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 期 作 者 张 印 珍 (中国)
海外头条总编审 王 在 军(中国)
海外头条副编审 Wendy温迪(英国)
海 外 头 条 总 编 火 凤 凰(海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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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收时节
文/觅真
麦子黄了,该割了。那是个又喜又忧的季节。喜,是指我们这些吃粗粮长大的农民们,只有在这个季节才能吃上几顿买面馍馍。忧的是把麦子可是个苦差事。那叫抢收。一个早上拔下来腰都直不起来,手上就勒满了血泡。生产队里几十亩麦子都靠人们拔下来,队长说只能拔不能割,割的有麦茬子,难种玉米。午更时分队长那“走了——嗷!拔麦子去了——嗷”的喊声,就把疲惫不堪的人们从梦中搅醒了。六月天虽热,但这五更头上天冷着呢!人们都穿着棉袄下地。从村里到地里有3里路,走到地里天才蒙蒙亮。一路上人们自己走自己的,谁也不等谁,只看见前面黑影绰绰。这里的早晨很不真实,恍恍惚惚的像人从梦幻中回来的一个个身影。我胆小,就觉得前面是鬼。一跳一跳的,看不见人头,只见黑影。因为是包工,就像是去抢金子。到了麦地头,还是看不清,灰蒙蒙的,全凭感觉抓麦子,麦子也像一群调皮的孩子,不让你抓到,被风吹得左躲右闪。开始人们就像猛虎下山一样,哈腰就拔,你追我赶,看不清谁是谁,要是不知道的还认为是鬼子来抢粮了呢!只听见嗖——嗖——嗖——,啪——啪——啪,拔起来的麦子一定要抬起右脚把麦根上的土嗑掉。拔一垄麦子就2分工。一个早上拔3垄就挣6分,这包工就是调动积极性。要是日工男劳力一天才挣10分,妇女一天才挣8分。六月天干旱,地上裂开了一道道的口子,地硬的像石板一样,拔起来很难拔,不时发出吱吱的声音,拔上一垄手上就勒起了血泡,再用手去抓干了的麦子就会痛的钻心。我刚下学,哪吃过这样的苦?但我性格要强,不甘心落后,咬着牙地拔。头上系着条花毛巾,本来挺漂亮的,可拔麦子时,低着头,撅着屁股,累得直要趴下,毛巾上落满了土,灰不拉及,歪歪斜斜的,看上去倒像偷地雷的日本鬼子。从五更一直到早上8点钟才回家吃饭。回来的路上个个东倒西歪,像逃荒的。回到家,家家把最好吃的放到这个季节吃。吃什么,咸鸡蛋。那时我特能吃,吃上两大碗玉米粥,再吃一个玉米饼子,吃两个流油的咸蛋,就觉特幸福。这是古希腊某一哲学家的观点。他说:人生命中最幸福的事情是什么?如果我们问某一个正生活在饥饿边缘的人,他们的答案是食物;如果我们问一个快要冻死的人答案一定是温暖;如果我们拿同样的问题问一个寂寞孤独的人,那答案就可能是“他人的陪伴”了。是啊,如果问我什么是幸福的,那时我就会回答咸鸡蛋最幸福。吃着流油的咸鸡蛋最幸福。
吃了早饭,人精神多了,队长派那些有孩子的家庭妇女去离家近的场里翻晒麦子,这算是照顾她们。整个晒场上,热活朝天。有用砸刀砸麦个子的、有接麦头的、有接麦根的、有传麦个子的。一个传一个,像接力赛。洪大爷戴着草帽,左手牵着牛绳,右手举着鞭子赶着一溜牛和驴,牛驴们拉着石磙,吱扭扭——嘎扭扭,踩着拍点,迈着慢吞吞的舞步。慢慢地轧着麦子。麦子们也不甘寂寞,在石磙下咔嚓咔嚓唱着。像我们年轻姑娘和小伙子们就被派去给棉花治虫,这活不但苦累,还有危险。我们的手指拔麦子拔得都打泡了,有的水泡、血泡已经在拔麦子时勒破了,配农药时一不小心就中毒。拔麦子拔得浑身酸痛,还得背着50多斤重的喷雾器在棉花地里一垄一垄地喷药。炎热的夏天还得戴口罩,手套。脸上的汗水像虫子爬,也不敢擦,光怕中毒。苦是苦,但,活着总比死了好,总是不想中毒的。哈!苏格拉底说:“最聪明的是明白自己无知的人。”我虽然是苏格拉底说的:是明白自己无知的人。但我却不是最聪明的人。因为我不知道我从那里来,到那里去?人为什么有贵贱之分?为什么会有城乡差别?人活着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不如意?人死后还会不会有生命?如果知道人死后还会有生命,我就不怕中毒而死。大不了死后十八年又是一个美丽的生命。我汗出得多了,口就渴,想喝水却不敢喝。因为这几十亩的棉花地就只有一口井,我们却在这井里提水配农药,难免有农药洒落井里。地上又热又闷的潮气蒸着、刺鼻的农药熏着、火盆一样的太阳烤着,那滋味真有点像《上甘岭》。
