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父亲

文║赫崇明

      2001年11月3日下午3时许，弟弟打来电话告知父亲走了，这事实太突然，太残酷 ，实在令我接受不了……放下电话，我立马驱车火速赶往40里地外的老家。家门前搭起了棂棚，哀乐低回，挽幛低垂，父亲的棂棺安放在棂堂里，遗像摆放在棂棺前，父亲慈祥地看着每一位前来吊唁他的人们，我扑通一声跪倒在棂棺前，失声痛哭起来……

      对于父亲我一直有着一种陌生感，主要是和父亲生活在一起的时间太少了。我小的时候，父亲在区上工作，常年吃住在乡下农户家，偶尔回区上开会，也是匆匆到家换换衣服，随便吃口饭，便又匆匆地走了，那时候和父亲接触的机会实在不多。在我七、八岁的时候，得了一场大病，昏昏沉沉的迷糊了好几天。有一天，我醒过来，看见父亲坐在我的身边，用一只大手抚摸着我的头，低声对我说：老爸对你关心不够……我看见有泪花在父亲眼里闪烁。那一次，父亲下决心放下手中的工作，在家整整陪我一个星期。当我虚弱的身子能够活动时，父亲便背起我到院前的菜园子里罩蝴蝶，捉蜻蜓，父亲还把西葫芦花采摘下来，让母亲给我搅成花醤吃，这是我童年最快活的一次。假期满了，临走时父亲拍着我的肩头说：儿子，好好学习，多识几个字。

      上初中时，我寄宿在镇中学，星期天回家常常见不到父亲。那时父亲给我的印象就是一个字：“忙”！那个时代的干部是那样的执着信仰、执着追求、执着工作是我所不能理解和接受的。高中我是在县城兆麟中学读的，学习忙很少回家，父亲忙于工作也很少到学校来，我们见面的机会就更少了。当我要去北京上大学时，父亲破例请假陪我到省城去买了新衣和金笔，父亲再三叮嘱我：要好好学习，多识字，将来写出好文章来。其时，我进的是工科大学，我高中偏爱理科，文科平平。后来，我居然能写出文章并且能在报刊上发表，当我把文章拿给父亲看的时候，他都要戴上老花镜认真的读一阵子，高兴的连连说好。

      大学毕业我参加了工作，接着是成家育儿为生活的艰辛四处奔波，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了。和父亲见面的机会也越来越少了，过年过节时回家一次，拜过二老，吃顿团圆饭就又匆匆地走了。实在来说，我这一生和父亲生活在一起的时光真是太少了。这次父亲病重住院，我请假去医院护理父亲，这对父亲来讲，无疑是一种精神上的支撑和一种心灵上的慰藉，在陪伴父亲的最后日子里父亲和我谈起了他的童年，他的革命生涯。

      父亲祖籍是辽宁凤凰城赫家堡，1921年农历二月初八生于黑龙江双城堡正蓝旗二屯。由于家境贫寒父亲没有进过学堂，十二岁开始给本村何姓地主放猪。据母亲讲：我父亲给地主放猪时睡在地主家的更夫房，只有一条破棉絮被汗水和棚内的潮气浸泡得湿淋淋的。严冬里父亲没有棉鞋穿，一位地主家的女佣人用墨水把地主小姐的绣花鞋染黑送给父亲穿。有一年年关，父亲放猪时不慎走失一头小猪，地主硬是扣掉父亲一年的工钱，即使后来小猪寻回来了，地主只答应父亲来年续干一年活算是照顾了。十六岁时父亲身高不足一米六，便到邻村刘姓大地主家扛大活。父亲机灵聪明，凭着一股钻劲很快学会了全部的庄稼活，十八岁便当上长工们的“打头的“。顶着三星下地，扛着月亮收工，一年到头只挣八斗高粱米。在恶劣环境和繁重劳累下挣扎的父亲终于得了严重的肾病，病情最严重时，父亲全身浮肿的像气吹的一般，躺在炕上不到一个时辰浑身上下渗出的水便淌成了流。当时，村小学堂有一位懂中医药的南方教书先生，给父亲开了几副中草药，居然妙手回春，救活了父亲的命。在为父亲看病的日子里，这位先生给父亲讲了许多革命的大道理，在朦胧中使父亲看到了中国革命的曙光，这为父亲后来走上革命道路起到了重要的启蒙作用。

      1945年“8.15”光复，伪满洲国垮台，灾难深重的关东人民获得了新生。然而好景不长，蒋介石又在东北挑起内战，战火迅速烧到松花江边。在敌我拉锯的恶劣环境下，父亲在党的培养下，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义无反顾的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土改时，父亲以全村“头号雇农”的资格，在村民投豆选举中当选为第一任村农会主席，带领他的苦大仇深的穷哥们斗地主分田地，迎来了穷苦人当家做主人的明媚春天。

