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径文学社作品（夕阳浅唱）

导读：国家财政部驻广东省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原副监察专员、纪检组长、巡视员（正厅级）匡邀仁阅此文后，于2019年2月2日上午通过微信回复作者时写道：“文章写得很好，如实记录和反映了三次高考的经历和心情，作为有同样经历的我，感触良多。我总是想，我们这一代人，经历过国家发展的不同时期，见证了祖国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有很强的满足感，无论是和老一辈还是晚辈相比，我们都是幸运的。真心希望多多保重，开心快乐，安享晚年幸福!”

我的三次高考

曹正城

事不过三，这是人们日常生活、工作中经常说到的一句老话。讲的是一个人要想实现自己的理想和做好一件事，不管有多难，只要不懈地努力奋斗，终会事随人愿。

在我的人生经历中，确实有一件“事不过三”的事情使我终生难忘，那就是我的三次高考。

（1977年10月21日《人民日报》头版关于恢复高考报道）

史无前例的十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不久，多灾多难的祖国大地，终于迎来了万物复苏的春天。普通高等学校恢复了全国统一考试入学制。60岁左右的中老年人可能还会记得，文革时期上大学是不用考试的。城乡青年上大学只能由工人阶级、贫下中农推荐，再由单位和上级有关部门最后审定。当时学业成绩优秀者如果没有一定的关系也很难上大学，尤其是家庭出身成份不好和有海外关系的，哪怕你各方面再拔尖，在农村和工厂你也别想去做上大学的美梦。所以打倒“四人帮”后恢复的高考制，就是恢复了知识的尊严，千千万万的奋斗者命运就此转折。对当时成千上万的优秀知识青年来说，无疑是给他们打开了一扇报效祖国、施展才华、寻找知识宝库的通天大门。

然而，在这场千载难逢的机遇与挑战的竞争途中，我却经历了三次不同寻常的高考，由不幸到万幸。

（1977年10月12日国务院关于恢复高考的文件）

第一次，即高考恢复后第一年的破冰之考（1977年的冬季，参考人员570万，实际录取27万出头，录取率仅4.7%）。那年的冬天，我和全国千千万万怀抱无限希望的青年走进久违的考场，心情确实激动不已，感慨万千，手中拿起答题的笔也是颤颤抖抖的。共考了语文、数学、政治、历史、地理等五门功课。当时的作文，我写下的是《心中有话向党说》这篇文章。在文章里自己把党比作母亲，自己是母亲的一个孩子，在经历了十年浩劫后，我这个飘零的游子终于又回到了母亲的怀抱，感谢党和祖国始终没有忘记我们这一代人。

考完以后，自我感觉良好，就怀着无比喜悦的心情回到家里等待录取的消息。可是左等右等没有一点音讯。几个月后，我到（湖南）武冈城里看望我的小姨妈（曾完秀）。小姨妈见我立即就问：“正城，你怎么还在这里荡着不去上大学？”我说：“我没有考上。”我小姨妈又不解地说：“怎么会呢，你考上了的。湘玉（小姨妈的大儿子，当时正在上初中）对我说过，在大街县文化馆的宣传墙上，他亲眼看到张贴的高考分数上线红榜上有你的名字。”

听小姨妈这么一说，我当时就愣了，心也凉了半截，真是欲哭无泪。上了录取线为何不被录取，同时也没有任何人通知我参加体检和政审呀，到现在为止我也不知当时未被录取的真正原因。

第二年，我又参加了高考（1978年），但这次榜上无名。我并不气馁，心想“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不是还有一句老话说得好吗，事不过三，明年不妨再进一次考场。

1979年5月初，我打算辞去湖南省武冈县荆竹公社乙冲小学民办教师的职务（当时由于师资力量不足，教师不准请长假），准备去武冈县（现武冈市）第二中学参加高考复习。

听说我要辞职，这时，社会上的一些冷言冷语也向我袭来：

“吃饭靠风水宝地，做官靠坟山。曹家屋场不是风水宝地，他曹正城就是再考三次也是瞎子点灯白费蜡——枉然。”“聪明有种，富贵有根。曹正城祖辈都是农民出身，他要想考上大学跳出农门，怕是做美梦吧！”

临走前，我们乙冲小学的老师和校长以及一些亲朋好友，出于对我的关心反复劝告说：“正城，扁担冇札，两头开花（意思是做事不老成，两头会出问题），到时候你大学考不上，民办老师又不能当了，会误了你一辈子的前程，这事你要慎重考虑呀。”

