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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论]“众芳春竞发， 动息如有情”——当下散文的多元格局与创新反思 作者 : 贾小瑞
[散文] 脊 梁 作者: 郭 琪
[传记]刀 魂（上）作者: 郭 颖
[文论]
“众芳春竞发， 动息如有情”
——当下散文的多元格局与创新反思
贾小瑞
自“五四”以来，中国现代散文走就了百年历程，创作成果如繁星璀璨，而理论建设积弱积贫。当许多学者为散文理论的贫弱忧心忡忡时，我倒觉得理论的温和正激活了自由的力量，让创作在无栅栏的旷野肆意生长。当下散文创作的多元格局也许正得益于此，创新的此消彼长也显示出自由生长之力。
一
散文的本性是去伪饰、存真意，是洗尽铅华、素面朝天，是放下架子、回归平常。这诸种意思借用学者王兆胜的提法，则是“心散”：“即心灵的自由、散淡、自然、超然”。在处理何种写作素材时，心灵才更能如闲云若流水、行止不拘、顺兴而为呢？当是日常生活。现代散文大家周作人、朱自清、冰心、丰子恺、梁实秋、张爱玲、叶圣陶、老舍等打动人心的名篇，哪个不是从日常起笔而彪炳史册？当下散文春意盈盈之景也得益于作家对“自己的园地”的日常化耕作。
日常化写作，其中当有位个性鲜明的自我，但表现自我、凸显个性，又必须恰当地处理自我与他者、世界的关系。有一类方式是以自我为焦点，叙写自身的经历、感觉、思考，其中充盈着过往生活的百般滋味，牵引出内心深处的困惑迷离，蕴含着个人对生命的热情、思虑与回答。如周晓枫荣获《人民文学》奖的散文《你的身体是个仙境》以自我为核心，讲述了自己、女友与病友的病与痛，传递出女性在性别认知中生理和心理的复杂状态，其个人的私密与痛切淋漓尽现。同时，个人的忧乐可能来自历史深处的文化禁忌，如周晓枫文中所写：“对性满怀迷惑，但没有一个明朗的渠道能让你有所了解和交流。……很久以后才省悟，李椰姐姐的问题就是我的问题，就是许多成长中的女性共同存在的问题……”。这些表达呈现几代女性在身体认知时共同面临的困境，它直指中国性文化的科学性缺失。
回归日常、展现本真，也可以自我为窗口，借之注视、观察他人的生活。李娟来自阿勒泰乡居生活的轻盈书写，就有着“以物观物”的视点。她似乎置身事外，只以冷静之笔记录逐水草而居的哈萨克老乡们零零总总的生活，絮叨“我”和家人点点滴滴的日常，不加美化，不加赞贬，从真实中来，到平淡中去。然而，就在她“道法自然”的笔墨之间，我们感受到天高地远的荒寒与温暖，感受到原始游牧文明外在的艰辛与深藏的喜悦，感受到草木与羊群的生命更替。这种境界又超越了日常。
同李娟相似，鲍尔吉·原野的《草药与大地的苦》《土离我们还有多远》等篇都有着“为天地立心”的静寂辽远、肃穆庄严之境。而格致的《爷爷在一九二四》《父亲和渔网》《叔叔的王国》《寻找满文》诸篇也以自我为视点，从生活的琐细处探索、体察长辈的命运与心理，触及家族与民族的历史、文化变迁，引发我们对多元文化的严肃思考。黑陶的《南方》《塘溪》《泥土与火焰交织之地》《古龙窑》等以个人的生命体验为江南的山峰河流、人文建树、民间陶艺、百姓智慧留下“泥与焰”的深情记录。
第三种状态是自我与他者并重，彼此血肉交融，互为镜像、互相衬托，在意旨呈现中发挥一而二的作用。这种情形似乎更普遍。最典型者当属刘亮程。他的散文集《一个人的村庄》中的绝大多数文章，落笔在黄沙梁褐黄深厚的土壤、略带碱味的水、能把人喊醒的风，和日常可见的牲畜、昆虫，还有韩老二、冯四等乡亲上。自然的物性与鲜活的个人在他笔下栩栩如生，调动读者五种感官的呼应，捕获独特地域的风光与人情。但每一物或人显然又不是客观形态，而是作者以自己的心灯照亮后的楚楚动人之貌。