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寺河往事

       与其说，我的人生起步是一种幸运或者巧合的话，那么，寺河学校的工作，就没有那么多的幸运和巧合了。我把这里当成了体现自己人生价值的一块阵地和舞台，一边死心塌地做人，扎扎实实做事。一边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不断寻找自我发展的方向。每天沉迷在那些石筑的窑洞里，一年四季沁泡在三尺讲台上，抱挖着自己的人生。让我经历了许多看似简单而且不寻常的事情，从而留下鲜活的回忆。

       一九七九年，国家教育制度改革初见成效，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开放的春风拂面而来，社会改革的号角吹遍中华大地。国家迫切需要社会各界有魄力有影响的人才带动，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凯歌已经凑响，全民素质教育的提升势在必行。公社为了优化教育布局，平衡乡村教育落差，拉动全公社中小学教育的整体水平在德智体几方面全面发展，全面适应社会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公社党委决定在庞家河、寺河、玉龙河这三条沟，村庄相对集中的中心位置，重新创办三所片办中学。专干不得不把他手中仅有的几位骨干教师进行资源配置，忍痛割爱平均分配到这些地方。我被公社的全盘策略所驱动，调整到寺河中学任教。舂季开学时，我扛着干瘪的行囊，带着满脑子的希望和梦想到寺河学校报到了。

       寺河中学地处延川县城通往延水关黄河口岸的交通要道，也是马家河公社＂一川三沟四道梁＂的最中心位置。当时学校是由中片的七个大队，在原来中心小学的基础上扩建的。学校校址分三大块组成。中学部设在全片统一积资新修在寺河村三叉路口的七孔大石窑里，这里是一座旧庙玉的废址；小学部设在寺河村前滩上边，山根下的十孔新石窑里，这原来是片办中心小学的位置；后勤与教学处安置在村中心的一处呈＂冂＂型状的十孔旧窑洞里。据知情人讲：此院落解放前是一个大户人家所有，后来这家人外出绝户，被政府收容改新为学校。这里也是我读小学时的母校旧址。前后六个层次的学生班级。中学部开设了两个班级。一个初一班，一个初三班；小学部开设一至六年级四个班级，一三年级和二四年级复式班，五六年级单设班。全校师生二百余人。校长郝志秀，主任刘玉祥，总务李思明。初中部数学我和刘耀辉，语文刘玉荣和张志良，理化王应祥，英语张向前，其它课混兼；小学部刘玉堂，张存梅，李婉云，冯志英，李海燕等。第二年，公社又调来了曹金亮，刘如诚等几位。这学校当时在全公社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我在这里整整连续工作了三个年头。三年时间，在人生的长河中不算太久，可是，这三年的时间也不短暂，它象一把尺子端量着我的人生。那也是一寸光阴一寸金 ，寸金难买寸光阴啊！其中留下了一串串的故事。

      1、教师灶上的洋芋糊糊。那是一个思想单一、观念落后、经济脆弱、物质匮乏的年代。寺河学校的十七位教职工，除了一位是本村人，两位带家属独立开灶外，其余一律单身住校，吃大灶饭。教师灶与学生灶看似是分开办，实际上就是同一个灶台上一个师傅兼顾两份相似的工作。

        厨房就在后勤处圪崂的那孔窑洞里，窑掌里边是柴碳。这柴不当紧，是学生砍的，也主要是生火用。这碳可珍贵了，它是全校师生从五华里以外的贯头山上的公路边，一块块搬回来的。当时县城通往延水关黄河边的公路在山上，沟里还没有开公路。灶房中间是二米多长，一米多宽的杜梨木大案板，案板下是放菜的坑。对面的四层格子柜里，放着碗筷，小灶具，或少的可怜的调料斗斗，空的地方，放学生干粮。旁边有三面大缸，一条水缸，一条面缸，一条酸菜缸。门口垒了两个火口的锅灶，火口后边是一台大铁锅，上边扣着竹蒸笼，蒸饭热饭。前边的火口上放两个一大一小的铁锅，一个作菜，一个熬汤，和一把铁炒瓢交替着使用。厨房里没有餐厅餐桌，教师吃饭一律都在院子里就地解决，个别人有特殊情况，才进旁边的女教师宿舍和总务主任办公室吃。学生的饭自已排队领去，拿到学生宿舍去，喝水自己找。老师们一般一个宿舍一只暖壶，吃完饭一喝一灌，就自己回宿舍去了。

       学生住校的少，通校的多，生活也单一，有的是家里拿的熟食，一热就好，学生和老师吃的差不多一样。一般情况下，多杂粮，少面食，主食一锅蒸。教师也吃份份饭，四两玉米面团子，一碗熬锅水，半碗洋芋糊糊就是教师们吃的菜。我是学校教师里年龄最小、但活动量大、饭量大的一个小字辈，每天基本呈半饥饿状态。那时候也没有商店，更没副食和零食。

      总务主任即是我的长辈又是亲戚，但是他的生活理念就是艰苦奋斗，能省就省。为了给大家节省伙食费用，常常买些农民手里最便宜的菜，控制大师傅少盐少油，他害怕伙食费太高，半年累积下来对大家不好交代。这本来就是件好事儿，也是他的职责所在。可是，他的性格很固执，他想做的事一般人很难改变。一度时期他担心大师傅不听话，每顿饭都站在厨房门口监督下厨。