每到这个时候,心里便生出悲观情绪,就怀疑人生的价值。那时我就觉得人生价值就是脱离农村,而不是流油的咸鸡蛋了。可咱没权,没社会关系网,怎么才能出去呢?过年时爸爸回家了,我就在爸爸面前哭,哭得爸爸心里很不是滋味。可他有什么办法呢?现在想起来,真是幼稚,爸爸只不过在外面当个工人,他哪有办法帮助我呢?那时爸爸常劝我:“要相信国家会好起来,学大寨农村会有出路的,到那时,当农民也得开后门。”爸爸的这番话也真没白说,我的心里倒是稳定了一阵子。积极性也高了,除了白天干活,晚上还写稿子,送到公社广播站。吃午饭和晚饭时常常听到小喇叭里的“现在播送上村唐大队张印珍的文章”。我听了心里高兴,社员们也夸我写得有血有肉。又过年了,爸爸听到公社秘书夸我。回到家笑呵呵地对我说“还会写稿子呢!”,我不好意思地说“写着玩儿呢”。
说实在的当我悲观的时候,也看看身边的姊妹们。她们平静地应对着各种好的和不好的日子,她们宿命。按现在的说法是随遇而安,或直面人生。虽说她们的经济条件并不好,却也学会了爱美,用草木灰洗头发、把自家纺织的小土布弄得五颜六色。红、黄、橙、绿、青、蓝、紫,经纬配搭的和谐悦目。有方格的、有细条的、有艳的、有素的。还自己设计了衣裤的样子,一改秋菊式的土气,也做那四片的棉裤,挺和身的,挺洋气的。棉袄也做那有肩的了,也有前后片了。她们都喜欢穿小袖子衬衫,就是指衬衫袖口的“克复”。她们用麦秸替自己手指编上戒指,两个手腕也编了手镯,太阳明晃晃的一照,披金挂银的。她们扛锄头就把小手娟系在锄柄上,显得各外俏。到了地里小手绢便系到了手脖上,也很俏。有的还把手绢扎在那两条长长的辫子上。一锄地那两条辫子随着腰的扭动,一甩一甩的像跳舞。她们没见过火车,外面的世界对于她们遥不可及。偶尔生产队里有去县城拉大粪的车,她们也想办法跟出去,到了县城里,看到什么都新鲜,百货大楼里的女营业员个个像天仙;滚热的油锅里翻滚着黄灿灿的麻花油果子;凉粉透亮的,添上醋、蒜、辣子、香油,喝了还想喝。她们最大的希望就是能找个好对象,她们羡慕当兵的,找对象她们都是从一个村嫁到一个村。她们还会唱样板戏,李铁梅、阿庆嫂、江水英、方海珍……有时一边干活,青纱帐里就传出阵阵的咿咿呀呀的唱声。休息时她们就挤在一起叽叽喳喳地说梦,说爱。有的说,以后找个开飞机的;有的说找个当军官的;有的说找个当老师的……她们的存在给枯燥的我们村增添了些许妩媚。也给我带来些快乐。我也开始喜欢打扮了。我喜欢穿军绿的套装。上衣是中山小竖领,上肩上袖的,左胸前还有一个暗里的小口袋,我便在这小口袋上插上一支钢笔。裤子也是军绿的,是那种四片儿的,腿的前外侧还有两条明线,是军绿线。针角很密实。梳两条羊角辫,高兴时还把两条小辫弯上去用鹅黄色的毛绒绒的头绳扎着,叫小抓抓儿。在加上我白里透红的苹果脸,和我那双会说话的眼睛,整个一个俏姑娘。村里的人们也说俺像乡下姑娘,像城里人。每每听到这样的赞美,我就谦虚地说,哪里呀,咱这土包子,怎么会像城里人呢?嘴巴这么说,其实心里也承认比城里姑娘也不差。哈哈。
心情好了,看什么都顺眼了,看到我们治虫的姑娘队,就不那么狼狈了,看见她们戴着口罩,背着喷雾器,呲啊——呲啊的在给棉苗喷药,呗儿精神,便觉得那动作象是电影里的人在演节目。戴着白口罩又像医生。
看到牛们也那么可爱。牛的眼睛是湿润的、牛的眼睛是多情的,牛的眼睛总在流泪。乡村广阔的天空飘不完的云彩,没有一片能擦去牛的忧伤。牛的眼睛也是美丽的,无论是雌是雄,都长着美丽的双眼皮。牛的灵气都集中在它大而黑的眼睛里,牛其实是很妩媚的。雨过天晴,牛蹄窝里的积水像一片小小的湖,会摄下天空和白云的倒影,有时会摄下人的倒影。那些留在密林和旷野上的蹄印,将会被落叶和野花掩护起来,成为蛐蛐们的乐池和蚂蚁的住宅。上工的路上,牛们和人一块走着,一条绳牵两条动物,牛和人。他们的足印一前一后朝一个方向,但永远不能重叠。人们边走边说着话,牛们也在偷偷地听,听到开心处,还眯着眼睛笑呢。有爱唱歌的人们,小黄牛就更开心了,它好像听得懂音乐,听着听着就发出哼哼的快乐声,也像是唱歌,简直是牛群里的莫扎特。
作者简介:张印珍(1953~~)网名觅真,中国大陆河北沧州人。现居宁波。作品散见海内外纸媒、网媒,近年来,着力于现代诗创作,被人誉为东亚鸽子。
虽是宁波市作协会员,出过散文集《心灵花园》,《花开的声音》,也出过诗集《荒漠微光》,《新芽》,部分诗歌录入《上海滩诗叶》进入大世界基尼斯,但她认为一切荣耀与辉煌,都是印第安酋长头顶上的羽毛,与诗无关。诗具佛性,救赎自己和别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