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 垦 纪 实

文/周葵

    那是一段永远难以忘怀的日子。军垦，它磨砺了我的意志，锻炼了我的吃苦精神，也培养了我的集体主义品质。它用地狱之火冶炼人的灵魂，使勇敢者更勇敢，使懦弱者敢于面对困难。它既有单纯的“少年不知愁滋味”的欢乐,也有对前途感到渺茫的忧虑，辛苦的汗水与收获硕果的喜悦相伴，相互关爱和痛苦交织，苦和累是家常便饭，偶尔的新奇与嚎歌是生活调味品。

一、喜笑声声乐军垦 

    一个寻常的日子，常常会成为一段不寻常经历的开始。一九六八年九月的一天，日子寻常的不能再寻常，但却是人生中无法抹去的记忆的开始。我们这些刚刚大学毕业大学生，经过了汉川段家棚短暂的停留，又被转移到天门马湾，开始了我们的军垦生活。天门、汉川、沔阳三县都与一个大湖相连，这个大湖就是沉湖。沉湖形成的年代很久远，是汉水分洪形成的，这一带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沙湖沔阳洲，十年九不收，只要有一年收，狗子不吃糯米粥”。解放前这一带水患连连，一旦发了大水，整个江汉平原一片汪洋，大水淹没了田园，冲毁了房屋，灾民就只能外出流浪。

    这里的人很聪明，他们流浪可不是拿着碗讨饭，而是用打三棒鼓，挑牙虫，买花样子，帮工等方法，自我救助，度过灾荒。打三棒鼓，边打边唱，我们熟悉的“会打三棒鼓，流浪到四方，鼓儿咚咚，锣儿锵锵，含着眼泪去逃荒，怎不叫人痛断肠。”就是其中的一段唱词。还有不少人会挑牙虫，帮人治牙病。后来和老乡混熟了，挑牙虫的人就告诉我们，那是骗人的。你说你牙疼，我就说我会治，你牙齿里有虫，我会挑牙虫。有的人不刷牙，牙垢很多，你七挑八挑，就把他的牙垢挑了出来，拿给他看，告诉他说，你的牙虫我给你挑干净了，就这样蒙一点钱，换顿饭吃。再走四方的天门人心里，大家都知道挑牙虫是咋回事，只是心照不宣罢了。妇女们心灵手巧，都会剪花样子，绣花，帮人做针线，当保姆，洗洗浆浆，用自己的双手来养家。就这样，灾荒之年，八仙过海，各显其能，他们像吉普赛人一样，流浪到世界各地。有的人靠这些手艺，在国外扎了根就不回来了，因此马湾也是有名的华侨之乡。我们刚去就住在农家户，农民伯伯们对我们都很好，他们对我们的到来也很新奇：一群在大城市读过书的大学生，来到沉湖，围垦造田，受得了吗？淳朴的大伯大妈们像迎接自己远方归来的儿女一样，见了我们都笑眯眯的。我们家的大伯尤其热情，他把我们当作自己的儿女，开口闭口总是“我的儿，我的儿”的叫，让我们感到他就像我们的父亲一样。

    秋天的江汉平原，一展平洋，无遮无碍，田野里一派丰收景象，稻子黄灿灿的，棉花也大朵大朵炸开了口，白花花的。村旁高大的白杨树，绿叶在阳光下波光闪闪，一阵风来，摇曳生姿，沙沙作响，好像在拍着巴掌，欢迎我们的到来。鸡悠闲地踱着步，狗在柴垛下睡觉，蓝天白云，秋日暖阳。傍晚，晚霞如绮，碧水如练。刚到农村，觉得什么都好玩，每天都很兴奋。村里陡然添了这么多爱唱爱笑的年青人，也很热闹。我们天天找领导请求着，要求早一点下湖（大家管到湖里劳动叫下湖）。

    这一天终于来到了，我们要下湖了！并且是坐小木船去，只要想一想坐着小船在水里慢慢地划，是多么富有诗意，多么浪漫！天门马湾是湖区，河网纵横，菱角呀，莲蓬呀，小鱼呀，水边的野草呀，野花呀，偶尔从草丛中飞起的水鸟呀，都让我们兴奋无比，大家欢笑着，叽叽喳喳，涌上了船。我们是军垦，按军队编制，连排长指导员司务长都是解放军干部，他们是“一颗红星头上戴，革命的红旗挂两边”，我们没有统一的服装，都穿着自己的衣服，女生嘛，少不了花花绿绿。二排长撑篙，刚刚点开船，我们都兴奋得想唱歌，唱什么呢？那时正是文革期间，允许唱的歌很少，大多数歌不是歌的词作者有问题就是曲作者有问题，或者是被歌颂的对象有问题，不能唱了。但喉咙痒痒的，很想唱，就唱红军长征的歌吧，“当年红军爬呀铁索哦啊哦，大渡河水浪滔天——”！我们是女生连，第一次下湖，兴奋得声音都是高八度，可着大白嗓子嚎，声震寰宇，结果“浪滔天”的“天”还没唱完，小木船就突然侧翻了，靠侧翻一面坐的人都仰面朝天地翻倒在水里，另一面的人都压在了他们的身上，整个船，船底朝天。事发突然，猝不及防，咕咕咚咚，扑扑腾腾，一船的人都慌乱无比翻进了水里。一霎时，喊爹叫娘，乱抓乱挠，你扯我拽，尖叫连连，闹闹嚷嚷。胡乱踢腾了一会儿，有人从水里站了起来，其他的人也都脑袋露出水面，站直了。尖叫声慢慢平息，笑声马上开始荡漾，原来水并不深，一下就踩到了底，一船的人都有惊无险。只是水里淤泥很深，水已经变得浑叨叨的，落水的人浑身上下泥水哝咚，头发也全湿了，脏水直流，脸上也一样，但这挡不住突然受刺激的兴奋和快乐，一群人像水鸭子似的，在水里嘎嘎笑的。吵闹嬉笑中有人大声的说：“这就是大渡河水浪滔天呀！”笑声随风飘到很远的地方。我也在这小船上，落水的瞬间，我以为我会被淹死，没想到结果会这样富有戏剧性，和其他的落水者一样，我也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刺激得兴奋无比，不管浑身上下污水横流，只是一个劲的傻笑。连长指导员没坐船，他们扛着锹在岸上行走，看到翻了船，都吓坏了，生怕出了事，连忙清点人数，撑船的二排长脸都吓白了。看到没有淹死人，整个过程都是有惊无险，连长指导员才放下心来，让我们快回去换衣服。我们回去，洗净自己，换完衣服，全连再集合，连长却宣布：今天不出工了，大家到生产队的打谷场上，进行安全教育。连长指导员亲自训话，讲清安全的重要性，而我们却依然在下面窃笑，因为今天翻船的事确实太好玩了。

    第一次出工就这样在欢笑与浪漫中结束了。它使我们觉得军垦生活很好玩，轻松快乐，诙谐浪漫，新奇有趣，还有比这里更好玩的地方吗？还有比这更刺激的事吗？军垦多好玩呀，小河沟里翻了船，哪有什么困难？殊不知考验正铁青着脸等在后边，它与诙谐浪漫毫无关联。

二、 我的三排九班

    和其他农场不同，我们8250农场把男生和女生分开编排，女生组成女生连，男生组成男生连。连不叫连，叫分队，我们是二分队，各分队都有自己的连长指导员。我们的连长名字叫崔瑞坤，山东人；指导员名字叫张文富，河南人。还有三个排长，一个司务长，卫生员是个女兵，姓王，我们都叫她小王，至于她的名字叫什么倒是没问过。一个连共有三个排，副排长都是我们自己的同学。我被分在三排九班担任班长。我们的排长姓吕，也是河南人。排副张必淑，华师数学系的。我们九班共有十个人，和其他的班一样，我们班的同学也来自几个不同的大专院校。我们被分配到部队农场的根本原因是当时正值文革，分配形势很不好：国家正值动乱，各行各业都非正常运行，大学毕业生根本分不下去。分配到部队农场，是一种暂时的不得已之举，属于分配形式的一种。也许有人认为我们到农场是接受再教育，改造旧思想的，而我从来都不这样认为。我认为我和“臭老九”这三个字不搭界。我朝气蓬勃，积极向上，无论在哪个学段，我都是优秀的，我从不允许别人把我当作“臭老九”来看待，但部队的人到底怎么看我们，我心里没有底。不过既然来到了军垦农场，就应该像以往一样，好好地做，把困难踩在脚下。我相信我们班的其他人也会像我一样，意气昂扬，盘马弯弓，把沉湖当做战场，奋力拼搏一番。

    我们班一共有十个人，十个人来自三个不同的学校。我，郭邦芝，杨舟，姜爱春，陈万渝，沈进，唐海珍来自华师；王耀荣，秦慧兰来自水院；鲍锦华来自水运。

任何一个新的集体在诞生之初都是新鲜的，各成员之间充满了新奇。我们班也一样，大家一边忙着整理东西，一边相互介绍自己的姓名。其中鲍锦华年纪最大，已经三十岁过了。她个儿高，背微微有点驼，鼻梁上戴着一副深度近视眼镜，这使她显老，看上去有点不像我们的同龄人，像是大学里的助教，因此她很自然的被我们称作“老鲍”。“老鲍”给人的印象有点畏畏葸葸，过于谨慎，不管和谁讲话，脸上都带着谦卑的笑，不像我们那样率真。当时的我们都十分的单纯，对于老鲍的笑有时很不理解：你有必要对每一个人都那么谦卑吗？后来才知道（这也是老鲍告诉我们的），老鲍原来就是水运工程学院的共青团书记，共产党员，曾经出席过第九届全国青年代表大会，是水运工程学院红得发紫准备留校从政的人物。这样的人在文革中是难逃厄运的，她在文革中被剃了个阴阳头，在全校游街，脖子上还挂了破鞋之类的东西。老鲍在和我们说起这些的时候，脸上依旧是带着谦卑的笑，仿佛在讲别人的故事。这让我觉得不能接受：一个女生怎么能受得起这样的侮辱？怎么能面带微笑讲自己所受的侮辱？因此我从内心深处，对老鲍无论何时，无论何人，都面带微笑有些不认同，又对她有些同情：也许正是这连续的打击，让老鲍背变驼了，变成了现在谦卑的样子，但这可能不是真实的老鲍。试想，一个共青团的书记，一个参加了第九次团代会的模范人物，没有一点煞气是说不过去的。老鲍没有男朋友，也没有女朋友，和她一个学院来的同学也没有人来找她玩，但她依然见谁都谦卑的笑着，尽管这笑容并不真实，不是发自内心的欢乐，但她笑着，用这笑来掩盖她的内心。她那时已经是三十多岁了，到了当妈妈的年纪了，可她从来不说自己的情感上的事。那时我们都刚出社会，单纯的很，虽然觉得老鲍的笑不真实，但也懒得去问个为什么。老鲍的仿宋字写得极好，郭邦芝是她的学生，跟着她学，也写得一手很好的仿宋字。我们都不知道老鲍的内心世界究竟是怎样的，只觉得她的脸和眼睛经常是肿泡泡的，不知她是不是在夜晚哭过。

