胥全迎
一说起“下放”，人们一般都会说起1968年开始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也会提及1969年开始的干部全家“下放”。现在，我要说一说1960年下半年开始的精减职工和减少城镇人口的“下放”，说一说我在此次“下放”的前后经历。
我父亲于1948年底在沛县参加淮海战役的支前，接着在由华东野战军后勤部所筹办的华东汽车运输公司徐州分公司参加革命工作。1949年1月份，受徐州分公司派遣，来淮阴城参加筹备“两淮办事处”。为什么叫“两淮办事处”？因为当时我们淮阴城与淮安城合并成立“两淮市”。作为淮汽公司的创始人之一和骨干，我父亲还勇敢地参加了渡江战役的支前。
1951年1月份设置清江市，母亲当年从微山湖畔来到这座城市。我们兄妹三人先后出生在西长街一个大院里的淮汽公司宿舍（现在水门桥北颐高广场处）。1958 年 1 月 9 日，新中国颁布了第一部户口制度。也就是说，我们于此时就是清江市的城镇户口了。1958年8月份，清江市与淮阴县合并，成立淮阴市。
1960年，我国正面临着严重的自然灾害，处于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中共中央于1960年下半年开始，部署精减职工、减少城镇人口工作。一场运动立即开展起来，并且很快得到了落实。
按照规定，无正式工作的职工家属要带着子女，从城市下放到农村。我母亲此时正带着七岁的哥哥、五岁的我和两岁的大妹妹，还怀着没有出生的弟弟。这样的情况，她哪有精力去参加正式工作？不要说没有正式工作的职工家属，就是正式职工，有的还要精减下放呢。响应党与政府的号召，母亲挺着个大肚子，带着我们兄妹三人，从淮阴城里下放到农村了。由城市户口转为农村户口，也就是 “非转农”了。
说到这里就清楚了，我当时的身份不是“下放职工”或者“下放知青”，而是跟着母亲的“下放小子”。 下放了，下放到哪里了？
当时父亲没有将我们的户口迁到300多公里之遥的沛县老家，而是在渔沟镇落了户。这里要说一下，这渔沟镇和其他的建制镇一样，居民中有“非农”户口，也有农业户口。为什么选择渔沟？因为父亲当时开客车，主要路线是南下南京，北上徐州，车子经渔沟这个重镇大站总要停一下的。同时，这渔沟同市区也很近，办事联系多方便呐。
我记得渔沟汽车站，是在徐淮公路的北边，车站候车室的门朝南，两间房吧。从站对面向南走，过一拱型桥，要走上一气才能到渔沟街上。我的印象中，渔沟镇比较大，街上人也多，有瓦屋，也有草房。
记得我家住的房子，在一个街口，旁边就是一个粮库。有一天，我家养的母鸡不见了，到处找也没找到。第二天被人发现，是与邻居的三只鸡一起跑到粮库里了，鸡嗉子吃得鼓鼓的。很搞笑的一件事，所以我印象颇深。
我这五岁娃到此，什么都感到新鲜好奇，晚上有时候兴奋地睡不着，四处瞧。我们居住的草房，东北角上方有一个洞。晚上朝那个洞外看，呵呵，看到了月亮和星星。对我来说，多好看啊。
记得我的弟弟就是在渔沟这座房子里出生的，他的生日在9月份。后来听我母亲说，弟弟出生后，有一条腿伸不直，母亲很着急，这可咋办？后来街坊邻居一老奶奶告诉母亲，说你家住的房子，好长时间无人住了。你在家里设一案台，点一香烛，摆些供品，祷告祷告“黄大仙”。母亲遵嘱照办后，三弟的腿果然伸直了，母亲喜极而泣。多少年后，母亲有时提到此事，我说那是迷信，应该是母亲精心护理和耐心按摩起到的效果，这才是符合科学道理的。母亲笑而不语。
听父亲说，有一次父亲驾车从徐州回淮，路过渔沟。我在车站非要上车回清江（渔沟、王营等地的人一直将市区称为清江）。因父亲第二天要出车去浦口，无法带我走。我在地上撒泼打滚，哭闹不停。还是坐在父亲车子驾驶室里的时任淮阴市公安局局长的李士达叔叔，从包里拿出糖果给我，才将我哄好。
后来，有一天我跟着父亲来到王营南大桥东边的废黄河与淮涟路之间的一间房子里，一眼就看到一把小椅子。那是父亲为我打制的，上有蓝色的油漆，我经常骑着当作小汽车，口中连喊“滴滴挂挂”向前腾挪。所以我看到很亲切，也很奇怪，为什么我的东西在这儿？
多年后听父亲讲，下放渔沟后不久，就将我们几个人的户口又迁到了王营镇（距离清江仅一河之隔）。那个房间就是象征性的放几件咱家的家具物品，也没在那房子里住过。再后来，父亲就将我们几个人的户口迁回了市区（整个下放时间就一年多），搬进了交通路淮汽公司宿舍（1964年小妹妹就在此出生），一直住到1980年。再之后搬到淮海东路71号的（时代超市对面）淮汽机关宿舍。
能回到城里，得益于父亲及时的不懈的有效的努力。那些年精简下放的人就有不少留在了乡下，命运又是一番境遇。
此次下放的时间不长，而且我的年龄小，只有一些记忆碎片。但是让我印象深刻地记住了风雨中漏水的渔沟草房，记住了麦浪滚滚的农田与蜿蜒不平的乡间小路，记住了熙熙攘攘的渔沟大街和车来车往的渔沟车站------这一幕幕让我对渔沟产生了特殊的情愫。在这以后，每每路过渔沟，我都要深情地注视着这块我曾经生活过的地方。同时，这一段经历也使我对王营镇，对淮阴县（区）产生了一种割舍不断的归属感，因为我曾经是渔沟人、王营人、淮阴县（区）人。
再说一下我中学毕业与“上山下乡”擦肩而过的经历。1966届和1967届的小学毕业生，算是文革中的“奇葩”一族；小学毕业或还差一年毕业，就遇上了“文化大革命”；这两届学生于1968年秋天一同跨入初中的校门；都算1970届初中毕业生，12月底前先后三批全部分配工作，“上山下乡”同其无缘。为什么这届中学生会被分配？因为五年来，工厂企业没有新的学徒工补充，生产总是需要延续与扩大。所以，不仅仅是清江市，全国范围都是这样安排的。
老三届的大哥哥、大姐姐上山，后几届的小弟弟、小妹妹下乡，就我们留在城里工作，无缘“上山下乡”，你说奇葩不奇葩？我是1967届小学毕业生，奇葩一朵。
直到今天，我因为有过1960年“下放”的经历，在与没有“上山下乡”的同届同学聊天时，多了一个“吹牛”的资本。
悠悠岁月如淮水，东逝到海不回头。五六十年前的往事，只能回味，不可再来了。
2020.7.5首发《淮安文史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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