在每一笔书写中，我们都能感受到他与蚂蚁同等高度的灵魂着陆点，体味出他对万物源自心底的由衷喜爱，正如摩罗所评，他写到的“每一个生命都以其他一切生命为背景，同时也与其他一切生命同体共悲。”用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的哲学观念来解释也好，用现代的生命意识来阐述也罢，刘亮程的散文让我们看到了日常生活的审美创作如何带来本真、散淡而又超逸、高远的精神濡染。读格致的《它的孩子 我的孩子》《穷人》、冯秋子的《冬季》、许俊文的《欢乐颂》、刘郁林的《头刀韭菜》、傅菲的《床》等，我们也能获得类似的审美体验。
二
上世纪九十年代，历史文化散文如一匹黑马裹挟着新的煽动，为散文创作注入了巨大的动能。时至当下，虽然昨日威猛不再，但它仍是英姿勃发，跃动着别有襟怀的艺术品质。
可以说，深度追求是历史文化散文的共性。在其审美视界的建构中，作家跨越了单纯的写景状物、述怀纪感、探究历史、追踪文化之层面，渴望在多元坐标系统下完成对历史人事、文化变迁的深度解读，揭示矛盾与悖论，呈现灵魂的震动与纠结，为人类的命运奉上沉甸甸的思索与咏叹。
简略来看，深度的实现是在两个方向上用力。以王充闾为代表的作家，叩访中外文人、文化景观，在理性思辨的路向上进行多方突进、审视，发掘穿越时空的文化根脉与感人至深的情志境界，表达对人的命运、人生困境与心理文化结构的深度关怀，显示出作家理性学养、人生智慧与哲学思辨的交融互渗。王充闾近几年创作的《山灵有语》《庄子三题》《解脱》《寒夜早行人》《当人伦遭遇政治》诸篇都主要依靠理性的光彩获得深意。孙郁、韩小蕙、徐刚、范曾、李国文、梁衡、雷达、李存葆、素素、何向阳等均以理性的深度显示散文的魅力。
从群体来看，“新文人”以“讲述世界的道理”为创作使命，其影响巨大。“新文人”的主要成员有祝勇、伍立杨、凸凹、彭程、摩罗、王开林、韩毓海、李洁非、止庵、冉云飞、刘江滨、李书磊、韩春旭等。他们兼有学人与作家的素养，在现实体验与学术关怀之间以深邃的思想与缜密的逻辑从容述说，表达对书本内外纷纭人事的清醒审视与独立判断，透露个人情感的孤愤与冷寂。“新文人”的作品大多散发强烈的学理气息，有着思想启蒙的意味，难免曲高和寡的命运。然而，最耀眼者祝勇近几年的新作增添了新的品质，为散文在普通读者中的传播作出可贵的尝试。祝勇曾说：“历史是文学的最大宝库，它藏品丰富，丝毫不逊于现实生活。”他开掘历史宝库得来的散文集《盛世的疼痛——中国历史中的蝴蝶效应》《故宫的风花雪月》《故宫的隐秘角落》蕴藏着政治历史、社会生活、书画艺术、文学哲学等多方面的信息，以丰富密集的知识性显示出散文面向大众播撒文明的趋向。
知识并不具有天然的吸引力，除非它是新鲜的，并经由传播者的回味、想象后带有独一无二的特性。祝勇以对众所周知之事的小说化叙述与罕见史料的新引进，以及对历史人物情境、心理合情合理的推演，完成知识、故事与感悟的水乳交融，增强了文章新颖独到、亲切可人的品性，其热销顺理成章。祝勇独辟蹊径的成功转型正印证了陈剑晖的判断——“散文的魅力和前途，在于它的异质化和不确定性，在于它的无法重复和源源不断的创造力。”
以刘烨园为代表的作家，则在灵魂的深度上表现出如烈鬼般纠缠不休的执着与强韧。涂怀章认为，在他的作品里，“日常事件、人、场面、物质已经解体，分解成一块块的形而上的组合”。事实正是如此，这一艺术上的突破正是根源于刘烨园灵魂至上的美学观。他那些内容虚实混合、结构神龙出没、意旨强烈而含混的篇什，很难让人梳理出一个清晰的人物与故事，领悟到一种单一的主张与诉求，皆因灵魂本身贯通意识与潜意识，是以热汩汩的血的流淌带动情感、思绪，是不着定规、不走寻常路的。也许，首先是作家天性中“敏感沧桑的力量”让其信守立根灵魂探险不动摇的艺术法则。其灵魂最高贵的品性是对罪恶的担当和对个人职责的强调，让人感受到类似俄文学那冷凝与火热、滞重与飞升相悖相承的道德感与复合美。
三