陈万渝长着弯弯的眉毛，明亮的眼睛，梳着两根大辫子，她个儿不高，长得敦实。她和房东大伯的孙子很亲热，大伯的孙子叫小根，爱流鼻涕，每当有空，陈万渝都把小根搂在怀里。后来我们才知道陈万渝已经结婚，还有一个儿子，她到农场，母子分离，儿子由她婆婆带。她把小根搂在怀里，眼里满是母性的光芒，仿佛怀里搂着的是自己的儿子。陈万渝还夸奖小根妈妈洗衣服不用肥皂，衣服不褪色，花色鲜亮。有时下雨不出工，陈万渝就拿出二胡，拉《洪湖赤卫队》，我们大家就静静的听着，觉得她拉得真好。平时她不怎么讲话，劳动很卖力。

    姜爱春是华师化学系的，性格非常好。她身材苗条，前额头发有点自来卷，但也只卷那一点点，这使她显得很有特色。她梳两根齐肩的短辫子，总是把辫子扎得结结实实，苗条的腰间系着武装带，显得英姿飒爽。她的男友是物理系的，名字叫肖克铎，他们两人感情很好，见面总是笑。小姜做事非常卖力，在秦慧兰调到炊事班以后，她就是我们班的副班长，与我合作的很愉快。

女生一旦成一个单独的集体，就会尽量隐去柔弱，显出英气和阳刚，表现出巾帼不让须眉的豪迈。我们也一样，我们班的十个人都很有朝气，尽管我们对军垦的艰苦还没有体验，但我们都很乐观。那时，我们每天都搬着马扎，在打谷场上听连长指导员讲话，有时还会听梅政委讲话。梅政委叫梅松延，个子矮矮胖胖的，他好像肺不太好，总听到他在咳嗽，他烟瘾很大，一只接一只地抽烟。他和我们讲话，尽量拉近距离，他从不把我们当作“臭老九”，所以大家对他也很尊重。每隔几天，我们六个分队一起开会，政治表态，反复动员，一次又一次表决心，弄得我们的心里热乎乎的，大家决心一定要把沉湖当做战场，不怕吃苦，在沉湖要练出一颗红心，并且要把这红心献给党。那时正值不冷不热的暮秋冬初，正是“橙黄橘绿时”。站在村头远望沉湖，坦荡平坦，村里的小河沟，可以通到湖里，但我们有了上次翻船的教训，谁也不敢再去胡弄了。没有下湖，军垦到底有多苦，大家心中也没底。

三 、行路难

     奇冷无比的1968年冬天，烙在记忆的深处。冬至过后，数九寒天，凄厉的北风呼啸着，横扫着江汉平原。大树的枯枝被吹断了，吊在树上，像断了的手臂；小树像患了哮喘病似的痛苦的呻吟着，直不起腰来。风夹着雪粒，一层又一层地撒在结了冰的平原上，远望沉湖，连一个黑点也没有，到处是白茫茫的一片。真个是“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村里房顶上，稻草堆上，都白雪皑皑。路被凌得硬邦邦的，车辙沟里的冰像玻璃刀子似的，又尖又利，走路都得分外小心。稍不留心，就会哧溜滑倒。鼻孔里呼出的气都是白的，大伯家里的水缸也结了冰，厨房的房顶上，冒着蒸汽，蒸汽很快变成雾，整个村子都湿漉漉，冷飕飕的。天阴沉沉的，像一个大锅盖，把沉湖罩得严严实实。严冬的沉湖，除了冷还是冷，连手都伸不出去。塘河沟渠全都封冻，塘边的柳树像喝醉了酒，失去知觉一般任北风蹂躏，树下的野草已被冻得粉身碎骨了。

    年青人永远都是朝气蓬勃，昂扬向上，在青春面前，寒冷又算得了什么？水塘结了冰，这不正好滑冰吗？很快，灵动的身影从水塘的这头飞到水塘那头，欢笑声，尖叫声，让冻僵的村庄恢复了活力。我班郭帮芝就是滑冰的好手，她脸红红的，黑眼珠很大，很亮，脖子上围着红围巾，不用打扮，就很青春靓丽。她快乐的尖叫着，从塘的这头一下就飞到塘的那头。有人学着滑，刚起步就摔一跤，刚站起来没滑几步就又摔一跤，一跤接一跤，依旧是摔倒了爬起来,爬起来再摔倒,嘻嘻哈哈,毫不在乎。我们的连长也来滑冰，他是个性格很开朗的人，喜欢和我们一起玩，其实他比我们大不了几岁。同样在塘里大声的叫着，嘻哈着。结了冰的水塘，被这些年轻人搅得热火朝天的。正在兴高采烈，突然一声哨子吹来：“出工！下湖！”什么？下湖？！不才大年初四吗？还没破五呢，怎么就要下湖呢？一阵冷风吹过，红红的脸蛋没有了，灵动的身影消失了，摔倒的人发现自己浑身上下都在疼，还没来得及拍打身上的雪，哨音又一次响起：“出工！下湖！下湖！”刚刚大年初四就要下湖，一个连的人都茫然不解。是三排长在吹哨子，他边吹哨子边嘀咕：“不下湖，像这样疯，还能改造旧思想吗？”听到排长这么说，我心里很不是滋味，原来我们到这里是因为我们有“旧思想”？排长比我们年纪还小，只是没我们读的书多，就要改造我们的旧思想，那我们的旧思想究竟是什么呢？排长嘴里没有说我们是“臭老九”，那他心里还不是把我们当作“臭老九”了吗？我们真的是“臭老九”吗？只要一想起这句话，我就心里犯堵，但上工的哨子已经吹响，容不得我再琢磨，赶快收拾，准备下湖。

     这次下湖和上次翻船那次绝然不同，它是真正意义上的下湖。大冬天，大家首先要做的事就是要防寒，怎么防？头上要带好帽子，身上要注意保暖。我们就开始“打扮”起自己起来：我有自己买的假棉军帽，就把帽耳朵放下来，把绳子系牢。我没有军棉袄，就在自己的旧棉袄上缠稻草绳子，把自己捆扎严实，免得风从前胸灌进来，脚上也用稻草绳子捆好，免得滑倒。其他的人也在都各自捆扎，仿佛当年穆桂英大战洪州披挂上阵一样，我们还准备了用树枝编的云梯，以防不测。我是班长，在捆扎自己的同时，还要分工，谁拿铁锹，谁挑箢子，谁提水瓶，谁扛云梯，都一一交代明白，分工甫定，又一声哨子声，我们要出发了。

     下湖和滑冰是两码事。它没有欢乐，只有艰难。以前只是远眺沉湖，真正到了湖里，才知道湖里根本没有路，谁都不知路在哪里，只知道劳动的目的地是湖心，那就向着目的地走。洁净的皑皑白雪，曾经被我们眺望过无数次，朗诵过无数次，现在却被践踏得又脏又烂，白雪下坚硬的冰面，变成了稀里桄榔的泥水，冰渣子在烂泥里像碎玻璃渣子一样发光，烂泥凼子一个连着一个。连长指导员拿着长棍子在前面探路，我们都小心翼翼地跟着，每一步一定要踩着前面的脚窝，一点也不能偏离，如果你另辟蹊径，你就有可能掉进水凼子里。湖区的人冬天爱到湖里去挖野藕，挖野藕不容易，要挖很深很大的凼子,才能把野藕挖出来。挖出的泥就堆在凼子四周，第二年湖里涨水，凼子就灌满了水，凼子有多深，水就有多深。夏天水草平铺水面，严冬，风雪把湖面抹的平平整整，只在有的地方稍微露出一点点草渣渣。没有湖上行走经验的人，以为有草的地方是路，一脚踏上去，就会掉进齐腰深的凼子里。这样的水凼子遍布沉湖，冬天若是掉进齐腰深的凼子里，那滋味你可想而知。大家小心翼翼，一步一探地慢慢地往前挪。湖里不仅有野藕凼，还有随处流动的自然河，冬天枯水季节，河里水没有凼子里深，但若不小心掉进去，那也是很倒霉的事。我们一个连的女生就这样战战兢兢的一步一探地挪着，不时传来某某摔倒了，某某掉进凼子里的尖叫，行进的速度真比蜗牛爬的还慢。 

    小北风尖溜溜的吹着,脸像刀割一样难受。脚下一哧一滑,鞋湿了,袜湿了，脚疼得像猫在咬。风直往衣服里灌，虽然腰里捆了稻草，依旧前心凉到后心。队伍里没有一个人讲话，大家都只能看着自己的脚下。一百多号人,都像裹了三寸金莲一般，慢慢地，艰难地，蠕动着。放眼远望，百里荒湖，我们是唯一的活的风景。

