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的禀性

 王忠南

      这个题目是有点大，而且抓耳挠腮不知从何处下笔，我有个习惯，每写文章不太喜欢打腹稿或列题纲，由人带事或许就是我写作的风格，造成这样的情况多半都跟我所处的社会环境有关。人常说人的出身很难改变，生在农家的孩子长大成人和人亲切交谈，本为说东，偏又跑题扯到西边去了，而生在官宦家的孩子从小接受的教育与见识，自然而然就比田间地头的多，人家从书本上获得真知，咱是农民么，一切都要从地边谈起，城里孩子分不清楚韭菜和麦苗，乡下娃娃以为天就农村上空那么大，局限是难免的，所以老人们说人挪活，树挪死，我是农民，从小就对文字有一种至尊的感情，用它可以表情达意，用它可以上天捉鱼，入水揽月，有这种认识多半到了成年以后，我是从我的前辈脸上的皱纹里感受到饱经沧桑之后终生的无奈。70后的人应该还能记得当时的情景，我这里特指童年时光，那时候虽然没有经历过食不果腹的窘迫，但穿补丁衣服、身上长虱子却是常态，也难见到有人刷牙，给脸抹雪花膏也是很奢侈的事，当然更别提能把书念好，试想想，从上小学便开始一边上学一边放牛，放下这样干那样，刮土豆皮、给猪寻猪草，老师呢只管把一本书从头到尾教给学生们，至于是否学会还是不会，说不清楚，考试时你抄我，我抄他，哄鬼哩，直至后来，到了需要文化派上用场时一个个瞪着大白眼，悔不当初，我也是受害者，还捶胸顿足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书没念成，从老一辈继承下那份对人的真诚，从此以后像树根扎入泥土那样扎进当事者的心里。那时候乡村干部、乡村医生和教师是最有文化的人，他们在人前说话好听，待人接物都不像裤腿挽起、身上沾着泥巴头戴草帽的农民。我在学校有一搞笑事件，有个晚上我尿床了，当时我和堂哥在距家五里地的学校附近村子合租了一间小房子。尿床是我当时最大的威胁与苦恼，别人很难体会到那种痛苦，可以说经常性不想上学、旷课、逃学，成了我的骄傲，任性一次，就会有第二次，无底洞般蔓延。那天早上我装胃不舒服，写了几百字的一张请假条，托堂哥交给我的班主任，第三天，戴大眼镜的老师在课堂上把此丢人现眼的事给扬出去，我心里难受，发誓以后奋发图强，争取做一个好孩子。

        做好孩子没那么容易，但只要不犯法，不触犯天怒，相信还是有一块天空给自己留着。后来就入社会了，头一站在西安，这么大一座城市我连想都不敢想，它竟然那么大，简直超出我的想象。咱是泥腿子，来到城里，在城里人面前，人家用那种特别的眼光看咱，咱慌得连走路都不知道该迈左脚还是右脚，看到城墙，看到大雁塔心里先是怯懦，怕念错字，城市就是一部天书，深厚的文化积淀给予我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也可以说是这座城市拯救了我的灵魂，直到现在，我在想，如果没有这座城市，我可能会把挣钱回家乡盖房子，在家乡酒场上喝的烂醉如泥，在牌场上打麻将和玩纸牌游戏，那么，这于我简直生不如死，俗话说得好，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前辈是一面镜子，我们要从前辈的不足中开拓创新，即使有扬起一捧沙子的能力，决不能让自己渴死在水中。

        一个人如若要学得真知，我以为先从自己的童年时光打捞智识，由此进入思辩，看看自己穿过多少双鞋子。我们那从小穿母亲用ge bei纳得千层底，然后就是解放鞋和皮筒子鞋，有办法的家庭冬天有棉鞋，两层布里镶有棉花，穿起来很暖和。小时候见父亲穿着草鞋上山种地，那种草是从山上割回来的，基本上村里人每家每户都有草鞋，而且都会编草鞋，我指的是大人，小孩子在一旁观看，手也不闲着，这抠一下，那动一动，每到月份，要么上树摘桃子、杏、梅子、核桃、栗子等等，一说让打开书本背诵课文或写字，一万个不情愿，只知道耍耍，岳母刺字的故事没人不知道，孟母三迁也都知道，但真正把一个道理讲明白，常常费九牛二虎之力也不见得能立竿见影，愚者荣耀，至少我的智识与悟性羞于启齿，心诚则灵，我始终有拖延症在作祟，习惯把学习往后推，好像还不清楚老之将至所带来的不便，穷酸文人，自视清高，这是文人的通病，同时也是文人墨客的禀性。

臧平立先生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