“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以鲁迅所提倡的猛士精神投入散文创作，那就是以笔为刀，切入当下，既展示断面的生长纹，更剖开毒瘤脓疮，从批判中寻求拯救的可能。这类写作，并不因“在场主义”的提出而开始，也不是“在场主义”所能涵盖，但确实借着“在场主义”的洪大声势获得了一定程度的整体展示。尽管“在场主义”的宣言与理论文章中的某些观点与极端话语有损其学理的严谨性与可靠性，但周闻道所强调的“在场精神强调介入现实，观照当下，勇于担当，把关注的重点，放在国家的、民族的、人民的当下疾苦中”却是值得称道的。因契合这一标准而荣获“在场主义”散文奖与提名奖的作品有：林贤治的《旷代的忧伤》、齐邦媛的《巨流河》、高尔泰的《寻找家园》、金雁的《倒转“红轮”：俄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回溯》、王鼎钧的《王鼎钧回忆录四部曲》、许知远的《时代的稻草人》、龙应台的《目送》、周晓枫的《雕花马鞍》、张承志的《匈奴的徽歌》、李娟的《阿勒泰的角落》、筱敏的《成年礼》、夏榆的《黑暗的声音》、冯秋子的《朝向流水》、资中绮的《不尽之思》、刘亮程的《在新疆》、章诒和的《伶人往事》、阎连科的《北京：最后的纪念——我和七一一号园》、毕飞宇的《苏北少年“堂吉诃德”》、塞壬的《匿名者》，另有一百多篇新锐奖获奖作品。在以上作品中，为活生生的底层百姓代言，因直逼困厄现实的鲜活性与为民发声的道义性而引动社会的更大关注。如夏榆的《黑暗的声音》直面矿工、流亡者、上访者、妓女、拆迁户的惨淡生存与诸多问题，流露出深切的时代之惑与生命之痛。塞壬的《匿名者》是南方打工族成长和亲历的生命记录，真实呈现一代漂泊者的生存煎熬与精神困境。梁鸿先后出版的《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以“梁庄”400余位打工者真实的“个人史”，展现了中国农村在城市化进程中滋生的家庭裂变、抚幼养老、缺教少医等现实危机。王月鹏获“在场主义”新锐奖的散文《然后》和《影子》《西沙旺》《声音》《卑微的人》《寻找戈多》等直戳时代政治与道德人性的矛盾冲突，直面自我内心的奴性与自私，以自审与忏悔对抗恶浊环境的异化，担当时代敲钟人的角色。
这类直面现实、内蕴杂文情怀的散文创作或大气或浑厚或尖锐或沉潜，呈现出艺术风貌的多姿多态，是令人欣慰之事。
四
“创造，是人类永远的使命。创新，是我们作家永远的使命。”（韩小蕙语）我们应从本体论的角度来理解根源于人类创造本性的文学创新，散文的探索也不例外。从某种意义上说，散文的变迁史就是散文文体探索与创新的历史。同时，每一次散文创新又是具体的，有着特定的发生背景与文体指向，是一个历史性的事件。从唐宋的古文运动到梁启超的“文界革命”，再到周作人的“美文”、杨朔的“诗化散文”、新时期以降的“新潮散文”“大文化散文”“新散文”等，都是针对当时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的调整设想。因此，丁晓原所言“一般地讨论散文创新是没有实际意义的。散文的创新需要从问题出发。”极是。
那么，当下散文创作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什么呢？在众多作家与学者的分析判断中，有一个答案是共同的：穿透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现实问题与心理困境的黄钟大吕式的散文太少了，其中直接穿刺社会痛点的慷慨陈词之作与穿越历史迷雾的超前性指点更是稀缺。这说明散文家以天下为己任的家国情怀淡薄了，散文创作瞄准现实问题的射击意识松弛了。相应的，散文风骨因缺钙而软化疲沓，显现懒庸之态。由此，散文创新的题材问题回到了作家人格建构上来。“没有一颗纯洁高尚的心灵作依托，任何高妙的技巧都显得繁琐、无趣和轻狂。”（祝勇语）作家的人格建构又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非圈在散文领地所能解决。