    我们九班走在全连最后，若说前面的人还有冰可搭脚，那我们就只有淌泥水了，前面的脚窝，已积满了水，走一步噗嗤一声，水直往上冲。我们九班是一个让全连都羡慕的集体，首先是我们整体的身体素质好，性格坚强乐观，从不叫苦。我们大家都明白，下湖就得吃苦，你叫苦也没用，你的困难只有你自己克服，比如走路，比如劳动，比如以后还会遇到的困难，只有靠你自己的坚强，靠你自己的意志力来克服。再就是我们班都很团结友爱，同甘共苦，相互关心，这也增强了我们战胜困难的信心。

    像剃刀一样的小北风，刮得脸都麻木了，拿工具的手冻得硬梆梆的，疼得失去了知觉。放眼远望，除了皑皑白雪，连鸟都没有一只。我们在荒湖里艰难地蹀躞着，还没到工地,已是水一身泥一身了。我是班长，不住的提醒：“沈进，杨舟，你们可要小心，千万别摔倒了。你们一摔倒，我们中午就连一口热水也没有了。”行进在这沼泽地上，对幸福的渴望是非常现实的，只要有几步好路走，就是幸福。但这可以说是妄想，落脚的地方全是稀泥，冰冷冰冷的稀泥，和着冰碴子，草渣子，灌满一鞋。但没有一个人喊冷，也没有一个人叫苦，这就是那个年代，以叫苦叫累为耻的年代，这就是当年的大学生，以能吃苦受累为荣的大学生。

      队伍像蜗牛一样，慢慢地爬，最后停下来了。所有的人都站在烂泥地上，走路冷，站着更冷，冻得直打哆嗦。咦？怎么不走了？遇到绕不过去的自然河了。这时的自然河无疑就是红军长征时的大渡河，拦在这一百多位花容月貌杨柳细腰的女军垦战士面前了。小北风尖溜溜地刮着，鞋全湿了，脚胀疼胀疼的，开始变麻,变木,手指又红又肿,疼得要掉下来，浑身上下冷得像冰雕。一个连的人都瑟缩着，上牙对下牙，不住的磕响。连长指导员和三位排长像当年强渡大渡河的军团长一样，站在河旁望河兴叹，要是过不了河，就到不了工地，到不了工地，就完不成围垦的任务；要是过河，我的娘，那是怎么个过法呢？突然听到连长喊：“九班长！老九！”我是九班长，根据八个样板戏《智取威虎山》里“老九不能走！”就被人戏称为“老九”，那时的“老九”颇有几分泼皮无赖愣头青的样儿，在女生连可称得上是“假小子”，壮劳力。我班的同学连忙说：“周葵，连长在叫你。”我连忙答应：“在这儿呢！”“把你们班的云梯送上来！”

    我们班在出工之前，用稻草把树枝编成了梯子，像当年战场上抬的担架一样，预备在工地上搭脚，没想到在自然河这里就提前用上了。我扛着梯子,小心翼翼慢慢地往前挪,就这样在众目睽睽之下，一步一滑地来到河边。

    那是一条烂泥河，冰反射着太阳的光，冰下的水，烂泥，枯草都清晰可见，甭说下去，就是站在河边 看上一眼，也会有冷气顺着脊梁往上冒。我来到河边，犹豫着。尽管在下湖之前已经多次表决心，但真正走在这样的下湖路上，还真有些出乎预料。这时指导员的政治工作就凸显出来了：“我们来学一段毛主席语录，‘我赞成这样的口号，叫着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大家立即跟着念：“我赞成这样的口号，叫着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瑟瑟的北风中指导员又接着喊：“中国人死都不怕，还怕困难吗！”大家又跟着喊：“中国人死都不怕，还怕困难吗！”再唱一首语录歌：“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其实我们的指导员并不是一个油嘴滑舌的人，从某种角度上说，他有点古板，不像连长那样爱说爱笑，在这种场合领导大家读毛主席语录，也算是临场发挥。在这热气腾腾的语录声，歌声中，我脱掉已经湿透的鞋袜，卷起裤腿，扛着梯子，一步一滑地走向自然河，冰在脚下裂碎，小腿肚子上划出了血口子，污泥从脚趾缝里冒出，一股冷气顺双腿慢慢往上，再往上，直透脊背，弥漫全身。冷，但我不能停下，我要往前走，要把浮桥架起来，让一个连的人过去。在我走下河的时候，全连没有一个人说话，大家像看夏明翰上刑场一样看着我，对我行注目礼。同时下河的还有七班长邱冬生，三排副张毕淑，以及连长，排长，指导员。吃苦在前，全靠自觉。我们在水里用手架起浮桥，当人从浮桥上经过时，双臂下沉，像要从肩膀上掉下来似的，但我们都咬紧牙关，尽力承受着重压和寒冷，让我们的姐妹们平安地从上面走过，在她们走过时还不时地轻轻地嘱咐：“小心，别摔倒了。”张必淑，邱冬生和我都是三排的，我们三人是好朋友，三人的共同特点都像愣头青。从浮桥上走过的人没有一个人说话，我的心里升腾起一种豪迈的感觉，大家就这样默默地小心翼翼地过了自然河。我站在水里，已不知道冷，手指硬的像柴火棍，伸出去蜷不回来；双臂已经麻木，腿就更不用说了。时至今日,我依然有时不知我的腿在哪里,我的手会疼，臂会冷，一股冷气会从地狱里冒出一般，让我咳嗽不止。每到这时，我就会想到自然河，想到当年冰水里架桥。应该感谢我的老伴李维成，他自学中医，耐心地为我拔火罐，艾灸，按摩，使我不至于长期被病患折磨。

    太阳高悬在蓝天上，但它不属于我。我的浑身除了冷还是冷，鼻涕直往下流。四顾茫茫，白雪皑皑。等到一个连的人都过完之后，我艰难地从冰水中拔出双腿，洗净手脚，穿好鞋袜，理好云梯，扛在肩上，准备开路。这时忽然听到有人在喊：“二分队！二分队！等等我们！”“二分队！不要拆桥！”原来是四分队正在我们刚才走过的路上跋涉。“二分队！帮帮忙！”四分队近乎乞求。二分队就是我们连队，我们是女生连，四分队是男生连，男生连还要求女生连帮忙？难道他们还好意思让我们女生站在冰水里给他们搭浮桥，等他们慢慢地到来？见鬼，拆掉浮桥，扛起云梯，走人！远远地听到四分队一片抱怨声：“该死的二坛子，破老二！”“没有一点阶级感情！”走自己的路，不要管别人说的话。让那些懒老四在河边抱怨吧，听到只当没听到。

四 、泥垒堤坝冰铺路

    老天拔地巴巴结结地到了工地，大家都已是水一身泥一身了。我们要干的活是把千年沉睡的沉湖，从中剖开，垒堤坝，造良田。负责规划的已经在要开挖的地方拉好直线，沿着直线插上小彩旗，做出标志。站在工地放眼一望，一条直线，从东到西，直溜溜的，小彩旗迎风哗哗的响着。连长开始用铁锹把按人分任务，他在泥地上用铁锹把丈量，一个班大概是五锹把，我们班和八班搭界，结果八班比我们多了一脚宽任务，八班长阿黄硬是不愿意，最后两班平分了那一脚宽的任务才算了事。

    湖面上结了冰，冰有十几厘米厚，坚如磐石，我们先砸开冰，用冰块铺路。冰下是泥水，泥水里水草纵横，大家就开始干活。工地上没有轻活，所有的活都是苦活。不论你是挖还是挑，都很艰难，都很苦，而且谁也照顾不上谁。挖的人要站在泥水里，脱掉鞋袜，把那稀几桄榔的烂泥挖起，放到箢子里。刚开始烂泥结了冰，还可以挖成块，到后来就是泥水，根本挖不成块，再往下挖，水就越来越深一直没到膝盖。挖的人就站在冰水里，一点一点地捞着稀泥，水从锹把灌到袖筒里，弄得上衣和棉裤都是湿的，浑身上下，泥几桄榔，连头上脸上都有烂泥，无论如何不好挖，不好挑，当天的任务一定要完成，要不然第二天沟里就会灌满水，就根本不能再挖。沟的深度不够，就会排水不畅，这就会影响第二年的围垦造田。所以无论如何，当天的任务一定要完成。

    挑的人也一样，肩挑重担，艰难跋涉，苦不堪言。先开始用十几公分厚的冰块铺路，但冰块是会融化的，箢子里的泥水边走边漏，冰路上水泥交融，路滑难行，一不小心就会滑到水沟里，虽然穿着鞋，但鞋都是湿的，里面灌满了泥水。而且用稀泥垒堤坝，泥水总是往下流，要想把稀泥挑到堤坝上，那是非常艰难的，需要用手提着箢子梁，一步一焊艰难的跋涉。不负重，烂泥还承不住人，负重就更承不住人，常常后脚还没从烂泥坑拔出，前脚又陷下去了，刚拔出后脚，又陷进前脚，一步一焊，艰难至极。我们的箢子不是竹箢子，而是用铁丝编的，那泥水就流得更厉害。这也就是我们编云梯的原因了，云梯搭在沟沿上，箢子不会掉下来，再在沟沿与堤坝之间搭云梯，让挑的人稍微好走一些。烂泥堤上也搭云梯，，踩在云梯上，人稍微好上一点。尽管做了种种努力，但挑泥依然是很苦的活。

    人力分工也是个问题，挖的人多了，挑的人吃亏，挑的人多了，挖的人吃亏，需要不断的调整。我们九班的人个个都吃得苦，挖的人一挖就是一天，冰在水里；挑的人一挑就是一天，烂在泥里。因为沟渠越挖越深，深度有一人多高，挖的人就要高个，往上甩泥容易一点，挑的人身高身矮没关系。常常是我、郭帮芝、王耀荣挖，其他几个人挑，有时老包也挖，但她手臂没有劲，甩不上去。我们都咬紧牙关，想早一点完成任务，好放工回家。

   天是晴的，没有一丝云彩，如果不是在湖里挖泥，而是在另外的地方，这绝对是个好天气，妈妈们可以把床上垫的盖的统统拿到太阳底下晒晒，晚上睡在床上，暖哄哄的，多舒服啊！可下湖就不一样了，用来当铺路石的冰块融了，整个工地，就成了一个烂泥塘，无论你是在挖还是在挑，都是在与烂泥打交道。沟渠下，沟渠上，都是大学生，站在沟这头往沟那头望，黑压压的，都是正埋头苦干的人。没有歌声，没有笑声， 大家都像小蚂蚁一样，埋头自己的任务：挖烂泥，搬烂泥，用烂泥垒堤。

