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湘钩沉
（二十九）
1932年10月中央红军在福建建宁一个叫“青云阁”的古建筑里成立了专事侦听敌方情报的军委二局，由湖南资兴人、黄埔四期毕业的曾希圣担任局长。
曾希圣是在顾顺章叛变之后从上海是党中央紧急转移至中央苏区的，他在中央是侦查科科长，到了苏区后被任命为红军总参谋部侦查科长。
后侦查科改总参谋部情报局，后又改中革军委二局，曾希圣任首任局长（后来同时兼任红一方面军二局局长）。
二局首战是参加赣州战役。首战失利，他们掌握的谍报失效，电台“失聪”。红军此战失利，官兵损失惨重。曾希圣灰头土脸，血的教训让他刻骨铭心。
此刻国民党军已经意识到电台保密的重要性，他们之间的往来联系都是使用了一个叫做“展密”的最新的密码。
此刻，破译敌军密码就成了情报工作的重中之重。
曾希圣除了请教周恩来、叶剑英和我党其他的密码和电讯专家，虚心请教原国民党军过来当红军的无线电专业技术人员，就是自己陷入了永无止境的苦思冥想。
此刻（1932年5月），18岁的湖北大冶娃曹祥仁已经调入军委二局。
曹那时已经是红三军团的优秀报务员，而且他是个很有心的人，他将每次作战后缴获的敌军电报资料都收集起来，堆满了整整一个箩筐。他将这些资料都带到了二局所在地福建建宁，成为了曾希圣的得力助手。
曾希圣想起自己原来在国民党军刘珍年部当基层军官时听到某报务军官说过的一句话“军用密码电报其实也是可以被破译的”，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当时就心里一动。
后来就一直在琢磨这句话，就想着现在是时候了，决定自己试着来破译。
他把这个想法报告了周恩来和叶剑英并得到了支持。
可是破译密码哪里是这么容易的事情。那时国民党军内部因体系派系不同而使用着不同版本的密码，手里拿着密码本翻译出来都相当地吃力，更何况是破译！
曾希圣每天被那些神秘的数字符号弄得头昏眼花心烦意燥，好长时间都没有一点进展。连叶剑英都说，曾希圣每天都在“读天书”。
机会终于来了。1932年8月，红军在“宜黄”战役中缴获了敌军两个大箱子，里面全是与情报电报有关的文件。
酷热难耐的8月，曾希圣把自己还有曹祥仁关在通风不好、光线不良的小房间，两个人差不多整整一个多月足不出户，没日没夜，呕心沥血、绞尽脑汁地琢磨这些文件。
他们发现孙连仲发给所部的电文中，有30余个已经译好的密电的汉字。
就以此为线索，重点抄收孙部的电文，然后再反复比对，缜密破译，终于破获了敌军刚刚启用不久的绝密的密码“展密”。
“展密”的破译，就像拿到了一把万能的金钥匙，从此敌军的行踪动向尽在我掌握之中。
这之后的第三次反围剿，我军有如神助，敌打我时，看不见摸不着，我打敌时，一打一个准。红军因此打了不少的漂亮仗。
朱毛一高兴，决定迅速扩大情报队伍，增强二局的力量。要求各部队选送最优秀最有能力的人员去二局工作。
彭德怀将刚刚从无线电训练班二期毕业、专业技术好而且记忆力超强的邹毕兆调拨给军委二局，命令他火速赶往二局报到。
看着眼前精干瘦小的小红军邹毕兆眼中闪动着灵动的光泽，彭德怀压制住心中的喜爱，在邹毕兆的肩膀上重重地拍了一下，严肃地盯着邹毕兆的脑门，半晌没有开口。盯得邹毕兆心里直发毛。
终于，彭德怀说话了，他说，我听说你是一个聪明的脑袋，现在我就要用一用你这个聪明的脑袋！
邹毕兆吓坏了，用一用脑袋，是什么意思？总不会——
看出小红军的紧张，彭德怀难得地笑了一下，当面亲自给曾希圣打电话说，我为以前自己的态度做检讨，动不动就说要你们的脑袋。现在，我不要你们的脑袋了，我还要把一个最聪明的脑袋送给你！
放下电话，彭德怀对邹毕兆说，你现在就去军委二局工作，归曾希圣同志领导。红军的情报工作非常重要，你必须当好这个千里眼，顺风耳。
邹毕兆立正敬礼：是，坚决完成任务！
简单的几句话交代完，风风火火的彭大将军就安排人员护送邹毕兆去了军委二局。
从此，“破译三杰”聚首，破译行动组如虎添翼，红军对敌情报密电的破译进入“开挂模式”。
大量的敌军密码被我破译，“特别本”、“猛电”以及第四次反围剿期间的“千电”、“清电”等等，当时国民党军的诸多密码均被我军准确破译。
根据路老的回忆：“1932年12月，17岁的邹毕兆调到二局后,很快就大展才华。他不仅无线电报务能力突出，而且学会了破译敌人密电码。
邹老回忆：“我是参加曾希圣局长、曹祥仁他们破密码，因而得到经验和启发，进而能够独立破密码。”
从此以后，中央红军对敌军所有密电都能破译。
从1932年11月开始，到1934年10月长征，中央军委二局共破译敌军密电340个。
邹毕兆豪气干云地说：“蒋介石的首脑机关和凡配有电台的师、旅以上的司令部，他们干什么，只要通过电报，我们也就知道什么！”
另据党史资料，从1932年10月到1937年年底，军委二局一共破译国民党中央军和地方军的各类密码多达1050个，而国民党军破译我军的密码则为“0”。