而且，散文创新也是个体性极强的艺术实践。与其他文体相比，散文的创作更需披肝沥胆、见血见肉，用作者的主观精神深度拥抱客观现实或不竭探索心灵秘奥，甚至还需要作者独一无二的人生经历与生命体验。史铁生的《我与地坛》讲述了从困境的限制中寻找解放的故事，融汇了对残疾与苦难、生存与死亡的思考，是一篇写满个人悲欢、爱愿与思辨的创新之作。其沉重而豁达、抑郁而明慧、幽深与开阔的艺术格调是作者全人格铺陈而出的华章。因此，对于散文创作来说，大张旗鼓、锣鼓喧天地搞运动、谈创新并不可取。由经历、个性、学识、职业、审美趣味等不同组合搭配而成的主体条件，决定了每位作家有着不同的题材富矿区、情绪敏感点和思维凝聚处，以及可能的扩展地带。基于此，散文家应尊重自我个性，在积极调整观察生活的外视点和体味生命的内视角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园地，调动生命的热情、艺术的胆识，才能最终获得审美的自主与从容。
当下散文的艺术创新可谓尘埃落定，庞大构架或散点妙悟，情理性结构或串珠式连缀、跨文体写作或混杂式语调等等曾经令人耳目一新的尝试，如今看来已不新鲜。散文家们从文体变革的焦虑中摆脱出来，以云淡风轻的从容心态力求创新而不盲目求异，反而在无定规、无套路的个性化写作中，取得了令人欣然神会的个别突破。如祝勇写王小波的短文，大胆反仿批判文的写作模式，将王小波作品的最大特性——反讽复制演绎，通篇无一字不反讽，无一字不风流。格致的《告诉》采用工作记录的行文格式，将树木进行人格幻化，让它们直接申辩，批判当下人类中心意识的谬误。潘向黎的《最爱西湖行不足》以父母的旅行日记《杭州之行》为核心文本，在其对相关内容的复现与解释中实现了亲情的别样叙述。还有很多类似的例子。这些成功的实践告诉我们：任何创新都是生命律动的自然涌现，生搬硬套某些理论不仅于事无补，还会误入歧途。
作者简介：贾小瑞，女，1973年出生。内蒙古包头市人，鲁东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现当代文学方面的研究。
[散文]
脊 梁
郭琪
一
一年一度的父亲节就要到了，面对90高龄的父亲，我充满敬意。
父亲一路走来，坎坎坷坷。特别是母亲生病期间和母亲病逝后，父亲在债台高筑的情况下，养育我们姊妹三人，其中酸甜苦辣咸只有他一人独尝。
我们现在都已走过了大半生，对父亲的理解些许多了些。但父亲内心的苦痛只有他自己知道。
趁着父亲还健在，我要把一个女儿对他的理解写出来，奉献给他老人家。让他老人家知道：这个世界上，他所做的一切，女儿记得。他一生走来显示的人格魅力已在女儿心中生根发芽，女儿正循着他老人家走过的路，阔步前行。
今天写点什么呢？我觉得有很多词用在我父亲身上都恰如其分。例如：忠贞不渝、坚韧不拔、对忠诚信仰、严格自律、在公私分明、对孩子的严格要求和悉心爱护，等等，等等。
我父亲与母亲的婚姻是在父亲的国高老师，也是母亲二岁始就过继的养父掇合下而成的。(母亲养父也是她的国高老师)
婚后父亲一直在部队做情报工作。母亲则留在家中侍候病重的奶奶，和养育三个未成年的小叔。
父亲和母亲聚少离多。每次父亲回来，母亲都无微不至地照顾父亲，二个人情深意笃。
奶奶病故后，母亲也染上了奶奶的肺病，父亲把母亲接了出来。 1954年父亲转业，我们定居沈阳。这时我的父亲母亲才真正走到一起。
我的父亲在家中是绝对权威，说一不二。母亲温柔贤淑，心灵手巧，百依百顺。每天父亲下班回来，母亲端上可口的饭菜；晚上睡前又端来了洗脚水。父亲正经过了几年饭来张口，衣来伸手，油瓶子倒不扶的日子。