    中午时分，肚子饿的咕咕叫，再也挖不动挑不动了，望眼欲穿的看着早上上工的路，盼望着炊事班赶快送饭来。远远地看到几个小黑点，挑着饭桶艰难地往前挪。拔一步把桶往前挪一步，挪一步再往前拔一步，拔一步陷一步，陷一步挪一步，拔出后脚，陷进前脚，那泥最起码陷到了小腿深，送饭的姑娘们真是辛苦极了。想着早晨我们上工时的艰难，对她们现在的艰难充满了同情。但肚子饿，依然盼望她们能走快一点。但这只是痴心妄想，苦盼中，不知是谁唱起了“横断山，路难行”，马上有人应和，唱起了“雪皑皑，野茫茫，高原寒，炊断粮”，指导员似乎觉得这样唱有些不妥，还没等到“红军都是钢铁汉”，就大声说：“我们一起唱一段语录歌吧，“下定决心，不怕牺牲，预备——唱！”“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毛主席语录的歌声盖住了肚子的咕咕叫声，该挖的继续挖，该挑的继续挑，直到炊事班一步一挪地把饭送到工地。

胡乱的在泥水里洗一下手，拿着餐具就去打饭。一大钵子饭，菜就盖在饭上，小北风呼呼地吹着，饭菜已经不热乎，没有地方坐，就站着，谁也不在乎自己的吃相，都狼吞虎咽着。吃完饭，再把带来的水喝一点，让自己暖和暖和。饭后没有地方休息，到处都是湿的，连一平方厘米的干地儿都没有。屁股根本不能落座，找个地方方便一下，就又要干活了。

    在这荒湖里，一展平洋，连一个土包也没有，无遮无拦，女生想“方便”是件尴尬事。常常几个人结伴而行，站成一排或者一个圆圈，大家轮流“方便”。解小便容易，解大便就不好弄，一个人又不敢走远，万一掉到水凼子里那不完了？所以在出工之前，就尽量把这些杂事办完，不要到湖里又生幺蛾子。但管天管地，管不了拉屎放屁。谁知道谁不会遇到这事呢？后来连里就用三根木棍围了一块芦席，挖了一个土坑，给我们当厕所。

来例假也是一件烦心事，来例假对于女孩子来说是一件大事，弄不好会惹上妇科病，所以所有的女孩子对自己的例假都很在意。在沉湖这也成了一件让自己尴尬，让别人头疼的事。因为任务是按人头分的，你一来例假，你的任务就得由别人来完成，那就加重了别人的负担。你去下湖吧，站在冰水里，弄不好会得妇科病；你不去下湖吧，任务怎么完成？好在大家都知道事情的严重性，因此无论任务多重，来了例假都一律要休息，不能下湖。不下湖，想到湖里的任务心里就着急，就在家里找活干，把大家的鞋拿到外边晒一晒，脏衣服洗一洗，或者到厨房里帮帮忙。看到出工的人要回来，就赶快去把热水打好，让出工的人有热水洗。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来例假，任务还可以勉强完成，十个人中有三个人同时来例假，就苦了，任务就根本完不成。这时连排长就成了机动人员，哪里完不成任务他们就到哪里帮忙。有时忙得太很了，只在例假最厉害的那一两天休息，其他时间还是去工地，真是没办法。有的人例假没有规律，一个月能来两次，没办法，只能相互体谅了。

    全身的力气都用完了，就盼望着太阳赶快落山。太阳像被谁使了魔法，钉在了天上，不肯往下落，已是筋疲力尽的我，在心里默默地念：“太阳太阳，快下山吧，你下了山，我们就可以收工了。”可太阳像个聋耳朵，根本就听不见我的念叨，依旧光芒四射，悬挂在高高的天空。手酸了，脚软了，在水里泡了一天的腿已失去了知觉，被扁担磨了一天的肩膀生疼生疼，如果不是到处都是泥水，我真想仰面四脚朝天的躺下去。但我没有躺下去，也没有地方可以让我躺下去，我咬紧牙关，硬挺着，每一秒都像永恒。我相信其他的人也和我一样，都是在咬紧牙关硬挺，工地上静悄悄的。来呀，唱一首歌：“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歌声唤醒了沉寂的灵魂，冰冷的血液又重新变热，“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指导员又在念毛主席语录，冰啊，水啊，烂泥啊，在无畏的精神力量面前，渐渐地变得渺小了，艰苦啊，困难啊，在勇敢者面前慢慢地退缩了。这一群在别人眼里的“臭老九”，正用冰湖做砧，真情做锤，把肉体和灵魂同时放在上面锤打着。

    痛苦疲惫中我的脑海里幻化出了两个人，一男一女，他们手执铁锤，旁边是熊熊的炉火，炉火把一块生铁烧得通红透亮，他们从炉子里拖出生铁，放在铁砧上，使劲地锤打，火星四溅，锤打中生铁慢慢变回本色，他们挟起生铁放进冷水，随着“哧”的一声，生铁淬起一股白烟，淬过的铁块冰冷坚硬，再放进炉子，烧红，再拉出来锤打。就这样，淬火，烧红，锤打，再淬火，再烧红，再锤打，循环往复，再祭以生命的血，伤心的泪，终于锻出了举世闻名的干将莫邪剑。我怎么觉得我就像那炉子里的生铁，站在冰水里，不停地挖，不停地挑，冰水引来地狱之火，我把自己放在上面炙烤冶炼，我要把自己锻炼成一个“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铁人。冰冷的水，沉重的劳动，说不出的苦，将我冶炼、锻打、淬火，所不同的是，干将莫邪是在为国王造剑，而我们是希望蜕去知识分子的臭皮囊，让自己拥有一个劳动人民的圣洁的灵魂，让自己从“臭老九”里脱胎换骨，成为劳动人民里的神圣一员。可想着想着，我又迷惘起来：我怎么变成了“臭老九”了呢？我以前胸前不是飘着红领巾，佩着团徽，受的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教育的吗？卓娅、舒拉，保尔曾是我的光辉榜样；为学雷锋我曾经去扫马路，去做各种好事；为了将来更好地为人民服务，我积极努力的学习；为了防止和平演变，我穿着打补丁的衣服，尽量的过着苦生活，怎么到现在变成了“臭老九”了呢？那我们以前受的教育究竟是对呢，还是错呢？难道读了书灵魂就会变得肮脏吗？那又是哪一本书让我变成“臭老九”的呢？是因为上了大学吗？真是“人生识字糊涂始”，我一边挖泥，一边让自己的思想飘得很远很远，让自己的灵魂游离于驱壳之外，进入禅境一般。

    西北方的天空出现了片片乌云，太阳慢慢收敛了它的光芒，北风更像得志的小人，开始了它的玩弄人于股掌之上的把戏，它吹着口哨，下流的掀开姑娘们的衣襟，肆无忌惮的四处乱窜。在冰水里站了一天的腿全木了，手也握不住锹把，冷得实在受不了，浑身上下没有一丝热气，脸冻得乌青乌青，上牙对着下牙磕得嘚嘚响，无论如何也坚持不了了。“指导员，收工吧，实在受不了啦。”指导员抬头看看天，再低头看看表，又往两边看看其他连队，其他连队还没有收工的意思，“再坚持一会吧，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这次我没和他一起念：“指导员，我们上工比别人早啊，再干我就要晕倒了。”指导员犹豫着，但看到全连的女生都乌青着脸，就下定决心说：“收工！”我相信死刑犯遇到了特赦也不会比我们听到“收工”二字更高兴，胡乱的在泥水里洗一下脚，给我可怜的脚穿上袜子和鞋，脚没有感激，它已没有了知觉。手也一样，粗糙的毛孔里都是烂泥，冷风飕飕，不知是激动还是寒冷，鼻涕都流出来了。

    看见我们连队收工，其他连队也忙收工，整个荒湖上一队队，一群群，像南极企鹅归巢一般，慌不择路的往家赶。“看好脚下的路，别滑倒了。”大家相互提醒，“好，你也注意。”脚下的烂泥差不多又结成了冰碴子，一天的劳动就这样结束了。而这不过是千锤百炼第一次，像这样水里来，泥里去，风里来，雨里往，水一身，汗一身的日子，以后就是家常便饭。

                 

五、早请示，晚汇报

    一秒钟之前，我还在梦里，我站在我老家的河边上，河水清粼粼的，河对岸的芦苇青油油的，桃花也开了，粉盈盈的，我妈妈在河里洗衣服，我在旁边玩儿。一群群小鱼在水里游来游去，我刚伸手去捧，它们便倏忽远去，妈妈捶衣服的棒槌声在河里飘荡。猛然一声哨音，清粼粼的河水，青油油的芦苇，粉盈盈的桃花，正在洗衣的妈妈，顿然全失。梦扯断了，我回到现实中来。整座房子也都开始忙碌起来。一大清早，第一要事就是跑厕所，接着洗脸，刷牙，梳头，大伯大妈家里乱作一团。可我却急着要做另外一件事——领着大家早请示。“快点，快点，早请示完了再做自己的事！”那个时代的人，像是被谁施了魔法，每天狂热的做着现代人看来只有神经病才做的非常可笑的事。早请示，晚汇报就是其中的两件。其实当时每个人也都对此深恶痛绝但又不敢不做。每天早上起来，全班的人要集中起来，大声地背诵毛主席语录，跳忠字舞，大家管这中活动叫着“早请示”。