       大师傅是学校临时找的，感觉主任不信任自己，心里十分憋屈，又不好说话，敢怒不敢言。为了方便，也迎合总务主任的心理，他就把主任在农户哪里拾来的小洋芋一刀两半，放在铁锅里熬制。因为洋芋太小也没有办法削皮，洋芋熬热的时候大师傅再拿大铁勺一戳一挼，把块状弄成糊状，大皮一捞，放小许些食盐，不用放油，就变成一道菜了。大家吃饭时，大师傅掌勺，每人半碗分份子吃。那真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呀！

       过了很长时间了，教师们吃饭的时候面面相觑，偷偷议论起这件事儿，可是校长也吃饭呀，他为什么不说话呢？我们几个年轻人都纳闷了，没有人敢提意见。我想总务主任不是我叔吗，又是我爸的老同学，大师傅也是我远房的爷爷，平时个人感情都很好，我也不说他，就暗暗提示一下他们总可以吧。

      有一天饭后，我偷偷告诉主任，让他给大师傅说＂不要每顿菜都是那洋芋糊糊，淡不拉玑，有时候还有那太阳晒过的绿皮皮，太难吃了。能不能辛苦一下，把洋芋切成丝，拿开水炒熟吃，可能好吃些＂。不料，这句话还惹大祸了。不但教师灶的菜没有改变，反而学校领导的脸变了，变的一天比一天阴沉难看了。有一次全校教师开民主生活会，主任就无指名批评：＂有些年轻人不象话，不看自已是什么人，还那么挑剔，吃不下喝不下的，今后要注意生活作风了＂。

      这件事的本身，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儿，改也罢，不改也罢，大家都一样，再说那时候的生活条件都好不到那里去，大同小异。再说吧，小时候咱吃糠咽菜都过了，这点苦头算个啥呀。领导批评就批评吧，我也不计较，他们都是长辈，说两句话我也不怕，他影响不了我的前途。我那时候心里只憋着一件大事情，就是一定要考出去，考上大学一切问题都解决了，别的事情都不算事儿。但是这个教训我记下了。这是我工作以来，生活上遇到的第一道难题，他给我长了一辈子的记性：＂枪打出头鸟，不能乱说话＂。通过这件事，我也悟出了一个道理：＂贫穷不应该是生活苦难的理由，而是我们的想法。想法决定活法。＂

       2、一份额外的收入。那年，县政府安排修通延川到延水关的地方道路。地方道路的工程正好路过寺河段，又在寺河村中央设计了一座跨河大桥，大桥另一端正好在学校中学部门前穿过，工程建设项目指挥部就扎在学校对岸的村民窑洞里。车水马龙、人来人往的大桥地基建设工地，就在学校睑畔下边，难免影响我们的教学，所以我们相互之间，因为工作关系，颇有交集。

      我和刘玉荣老师是初三班的老师，他是班主任兼教语文课，我是副班主任，兼教数学、化学课，我俩是一齐从马家河中学调来的同事，异地重逢，在一起合作，彼此十分珍重。加之又有亲戚关系，有共同的爱好，爱学习爱劳动爱抽烟，感情十分投缘。他和我一样都是农民儿子，比我大几岁，是我远房的表叔，为人正直，豪爽仗义，性格刚毅，善良厚重，乐观上进，常常在暗地里帮助保护我，为我抱打不平。民办教师转正考试时，我的语文卷子得了最高分，他是阅卷老师，判我作文100分，这并不是他做弊，而是他们看不惯公社的作法，全力保我过关，其中也有马文瑞专干的暗示支撑。这些事我们心知肚明，也心照不宣，他偏语文单科，写作了得，也很欣赏我的全科成绩。我们俩忙的时候一个碗里吃饭，一个被窝睡觉，彼此相知相爱又相敬如宾，配合默契又互相给力。

      有一天下午，工程部技术总监来到学校，正好看见我们吃饭，他实在看不下去我们的饭菜，主动告诉我们说：＂你们要是不怕受罪的话，挖点沙子送过来，我给你们结帐，改善一下你们的伙食＂。这句话猛然提醒了我们。晚上，我和刘玉荣一拍即合，准备挖沙。周末都没有回家，偷偷摸摸地去了村庄附近有沙石的地方，开始了我们的＂星期天的义务工程＂。

       那时候还没有双休日，为了不影响教学，我们决定每周六放学就干，有时候在皎洁的月光下夜战，啃着干玉米团子，喝白开水，不分昼夜连续干。那时候一方土沙才七八块钱，特别难搞。别人是大浪淘沙，黄河滩里拉沙子。我们且是在河床边泥石流里捞沙子，或者黄土洼上的石料砚缝里剜沙子，崎岖的山路和泥泞的沼泽都给了我们严峻考验。我们面对沙源奇缺又不能长时间外出等实际困难，只能就地取材了。一个挖沙一个筛沙，反复过滤掉石头柴草，留下细沙，力求完美，干点送点，坚持了一个多月的时间，等到大桥工程结束，我们各自分了一百六十多块钱，相当于一个民办教师半年的工资，那真是坏事变好事了。我们用勤劳的汗水换来了一份工作以外的收入，这也是我第一次亲身体验到＂沙里淘金＂的艰难。

       事后我反复琢磨其中的厉害关系。这是一个机遇，也是一次挑战。也真是机不可失， 时不再来！如果没有灶上的＂逼迫＂，就不可能产生我们的＂想法＂，如果没有工程上的＂需要＂，我们就是有想法也没有办法。这大概就是理论上讲的客观事物中的转机或者轮回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