      由于革命工作的需要，党组织送父亲到县里参加“工农干部速成识字班”，一期两、三个月，这种浮光掠影式的速成法学习班，对于一点文化基础都没有的父亲来说，无疑是杯水车薪，于事无补。那时，父亲当区长，经常到县里开会，县里也常有文件发下来，面对着蝇头一般大小的铅字认不下来，父亲常常急得用拳头擂打自己的脑袋。为了工作，把党的方针政策原原本本地传达贯彻到群众中去，形势逼迫得父亲硬是自己创造出一种类似日本假名一般残缺不全的文字来。父亲就是靠着这种特殊的文字，艰难地为党工作了一生。为了留个纪念，我把父亲部分手稿用相机拍摄下来，面对着父亲创造的特殊文字，我陷入了深深的沉思，农村工作千头万绪，要教育农民完成繁重的农村工作，这对于目不识丁的父亲来说，“工作”二字该是怎样的艰辛和痛苦。

      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尽管父亲只是一介乡官（后来批为副处级），却也没有逃脱被造反派残酷斗争的厄运。由于父亲文化低工作方法简单，脾气粗暴，而要求下属又非常严厉，每每为别人的一丁点工作失误便大发脾气，在个别人的心目中积下怨恨，因此得罪了不少人。有一个夏姓村支书，生性阴毒，拨弄是非，品质恶劣，贻误事业，被父亲多次严厉批评过；还有一个公社干部，此人神经质疑 ，阳奉阴违，城府极深，多在工作中弄虚做假，蒙上瞒下，也被父亲多次批评过。“文革”一开始，此二人勾结在一起，成立造反队，以莫须有的罪名用漫画的形式把父亲说成是混进革命队伍里的“三反分子”，祖父早年参加地方抗日武装的历史，也被此二人诬为“土匪”强加于父亲身上，结果引起许多不明真相的群众的批斗，使父亲的身心遭受到极大的伤害。

      1968年父亲的肾病犯了，浑身浮肿得像个大气球，上医院只能用大卡车送去。出院后父亲被结合进公社革命委员会，父亲义无反顾的投身到他所挚爱的农村工作中去了。贫苦出身的父亲，跟着共产党干革命，当家作了主人，他一辈子都忘不了党的大恩大德，父亲没有把“文革“中的个人恩怨算在群众身上，或用消极的工作态度去对党的事业。父亲一生数次被评为“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光荣册”整整装了一大兜子，可是父亲一直视荣誉平淡如杯水。1957年松花江发大水，父亲带领民工奔赴抗洪第一线，一天一处江堤决口，父亲第一个跳进波涛翻滚的松花江中，与民工组成人墙，确保了大堤的工程修复完成。省报记者赶到现场采访，写了一篇报道在《黑龙江日报》上发表了，父亲看到文章后平静地笑笑说：“算我点高碰上记者了。”

      1960年自然灾害严重，农民日人均口粮4两苞米，年关迫近，许多人家无米下锅，父亲亲自指挥开仓放粮，极大地缓解了群众的紧张生活。老百姓把父亲的事迹编成二人转到处演唱。虽然后来父亲受到县里的一个头头的批评，“文革”中又被人诬为“慷国家之慨，为个人树碑立传”的“走资派”，但是，父亲一直都认为，这是他一生中做的最漂亮的一件事情。我读大学时暑假从北京回来，父亲蹲点村的村长知道后打发人送来一袋香瓜，父亲知道后立即让我按当时的市价把瓜钱送去，并严厉地批评了村长，老百姓知道后给父亲送了个“赫青天”的雅号。

      五、六十年代，国家经济困难，干部的工资多年不作调整，全家十来口人的生活，仅靠父亲一个人86元的工资维持了将近20年。我从小学到高中一直穿带补丁的衣服，读大学时，父亲每月给我寄的生活费，平时我节衣缩食省下来的钱，放假回家用学校发的“北京商业卷”给父亲买两瓶好酒，一条好烟，孝敬我的在苦水中辛劳大半辈子的父亲。然而父亲却把烟酒送到供销社去换回钱来为我买返京的火车票。即使这次父亲重病住进医院，还是心痛儿女为他花钱治病，因为父亲离休前被县委安排到一家企业当领导，如今企业黄了，公费医疗没了，治病的钱只能由儿女负担，这是父亲最最不安的事情。在陪伴父亲的最后日子里，父亲常常叹谓他这一生太清贫，没有给儿女留下一点钱财。他自嘲地说：我出身贫苦，一辈子没有积攒下钱财，离休后还是一个贫困户，看来我这一辈子是和“穷”字分不开了。我对父亲说：我们都有工作，都有工资，生活过得去，父亲千万不要惦记。在清理父亲的遗物时，在他的上衣口袋里装有一千元的信封，上面父亲认真地写着“党费”二字。

      父亲上路那天，父亲生前工作过的单位都送来了花圈，雅素的白花，有翠绿的叶子衬映，寄托着淳朴乡民们深深的敬意和绵绵的思念。数千的小镇人伫立在街道两侧，挥泪为他们的老区长老乡长送行，时值隆冬，天降鹅毛大雪，一生清贫的父亲，披着一身洁白的雪花匆匆地走了。

作者简介：赫崇明（城桥），黑龙江省作家协会会员，已出版《红果园日记》《拾之穗》《城桥》《崇明岛之绿》等小说、散文、译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