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是得急症走的，时间是1997年5月17日。因病发突然，在抢救的十几天里，她始终没有能再说话。头几天里，握住她的手似乎还有些回应，渐渐地也就没有了。我现在回想起来非常后悔，当时只顾紧急抢救，又是氧气，又是心电监护仪，搞得人心神不宁，就是忽视了母亲在病危中，用她微微颤抖的手是不是想要向我们兄弟姊妹几个交代点什么？守在亲人的病榻前，我才痛切地体验到什么叫“撒手人寰”。

      在整个抢救过程中，母亲的病花去了8000多元费用，当时我们兄妹几个分摊了。处理完后事，我拿着药费报销单据跑了不知多少趟，这中间单是厂长就换了三茬儿，越跑越凉。也可能是看我跑得辛苦，人说话斯文，最后一位姓赖的厂长倒是给药费条子上签了“同意报销”，但到厂财务科却没钱。没想到2004年的春天，经市有关部门处置和法院受理，妈工作几十年的那个厂子宣告破产了。药费报销几乎是不可能了。

      拿着这几张已经开始褪色的药费单子，我想了很多很多。比如社会发展、时代进步，比如改革开放、市场竞争，比如企业经营机制转换的快慢；又比如政企不分、几十年不变的干部任命制，还有腐败影响决策、平庸丧失机遇等等等等。然而我想得更多的还是改革的代价。

      母亲的厂子在老城西关，厂大门正对着中州路，地理位置非常优越。它以前是个集体所有制性质的被服厂，上世纪60年代生产军用的棉衣棉被，很是红火。“文革”中后期，改为生产广播器材，母亲的工种也由缝纫工转为电镀工，属于有害工种。母亲是个实诚人，尽管那工种整天要和酸槽酸液打交道，但没听她叫过苦。所谓的电镀车间实际上是个小作坊，只有二三十平方米的样子，地上到处是污水，还有几个镀锌的酸槽和几个盛酸液的大陶瓷缸。那时国家整体生产力水平低，加之要求“革命化”，广播器材的销路倒也不错。

      母亲那时经常上夜班，晚上我给她把饭送去之后，没事就在那个简陋的更衣室里玩耍。冬天的炉子烧得挺旺，暖融融的。母亲个儿高，穿着深腰大胶鞋，胸前掛了个能遮住腿的胶皮围腰，显得十分能干利落。我知道，母亲是位老先进，那时不兴“物质刺激”，但家中墙上的奖状多是母亲的。她在上世纪50年代中期，由于工作出色，还曾经出席过洛阳市职工“群英会”，那本荣誉证书被她一直珍藏在家中大立柜的抽屉里……

      母亲和其它几个阿姨忙忙碌碌，有时也聊聊家常，日子虽平淡却也安然。那时她的工资不高，大约是36元（国营大厂当时二级工的工资是38．30元），和父亲的工资加在一起才80多元，多少年都没动过，要养活我们姊妹5个，日子过得很紧张。

      母亲的厂子勉强支撑到“文革”结束，有几年其中一个车间还做些草绿色的军棉大衣，但那时已是民用商品了。1990年前后，又与青海一家食品厂搞联合，推出了个冰糕品牌，和厂名一样，也叫“康尔素”，在市场上很是响亮了一阵子。

      母亲的病好多年了。退休前，工作家务两副担子压在肩头，她也一直没把自己的病当成多大个事，平常若是高血压犯了，到厂卫生室要些药，吃几片就过去了。后来又出现一种情况，就是忽然会头晕，依然是吃点药有时也躺一会儿，起来便就又忙碌开了，“没事，我没事！”也就成了母亲的口头禅。她没把自己的病当回事，我们做儿女的，也是各自忙，偶然回家看望一下，时间终也有限。“子欲养而亲不待”，一想起母亲的病，一想起她67岁就离我们而去，我这个做大儿子的总是深感内疚，她老人家走得的确太早了……

      2004年春，我又到了母亲的厂子里一趟。厂子自然很冷清，从贴在墙上的打印文件里知道，这个惨淡经营了几十年的厂子，终于走完了自己的路，20来亩土地全部卖给了房屋开发商。负责处理善后工作的女书记告诉我，母亲的药费还要再等到些时日，看上面咋说，也许会有希望。

      对于母亲的药费，当时感触颇多。和女书记告别之后，我写过一点文字，原本是打算寄给市报的，后来看文学形势大变，也就心灰意懒了，没有投稿。现在看来，投稿怕也枉然，因为它涉及了一个敏感地带，一个带有共性的话题。

      2004年秋，我托一个在市政府某部门工作的老同学多次过问，母亲的药费终于有了结果：报销是不可能了。药费条子最后交到了市轻工系统管理几个中小破产企业遗留问题的“管理中心”，在老城万安街的一间低矮的旧平房里，一个中年男子，给了我1500元。那房子可能是另一个破产企业（西关木工厂）的，那男子说，这类问题很多，最后都没有解决。

       天下苍生，苍生天下，母亲她们那一代人，生活在“高积累、低工资”的特殊年代，是特殊年代的苍生百姓。写到这儿，想起了曾让我生了多年气的一部电影，名为《雅马哈鱼档》，是1983年公映的作品。电影里有个细节，年青的主人翁在说到房子时，竟用嘲笑的口吻对自己的父亲说，你们干了一辈子，连自己的房子都没有，多可怜呀！我曾多次对朋友们说过，这些个年青人不知天高地厚哟！他们不懂得，在那个年代，父辈的工资里没有房子钱和看病的钱，房子被当做福利二次分配租给工人，有病归国家（集体）统包。这种从苏联“老大哥”那儿学来的工资福利制度，也符合经济学的观点，使用一个劳动力，总要保证他起码的衣食住行和健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