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学诗札记(1621一1630)
童年学诗札记(1621)在文艺创作上,我素来喜欢当个独行侠,对那些个循规蹈矩的艺术家的大作始终保持着先天性警惕。这并不是因了我多么多么孤傲臭美。说穿了,就是没看上眼!或许我太固执太另类太讲究了些,或许我渴慕的东西和那些个艺术大师相去甚远吧!关于这条,这里姑且按下不表。就当代汉诗创作而言,能引起我反复品读兴致的分行汉字,简直少得可悲!在灵魂深层内核都丝毫感知不到审美级内伤或多重困惑的分行汉字,诸君以为,这样的狗屁“作品”,能对得起受众吗?!

童年学诗札记(1622)要是你感觉到自己肥肚子里并没存储多少干货,拜托了,请你别再随意和我谈及你作品“真”、“简”、“淡”、“朴”等诸如此类的艺术审美话题。艺术品的“真”,肯定不是尘世中你所臆想的那么肤浅,她可是拿生命乃至灵魂作为代价的终极之真!艺术品强调的“简”,可不是你笔下那些个信手涂抹下的仿秀型的貌以简约的墨迹,她始终充满深不可探的企图心。艺术品中包裹的那个“淡”,也根本就不是你随性而为的寡淡清静,哲人却恰恰在这种“淡”味中,参透并顿悟出艺术品浓郁的精气神。艺术品中呼吸到的“朴”,更不能幼稚地线性误读成日常社会生活中的“朴素”、“朴实”、“淳朴”、“质朴”。确切地说,古往今来,但凡那些能将艺术品达到“朴”这等境界的人,无一不是充满大智慧且呼风唤雨的圣贤名士,怎一个“朴”字就打发掉了呢?!

童年学诗札记(1623)囊括当代汉语诗歌在内的各类文艺作品想要捕获受众的心就必须具有文化心智侵略性。何为侵略性?这个很好理解,简单地说,就是带有某种野蛮倾向的破坏力、颠覆力、杀伤力。试想,诗仙李白“伤害”了多少人啊!有趣的是,诗仙的粉丝几乎无一例外地心甘情愿被伤被害被“折磨”得体无完肤、身心憔悴!扭头看,眼下当代诗坛那么多著名诗家大仙,他们的“作品”有几钱几克侵略筹码?

既然话题扯到侵略性上来了,那么就不能绕开一个前置性引擎,即文化心智。这个不可或缺的引擎才是本源性“引爆点”。众所周知,一个精明的商人居然可以在一个长年不穿鞋子的万人孤岛上,将自己的鞋子穿在了该岛上每一个人的脚上。有人讲,这个商人赢在口才,其实,他胜在文化心智。另一个巧占文化心智的案例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伟人毛泽东主席。毛主席打败蒋家王朝靠的并不是武器优势,他唯一也是最致命的绝活就是牢牢锁定泱泱数亿人的心智而最终创建新中国。
综上所述,文化心智指的是主动或被动状态下,受众在人文思想情感乃至精神价值祈求的灵性识别度与感召式倾向值。

童年学诗札记(1624)古人纪呁论诗曾说:“盖诗之工拙,全在根柢之浅深,诣力之高下,而不在某句言情,某句言景之板法……。”童年以为,诗的情景固然很重要,但作诗并非只是这两者的浅层混融互补。无论情景嫁接妙合得多么融洽敷贴,依然属于诗的表层皮相。倘若真想探求诗之本,唯有从“意”和“理”这诗的两肋插刀,辅之以天之气势、地之理义、人之性情、象之玲珑,方能悟出丹精。

童年学诗札记(1625)运用赋体作诗一要严防诗语散乱芜漫;二要警觉行文过于流移直白,形成味同嚼醋之弊。擅长操刀比兴之术的作者,务必要抓牢诗的脊椎骨,避免词微而婉、托物寓情、奇语玄言绕弯之后,作者因不自觉而迷失方向。

童年学诗札记(1626)古代文学评论家殷璠在《河岳英灵集序》中强调:“夫文有神来、气来、情来,有雅体、野体、鄙体、俗体”,并郑重指出诗人创作的心态和才性差异,直接导致作品神气情迥然有别。对于殷璠先贤的观点,童年基本持肯定态度,然每每思忖总感觉殷论还有不容回避的“硬伤”,比如象、理、意、格、韵等诗的诸多要素在诗中的核心价值,似乎没有提及。这至少是不严谨的。

童年学诗札记(1627)“诗者以识为主,入门须正,立志须高,以汉魏晋盛唐为师,不作开元天宝以下人物。”此句被公认为严羽在《沧浪诗话》中最值得反复咀嚼的名言。严大师再三强调,习诗之人必须具备“法眼”,而且还必须懂得“妙悟”。否则就不“当行”,更达不到诗的“本色”。不能“妙悟”,就会“无见”,最终被“野狐外道”,“蒙蔽其真识”。南宋这位清高的隐士,一生从未做官。“山僧喜客至,林阁供人看。吟罢拂衣去,钟声云外残。”由于常年隐居山野,严羽早已深悟禅道真谛,于是,他便由禅道的妙悟推及诗道“亦在妙悟”。童年认为,妙悟的前提是必须有独到的见地,想要具备卓尔不凡的见地,那就不太可能轻松做到“读《骚》之久,方识直味”,更不可能由所谓的“学力”左右了的。换句话说,“识”,是一种综合素养,她甚至囊括了叶燮的“才识胆力”尚嫌不足。诗的“识”,确切地说,更多的是诗人心智层面的东西。对于死都读书的书呆子而言,就是熟读全世界的经典书籍,恐怕还是个诗痴!