    我们在大伯家的堂屋里挂一幅毛主席像，每天早上起来对着毛主席像站好，手里拿着语录本，先打开语录本，集体朗读毛主席语录：“我赞成这样的口号，叫着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早请示不光念毛主席语录，还要对着毛主席像跳忠字舞。边跳边唱：“敬爱的毛主席，您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我们有多少知心的话儿要对您讲，我们有多少热情的歌儿要对您唱。哎—千万颗红心激烈的跳动，千万张笑脸迎着红太阳，我们祝福您老人家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早晨事多，要刷牙，洗脸，梳头，上厕所，来了月经的还要换纸，忙得不亦乐乎。但不论怎么忙，早请示是雷打不动的。如果哪一天忘了没做，排长知道了就会批评。如果哪一个人没做，就是思想有问题。为了把人凑齐，大家就订了一个规矩：早请示之后再做其他的事，免得你等我，我等你，耽误大家的时间。那你就可以想象当时的情景：辫子没梳的，蓬着头；厕所没上的，翘着臀；脸没洗，牙没刷，魔女一群，狂喊狂舞，应付完了之后才忙忙的各干其事。有的人因为尿急，不能耽误，就只好先跑厕所，边跑边喊：“一会儿我自己补！”我们住的村子不大，一个连的女生早请示，把一个村子都搅得沸腾了，早请示完了之后的厕所里最热闹，农村的厕所都是露天的，厕所里围满了人，屎臭尿骚，浊气冲天。忙完了这一切，还要天天读，天天读就是读毛主席的著作，那时候，林彪在部队有题词：“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做毛主席的好战士。”“老三篇，不但战士要学，干部也要学。”“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愚公移山》、《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我们天天读，有些段落，至今依然能倒背如流。天天读结束，也就要吃饭，吃完饭就要出工了。

 上工换衣服是一件痛苦的事。先前无论如何忙，都还是穿着自己的干衣服，一声哨子响，得赶快换衣服，那衣服就是昨天出工穿过的湿衣服，经过一夜已经冻得硬梆梆的，棉裤都结了冰，穿上真是难受。但不穿它，又能穿什么呢？只好穿上，走起路来只听呼啦呼啦的声响。

    晚汇报是在晚上进行。好不容易熬到放工回家（家就是我们的大伯大妈家），吃了晚饭，能有一点自己的时间，可以做一点自己的事，可人多，有些农村青年有事没事也爱往我们家里跑，闹哄哄的，很难静下来。等到静下来，又要读报，向报纸上的英雄人物学习。向毛主席汇报一天的收获，还要点名，我们以前认为点名就是“点名”，后来才知道点名就是讲评，讲谁谁今天做的如何好；谁谁做的不够好。这是一件得罪人的事，你想劳动了一天，累了一天，谁不想在精神上得到表扬呢？但人人都表扬还算表扬吗？但我认为人人都得表扬是天经地义的事，我把每一个人都表扬了一遍。现在看起来，确实人人都值得表扬，我们当时做的事，放到现在，只有超人才能做到。无论是挖泥的还是挑泥的，哪一个不算吃了苦中苦呢？就算做得慢一点，那也是了不起的，现在的人，谁愿意在大冬天站在冰水里？而我们却是在冰水里一站就是一天，一干就是两个冬天啊。等到讲评完了以后，大家都想早点睡觉，这时还要拿起语录本，对着毛主席的像，集体大声的喊道：“让我们怀着最最敬爱的心情，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敬祝林副统帅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敬祝”完了之后，时间也差不多了。后来林彪叛党叛国，摔死在蒙古的温都尔汗，让我很不理解，不是把他写进党章，成了法定的接班人了吗？我们每天不是都在敬祝他“身体健康”吗？他为什么还要这么干呢？。林彪用自己的实际行动，给全国人民上了生动的一棵：真理往前跨一步，就会成为谬误。拼命的鼓吹个人崇拜，就是在拉大旗作虎皮。“大奸似忠”林彪就是最好的印证。就这样除了睡觉以外，基本上没有个人的空间，连写信的时间都没有。

    沈进是个痴情的姑娘，她那时正和刘撞谈恋爱，刘撞分到英山教书，她每天都要给自己的心上人写信，倾诉衷肠。但无论白天还是晚上根本没有时间也没有地方让她叙写衷肠，她就一大早爬起来，点上灯坐在那里写信，她一字一句的写着，把自己的爱写在纸上，寄到千里之外自己的恋人手里，每当我们起床发现她在写信，就打趣她：“哇，沈进，爱情就像火炉，把你脸儿都烤红了。”“沈进，你真的不怕冷呀！”沈进长得很好看，长长的脸儿，鼻梁很端正，弯弯的眉毛，双眼皮，大大的眼睛，白白的皮肤，性格也很好，干活力气不是很大，但很努力。她和杨舟、郭帮芝都是华师外语系的。

六、二月里来好春光

    春风轻轻悄悄地，蹑手蹑脚地，一丝一点地轻抚着冻僵了的土地，仿佛慈母唤醒沉睡的爱儿。柳条上可以看见米粒大的芽胞，细草悄悄地从冻土里钻出来，荒野上，田埂边，慢慢地有些绿意，真有点“草色遥看近却无”了。塘里的冰慢慢地变薄，透明，不见了，微微的涟漪轻轻地漾着。

    沉湖上的皑皑白雪慢慢地消融了，沉湖露出她真实的容颜：万物还没来得及萌发，没有任何绿色遮挡的沉湖，长着一张轮廓不甚分明的麻子脸，而且是大麻子里套着小麻子，小麻子里套着小小麻子，黑褐色的膏泥涂满她的脸颊，枯草苇根是她的皱纹，浑浊的湖水是她的眼睛，她是一个相貌丑陋，性格倔强的丑婆娘。但当春风轻抚，这个臭婆娘也会对镜理妆：昔日结满冰的水凼子里，一只卷卷的小荷叶，伸懒腰一般，慵懒地，尖尖的，随风摇曳。看到她，你会发自内心，莞尔一笑，把她当作沉湖的碧玉簪。一根细细的苇芽在凼子边，亭亭玉立，腰肢柔软，你又会想到临风飘举年轻的舞娘的舞姿。一条小鱼在凼子里轻轻地摆尾，涟漪会在你的心里泛起：这一切会让你想到一个词——“妩媚”。站在去冬围垦大军垒成的堤上，你会忘掉整个冬天水里来，泥里去，手指冻得几乎要掉下来，每天都站在冰冷的水里，穿着半湿不干的衣裤，挖泥垦荒的辛苦。因为在这坑坑洼洼的荒湖上，我们已围出了很大一块“田”，现在的任务是在这“田”上开出经纬分明的沟壑，让这田里阡陌纵横，沟渠交错，像棋盘一般整齐。也就是说我们要为沉湖美容了。

    每天下湖填补麻子坑就是美容的第一步。早上出工的哨子一吹，我们就扛着铁锹，提着餐具袋，身背斗笠，英姿飒爽的走在冬天垒起的大堤上。（这大堤没有名字，我们就叫它“军垦堤”，两堤夹岸的河被我们叫着“军垦河”。）填水凼看起来虽然不像冬天挖烂泥围堤那么艰难，天也不冷了，但做起来依然不容易。         

    一个班围住一个水凼子，把水凼子四周的泥土往水凼子里甩，有的水凼子很大，四周却没有泥土——原来的泥土被水长期浸泡，都变成稀泥流走了，你得到处找泥土，往凼里边填。有的凼子水有一人多深，你往里边扔土，会溅起很高的水花，把周围的人溅一身水。每天的衣服依然都是湿的，浑身上下都是泥巴，脸上手上都是泥，泥菩萨一般。但现在是春天，比起那冬天来，已经要好很多了。那时每天只顾劳动，不懂什么叫人体艺术，要是懂的话，这些姑娘们都成泥塑的模特，会动的观音了。

    我们九班的姑娘们围住一个大凼子，到处找土来填。只要能找到一块土，大家都喜得不得了，我找到了一块土，想给“郭大娘”和“老佛爷”开个玩笑，就趁她们不注意，把土块猛地往凼子中间抛，她们都正在埋头挖土，不提防我的土块在凼子中间溅起高高的水花，随着“咕咚”一声，水珠子落得她们一头一脸，气得她们大骂：“该死的‘野狼嚎’！活像个土匪！”我笑得直不起腰来，正在我“哈哈哈”的时候，猛地一声，我也被溅了一身的水，连嘴巴里都进了水，害得我吐了又吐，一看，“郭大娘”正笑得弯了腰。老鲍用铁锹端着一点点泥，边笑边说：“看我找到泥了。”小唐则说：“别闹了，小心掉进凼子里。”这就是我们九班，一个快活的集体。

 正说着，小免子突然掉进水凼子里了。等到大家七手八脚地把她拉上来，她已喝了几口水了。全身上下湿漉漉的，只得回去换衣服了。小免子是一个姑娘的绰号，她的真名叫什么反倒忘了。小免子的个子很小，有点像袖珍女孩，没有一米五。她脸儿红红的，皮肤像婴儿一般嫩，梳着两根小辫。原来小免子正在凼子边挖泥，别人往凼子里扔泥，溅起的水花太高，她躲之不及，脚下一滑，就掉进凼子里了。提起小免子绰号的来历，在我们二分队是个笑话。小免子是一排的，有一天她们排长在读报时，把“兔子的尾巴长不了”读成了“免子的尾巴长不了”，大家当时就笑得不行，于是就称一排长为“免子排长”，把一排称着“免子排”，那个袖珍女孩就叫“小免子”。那么苦的活，对一个袖珍女孩来说确实不容易。但袖珍女孩很能吃苦，也很会想办法把苦日子尽量的过得“幸福”一些。她的裤子很容易被水淹住，她就用毛线打一条毛线短裤，还把棉裤拆开，裤腿往上缝，这样她就穿着短棉裤、短毛裤下湖，裤子上边还不会湿。她真是一个聪明的会过日子的女孩。春风习习，湖水荡漾，经过一个冬天的苦熬，沐浴在春风中真是非常惬意。蓝天如洗，万里无云，去冬我们架浮桥的自然河上已经架了一座木桥，小免子走过自然河，娇小的身躯在桥上摇摇晃晃。目送她离去，我们都没有笑，反倒心里酸酸的。

