，男同学的妈妈指着抖抖索索的女同学咬牙切齿地说：俺儿要是破了相娶不上媳妇，你就得给当媳妇！当晚女同学的父母忍痛割爱，咬咬牙送去一葫芦瓢鸡蛋做慰问品。双双赔理道歉，好话说尽才算了事。

         我们小学生没有体力去试验田干重农活。每个星期抽一下午时间给校办养兔场捥野菜，喂长毛兔。周身洁白，高挑的大耳朵，红宝石样的眼睛，三瓣嘴一抿一抿地切嚼着食物。看着可爱的兔子，大家眉开颜笑，连回家吃饭也忘了。

        庄稼一朵花，全凭肥当家。学校规定春冬两季，每个小学生一个星期上交二十斤鸡粪。在无法耕种的荒岭上堆起坟丘大小的土堆，里面放足了鸡粪、腐草，顶上埋上二三个拳头大小的地瓜，这种种法叫秧老地瓜。秋天一刨，大地瓜居然有不少三四十斤重的。

         放学后，我便叫上张小鱼一块去拾鸡粪。张小鱼和我同岁，同班同学。他个头矮我一截，老爱流黄鼻涕，天长日久嘴唇上的鼻垢筑成了流鼻涕的沟槽，两条鼻涕四脚蛇一样灵动，来回抽探于鼻孔。七十年代的学生年龄大小不一，有的同学比我俩大七八岁。我俩最小常受欺负。于是团结起来，共同防御大同学的欺凌。

        乡下人勤快，养的鸡真多，全是散养。下蛋换钱，相当于银行。我一手提着粪筐，一手拿着用铁丝扎制的小粪叉；张小鱼一手端着一只大葫芦瓢，一手攥着两根筷子一样的长木棍。

        偏僻的小胡同鸡粪真多，不一会儿拾了小半筐。正干得起劲，突然我的粪筐被踢飞了；张小鱼被一脚踹在屁股上，跌了个狗抢屎。

        扭头见外号叫“胡司令”的坏孩子一手叉腰，一手戳点着骂咧咧地喊叫，说我俩不自量力，侵犯了他的地盘。张小鱼忍着疼痛爬起来不顾一切地冲上去要和他拼命。我也火气冲天地举起粪叉戳向他。面对我俩以死相拼的架式，人高马大的“胡司令”还是心有不甘地退走了。

         天黑了，人也饿了。张小鱼依旧干劲足足的，飞快地往葫芦瓢里夹着鸡粪，一双木棍使得像筷子一样娴熟。

         七十年代人们都在为温饱忙碌着。土地贫瘠的地区，青黄不接的时候饿肚子也不是新鲜事。沂蒙山东部人家一年四季主食地瓜，虽然也种植小麦、水稻，但毕竟产量不高，还得上交爱国公粮。大米白面只有逢年过节，婚丧嫁娶，亲朋过往的时候才舍得吃。平常吃上一顿对孩子们来说就是美味大餐了。

        夏至到来，张小鱼常在空闲时间叫上我一块去拾知了猴皮，攒多去供销合作社卖钱买本子、小画册。有一次，他从家里跑出来，从怀里摸出一个大花馍，有滋有味地吃起来。他说他姐今天定亲，他姐夫送的。见我眼馋，大大方方地掰了一小半给我。我接过来没顾上细嚼，两下就呑进肚里。他问我什么味？我说没细味，没尝出来。他郑重地说：这是甜馍！是放了糖精蒸的。

          背诵课文对小学生来说是“老生常谈”。背不下来，不让回家吃饭，这是我们老师惯用的“伎俩”。放学好长时间了，大多数同学还在嘤嘤嗡嗡地背课文，少数同学背下来回家吃饭了。张小鱼用课本挡着脸左看看，右瞅瞅，屁股在板凳上乱转悠。突然他举起手来怯怯地喊了一声报告。正在看书的老师把头抬起来问：干什么？我回家吃饭。张小鱼结巴着说。不行！老师把脸一沉，一瞪眼说。

