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湘钩沉
（二十七）
当年那个在宝庆城卖菜的懵懂少年邹毕兆于1930年参加了红军。
由于邹毕兆长期做红军的情报工作，被誉为红军情报工作的“破译三杰”，加之邹将军生性谨慎，守口如瓶，和他所从事工作的特殊性，因此他的个人资料很难找到。甚至在个人履历和档案资料中都只有个大致材料。
关于邹毕兆参加红军的具体时间和地点，笔者查阅了大量材料都没有找到。（笔者的一家曾有幸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与刚刚调任邵阳地委副shu书ji记的邹毕兆的一家为邻）
后来有幸读到了路福贵同志（四九年南下学生兵，曾担任过邹毕兆同志的秘书、五十年代担任过邵阳县、绥宁县委书ji记。笔者也与其很熟）的回忆录。路老称，邹毕兆同志曾是中央红军的秘密武器，他的所有资料均为最高机密。
如此，这种情况就可以理解了。
路老在他的回忆录中这样说：“2016年10月，我应湖南城步县的邀请，重走长征路。我发现很多地方宣传红军英雄邹毕兆的资料极少，而且内容不实。
很多网站、甚至是政府网站、特别是全世界著名的“百度百科”，竟然把邹毕兆参加长征的时间、单位、职务全部搞错，把邹毕兆随中央军委二局在长征中建立丰功伟绩的历史功勋，全部付之阙如。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主要原因在于红军的无线电技术侦察情报工作做为“绝密”直到本世纪初才解密，有人乱猜测，有人以讹传讹。揭开尘封了70年的历史帷幕，人们才发现在历史长河中，蕴藏着隐蔽战线无名英雄的无限辉煌。
1949年10月，我就认识了带领我们南下的湖南邵阳军分区第一任司令员邹毕兆。
当时，我是中共邵阳县委秘书处的干事（16岁），我曾经给他送过机密文件，参加剿匪。
1961年，邹毕兆转业到地方任中共邵阳地委副shu书ji记，我调到邵阳地委任常委秘书。三年后，我调任邵阳县委副shu 书ji 记。
1974年,邹毕兆曾经带领我六次晋见开国元勋、国家副总理王震，建成了城步南山中国第一高山牧场。
我再次爬上湘桂边界老山界，而且造访红军后代邹邵华、邹生宁，感谢他们提供了邹毕兆亲撰的回忆录、照片、勋章。
我惊奇地发现，中央红军长征出发时任军委二局破译科副科长的邹毕兆，在三个方面军胜利会师后，又被提拔为军委二局破译科长。
党中央的提拔任命，证明了邹毕兆，竟然是为红军长征胜利做出重大贡献的我党我军隐蔽战线的传奇英雄。
出生在湖南新邵县的农家少年邹毕兆,是我党我军绝对保密数十年的“秘密武器”；是中国工农红军最高荣誉“红星奖章”的获得者；是红军无线电技术侦察“破译三杰”之一；是红军长征中毛泽东点名随身带走的红军英雄。”
(以上是笔者称之为“路叔”的路福贵同志的回忆录片段摘录）
根据他的儿子邹核宁撰写的回忆录，以及将军在八十年代末所著的长篇回忆录《玻璃杯》（中央规定的解密年限为30年，将军所著回忆录已近40年。而且此时三杰中的曾希圣、曹祥仁都已离世并都未留下任何当年谍报工作的回忆）所提供的有限的资料分析，他参加红军的领路人应该是他的大哥。而时间和地点应该是1930年7月彭德怀的红三军团攻克长沙期间。
邹毕兆刚参加红军就在红三军团的7师担任组织干事。
由于他有文化，头脑聪明，思维敏捷加之对新鲜事物尤为感兴趣，就在第二次反围剿胜利之后，他被送入在江西南丰康都镇举办的中央红军第二期无线电训练班。
第一期无线电训练班在宁都的小布镇，学员有胡立教、李赤华（女）、李建华（女）等12人。（皆为优秀的连营级干部）
而第二期则有邹毕兆、郑执中、欧阳枫等20人，同样皆为红军中政治可靠、作战勇猛的基层指挥员。
这样的无线电训练班一直开办到红军胜利抵达延安之后，前后共举办了11期。
而在众多的学员中，年轻的邹毕兆绝对是一个出类拔萃的佼佼者。他博闻强记，举一反三，能在短时间内将枯燥的莫尔斯电码倒背如流。
红军对电台和情报工作的重视和开展是从井冈山严酷的反围剿时期开始的。这也是受到了红军在战争中和我党在白区工作惨痛的经验教训的启发。
在白区，一个有价值的情报可以挽救我党的领导机关和无数高级干部。
1930年夏，在长沙战役的激战中，彭德怀的部队和黄公略的部队仅仅相隔一条铁路线。
可就是因为这条铁路现被国民党军固守着，两支部队无法接触和沟通。因而也无法在激烈的战斗中相互协同配合，白白地贻误了战机。
这些血的教训使红军深刻地认识到，现代战争必须有灵通可靠的信息作为支撑。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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