    还没过多大一会儿，“菩萨”也掉进了水凼子，糊了一身泥。成了真正的“泥菩萨”。“菩萨”也是一个姑娘的绰号。“菩萨”的屁股大大的，个儿不高，很温，干活不利索，也可以说她根本不会干活。无论叫她做什么，她都倒腾的一身烂泥。你叫她挖泥，她挖不上来泥，却把自己糊一身泥，你让她挑泥，她踉踉跄跄，恨不得走一步要摔一跟头。但她脾气好，从来都是笑眯眯的，不会生气，无论在什么时候，无论任务能不能完成，她都不在乎，不懂着急，两只眼睛总是月牙一般，像一尊笑面佛，也就得了这个雅号。“菩萨”滚进了烂泥坑，让自己变成了真正的“泥菩萨”，两位同学把她扯起来。她不仅衣服上糊满了泥，连脸上头发上都是泥，浑身上下，泥巴隆冬，脾气极好的“菩萨”，这次却流了泪，但又没办法擦拭，只得在凼子里洗洗手，一步一滑地往家里走。 不光是“菩萨”浑身是泥，成了“泥菩萨”，劳动一天下来，我们大家也都成了泥菩萨。个个都浑身是泥，但这泥巴衣服还不能洗，因为洗了不得干，明天还要穿，还要下湖。

    春天挥舞着魔术棒，几阵春风，几场春雨，湖里嫩草发芽抽茎，勃勃地焕发着生机，亮晶晶的水珠在荷叶上滚来滚去，菱角的嫩叶轻轻地浮在水面上，随着水波一漾一漾的，鹭鸟也开始出现在水边。水凼子好像永远都填不完，每天都干着同一件事。经过一冬一春的磨练，我们与娇小玲珑已不搭界了，挖不动时就大声地唱语录歌，给自己鼓劲。“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有时是一人领唱，大家跟着应和。在那段时间，我忘了我是大学中文系的毕业生，每天只知道铁锹，箢子，扁担，只知道下湖，挖土，填水凼子，水里可爱的嫩芽，已引不起我的诗情，我的任务就是替麻脸婆美容，让自己晒黑皮肤，炼红心。那时我们也写诗，并且经常开赛诗会，在会上念得最多的是“百里沉湖摆战场，英雄儿女斗志昂，烂泥野草全不怕，要让沉湖变模样。”“是英雄是好汉，沉湖里边比比看。”“磨出一手茧，炼红一颗心。颗颗红心向北京。”“我们的工具：箢子，扁担，我们的意志，比钢铁还坚，我们的目标：要让烂泥垒成堤，要让沉湖变良田。斗私批修炼红心，不到长城非好汉。”“滚上一身泥，炼红一颗心，磨出两手茧，改变旧观念。学习英雄解放军，大战沉湖不怕难。”渐渐地李白，杜甫，白居易，苏轼，陆游，关汉卿，都在我的脑海里渐行渐远，我几乎要把他们彻底忘了；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契诃夫，已经淡出了我的头脑，更不用说费尔巴哈，黑格尔了。我和老愚公，白求恩，张思德成了朋友，我向老愚公学习，“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向白求恩学习，做一个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人；向张思德同志学习，做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做毛主席的好战士”。我们天天和解放军一起，在沉湖摸爬滚打，不能当解放军战士，就自诩为“军垦战士”，心里还美滋滋的。

    那时候，知识分子成了“臭老九”，我们都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臭老九”在人们心中的印象，让社会上的人相信我们。尽管这样，我的一个朋友，大学物理系毕业，还是因为“臭老九”而找不到女朋友，连肉店卖排骨的姑娘都不愿意嫁给他。那时姑娘找爱人都有顺口溜：找一个解放军响当当，找一个工人硬邦邦，就是知识分子是个臭粪缸。就这样，张春桥犹嫌不足，他的名言：“知识分子是臭豆腐，闻起来臭，吃起来香”，那意思是一定要把知识分子打入另册，再踏上一只脚，让知识分子永世不得翻身才行。大好河山，被这伙坏蛋搅得乱腾腾的，凡是逆潮流而动的人，都不会有好下场，张春桥也一样，被永久地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七、桃花依旧笑东风

    大伯大妈家门前的小桃树，在春风中悄悄地绽开了花蕾，粉红粉红的桃花开了，一朵一朵缀在枝头，真是难描难绘，可爱极了。小桃树下面没有青草，没有蒲公英，也很少有蜂围蝶阵，她只是静静地站在门前，在她的下面是一个沤粪的烂粪坑，树下还堆着烂柴杂草。我们每次放工会来，都会站在她的花下，惊异的欣赏着她，赞美着她，我想起了崔护的“去年今日此门中”的诗句，实际上那时的我们早已不是“人面桃花相映红”，而是桃花红，人面黑了。我们依旧是每天出工，只不过现在不是填补麻子坑，而是为麻子除皱——每天除草。

    沉湖这个麻脸婆个性很倔，无论你怎么巴结她，她都顽强地对抗着你，我行我素。你刚刚为她填完大坑小坑，她连忙长满杂草，总之她处处与你作对，我们也只好与她打持久战。在百年荒湖里除草，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芦苇根又粗又长，你根本就挖不动，还有其它的水草根，密密的织在一起，盘根错节，织成比地毯还厚的草毯。阳春三月，万木萌发，草根勃勃，发情一般，又粗又壮。一锹下去，它连动都懒得动一下，只听见草根下的水“叽叽”地响，同时泛起一滩水泡。她用她的倔强告诉你：“围堤容易，造田难。要想改造我，没门儿！”

    又是一个阳春三月天，我们一人一个斗笠，肩扛着铁锹下湖了。现在的路已经可以叫做路了，那也是我们这群铁姑娘用自己的铁脚板磨出来的。腰里也不再缠稻草绳，有武装带的就系武装带，没有的就不系。不过系上武装带，会显得更英姿飒爽。那时人们为了寻开心，苦中作乐，给每个人都起了外号，俗话说，本名起得错，诨名叫不错，我们每个人的外号，都是有特点的。劳动时喊外号，可以调剂生活，也是一种快乐。

    郭邦芝的外号叫“郭大娘”，唐海珍的外号叫“狼外婆”，王耀荣的外号“老佛爷”，鲍锦华的外号“老包”，我的外号“野狼嚎”。这些外号都是有来历的，比如郭邦芝的外号就是来自电影《槐树庄》，那里有个郭大娘，郭邦芝姓郭，她为人热情，爱说爱笑，再说她已结了婚，大家就叫她“郭大娘”，她也是声叫声应。有时喊成习惯，干脆把“郭”字去掉，就直接喊“大娘”，她也答应得脆蹦蹦的。有一次正在挖地，一个蚂蝗叮上了杨舟的腿，吓得她连喊：“大娘！大娘！”“大娘”立马赶过来，照着蚂蝗就是一巴掌，蚂蝗被打落了，杨舟的腿开始流血，她依然惊魂未定。“大娘”还安慰杨舟：“孩子，别害怕，有大娘在呢。”惹得大家都笑了。指导员觉得很奇怪，不解地问：“咋叫大娘呢？”他这一问，我们笑得更厉害了，从此不光我们班喊郭邦芝“大娘”，整个连队都喊她“大娘”了。

    说起沉湖里的蚂蝗，那可真算得上是沉湖一绝。当时在沉湖有个顺口溜：“三个蚊子一盘菜，三个老鼠一麻袋”，但蚊子和老鼠与蚂蝗比起来，那只能是“小巫”。我见过有筷子那么长的蚂蝗，在水里上下翻飞着游。它背上是黑褐色，腹部是黄白色，黄色居多，一看就会让你浑身起鸡皮疙瘩。我曾经问过房东的女儿桃安，桃安说那叫牛蚂蝗，专门爱叮牛。我又问：“它不叮人吗？”“当然叮。”“那万一人被叮住了呢？”“用剪刀从中剪开。”“要是没有剪刀呢？”“那就使劲的打，不能扯，扯会扯下两块皮来。”恶魔般的蚂蝗啊！我还见过比针尖大不了多少的蚂蝗，叮住你恨不得往肉里钻，又疼又痒。有的蚂蝗两头细细的，一弓一弓的地往人身上爬。我有时想：这尖尖的蚂蝗会不会钻进我的血管呢？想到它会进入我的血管，我就很害怕。有一次下湖，蔡明芳觉得下身私处有点不对劲，就赶快把裤子褪下来，一条蚂蝗正往她的肛门处爬，一起的同学赶快帮她把蚂蝗扯下来。想到万一它爬到肛门里或者阴道里，那后果真不堪设想，真是吓死人了。六九年夏天下大雨，湖里涨大水，晚上依旧雨哗哗地下着，伸手不见五指，为了护住我们的田，我们冒着雷雨夜晚上堤，修堤补缺，雨打在头上身上，浑身湿淋淋的，我挖泥，挖泥，忽然觉得有些恶心，好像有东西在我的肩膀处爬，看也看不见，就用手去摸，一个圆滚滚的东西顺手“咕咚”掉下去了，落水有声，我虽然看不见，但敢肯定是一只大蚂蝗，至于是不是牛蚂蝗就不知道了。它吸我的血，吸得我恶心，可见不是一般的蚂蝗。被蚂蝗叮过的地方，会很痒，有时伤口还会溃烂，有了溃烂的伤口，就更容易吸引蚂蝗。蚂蝗还有一个特点，就是闻水响而动，只要你的脚伸进水里，蚂蝗就飞快的游来，而我们劳动，经常是站在水里，被蚂蝗叮咬简直就是家常便饭，我们每个人的腿上都有被蚂蝗叮过的伤口，而且常常是伤痕累累，旧伤未好又添新伤。有人怕蚂蝗咬，就把裤腿扎住，但站在水里，裤子都是湿的，腿也被泡的白腊腊的。时至今日，睡觉做梦，梦里只要有水，就一定会有蚂蝗，而且一定会被叮，无论睡多舒服的床，也会被吓醒。

