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湘钩沉

               （二十八）

起初红军没有电台。

最早的电台是红七军在1930年4月缴获的。

战士们没人认识这东西，不知道它是做什么用的，当然就更没有人会使用。反过来倒是觉得这是个累赘。艰难的打仗行军还要背上这么一个沉重的铁疙瘩，于是就建议把这玩意儿扔了。

但是基层指挥员认为，这东西说不定日后还有用。又怕它落到敌人的手里对红军不利，就在行军的途中找了个地方把它埋藏了。

估计到最后也没有人记得了，因为天天有激烈的战斗，红军减员也很大，谁还记得？

就是找到了挖出来，电器的东西在地下埋了那么久，恐怕早就锈蚀得不能用了。

后来红军在第一次反围剿的战斗中得到了一部半电台。

说一部电台好说，那半部是怎么回事呢？

故事原来是这样。

1930年12月，国民党军18师在宁冈被红军围歼，中将师长张辉瓒也被红军俘虏。（张次年1月公审时被愤怒的群众围殴致死）

在打下52旅旅部指挥所的时候，俘虏伤兵都收容了，武器装备都清点了，却还看见桌子上有一个闪着小电灯的铁匣子在工作。

摸摸还是热的，匣子里面好像还有声音。仔细听听好像是敌人当官的在里面气急败坏地大喊大叫。

红军战士不认识这个神秘的玩意儿，听到敌军长官在里面大发脾气还产生了几分恐惧感。当时有个战士立马抡起枪托就朝它狠狠地砸了一下。

当一个红军指挥员跑过来大声制止的时候已经晚了，那个铁匣子已经不发光了。那个指挥员脸色铁青地嚷嚷：“嗨嗨，你小子犯什么混，你赔我的宝贝！”

后经修理，这部电台由于缺乏零配件，已经彻底丧失了一半的功能，只能收报而不能发报了。

这就是红军第一个“半部电台”的来历。

不过这也是因祸得福，歪打正着。由于红军的电台只能收报而不能发报，这使得红军变成了“隐身人”。

那个时候，包括“国军”在内的正规部队都才刚刚装备电台，从指挥员到报务员都还基本没有保密意识。各支不同番号的国民党军每到一地都要互相打个“QRC？”询问对方所抵达驻防的地点。

这些位置都被我军通过半部电台侦听到了，于是我军对敌军的位置就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和掌握。而我军始终保持了无线电“静默”，敌人一直无法了解我军的动向。

红军从侦听敌军的情报中收获了不少的好处，连战连捷。同时也从敌军的惨痛损失中得到了极为宝贵的反面教训，那就是，千方百计地将敌人置于明处，而将自己隐于暗处。无论如何都不能让敌人窥探到自己的行踪。

但是，红军第一次缴获敌军电台，最大的收获不是装备而是人。是红军收获了宝贵的人才。

缴获这半部电台的时候，还俘获了敌军的报务主任王诤和刘寅等几个报务员。

经过红军的思想教育，王诤和刘寅留下来当了红军。成为了红军第一代正规的无线电专门人才。

朱德和毛泽东非常重视这几个从白军过来的报务人员，尤其是朱老总，在那么紧张的战斗间隙还每晚都抽空过来给几个新红军战士讲革命道理和理想信念。

后来，王诤当了红军无线电训练班的教员、班主任，队长。担任了中革军委第三局、第四局的局长。

那一部完整的电台则是在打谭道源部时缴获的。

有了电台和专业的人员，在第二次反围剿的时候红军已经开始使用自己培养的报务人员上机工作了。由于红军顽强的意志、强悍的战斗力、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和现代化的通讯，红军很顺利地取得了第二次反围剿的胜利。

在歼灭公秉藩28师的时候，又缴获了一部100瓦的大功率军用电台。这部电台就作为红军总部的电台，其他15瓦电台就随前方部队行动。

1931年9月，从上海过来的曾三通过电台与上海的党中央取得了联系。

建国后，王诤在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任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第十届、十一届中央委员；第四机械工业部部长和邮电部部长。

据王诤回忆，除了在历次反围剿胜利中缴获的敌军电台，还有从上海和苏联秘密转运过来的电台，加上宁都起义得到的几部电台，到1934年10月红军开始长征的时候，已经拥有了17部电台。还有一百多担电缆电线和电台的零配件。

可是打到陕北的时候，电台只剩下了5部，零配件也只剩下了一担。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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