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陈小鲁、宋彬彬等高官子弟因文革中所犯错回母校道歉，引起社会的普遍关注。有当事者说，文革中施暴学生基本上是干部子弟。由此使人想到许多，想到我自己的文革经历。

我与陈小鲁、宋彬彬年龄相仿，中学时期同在那可诅咒的年代度过。而自己却比他们幸运，没有做过什么出格的蠢事，而避免受到良心谴责的痛苦。

我出生农家，文革开始没多久，就回村里种地了。一是学校已不上课，乱糟糟的，令人心烦，二是替劳累俭省辛苦持家的父母分忧。这样不但可以挣工分为家里增加一点收入，还可省下学校的伙食费。那时每日几角钱的伙食费，对一户农家来说，并非易事。我们班一个姓谢的同学，拿不出伙食费，大冬天也啃冷馒头，入学一年多便得病死了。我回村种地，又不能完全脱离学校，同学们都在学校“闹革命”，自己也就隔段时间到学校转一趟，露一下脸，以证明自己与学校仍保持着联系。那是因为当时以为学校总是要上课的，还想着能够继续读书、升学，仍怀着大学梦。当时不敢对人讲的这些想法、甚至在别人看来有些可鄙的念头，现在想起来，是多么可怜。好在自己只是一个学生，顶大被有些人目为落后、不“关心国家大事”，并无人找麻烦。后来因读书梦彻底破灭，就什么也不考虑了，干脆不再去学校，安心在家种地。所以在那场浩劫中，在那几乎每个青少年学生都近乎疯狂的年月，我不但没有批斗过学校领导和老师，便是连批斗的看客也不曾做过，当然更谈不上其他什么蠢事了。说来可能有些过来人甚至不会相信，我连串联也没有参加。白吃白住白乘车的大串联，如果只是免费旅游也就罢了，听串联回来的同学讲串联经过，分明是胡闹且带有破坏性质，与自幼所接受的为人原则相去甚远，还有挤火车的惨烈和不能上厕所的难受，听起来也令人害怕。当时我或也动过出去开开眼界的念头，但是从未向父母提起过，而一直在生产队干活，尽量多挣一点工分。我在文革中的情况，我的老师和同学们能够证明，至少谁也回忆不出我在某个犯罪、干坏事或串联的场合出现过。

回村种地后，村里也在搞文革，也是批斗、破四旧什么的，似乎闹腾得比学校更厉害。我的户口在学校里（那时一入中学便转为非农业人口吃供应粮），严格讲并不是生产队的人，所以更可以逍遥于运动之外，而成了混乱与争斗的冷眼旁观者。所以我们小村的人，对文革中的我，绝对没有任何坏印象。有一件小事，不知是惭愧还是感慨，至今记忆犹新，顺便谈及。干了一段农活后，我做了小学的民办教师。一次带孩子们为生产队捡麦穗，一个被多次批斗名叫狗蛋的老人在壕那面割草，小家伙们忽然学着大人们的样子一起举拳高呼：“打倒樊狗蛋！”我赶忙制止，不许他们喊。过了好一会儿，忽觉得身后有人，回头看是那位老人，他凑到我耳边小声说：“你是一个好人！”他老远地绕到我这里来，就是为了说这句话，却让我更觉得老人的可怜。这一次“好人”，竟做得教人终生难忘。

文革浩劫，虽已过去几十年了，想想仍恍如昨日。如今细想来，自己真是值得庆幸。像我们这样岁数的人，在那种年月，不曾有过什么过分的举动，没有伤害过什么人，实在是太少了。所以说，我是非常幸运的一个。

这要感谢我的父亲。

父亲是一个恪守传统道德、是非分明又性情和善的人，对晚辈平时很少有道理上的说教，一言一行却是最好的教育。父亲虽读书不多，但在落后的农村也算有点文化。我不清楚父亲小时候是如何上学的，我们小村早年不会有学堂，我们家更不可能请塾师，但父亲有一位老师。他几乎每年都要去离家好几十里的宝鼎镇去看他的老师，往往还会住一夜，想必两人有说不完的话。听说父亲的老师也来过我们家几次，可惜我没有见过或没留下印象。父亲对老师的那份感情，给我印象极深。他每提起自己的老师，那种语气，那份亲切，让我幼小的心灵感到很是神秘，后来则是非常羡慕。我无端觉得，那位老师比他大不了几岁，因为他俩后来分明就是极好的朋友。所以我也像父亲一样敬重老师。不要说打老师，即使跟着同学们一起批斗老师了，怕是不敢回家见父亲的。父亲不会骂我，更不会揍我，但一定会问我：“听说你也斗老师了？”只这一问，便让人受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