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画 陈相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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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陈相元画作：父亲退休留影）

      听奶奶讲，早年我家的日子过得比较坎坷，父亲刚满十岁，我爷爷因盖房子劳累过度而去世，我曾祖父因心疼儿子，整日茶饭不思，半年后也跟着儿子走了。我奶奶拉着三个孩子，最大的（我大伯）十二岁，最小的（我姑母）还不到两岁。街上的人说，这家人完了，以后靠卖宅子卖地过日子吧！我曾祖母性格刚强，她说，别看我家遇到了最大的不幸，有我这两个孙子长着，日子绝不会过到人眼以下！

       曾祖母是城东魏家庄庄主石岳岱的长女，又是后省庄陈家三大院的长嫂，过日子里里外外是一把好手。她热心助人，多次公正妥善地排解邻里纠纷，同村的人没有不称赞的。她身材高大，别看是一双小脚，庄稼地里的活，耕耩锄割无一不通。发送了我曾祖父以后，读了五年私塾的大伯和读了三年私塾的父亲一块停学，他们俩跟着我曾祖母学农活，干家务。农忙时，我曾祖母亲自教他们使唤牲口、扶犁耕地、收割庄稼；农闲时，教他们编条货、赶四集。

       我父亲十三岁就长到一米七三的个子，十四岁与我母亲结婚。他体格健壮，十六岁就能驾驶一千斤重的独轮车。农闲他不愿意窝在家里编条货，便跟着省庄老乡，推着独轮车从莱芜向济南贩运煤炭。

       有一次来到济南，他的独轮车坏了，修车的老木匠手里的活很多，提出让我父亲帮他拉半天大锯才能修车。我父亲很乐意，帮老木匠解完木料，还协助他打墨线、搬运场地内的材料和木器。老木匠见我父亲头脑灵活力气大，便说，“你若愿意帮我忙活几天，我管吃管住，免费给你修车”。我父亲很想暗地里跟他学学手艺，便一口答应下来。三天的时间，我父亲不仅学会了锛糳锯斧的使用方法，还掌握了普通家用木器的尺寸数据。在以后的岁月里，他利用农闲帮工的机会，学会了多种手艺，可以说木、石、瓦、铁，无不精通。建国前后我家东西两院的老房子，都是他亲手建造的，我家桌椅板凳，哥哥姐姐的嫁妆也都是他亲手制作的。

       抗日战争时期，我父亲去天津贩运布匹时，被日本鬼子抓了苦力，被押到天津郊外修炮楼。在鬼子刺刀的威逼下，他受尽了毒打和饥饿的煎熬。在那里干了一个多月后，终于找到了一个进城里搬运材料的机会，他趁着鬼子不注意，躲进了天津的一家大型修理厂。我父亲向一位开机床的师傅说明了情况，这位姓田的师傅非常同情我父亲的遭遇，他从备用箱子里找出了一件旧工装，让我父亲穿上，又把我父亲脸上抹了把油灰。等躲过了日本兵的搜查，他把我父亲送上了路经泰安的火车。我父亲安全地回了家，为了报答这救命之恩，后来多次去天津看望田师傅，在和田师傅的接触中，我父亲也学到了不少操作机床的技术。1957年，我父亲加入了泰安县手工业联社。后来调到泰安县轻工局直属的省庄农具厂干车工。当时的机床工非常少，我父亲车床、钻床都会操作，被评为全厂为数很少的六级工。

       父亲一辈子勤劳节俭，对子女要求特别严厉，他讲话不准孩子反驳，尤其在他生气的时候，和他说话必须反复掂量，选用恰当的语句，既不能损害他作为父亲的尊严，又要把话说到点子上，让他感到说的在理才行。父亲虽然只读了三年书，但很善于学习。他打算盘的水平在后省庄是数得着的。我兄妹五人，有四个干会计专业，算盘全是他教的。

        1956年至1964年，我哥一直在企业干主管会计，四清时因遭人诬陷，受到不公正的处理。虽然在1967年得到纠正，并决定请我哥再回到主管会计的位子上，可是我哥早已伤透了心，他带着老婆孩子闯东北，到那里开创了一片新天地。这期间，我父亲也因此心情不好。有时候不知什么愿因，他就一个人生闷气，一生气三五天不搭理人。吃了早饭，一声不吭就去上班，晚饭后，倒头就睡。全家人在他身边陪尽小心。看着他的脸色好些了，母亲便找些话头和他说话。有时姐姐在背后鼓动我，到父亲跟前讲些好听的话。

        1965年，国家提出搞农具革新，向农业机械化进军。我父亲研制了几件新产品，报到县里后，得到了县领导的肯定和赞扬。年底评先进，我父亲说什么也不当先进，把功劳都记在徒弟身上。没想到，1966年正月，泰安县轻工局却派人敲锣打鼓地把喜报和奖状送到我家里。

        1973年农历二月十五日，我母亲病故，父亲极度悲伤，随之病倒，他拖着有病的身子仍然坚持上班。我父亲本来55岁就能退休，但是像他这样的老技工，厂里实在离不开他。直到1978年10月，63岁的老父亲才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他退休以后，脾气好多了。人也变得很慈祥，一天到晚闲不住，只要不气喘咳嗽，就到我家自留地和责任田里忙活。

        1984年，我因评上中级职称，家属户口农转非。父亲催促我把老婆孩子带到城里去，因为孙子孙女都盼着到城里去上学，家里由他一个人看家守院就行。当时，我住在泰城通天街南头一大间破旧的宿舍里，全家都搬来，实在住不开。我虽然不忍心把老父亲一人留在家里，可又不得不把家属孩子搬到城里，要不搬，父亲会发脾气。