可从1958年始，母亲的病情加重了。父亲开始为母亲所累了。母亲每年都要到东陵结核防治所住院。开始是一年住几个月。每当母亲回来时，父亲都会想办法給母亲买补品。牛奶是毎日必喝的，吃蛋是必吃的。母亲知道家里有多困难，总是骗父亲说自己该喝的喝了，该吃的吃了。后来让父亲发觉了，就让我们三个孩子监督母亲。后来母亲就成年住院，一年，二年，三年，到母亲1966年病逝前整整住了八年。
母亲八年的住院生涯，父亲债台高筑。其实我父亲毎月百元之多的工资在当时已挺高了，但母亲毎月住院就得60元，家中我们三姊妹得吃穿读书。
为了给母亲治病，父亲这个从不向人低头的硬汉子几乎借遍了亲戚圈，亲戚借不到了，就向单位张口。但从未亏过母亲。在当时这种困难情况下，父亲还为母亲买菜鳖补养。父亲对母亲的关怀、爱护青天可鉴。
母亲走后，有多少亲戚、朋友、同事都劝父亲再续，(当时父亲才41岁)连我们姐仨也希望有个继母，但父亲总是说：“再也找不到淑芳(我母亲名字)那样的了。”
当然，父亲和母亲也有吵嘴之时。记得有一次，父亲要买东西，母亲不太赞成，结果吵了几句。往常母亲全让着父亲，但这次反驳了几句，父亲拿起扫床的笤帚向母亲打去，把我们吓坏了。只听扑的一声，我寻思这可把母亲打坏了，急忙回头看：结果笤帚落在了床上，母亲被逗笑了，我也笑了，父亲偷笑着。
父亲和母亲共同生活了22年，可父亲心中装了母亲68年。在这个世界上有多少男人为早已逝去的妻子守身如初呢？这就是我的父亲，在爱情上忠贞不渝的男人。
二
我的父亲具有坚韧顽强的性格，在仼何困难面前从不低头。
他从部队退下来后，分配到辽宁省地质局，做地质勘探工作。
一九六0年，正值三年困难时期。家中母亲病重，生活艰难。屋漏偏遇连阴雨。父亲去基层现场检查工作，钻杆头掉下来，把父亲砸倒在地。经检查父亲鼻梁砸碎，颈椎严重受挫，严重脑震荡。在医大抢救45天父亲才苏醒过来。听医生讲，在抢救其间，父亲非常坚强，特别是把鼻梁支撑起来，又不能多打麻药，父亲咬牙挺着。
父亲住院期间，母亲带着瘦弱的身子带我们去探望。父亲苏醒后坚决不让再去，怕母亲的病加重，怕影响我们学习。父亲就是这样，在命悬一线的时候想的还是妻子和女儿。
父亲在医大住了几个月，单位要派人护理，他怕影响单位工作，都不允许来，仅靠护士护理。
几个月后，父亲能出院回家了。但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高血压、心脏病，严重的神经官能症。
父亲出院后，整天整宿睡不着覚，越睡不着觉就越狂吸烟。而且脾气越来越怪异，越来越暴躁，整天在屋里踱步。
有一天，父亲对母亲说：“要这么多房子干嘛，单位有新从部队转业沒房住的，给他们一间。”(当时我家住在故宫对面，是一个套间，一个单间，一个厨房。)当时不知他咋想的，没人敢拦。把单室送给了一个转业干部。
又过了不久，父亲说“这三楼不好，咱和二楼一家好几代人住的杜家换换，结果双室又换成了一个小单室。我们三室一厨的大房子在父亲"精神不正常"的情况下，变成了蜗居。
现在回想起来，父亲当时一点也不糊涂，他是看刚分到单位的下属难啊！
六一年，父亲的单位为了方便他养病，让父亲到灯塔市十里河单位农场当厂长。随着生活环境的改变，大自然的熏陶，父亲的病好了许多。但母亲的病更重了，长年的住院。我们三个孩子这几个月上爷爷那，那几个月上外公那，因为爷爷和外公都住在本溪。有时父亲跑不过来，就临时僱保姆。我的父亲尝受了常人所未尝受的压力。
一九六六年三月，我母亲走了。父亲又一次地受到了重创。中年丧妻，这对任何一个男人都是晴天霹雳。可是父亲看着三个没有成年的女儿，他挺住了。用他那高大的身躯撑起了这个家。撑起了三个女儿的未来。
……
三
