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志兴

我家的老院如果现在还保存完好，也可以圈起来收门票了。实际上，在我小的时候，老院就已经不很完整了。

据说，我太爷那一代是做官的，积攒了一些银两，购置了一些土地，修建了这座院子。我爷是一名乡村医生，方圆几十里闻名，收入应当不菲。但爷爷大烟瘾极大，变卖了不少土地。但又因祸得福，解放时我家只被评为中农，逃离了地主富农的劫难。

老院是典型的关中民居，一座狭长的四合院。头门原是车门，即可以进出马车的大门，不过我小时已毁。二门是一座小门，一砖到底，筒瓦屋顶，青石门礅，很高的门槛。门的里外两面都有丰富、精美的砖雕图案。进得二门，两边各有一排偏厦，最后面是一座楼房。二门以内的院子并不平坦。第一段是用鹅卵石铺就，路中间隆起，两边有斜坡，鹅卵石还拼出各种图案。再往前，又要上一个台阶，路面用砖铺成，中间有一个渗井。渗井上面压着一块大青石，下雨时雨水从青石的两边流入地下，不用外流。再往里，下一个台阶，前行一段，就是楼房。楼房为全木结构，从正面看不到一点泥土，全是木板。木板已经陈旧，泛着黑色。楼房的中间是一个过厅，可以通往后院。楼房只在一层住人，楼上堆放杂物。院子里没有一块闲地，没有一棵树木。所有房屋的房檐台均用青石条建造。院子的大门外，有一块青石上马石，据说是我爷出诊时骑马用的。全村有上马石的人家只有两家，我家是其中之一。

我爷去世得早，我了解不多。我只知道我爷排行老二，人称“二先生”，医术高明，国民党时期的县长也找他看过病。其实我婆在我百天时就去世，我对我婆也毫无记忆。我爷子女多，住在老院的就有四个儿子：二伯、三伯、七伯和我父亲。我父亲排行老八，也是老小。院子里的偏厦，一边住着七伯家和我家，一边住着二伯家和三伯家，后面的楼房归二伯家。二伯自己住偏厦，二伯的儿孙住楼房。其实楼房也分给了三伯一间，只不过三伯已将他的一间拆掉，所以我见到的楼房已经不完整。楼房的前面有一个井房，那是全院人绞水的地方。

二伯懂得医术，但不太给人看病。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二伯与对门的地主来往密切。在村上，愿意与地主家来往的人并不多。二伯经常与老地主一起聊天，一起下地劳动。我还有一点不明白，就是地主家院子的形制，与我家相差甚远。二伯喜欢抽水烟，把烟叶揉成一个小球，放在水烟斗上，用篾条点燃，咕噜噜吸几口，然后噗地吹出来，再换一个烟球。我上小学时，二伯就去世了。那是我生平第一次与死亡相遇。我从学校请假回来，穿上孝服，拄上柳木棍，木然地走在哭丧的队伍中。

二伯的独子比我父亲还年长十几岁。我叫二伯的儿子大哥、儿媳妇大嫂。大哥有四个儿子，一个女儿。最小的儿子比我还年长几岁，女儿与我妹同岁。大哥的子女按辈份叫我“爸”，我一直难以适应。大哥在一个镇上工作，但他务庄家、做家务都是一把好手。大哥一旦回家，总会早早起床打扫院子，而且总是出出进进、忙忙碌碌，还把几个子女吼叫得团团转。大哥对子女要求很严，经常能听到他叱责子女的声音。大嫂温婉知礼，说话慢声细气，待人讲究礼仪，在她的教育下，子女们也都十分注重礼节，比如对我这个小爸的称呼就从不含糊。

三伯是一名乡村医生，专攻儿科。十里八乡找他看病的人络绎不绝。三伯的确有他的奇妙之处。有一对夫妇抱着小孩来找三伯看病，孩子哇哇大哭，父母束手无策。三伯接过小孩，不知在孩子哪里动了一下，孩子立马止住了哭声。我对此一直感到不可思议。三伯给孩子开的药都是他自制的药面，包在小纸包里。一般一次服用一包，一天三次。三伯除了开药，往往还告诉家长一些偏方，比如如何用葱白敷肚脐等。每次看病，三伯只收几角钱药钱。但这几角钱在当时也是不菲的收入。三伯闲暇时有时逗我玩，让我给他踩背、踩肚子。我总怕踩坏了他，他却说很舒服。三妈是三伯年轻时从四川引回来的，操四川口音。在我们那个封闭的村庄，明显与众不同。我有时偷着学三妈说话。三妈性子比较急，三伯性子坦，两人时常有争执。每当这时，三伯总是把手一背，出门去遛弯。那时火柴已经普及，但三伯还在顽固地使用火镰。把火石打出火星，引燃棉花，再引燃竹篾，才能出火。

