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63年从安康考到陕西师大二附中上高中的，当时极端偏科数理化，对语文、政治、历史没有丝毫兴趣。是文化革命改变了我，当时毛主席号召关心国家大事，发现社会科学领域更宽，对社会的作用更大，于是就关心起社会科学了。文革停课闹革命，后来到宝鸡下乡，一直想在理论上有所建树。招工时宝鸡听说是师大二附中的，就让去当老师教物理了。当时是理论的年代，我把上课当副业，主业自学哲学、历史、政治经济学。我们西安几所学校的“老三届”组织了个“地下”理论小组，在一起秘密讨论形势和理论问题。       

      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当时宝鸡比较“左”，说教物理的只能报物理，最终我被录取到西北大学物理系半导体专业。但学习研究理论问题的“贼心”不死，我想考西北大学何炼成老师的研究生。学校说在校生不能考研，我说我考本校的研究生，学校还是不答应。后来我去找了何老师，何老师听说我是物理系半导体专业的，不好拒绝怕伤我面子，顺手写了两个题，让我当场答一下。我答完后何老师觉得可以，学校就不好拒绝了，于是我报了何老师研究生，跨界考上了政治经济学研究生。从此从业余自学走上了专业学习的道路。      

       研究生学习开始每个星期都要讨论《资本论》，我每次都提出一个不同观点，弄得导师组5个老师和其他4个研究生和我辩论。我认为劳动不是劳动力单方面的支出，而是劳动力使用生产资料的生产活动，雇佣劳动力不是商品，而是和租赁、借贷一样的契约信用关系，对劳动价值说和剩余价值说提出不同意见。这在当时是“异端邪说”，最后就不再学习了，开始了“放羊式”培养。西北大学正是“放羊”了，研究生独立思考了，才出现了一批在全国有影响的年轻学者。我那些“异端邪说”论文，后来都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了。      

     研究生毕业后，我不愿意在大学教书“做学问”，于是到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因为这里可直接参与改革发展研究。后来我在社会科学研究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绩，在社会上有了一定的影响，关键是何老师让我走上了社会科学研究的职业道路。我在师大二附中的几个同学，考大学时读了理工科，尽管对国家大事和社会科学很感兴趣，但是由于专业限制和工作任务，自己的兴趣没有得到发挥，本职工作又受到兴趣的“分心”，最终没有大的作为。常言道“男怕入错行”，我很幸运，何老师让我走在了我追求的职业道路上，不用“分心”，因而活得很充实、很开心，衷心感谢何老师。

（作者系陕西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