    湖里的野草长得越来越茂盛，它们勇敢地捍卫自己的领地，用自己的顽强，和我们打起了持久战，拉锯战。你根本就奈何不了它，你用铁锹，它盘根错节，一挖一软；用锄头刨，溅起的水花，会把你的头脸衣服全部打湿。挖地是既耗体力又耗意志的活。我们依旧是每天出工，下湖，挖地。与天奋斗，与地奋斗，与野草奋斗，有时挖一上午，还挖不到簸箕大一块，而人却累得不行。人一累，就饿得快，盼望休息，盼望吃饭，可那午饭还在路上，送饭的姑娘还在泥水里跋涉。涟漪的春水，成了蚂蝗的乐园，也是送饭姑娘们的灾难。大家都伸长脖子，对送饭的姑娘行注目礼，盼望她们快点到来。饿的受不了就开始寻找藕带。藕带长在藕杆下，藕杆上长有荷叶，顺着藕杆，把手往泥巴深处慢慢的挖，运气好的话，会挖出一根白白嫩嫩的指头粗细的藕带，在水里洗一洗，用衣服擦干，就开始吃。藕带很好吃，脆脆的甜甜的，那时人根本就没顾及“卫生”二字，在饥饿面前，只要能吃，谁还会管藕带是在什么水里洗的呢？反正那时湖里的水没有污染，只要不把蚂蝗吃进肚子里就行了。

    关心人是唐海珍的习惯，她看见吃藕带的就要大声的叮嘱：“要洗干净啊，千万别吃坏了肚子！”她人虽小，总喜欢关心别人，像个慈祥的老祖母，却被大家送了一个绰号“老外婆”，后来叫的更有趣儿，叫成了“狼外婆”。“狼外婆”戴着浅茶色眼镜，个子不高，脸白白的，眉毛像画过一样，黑黑的，牙齿很白，很整齐，很爱笑，两根辫子，不粗，有点长。她做事非常认真，对人又绝对友善。有一次我俩聊天，她告诉我她的父亲是国民党的人，可能是个军官，在解放前夕，她刚刚记事时，父亲把她妈妈和她姐妹俩送回了老家。她还记得父亲走的时候，她哭着追着要爸爸，妈妈也哭，可爸爸还是顺着门前的小路走了，越走越远，从此就没有了消息。她说她小时候经常看见妈妈哭，为了安慰妈妈，她就在妈妈纺线的时候读书给妈妈听。后来迫于生计，妈妈带着她们姐妹俩改了嫁，继父是个搬运工，对她们母女不错，但妈妈还是“走了”。妈妈去世后，继父又娶了妻，但是依然抚养她和妹妹，继母有时对她们不好，继父还和继母吵架。她还讲，她的舅妈也很好，经常给她们做鞋，所以在农场发的第一份工资，她寄给了继父一份，舅妈一份。她就像大伯大妈家门前的小桃树一样，不管生长在什么地方，永远在春风中绽放笑脸，纯净得可爱。

    四十二年后，几经辗转，我终于找到了她的联系电话，和她取得了联系，还为她写了一首诗：“当年沉湖别芳容，四十二年转瞬中。忆中明眸皓齿女，是否依旧笑东风？”唐海珍回了一首诗：“寒来暑往四十余，短暂如同一朝夕。早上两副桃花面，晚来绽开两朵菊。”唐海珍退休后住在襄阳，和儿子闺女老伴在一起，过着幸福的生活。我也很想找到我班的其他同学，但苦于长期忙于教学，和大家都失去了联系，只有在回忆中去想象她们现在的生活。

  

八 、四月南风起

    南风徐徐吹来，湖水已开始变温，每次下湖，都觉得湖水好像有人烧过一样，温温的。野草依旧十分顽固，挖了长，长了挖，挖了再长。地像是永远都没法挖完，每天都要挖地不止。挖累了就有人说：“我们来唱一首语录歌吧。”于是“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歌声在荒湖上响起，有时也唱其它的语录歌。

    春草茂盛，挖草的手臂已不再疼痛，双手结满了老茧，除极少数经晒的人以外，其他的人脸上的皮肤变黑了。生活的内容极其简单，每天总重复干一件事，这时哪怕是一段小小的插曲，也会让大家兴奋好半天。有一次正在挖地，忽然有人喊：“毛川龙！快！有蛇！”毛川龙放下手中的锄头，不慌不忙地走过去，在全连人的注视下，提起蛇的尾巴，抖几抖，随手甩出去，赢得全连人一片赞叹声，在她的眼里蛇和稻草绳没什么区别。湖里蛇多，都是些无毒蛇——水蛇。现在看来，这些蛇应该保护，但那时姑娘们都怕蛇，见了蛇都吓得要命，只有毛川龙是个特例，她不怕蛇，是蛇的克星。我们都打趣她：“你是龙，川龙，当然可以管蛇，蛇当然怕你。”

 这位不怕蛇的毛川龙是武汉人，华师地理系的学生，长得高高大大的，肩膀宽宽的，像个篮球运动员。她不是我们班也不是我们排的，我认识她是因为连里为她开过批判会。为什么开她的批判会？因为她回家结了婚。批判会在生产队打谷场上开，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可能全连的人都不知道为什么要批判毛川龙，因为大家对毛川龙的印象都很好，她回家结婚又不犯法，她又不是没拿结婚证，又不是偷跑回去的，她是正大光明请假回去的，为什么要批判她呢？我只记得当时就说她无组织，无纪律，说是自己父母生病回家探亲，回家却结婚。无组织，无纪律。批判会上也没有人发言，就是连长讲了指导员讲，指导员讲了连长讲，这显然是在杀鸡吓猴，也在给我们传递一个信号：在军垦农场是不准结婚的。连谈恋爱都要小心一点。对这一点我心中很不服气，部队把我们当成什么人了？我们还有没有人身自由？记得没来农场时，大家曾编过顺口溜：“男农场，女农场，中间一道铁丝网，八二五零来站岗（接受我们的部队番号），只能看来不能想。”现在看来有形的铁丝网是没有的，无形的铁丝网是有的。但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爱情犹如野草一般，在年青人心里疯长，无论你怎么批判，大家还是渴望着，希望能正大光明的恋爱，结婚。因为我们不是劳改犯，我们是正大光明的到农场劳动锻炼的大学生。所以一到星期天，休息日，河堤上，田埂边，柳林下，依然是倩影双双。恋爱的浪漫，使乡村都改变了模样，它使乡村充满了青春的气息。艰苦的劳动与甜蜜的爱情携手相伴，乡野间有了歌声。

 毛川龙因为受过批判，心理压力很大，她以后很少讲话，基本上处于半封闭状态。她每天埋头干活，只在捉蛇时，才露出笑容，展现她的风采。其实她是一个劳动很踏实的人，无论干什么，她虽然不声不响，但做的都很好，她用她的踏实肯干，吃苦耐劳，赢得了同学们的好评，而她的爱人始终也没到农场来过。

    就在批判了毛川龙不久，我们连又传出一则消息，炊事班的一位女生怀孕了。这位女生是在进农场之前就办了喜事，她的爱人就在三分队。她发现自己怀孕以后，很害怕，因此羞于见人，见人总是低着头。那天该她当班烧炉子，她竟把炉子烧熄了三次。记得有一次，也是她肚子慢慢变大的时候，部队供销社来了一些花布头，我和她都在那里看布头，我劝她买些布头将来给孩子做衣服，她的脸上才露出少见的笑容，她当即就买了好几块。这位准妈妈，应该是一位个性很好的人，胆小，怕事，生怕得罪人，一直到离开军垦农场，我都没见她大声笑过。其实她长得很秀气，白白净净的，个子不高，只是因为她怀孕了，好像有一种负罪感，在农场一直都直不起腰，抬不起头来。

    “郭大娘”是一个性格很外向的人，爱说爱笑，有一段时间，忽然变得沉默寡言。她郁郁寡欢，跟谁都不说话，饭也吃得少，我们都以为她生了病，大家都很心疼她，但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她和我睡临床，隔着蚊帐，她轻轻地叹气，睁着眼睛不睡觉。“大娘，你怎么啦？”“大娘”不做声，“大娘，你不舒服吗？”“大娘”依然不做声，“大娘，你在想什么呢？”“大娘”轻轻的啜泣。我害怕了，怕“大娘”会出现意外。现在才知道“大娘”是在思念自己的丈夫——“大娘”是结了婚的人啊。她大概看到别人在休息天还可以出双入对，而她的丈夫却远在武汉，沉重的劳动，需要放松，需要拥抱，需要接吻，需要抚慰，而这一切对“大娘”来说都是奢望。那么快乐的“大娘”，那么勇敢的“大娘”，那么给力的“大娘”现在需要别人给力了。我们当时都没有结婚，体会不到“大娘”的心情，而且按照当时的要求，就算“大娘”的丈夫来队探亲，她们夫妻也不能团聚在一起。四月的湖水沤的人脚起泡，四月的人心也不平静，野草除不尽，爱情在升温，要求夫妻团聚的暗潮开始涌动了。

    打破这坚冰的是一个姓李的女孩，至于她的名字我确实记不起来了。（后来有同学告诉我，她叫李凤霞。）李姑娘长得胖胖的，白白净净的，两根小辫梳在耳后，个子不高也不矮，她在来农场之前结了婚，她的爱人来农场探亲，连队却不让他们住在一起。这位李姑娘很有个性，她找到连指导员，连指导员不能当家，她又找到团政委——梅松延，最后是政委当家，把生产队的一个破旧的磨房当作他们夫妻的洞房。在此之前，有一位同学的老公来了，就不能团聚。坚冰已打开，以后来队的夫妻终于可以团聚了。“大娘”的老公也来队探亲了。他们居住的条件比李姑娘要好，他们是在老乡家借居。“大娘”时不时的还会情绪低落，但终于有一天——那是“大娘”回家探亲以后，兴奋的向我们宣布：“我怀孕了！”笑声在我们班响起，我们大家都高兴得欢呼起来，从此我们整个班把“大娘”当作“娘娘”一般保护起来。“大娘”因患卵巢瘤已拿掉一个卵巢，仅剩下一个卵巢，能怀孕实属不易，我们不再让她下湖，在吃饭时，只要她爱吃的菜，大家都不吃，尽量让她多吃一点，她的东西只要稍微重一点，都不让她自己拿，我们大家心照不宣，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保护着这个正在孕育的新生命。