七伯是一名皮匠，经常帮人制作皮衣。别人拿一张羊皮或狗皮来，七伯要对皮子进行长时间浸泡，再铲去皮子上的赘肉，这叫做熟皮。经过熟皮，本来硬邦邦、臭烘烘的毛皮，就成了绵软、干净的衣料。七伯再根据客人的要求，对毛皮进行剪裁，然后一针一线缝成皮袄。七伯是个粗人，妻子早年离家出走，他独自拉扯一双儿女，脾气暴躁。但看到他缝制的皮衣却是那样的得体与精细，确实令人难以置信。

由于我父亲在外地工作，母亲独自在家带我们兄妹三人，缺乏劳力，所以七伯经常帮我家干一些体力活。同时，母亲也经常帮七伯家做一些针线活。七伯的女儿——我的堂姐，也一直由母亲照顾。按习俗，堂姐应当称呼我母亲为“新妈”或“小妈”，但堂姐一直称呼我母亲为“妈”。记得小时候，堂姐经常就睡在我家炕上。我也经常和堂姐一起玩，得到过堂姐不少照应。

那时候，大家都穷，谁家做个好吃的，都相互送一点。我家和三妈家住对门，我家做了臊子面，母亲便打发我给三妈端一碗。三妈做了煎饼，便喊我去拿两个。有时候谁家的盐、醋用完了，也会相互借一勺。记得有一次，我听说村代销店出售香蕉，便去向妈妈要钱，买回了一根香蕉。我清楚地记得，那根香蕉三毛六分钱。我把香蕉拿回家交给妈妈，妈妈轻轻剥开皮，露出了白生生的果肉。妈妈把那根香蕉分成三截，我一截，妈妈一截，对门三妈一截。我、妈妈、三妈都轻轻地、试探地去尝香蕉。我看到，妈妈、三妈的脸上露出了幸福的笑容。

老院的二门以内，只能行驶独轮车。推独轮车不仅要有力气，还要有一点技术。每次父亲回家的时候，推些土把厕所垫一下。平时有些需要搬运的事情，常常需要别人帮忙。七伯给我家帮忙最多，二伯家的孙子、三伯家的儿子也都给我家帮过这样那样的忙。记得有一次，我妹半夜突然发烧，昏迷不醒，母亲焦急万分。堂姐喊来了七伯，七伯用架子车拉上妹妹，连夜步行二十多里地，赶到县医院，救了妹妹一命。

但是四家人在一个院子里生活，难免有磕碰。大家共用一口水井，一架木梯，一个石臼，同走一个大门，甚至厕所也是紧密相连，矛盾在所难免。我外婆家在街上，独门独院，院子很大，空地很多。我母亲嫁到这样一个院子里，难免会不适应。母亲是个要强的人，她独自带我们兄妹三人，压力可想而知，有时情绪难免有些急躁。母亲与院子里的各家都产生过矛盾，其实都是些鸡毛小事，也很难分出谁对谁错。大人之间的矛盾，有时候搞得我们小孩子也左右为难，无所适从。但是闹一段矛盾，往往又会言归于好。

几家人就这样磕磕绊绊，分分合合，在一起住了十几年。最先搬出去的，是我大哥一家。他家子女多，80年代初，就另辟了庄基，搬了出去。大哥家搬走后，楼房就拆了，院子宽敞了许多。80年代后期，我家也搬了出去。院子里剩下的，只剩下三伯和七伯家。两家将院子一分为二，一家住前院，一家住后院，各走各的门。两家也都先后盖了新房，过去的老房子已被拆得荡然无存。当然，三伯、七伯也早已去世。老院则永远留在了我的记忆里。

如今的农村，家家都是单门独院，大家都是关起门来各过各的日子。每当回到老家，我都会想起老院里的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