二局为我党我军的生死存亡和发展壮大立下了无可替代的功劳。在红军创建6周年的时候，曾希圣获得二等红星勋章，曹祥仁、邹毕兆获得三等红星勋章。而且都是朱德和周恩来亲自为他们授勋的。
毛泽东曾说，“长征有了二局，我们好像打着灯笼走夜路。”
红军到达陕北之后，毛泽东又说，“没有军委二局，就没有红军长征的胜利。”
1932年，黄埔军校一期的长沙籍的高材生李默庵任第十师的中将师长，奉命“围剿”中央苏区的红军。
蒋军在这一次“围剿”中又惨遭失败。20万装备精良的蒋军被红军拖得精疲力竭，苦不堪言。而且在运动中又被红军伺机吃掉了两个师。
李默庵师由于滞后而幸免全军覆没，只是受到了轻微的损失。但是他眼睁睁地看着突前的52师、59师惨遭歼灭，不免兔死狐悲。写下了“登仙桥畔登仙去，多少红颜泪枯干”的诗句，并把这两句诗用军用电台发给了远在上海的妻子顾林。
他没有想到的是，这两句诗也被我军破译了。
抗日战争开始后，李默庵作为卫立煌的副手到第二战区，与八路军携手抗战。
周恩来到西安去看望这位当年自己的学生的时候，与李默庵洽谈甚欢。说着话，周恩来随口念出了这两句诗并称赞他儒雅依旧。李默庵一愣，愕然良久，然后说，老师，您是怎么知道这两句诗的？
周恩来笑了笑说，其实就是破获了你的军用电台才知道的。
李默庵嗟叹不已，说，难怪你们在江西老是打胜。
李默庵在黄埔时与陈赓关系非常好，经1922年就入党的陈赓介绍，他成了黄埔学生中第一个加入中共的学生。后来因为“中山舰”事件他又是第一个退出中共的黄埔生。
为此周恩来曾经怒斥他“简直就是给黄埔军人丢脸！”
抗战中他表现出真心与共产党联合抗日的诚意，因为他完全赞同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提出的游击战的理论，而且本人在抗战中也打出了许多精彩的游击战，所以在庐山军官训练团游击训练班中，他与他昔日的另一个老师叶剑英同时担任了军事教官。
在山西他多次协同八路军对日寇作战。八路军385旅陈锡联率部袭击日军阳明堡机场，创下烧（炸）毁日军作战飞机三十多架的辉煌战绩。
此次作战，李默庵命令部下掩护八路军奇袭阳明堡，并严令不得让日军的增援部队靠近机场。
正是因为有了李默庵的有力配合，陈锡联才顺利地完成了炸毁敌机的作战任务。
1949年李将军曾与44位国民党军将领联名反蒋起义而受到蒋介石的通缉。新中国成立后，他移民阿根廷，后来回到大陆，担任黄埔同学会的会长。
曾希圣是一个很有办法的人，聪明，善于思考，所以才把二局的工作搞得有声有色。毛泽东、周恩来对他高度评价，称赞他是红军情报工作的“创业的人”。
建国前，他曾任新四军7师（后山东野战军7师）政委、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副参谋长、第三野战军皖北军区司令员政委等职。
全国解放后，他先后担任了中共安徽、山东省委的第一书ji记，中共中央华东局的第二书ji记等要职。
也许是红军中最早和最多接触高科技的人，他的工作有创意，也经常不按常规的套路出牌，往往也能做出别人做不出来的成绩。
在新四军和三野的7师工作的时候，他的部队除了打仗建立民主政权，还大搞经济。7师的武器装备、生活设施和伙食待遇在当时都是最好的。
他们能搞到别的部队都无法搞到的无线电器材、药品、甚至是可以制造迫击炮的无缝钢管。延安和其他解放区搞不到的奇缺紧俏的物资通过7师往往可以弄到。因此上上下下都称他们“富7师”。
1957年的“三面红旗”、“大跃进”运动中，时任安徽省委第一书ji记的曾希圣甚至把土法炼钢的小高炉都修建到了省委大院里。
笔者的发小同学、邹毕兆的第三个儿子邹核宁曾在他的回忆录里生动地记叙过这个情景：“我们这些大院的孩子们都提着篮子，到处去搜集废铜烂铁，支援大炼钢铁。省委大院里有好几座炼钢铁的小高炉，整天冒着浓浓的黑烟，把一个漂亮的省委大院弄得乌烟瘴气。”
在全国城乡（主要是农村）都热火朝天地搞“放卫星”“一个晚上实现共产主义”、“大锅饭随便吃，不要钱”的运动的时候，曾希圣却悄悄地在安徽的农村里搞起了“包产到户”的农村责任田的试点。
当那些盲目燃烧的虚火一下子被自然灾害无情地浇灭，被无知和狂热掏空了的家底不幸又遇上了三年旱涝灾害的灾难突如而至的时候，全国不知道饿死了多少人。可就是因为曾书ji记，安徽的农村的饿死人的现象相对轻了许多。
后来的改革开放，全国农村的改革，包产到户的责任田的试点就是率先从安徽凤阳的小岗村开始的。
为什么是从小岗村？因为他们有基础，那基础就是曾希圣打下的。可是当年，他为此差一点被撤销了省委书ji记的职务。
笔者曾留心，在曾希圣、邹毕兆等这些当年军委二局的领导长期或者曾经工作过的安徽、南京、长沙等地方，科技产业特别是电子产业就特别发达，安徽省会合肥至今仍是我国屈指可数且名列前茅的高科技城市。
这与几位很早就在红军中从事高科技工作的同志密不可分。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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