         不少同学捂着嘴笑出了声。我心中纳闷，张小鱼今天是发高烧了，犯傻了，背不下课文老师不让回家吃饭，他居然打报告回家吃饭。

         过了一段时间，老师还是让同学们回家吃饭了。吃过饭我见了张小鱼劈头就问：你今天是不是有病，报告回家吃饭。吃的什么好饭？

        你不知道，吃的是面条子。烤上花生油，放了葱花、芫菜，喷香！回家晚了，我妈只给我留了一大碗，不饱，又蘸着汤吃了两个煎饼。张小鱼吧嗒吧嗒嘴带着几分遗憾说。

        我忿忿地说：为一顿面条就出丑了，大家伙都笑你。

        秋季学校里组织学生复收花生，用爪钩（农具）到收获后的花生地翻找落在地里的花生。目的是减轻大队集体负担，添置教学器材。

         田野里到处都是学生们撅腚低头抡爪钩的身影。我自然和张小鱼在一起，白花花的日头下，张小鱼唉声叹气地说：都翻腾多少遍了，哪里还有啊？

         一道黑影从我俩面前窜过，是只肥硕的老鼠！我俩喜得惊叫起来，扔下提篮、荊条筐提着爪钩赶上去追打。机警的老鼠还是逃到田埂上的洞穴里去了。

         老鼠洞上面一个后门，下边一个前门，相距二三米远，门前还有一堆新鲜湿土。刨吧，里面肯定有不少花生。我俩激动地嚷嚷。刨了一会儿，刨出一团细草屑来。这是老鼠的被窝。张小鱼说。

        终于刨出花生了，一个个又白又大，籽粒饱满，全是双粒的，由此可见老鼠是多么的精明。张小鱼哈哈大笑，飞快地往提篮里拾。拾完后直接用手向洞里掏，一掏一大把。掏着掏着，张小鱼尖叫着跳起来。我仔细一看，他的右手中指尖变红了，彤红的血珠往下滴嗒，被可恶的老鼠咬破了。

         这时老鼠倏地从洞里跑出来了，我抄起爪钩就去撵打，正好打中了，复连几下打死了。这只老鼠足有半斤重。张小鱼疼得乱叫唤。我笑话他说：一点皮外伤就疼成这个熊样，还想当什么英雄董存瑞、黄继光。如果鬼子来了，一准成了叛徒王连举！

          中午老师一过称，正正十二斤。一个老鼠洞掏出十二斤花生，收获可真不小。老师夸奖我俩说：两个小东西还挺机灵的。

        懵懂无知的儿童转眼长成了青葱稚气的少年。我们很快升入初中。张小鱼有个坏习惯，每次写错了字就蘸着口水去涂抹，结果作业本上每张纸都有几个黑点。为此不知被班主任老师措词择句批评了多少回。（班主任很善于讽刺人）他好像看着这个爱流鼻涕的学生不顺眼，敲打他成了家常便饭。张小鱼学习情绪一落千丈，平常学习一般化的他最后成了倒数。

        我们升初二的时候，张小鱼留级了。日后他爸对他进行了严加管教，甚至还动了粗。有一回用黄胶鞋把屁股都扇肿了。随着年龄的增长，张小鱼也知道“奋发图强”了。学习成绩一路飙升，过五关斩六将，最后考上了让人眼热不已的大学。

         三十年后，我去市里办事，走在车水马龙的大街上，突然有人喊我，我驻足一看是张小鱼。他惊喜地从绿化树下奔过来，对我又是拍打又是搂抱，甭提多亲热了。

         一米八多的个头，四方脸，魁梧健壮的身躯，一身制服，真符合公务员的形象。大学毕业后分配在市税务局，一身正气，一路滚打，成了一把手。

        从他身上还能隐约看出当年流鼻涕孩童的影子。在路旁亲热地交谈了好长时间，沉醉于莫名的幸福喜悦中。毕竟是年少时期的同学、朋友、玩伴，有着共同的难以割舍的记忆。

         社会的进步，城镇的拓展，乡村在萎缩，乡愁也日趋淡漠。唯有年少时那段七彩时光凝成的记忆，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厚重、清晰。时常被梦魂牵绕着，给你带来慰藉与快乐。

作者简介：杨久民，山东省莒南县坊前镇人。纸刊网媒发表小说、散文、诗歌数百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