       老婆孩子搬到城里后，开始，我每隔三四天就回家一趟，给他把水缸挑满水，准备好柴米油盐，便一早赶回城里。后来，由于经常外出采访，回家的次数渐渐少了。

       父亲对我说：“相元，我看你家里外头也够忙的，你就不用老往家里跑了，家里的活儿我还能干了”。我知道他一人在家里孤单，便花了120元钱买了一台红灯牌收录机和一盒戏曲磁带，一盒空白带。

       有一次，我采访归来，骑自行车赶回家，已经是晚上9点多钟。我发现家里的大门没有关，心里便有点紧张，走进院子里，见父亲住的西堂屋窗子里透出一片昏黄的灯光。屋里好像有人在说话。我推门进去，见父亲歪坐在床头，半眯着眼，静静地听录音机。

        原来，这录音竟是我每次回家看他时的谈话，他悄悄录下来的。他是多么想念自己的孩子啊，他是天天靠着听儿子的谈话声，来抚慰那颗孤寂的心灵啊！我还发现，在他的床头，贴着我从小学到高中的一张张奖状，他是在靠精神力量来寻找子女的温暖。我看到这一情景，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我扑到他的床前，哭着说：“大大，你跟我进城吧，明天早晨咱就走”。

        父亲硬挤出一些笑容，慈爱的说：“相元，只要你在外好好工作，孩子在城里好好念书，就比天天守着我还强，我在家里难为不着，我不跟你去”。

        我知道他是怕城里房子挤，怕孩子不方便故意推托。我便双膝跪在他跟前，说：“大大，你要不答应，我就跪在这里不起来”。后来他终于答应了。

       1985年秋后，父亲搬到城里，和我住在一起。我把房间用立柜从中间隔开，靠着南面的窗子给他搭了个铺。又暖和又向阳。我前妻张广英非常孝敬老人，每天给父亲精心铺床叠被，早上端尿盆，晚上帮助父亲洗脚，孙子孙女常依偎在他跟前撒娇。虽然住的拥挤，但一家人在一起心里感到踏实。1986年12月，位于金山路的报社新宿舍楼竣工，我分到了一楼的三居室，门前有个小院。自从乔迁后，父亲的心情非常好。他除了在院子里浇浇花木外，天天都到金山公园和虎山公园去游玩。有一天他望着家乡的方向对我说：“你娘要是多活个十几年，到报社住住这新楼房，该有多好啊！”

       父亲的气喘病有十多年了，进入1987年后，气喘得更加厉害，我陪着他到医院做了次全面检查，结果是矽肺病引起的气胸，并伴有高血压和心脏病。原来，这些年来父亲为了不给子女增添麻烦，病痛总是忍着，在孩子面前还装出很健康的样子，可怜天下父母心啊！

        1987年8月，父亲因为肺心病住进了解放军88医院，并作了气胸切割手术。父亲躺在病床上，白天黑夜都需要人陪护。当时我在泰安日报社担任副刊编辑室主任，负责《泰安日报》第四版的选稿、编辑工作，一直到印刷厂的校对，常常是由我一人来干。其他版面都是三至四人，只有四版是两个人。工作也不太顺利，很多时候是我独立作战。

        父亲住院一个多月，我天天晚上去陪床看护，白天还得坚持上班，不能耽误了出报。我常常把稿子、版样偷偷带到病房里，等父亲睡着后，我才悄悄地从提包里拿出来编辑校对，一双眼睛几乎熬成了烂桃子。病区的护士长对我父亲说：“你儿子真是个忠臣孝子”。虽然这是一位普通人在极小的范围内对我的夸奖。但我觉得这是我一生中得到的最高褒奖。

       1988年元月4日，农历1987年11月15日，我父亲在泰安日报社南宿舍楼病逝。这一天，正是我母亲的生日。我立即给远在东北的哥哥拍了电报，想等他回来为父亲办理丧事。因为母亲去世时，他没有回来，那时是父亲做主，怕他回来花费太大，他在东北的日子也不太宽裕。这次，哥哥作为长子，我得等他回来，让他做主。然而，哥哥这一次还是没有回来，因为他得了重感冒。我不得不担起全部责任，按半新半旧的习俗，在老家后省庄把父亲的葬礼办得非常得体、气派。举行葬礼的这一天，父亲的单位派来了八位代表，副厂长兼工会主席王树声致悼词。我曾经工作过的单位：省庄镇电影队、县文化馆、市出版局、泰安日报社都派人前来吊唁，并送来了花圈。受到了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和父亲单位的高度评价。

作者简介：陈相元，别号泰山居士,主任编辑。中国佛教绘画艺术研究会会员，山东省老新闻工作者协会会员。从事国内新闻工作三十余年，先后在泰安日报社、人民日报社任职。自1970始，累计在国内报刊发表戏剧、小说、诗歌、散文、新闻作品千余篇。1977年获得山东省戏剧创作奖，1989年荣获泰安市社会科技成果三等奖，1991年荣获全国报纸广告论文一等奖。在文字工作之余，徜徉于美术天地，其绘画作品《南海观音》《释迦牟尼》、书法作品《佛心》分别获得96广州国际佛教绘画艺术博览会金奖、银奖。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六十周年，参加泰安市文化局、泰安市文联、泰安日报社举办的“泰山杯书画大奖赛”，荣获“泰山书画百家”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