我的父亲是一个对自身严格要求，坚持信仰，浑身散发正能量的人。 父亲和别人的交往都局限在工作中，有公事就办，无公亊都正常相处。从未見有人往我家送礼，也未见父亲往哪个领导家送东西。三五成群用公款吃喝的事父亲从未有过。
在个人生活中，父亲对己要求更严格。母亲去世后，父亲和女同志接触太有限了，包括亲属。
记得那是1967年，我续二姨到沈阳看其妹妹，打电话来说：“要到我家看看，父亲听后立即告诉我说：“跟你二姨说，不要过来了，你母亲走了，来家中不放便，你过去看看得了。”我当时还小，不太理解，怎么母亲不在了，家里就不能来亲戚了？但我不能违背父亲的意愿，只好买了东西去看望二姨，并替父亲婉言谢绝了她来家串门的美意。等我成家立业了，我才真正理解了我的父亲。
还有一件事，至今记忆犹新。我五叔家住在郊区，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在家务农。有一天五叔和五嬏来家中跟父亲说：“大哥，你也没有儿子，把俺家老大过继给你，然后安排在你单位，(当时父亲单位照顾子女)，孩子在农村太苦了。”并举出了他们村里xxx就是这样办的等等。父亲当时连想都没想就拒绝了。父亲说:“这是违反政策的事儿，坚决不能办。如果不想务农，可以鼓励孩子上学，将来考出去。" 这件事，我当时都不理解。更不用说五叔五嬸，恼了他多少年。
父亲对自己的信仰特别坚持。工作时则不必说了，就说退休后吧，父亲的党组织关系转到了街道，每逢街道有活动父亲必定参加。
有一次，大概是2003年的冬天，街道组织党员修住宅院里的甬路。爸爸当时已经77岁，而且多病，但父亲还是参加了这次义务劳动，而且抡镐头挖石头。
我们很心疼父亲，劝他以后不要逞强了，但父亲说这不是逞强，是必须参加的组织活动。隨着年龄的增长，又加之父亲搬到了离街道较远的地方，父亲交党费不方便了，但我每次去看他，第一项任务就是给他去街道交党费。每年的党费一点不少。
除了这些，更叫我啼笑皆非的是，动乱年代中别有用心的人对我父亲做情报工作一事提出异议，父亲当时拿出了市委的结论及知情者的证明材料，但别有用心的人还是把黑材料装入了父亲的退休档案。父亲多次去组织部门申诉，但是父亲已退休，没人理会这件事。父亲气极了，给胡锦涛写信申诉，并让我多次去单位看，档案中黑材料拿出去沒。我真的去过组织部门，当我提起这事，组织部门的工作人员都笑，说：“什么年代了还黑材料，就是有，都80多岁了，又能怎样？”我回家一学说，父亲气得直哆嗦，然后说：“现在年青人什么也不懂，人家是在组织的人，这关系到人家对党的忠诚，对党的信仰。谁不想留一辈子的清名。现在父亲已88岁高龄，但仍让我保留了一份申诉材料和证人证词及市委的结论。有人说我父亲太倔、太固执、太叫真。但我要说，中国共产党不就最讲“认真”二字吗？父亲是中国共产党最忠诚的一员，我为有这样的父亲而自豪！
在父亲面前我永远是孩子
2014年10月16日，因大妹做胆切除手术，我有幸又回到父亲身边。再一次有了服伺父亲的机会。
说是伺奉父亲，其实父亲虽近90高龄，但完全可以自理。
无非是一日三歺，洗洗涮涮，陪着唠唠家常。
父亲的生活很有規律，毎天早上7时30分左右起床，8点前用完早餐，而后打开电视，全天候听中央13台新闻。中午饭后，在沙发上坐憩一会儿，和我聊聊天，而后继续听新闻，时而发表评论。
有一天父亲听到了主席讲中国梦的内容，父亲边听边发表评论说：“中国梦挺好，但既然是梦，能实现吗？”我回答说：“一定能实现。”父亲听后呵斥我说：“你懂什么，中国人口这么多，方方面面都需要钱，天上又不掉馅饼，没有钱梦怎么实现？”我哭笑不得，只好顺着说：“是不容易实现，慢慢实现。"父亲听后乐了，说：“你们懂得还少啊！”