童年学诗札记(1628)多年来,童年在和诗友交流探讨诗艺时候,经常提及诗的蕴藉之美。蕴藉本意就是故意藏蓄隐蔽,含而不露,意在言外。南朝梁沈约《伤庾杲之》诗:“蕴藉含文雅,散朗溢风飚。”无独有偶,南朝文学理论家刘勰在《文心雕龙》中特意写下《隐秀》篇章,“隐以复意为工,秀以卓绝为巧”。所谓“复意为工”,刘勰的观点是尽量将丰赡内容藏蓄起来即为工,而对于“秀”,刘勰则极力主张作品要文采斐然,篇中不可缺少独拔的警句。尤其是在“自然会妙”中,让“玩之者无穷,味之者不厌”。诗贵含蓄。诗人和常人的差异,主要表现在说话有余味、作文留余意、行事作风上常常有弦外之音,超然绝于世俗。在当下诗坛,几乎每天都在上演着直白、浅露的关乎诗的“滑稽剧”,这些所谓的“诗人”早已将“语忌直,意忌浅,脉忌露,味忌短”这个做最基本的“诗法”遗忘在脑后。只要稍微有点诗学修养的人,都会自觉地将追求诗的蕴藉含蓄作为拓展文艺创作思想空间和美学空间的必修课。

童年学诗札记(1629)鲁迅先生在《野草》题辞序文中开笔就语出惊人:“当我沉默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静心仔细思量先生的话,现实社会何尝不是这样呢?!这个尘世,从来就不缺少能说会道的所谓“聪明人”。童年有时在瞎想,这些聪明绝顶的“能人”,要是暂且闭上巧嘴,潜心去干点靠谱的实事,或许真能捣鼓出某些名堂来呢!然而,依童年这几十年交往过的能言善辩之士的真实情况来看,绝大多数人是不敢恭维的。犹记得清代文学评论家袁枚在《随园诗话》中援引西崖先生的话:“诗话作而诗亡”。或许我不能完全认同这句话,但每每想反驳时又颇感底气匮乏、思想呆滞。就我个人而言,在评论诗歌作品时,总是毫不客气,举刀就砍。要是你的脑袋真的不小心被俺砍下来了,童年先要说声对不住了!不管你是何方神圣,你栽在我手上,只能算你太倒霉!熟知我本性的朋友,一般都不会介意的,怕就怕那些从未谋面的诗友也执意让我这个诗的门外汉给他的大作说点什么“当行”的话。说实在的,要是遇上自己心仪的诗人,我自然别无牵挂,只管信笔胡诌,那个得意、自在与洒脱,远远胜过几箱茅台酒。如果恰巧碰上了不知自己几斤几两的“著名诗人”,或者碍于情面推辞不掉,我也就只好不再保持缄默直接打马厮杀上来。要知道,真正优秀的诗歌评论都是被逼出来的!诸君不妨大胆想象一番结果吧!其实,这几年我也时常在夜深人静时寻思自己:你的那些个俗不可耐的诗歌评论文章有几份是干货?又有多少含金量?是否存在滥评?是否也像欧阳修那样随便就讥讽唐人的诗句:“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哲人无浅语,庸人废话多。童年不敢妄称自己有啥学养或智慧。但,有一点还得说明一下的:我还不至于愚蠢到不知艺术灵性为何物。这句话,现在拿来与诸君共勉。

童年学诗札记(1630)对于现代诗艺术创作,我的基本态度是“诗艺七诀”,分别是灵诀、识诀、意诀、境诀、韵诀、气诀、象诀。简而言之,灵诀指的是灵感。诗人灵感兴起之时,性灵勃发,灵与悟通,才思泉涌,佳句驰骋,“宛如神助”;识诀,指的是独到的见识力与判断力。惟识不诗,无识不艺;意诀,指的可不是孤立的所谓诗意,她更多的理应是塑造逮捕属于诗的意象族群。追求意象圆融、大气、深邃、灵动,乃诗人最起码的基本功之一;境诀,指的是诗人悉心营构的关乎诗的艺术至真至纯境界。古人早就启示吾辈:“诗以得境为难”,得境则得情矣”;韵诀,指的是诗的纯美艺术神韵。需要郑重说明的是,童年这里所说的“韵”,绝非常人肚子里所理会的传统意义层面的“声韵”,而专指“馀意深远、馀音婉转、馀味臻于极致的一种至高境界的诗道;气诀,指的是诗人本该拥有的个性、品德与学养。“文以气为主”,气生诗必成。气盛而正,方能“理融而情畅”;象诀,指的是足以“明意”而“忘言”的诗的整体艺术形象。但凡不能“得意”、“明意”的所谓象,都是徒劳的假象,务必丢进硫磺火湖里灭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