尤其是父母好几次语重心长地对我说：

“正城崽呀，如今你能当上民办教师，也算是我们祖坟冒了点青烟。民办老师虽然不是吃皇粮，待遇也比较低，但天晴晒不到，落雨淋不着，生产队和大队每年还要给你记300多个工分，是一个全劳动力了，比上不足，比下有余。考大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百里乃至千里才能挑一，不是哪个想考就能考上的，你已考了两次都冇考上，还是莫去复习莫考了，安下心来教好你的书，靠到今后有机会转为公办教师就不错了。”

面对以上各种说法，不管是冷言讽语还是善意的劝告以及父母的苦口良言，我只是报予一个微笑：“成功的事得靠自己去努力，风水宝地和屋场再好也保证不了谁”；“世界上的事情，有失就会有得。”

最后，公社文教办公室的领导对我说：“世上甘蔗不可能两头甜。你考不考得上，反正辞职后民办教师今后与你就无缘了！”不管结果如何，我还是铁了心义无反顾地向领导递交了辞职报告，和无数怀揣大学梦的寒门弟子一道，投入到了紧张而又竞争十分激烈的高考复习大潮中。

但是，第三次高考也不尽人意。考前的头一天，我却躺在病床上吊水打针。因为高考复习期间，我没有一个晚上不是超过十二点钟才睡觉的，同时，由于家庭困难、粮食有限饭也吃不饱，长时间的劳累和饥饿终于使我病倒了。但我还是以顽强的毅力，带病坚持把所有应考的科目全部考完了。

考完后，我就回到家乡湖南省武冈县荆竹公社燕冲大队第四生产队从事双抢（抢收早稻，抢插晚稻秧）。然后是漫长的等待考分的公布及录取情况。当时的心情正如京剧《智取威虎山》小常宝所唱的：“盼星星，盼月亮，只盼着深山出太阳！”我也只盼着自己高考的佳音早日传来。

可是，等待考试结果的消息也并未顺畅。当时公布上线的考生以及分数也在武冈县二中。我在乡下劳动，由于经济困难，难得进城一次。出红榜（公布达到录取线考生的分数）那一天，我父亲（当时在武冈县人民医院工作）就让他的同事去打听我的考试分数情况。这名同事去打听后回来告诉我父亲，说我榜上无名。父亲听他这么一说，人犹似坠入万丈冰窟中，不知从何说起。据我父亲后来说，由于当时心情糟透了，那天晚上他一夜未眠，洗了一个晚上的衣被来打发时间。第二天清早，他自己亲自走到武冈县二中，结果在红榜中终于找到了我上线的名字，并且分数还较高，心中沉重的千斤石头这才终于落了下来。

为了挣点上学的路费，减轻家里的负担，暑期我一人来到武冈县城给县卫生局做了10吨煤球。我十分清楚地记得，那天晚上10点多钟了，皓月当空，银光闪烁，碧空万里。在卫生局的水泥球场上，我挥汗如雨，浑身是煤灰和泥土。当我做完最后一个煤球时，我那可敬可爱的慈父（曾在武冈县气象台和武冈县人民医院工作），拿着高考录取通知书来到我的身边（录在湖南省粮食学校会计统计专业），兴高采烈地说：“正城，你被录取了！”

捧着这份迟到的又是沉甸甸的录取通知书（报到注册时，通知书被学校收回），我心里真是悲喜交加，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总之，苍天不负有心人，十年寒窗没枉度。

高考，青春的一次洗礼。没有高考，我是一名乡村民办教师；参加高考，我就成了国家干部。

事不过三。三次高考，从失败到成功，不仅改变了我人生的命运和道路，更重要的是使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做任何事情，只要有恒心、信心、决心，同时经过不懈的努力拼搏，总会成功、总会达到预期的目的、总会实现自己的梦想！

作者后记：新中国成立后的1952年，国家建立了统一的高考制度，即实行统一计划、统一组织、统一考试、统一录取调配。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这一制度中断。“文革”结束后，1977年冬天，关闭十一年之久的高考大门重新打开，是我们国家开始拨乱反正、转向经济建设的第一件大事，它不仅改变了当时无数年轻人的前途、命运，实现其人生进位，而且也改变了中国的未来，被舆论称做是国家和时代拐点中一件将会铭记千秋的重大变革，更是我国教育界永载史册的一件历史大事。

（附注：①本文原载2012年6月16日《湘声报》第八版芙蓉副刊。②2007年《文史博览》杂志社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我的高考故事──纪念恢复高考30周年”征文，共收到征文稿两百多篇，通过专家评审，获一、二、三等奖的作品仅10篇。本文获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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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曹正城，湖南省城步苗族自治县政协原党组副书记、常务副主席（正处级）；高级经济师；湖南省邵阳市第二届优秀社会科学专家，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会员。著作《财苑拾零》获邵阳市第九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山径文学社肖殿群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