父亲全天都坐在沙发上，在我沒来前，每晚7时半准时回屋睡觉。我来后不几天，改为8时半上床了。其中的缘由是：我来沈第二天，利用闲暇时间，看望了在父亲住宅附近做生意的学友，并商量好第二天找几个同学聚聚。就是聚会那天，我怕回去晚影响父亲休息，住到了小妹家。结果被父亲发现了，狠狠训斥了我一顿：说什么外面太乱，晚上不能出去……。从那以后，父亲早早把房门反锁上。作息时间因我而改变了。我晩上再也没出去过。
父亲不知从什么时候起爱吃小豆饭。我从下乡地盘锦来，父亲问我:带小豆了吗？我告之带了。父亲很高兴。于是我开始做小豆饭。第一次做，父亲吃得很香，我也很欣慰。吃完后，父亲说：小豆搁太多了，明天少放点。第二次做我少放了一半，父亲吃完还说小豆放多了。我说：“再少还有豆味吗？”父亲又斥责我说：“一碗放十粒就行，放多了，还有饭味吗？”我恍然大悟：吃饭、吃饭、吃得是饭，豆放多了，不就是吃豆了吗？于是我再做饭毎碗就放十颗小豆。看着父亲吃得津津有味，可口可心，我的心又一次安宁了。
妹妹病愈回家，我也将返回自己家。临走时我眼噙泪水，不敢正视年迈的父亲。可父亲却非常镇定和从容，千叮咛万嘱咐：“好好保重身体，好好照顾家人，不要惦记爸爸，冬天冷，你腿不方便别总回沈…”
我知道，我虽然快奔七了，但父亲的关爱无时无刻不在。在父亲的眼里，我永远是个孩子。 有父亲在，我就有个家；有父亲在，我永远不会说“老”，有父亲在，我永远是孩子！
父亲在身边， 心中得安宁。 父亲唠叨在， 耳畔警钟鸣。 父亲永远在， 我会更年青。 父亲的臂膀， 是我的港湾。 父亲的脊梁， 是我的靠山。 愿父亲永在， 愿父女之情天上人间永相连。
作者简介
郭琪，笔名白云，辽宁省沈阳市人。辽宁省诗词学会、诗词联盟、盘锦市诗词学会会员。中教高级职称。热爱格律诗创作，作品大都发表在中国文苑头条。另有作品收录盘锦市诗集和沈阳下乡知青诗选中。
[传记]
刀 魂（上）
郭 颖
我的爷爷郭秀，生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1974年去世，历经三朝，享年79岁。掐指一算，爷爷离开我们已经整整45年了。从我记事起，爷爷就是一个面容和善，不苟言辞，与世无争，额头上刻满岁月的刀痕，身材略显佝偻的老人。
据爷爷讲，我家祖籍江苏。明成化三年（1467年）郭氏先祖随宪宗皇帝从京师南京派兵到偏关老牛湾镇守边关。明朝廷为了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不仅让守边将士一边守城，一边种地，还允许士卒结婚成家。后辈儿孙可以子承父业，继续从军，守卫边关。斗转星移，不知过了多少代，随着晋西北与内蒙古的的互市开放，两边的百姓交换着商品，也交换着民族间的感情，关城、堡寨、边墙随着时间的流逝，也失去了它们当年的作用，成为历史的遗迹。这边的人们纷纷渡过黄河，到对岸的清水河县落脚谋生。在北渡的人群当中就有一个郭氏后代，这个人走进一个叫祁家沟的村子时就住了下来。岁月悠悠，不知又过了多少代，直到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的一天，一个新生命在这里呱呱坠地，这个人就是我的爷爷。他在年少时就离家出走，独自一人到归化城（今呼和浩特市）闯天下。爷爷凭着一身力气在大南街一家铁匠铺靠“抡大锤”开始投师学艺。我爷爷学艺的那家铁匠炉，原是制作蒙古刀具的手工作坊。刀剑是冷兵器时代的随身武器，它们虽有“百兵之君”的称谓，但在枪炮出现之后，古人使用过的刀剑成为随身佩戴的装饰器械。而蒙古腰刀，它在蒙古人传统饮食生活和牧业生产活动中，是须臾不可离开的生活用具。那时，爷爷学徒的这家铁匠铺，开工早，收工晚，忙到大年三十才祭灶收炉，寓意从年头忙到年尾，日子红红火火。铁匠炉一般收工不收摊，任由场地的炉渣、煤炭及杂物遍地堆积。这是一种习俗，标志着生意的兴隆，预示着年后开张营业的顺利。一过完年就开工，先打钉子练练锤。忙季为预约顾客锻打蒙古刀具，淡季就自行打制一些其他铁器，赚钱补贴家用。若遇天灾，便带着铁匠工具外出揽活儿。一旦揽到生意，便在附近村镇集市街头或交通路口，架起炉子生火开张。铁匠的炉子轻易不会点燃，只要点燃，就没有停歇，满满一天的活儿等着去干。师徒们吃过早饭便点燃火炉，趁热打铁，中午不能休息，一鼓作气干到天黑，直到手中的活儿干完才能吃晚饭。从日出东山到夜幕四合，铁匠铺里充斥着的就是叮叮当当的声音。
“师父领进门，学艺在个人”。爷爷初入师门，想论大锤却为时尚早，一个“熬”字助其成长。师傅要求徒弟要眼明手快，先学会做人，后谈成才。做工时，师傅一边观察徒弟的做事风格，磨练其性子，一边安排徒弟做些咂炭块、运工具、清理场地之类的杂活儿。耳濡目染中，爷爷渐渐学会生火炉、加煤炭、拉风箱一类的粗活儿，上手后，就能给师傅打下锤了。期间，师傅只管饭不付工钱，但会为徒弟各置办一套冬夏衣服。三年后，粗细活儿都学会后，徒弟就可出徒了。但是，只有再为师傅无偿服务一年，才能正式出师。这既是对师父授业恩情的报答，也是一种再深造。一年后，师傅为爷爷置办了一套铁匠工具，让其自立门户。但徒弟开炉打铁，须远离师傅的铁匠铺面，不能抢师傅的生意，这不仅是在铁匠行流行几百年的规矩，也是徒弟良好德行的表现。四年后，爷爷出师并学得一身铁匠好手艺。民国十八年（1929年）晋陕大旱闹饥荒那年，他携带着妻子和4岁大的儿子从祁家沟走出，怀揣着梦想行走在漫漫西口路上。他没有走西穿沙漠的准格尔旗、鄂尔多斯，也没走北渡黄河的河曲、磴口，而是走旱路过杀虎口经过绥远，风尘仆仆地随走西口的大军辗转来到包头落脚谋生。那个四岁小男孩就是我的父亲。从爷爷诞生到现在的123年间，我们家已发展成为现在的四世同堂、共有40人众的一个大家庭。
爷爷初到包头落脚的地方是财神庙二道巷，这是个刀剪匠人比较集中的地方。以郭、王、郑、何四记比较有名，郭记（讳名虎小子）就是我爷爷与合伙人金迷子开的包头第一家、也是唯一能制作蒙古刀的铁匠铺。王记是王明忠（诨名王狗子）开的铁匠铺，还有郑万和何宽余（诨名宽余子）开的铁匠铺，不过，这几家主要以锻制普通菜刀、剪子、农具和马掌为主。从此，錾子和锤子单调的闷音在凌晨和黄昏中响起，他们每天要面对炉火高温的炙烤、火星的溅烫，凭着手艺叮叮当当地挣钱养家。那一錾一堑有节奏的叮当声音，像是附着魔力和韵调，苍老而深邃，共同维系着小巷的生机与人气。1937年，日本侵掠者发动“七、七卢沟桥事变”，点燃了全面侵华的战火，又大举进犯我华北各地，同年10月17日包头沦陷。那年，爷爷一家怀抱刚刚出生的次子逃往召湾的一个小山洞避难，六天后婴儿中风死在山洞。日寇占领包头后，对刀具实行管制，刀剪铺倒闭，长子失学，生活更无着落。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爷爷只好给日本人挖战壕，推碾子，当长工，拉洋车，卖香烟，挑担卖香瓜，受尽人间苦难。奶奶给人家当奶妈，做针线活儿，苦撑日月，维持生计。在日本人统治下的包头，民不聊生，生计凋敝。爷爷亦饱经风霜，历尽艰辛，因心生苦闷而逐渐染上饮酒的嗜好。而且一喝就醉，一醉就哭，自此开始了伴随他一生的醉酒人生。据说爷爷年轻时一顿可饮一斤酒，在我记事起，爷爷就是顿顿不离酒，餐餐总有酒。每顿二、三两，且不可断顿。就是在三年困难时期，也经常托人到伊盟（今鄂尔多斯）用40斤装的大塑料桶打散酒喝。尤其在晚年，几乎不吃饭，却酒不离口，以酒养身。直到他79岁那年，无疾而终。这是后话，暂且不提。
（待续）
作者简介
郭颖 ，內蒙包头市人。中华诗词学会、内蒙诗词学会会员。曾任包头诗词学会副会长、常务副总编，包头东河区文联副主席。著有散文、评论、诗词，另有音乐作品《亦东篱书屋集(1一6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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