    地已普遍挖了一遍，去冬的烂泥坑，经过我们的不懈努力，已分出经纬，四四方方，沟渠纵横，我们用自己的双手，终于让麻脸婆变成了风情万种的少妇了。我们的爱情也可以正当名分的公之于众，而不是偷偷摸摸的像搞地下工作一样了。不过夫妻能在一起的，是两地分居来队探亲的，像我和李维成这样的依旧只能各居其队，像这样情况的，不是一个两个，而是一大群。我们这群人只能盼望着盼望着，盼望着早一点从这里出去，能够成家，能够夫妻团聚。但只到离开农场，我们都没有团聚过。男农场，女农场，中间真有一道铁丝网。

            

 九 、五月人倍忙

    水田汪汪，虽然还有不服气的野草往外钻，但它们再也成不了气候，我们终于看到了自己的努力所带来的变化，心里喜洋洋的。生产队里帮我们，用耖子把水田烫得平平的，我们要栽秧了。

    别看我们写起字来，笔头耍得飞快，但在水田里插秧，我们的手就笨拙多了。我们的房姐桃安就不一样，她插起秧来，手快的像鸡啄米似的，只听见水响，秧苗就一兜一兜稳稳的站在田里了。因为要抢农时，我们驻地的大姑娘小媳妇都来帮我们插秧。她们的欢声笑语，在水田里飘荡。在田里栽秧，大家最喜欢做的事就是让人“坐椅子”，她们在栽秧慢的人两边安插上栽秧能手，栽秧能手飞快的栽着，很快就把栽秧慢的人圈在了里边。等到栽的慢的人直起腰来，才发现前后左右都已插上了秧苗，自己进进不得，退退不得，站在田里干着急。其他的人则嬉笑打趣，乐不可支。为了不被圈在里边，大家就比赛一般，看谁栽的快，一时间，这些巧手姑娘们，以水田作纸，以秧苗做笔，飞快地描绘着水田丰收图。八仙过海般，各显其能。精灵一般，聪明灵动，心灵手巧。我们看得眼花，自叹不如。

    秧栽完后，就要护理了，这护理的任务就落在我们九班身上。

    刚栽上秧苗的水田，像初产妇一样，受到了全连人的细心关爱。每一个姑娘的脸上都露出喜悦的笑容。仿佛那每一棵秧苗都是自己的骨肉，咋看咋好看。微风轻抚，秧苗随风点头晃脑，秧苗下波光涟涟。波光云影倒映在姑娘们的身上，脸上，身上泥浆点点，都已干透；脸上汗水涟涟，都已结盐。落日的余晖映红天空，万里长空明净如洗，西天的晚霞像一位顶级的魔术师，不停的变幻着色彩，一会儿是胭脂红，一会儿又亮晶晶的黄，一会儿给白云镶上金边，一会儿又让万里长空披上粉红色的轻纱。一只白色大鸟在晚霞中展翅飞翔，成了王勃的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最好的注释。村中的大树上幼雏正嗷嗷待哺，亲鸟飞回，吐出嗉囊里的鱼虾，哺育自己的爱儿。晚风渐凉，我们九班的同学负责给水田灌水，必须要留下几个照看，我和姜爱春，王耀荣留下，其余的回去吃饭。等水灌满所有的田我们才能回去。水咕咕的流着，我们三人先坐在围堤上，欣赏我们的劳动成果：田里一片新绿；去冬冰冷刺骨的自然河顺着我们垒的堤坝乖乖地流淌。“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这就是我们奋斗的结果啊。自然河缓缓地流着，勾起我游泳的兴致。我不管天色已晚，就和衣跳进水中游起来，我仰视万里长空，看满天彩霞，任流水轻抚我的四肢。当时在湖里放鸭子的郭孟根（也是我们大学的同学），看到我天晚了还在水里游，就提醒我：“周葵，你小心感冒，天已晚了，你还穿着湿衣服，要生病的。”听到他的劝告，我从水里爬起来，果然如他所说，衣服已经不能干了，我就穿着湿衣服，和王耀荣、姜爱春坐在大堤上。坐累了，我们三人就躺在凹凸不平的大堤上，仰视晚霞，感受快乐和幸福，渐渐地，我们不再闲聊，无声无息，三人像死猫烂狗一般沉沉地睡去。直到夜晚十一二点，才听到有人大声地喊：“周葵！”“姜爱春！”“王耀荣！”我们从睡梦中惊醒。王耀荣一跃而起，大声喊：“我们在这里！”我和姜爱春也醒了，大家一起回答：“我们在这里！”原来是排长他们，看见我们没有回去，一起打着手电筒找我们来了。我想如果他们不来找，我们可能会一觉睡到天亮。那时劳累，疲倦，思睡，管他在什么地方，天当被，地当床，蚊叮虫咬，蛇蝎横行，早已不在思虑之中，只要能躺下休息，就是最大的享受。排长找到了我们，仿佛卸下一肩重担，非常高兴，我们被排长找到，也高兴异常，一伙人说说笑笑往村里走，水依旧咕咕的流着，小夜曲一般。皓月当空，南风徐徐，夜幕下的沉湖，朦胧宁静，薄雾轻纱，富有诗意，让人不仅产生了今夕何夕之感。

    白天太阳永远都是毒辣辣的，高悬在头顶，湖里没有一棵树，没有一点可以遮阴的地方，一人发了一个斗笠，只有晒不黑的几个人皮肤还是白的，其余的都黑得掉进煤堆都找不出来。我本来就黑，在湖里天天晒，就更黑了。有一天连长和我开玩笑，说：“老九，你和坦桑尼亚人没有区别了。除了牙齿和眼球是白的以外，再找不出白的地方了。”我说：“晒黑皮肤，炼红心!”听到的人都笑了。这也是我们学习指导员的官话，他常常对我们讲的就是“晒黑皮肤，炼红心”，他还叫我们学习毛主席语录，要学用结合，不要光学不用，不要“我学语录，你们干”。其实我们的指导员是个很好的人，就是文化水平差一点，常常念错别字，比如把“蹲点”念成“尊点”，我们有时也笑话一下：让我“尊一下”，我来“尊点”，指导员听到我们这样念，念完后哈哈大笑，常常不知所以然，但他不发火，只是用河南话说:“笑啥哩？笑啥哩？”太阳晒得水烫人，我们得为稻田除草，没有工具，就用自己的脚和手，我们用手在稻田拔草，边拔边用手指鈀泥，直到稻田的泥全部用手鈀一遍为止。后来连里还有其他的任务，就把这田间管理的任务交给了我们九班。烈日当顶，汗水一滴一滴掉在水里，怦然有声，累得实在直不起腰来时，就会大声的念“苦不苦，想想红军二万五，累不累，想想革命老前辈！”有一次，正在并排往前鈀泥，拔草，我忽然发现在我的正前方有一窝鸟蛋，那鸟也真是巧，居然就在一兜秧苗中间做窝，生了六七个鸟蛋，我发现后，就生怕旁人也发现，就加快速度，鈀到鸟窝那里，大声喊：“鸟蛋！我捡到鸟蛋了！”大家也都兴奋起来，直起腰说：“在哪里？给我！给我！”

    太阳大的实在受不了，连里就在垸子里搭了草席凉棚，中午吃饭时可到草席凉棚里去吃，那里稍微好受一点。中饭过后，依旧是弯着腰，在烫人的水里鈀泥拔草，我们连一共是一百多亩地，鈀完了这块鈀那块，鈀完了那块鈀这块，这块没鈀完，那块地里的草又长出来，忙得人根本没有一点时间休息。指导员一天到晚，絮絮叨叨的就是“五黄六月抢种田，过一夜，大一钱”。有时累得太很了，真巴不得天下雨，出不了工，让我睡几天几夜。

    辛苦了好长时间，稻田终于被我们鈀完了。那天我们班的姑娘最想做的事就是捉鱼。要说那时沉湖的鱼真是多，随便在田沟堵个堤埂，把水豁干，里边就有不少的鱼。我们采取最原始的方法——涸泽而渔。选一段田沟，在田沟的两头堵堤坝，然后就用脸盆向两头使劲的豁水，没多大一会儿，田沟里的水就豁干了，大大小小的鱼儿就在浅水里乱扑腾，我们就开始捉，都是些不大不小的鲫鱼，捉起来还真不容易，大家笑着，闹着，捉着，黄泥浆糊得满身都是，像一群半大的小子，在水里闹腾，笑声飘得很远。不一会儿就捉了两脸盆，眼见太阳也要下山，我们把鱼倒进铁桶，踏着夕阳，顶着晚霞，抬着铁桶，吹着凉风，说说笑笑回了家。一个夏天的疲劳仿佛都烟消云散了。

十、骄阳似火

    1968年的冬天冷得异常，1969年的夏天，天也热得非同寻常，其中尤以农历六月十四那天为最。有人说冬天冷得厉害，夏天就热得厉害，这一点在那一年得到印证。六月十四那天，万里晴空，一碧如洗，瓦蓝瓦蓝的天上，一丝云影也没有，无论是大树还是小树，叶儿都纹丝不动，空气像凝固了似的。太阳照在身上，就像火在灼，生疼生疼。这样的天气，不要说去下湖，就是呆在家里也还要扇扇子。我们分队因为田没鈀完，大家还要下湖。

    太阳在头顶上悬着，只在斗笠下有一点阴凉，湖水烫脚，我们就这样用手鈀田，这不是“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而是“鈀田日当午，汗滴禾下土”了。下面蒸，上面晒，临近中午的时候，有一位女生倒在水田里了，大家赫得慌了神，七手八脚把她从水里扶起来，慢慢地扶她到凉棚里休息。卫生员小王没办法，只好让她躺在凉棚的地上，给她喝点十滴水，小王说她是中暑了。小王的话还没说完，又一个人不舒服，恶心，口里吐黄水，大家又把她送到凉棚里，小王也只有拿十滴水来应付。没过多大一会儿，凉棚里已躺了一大排，都是头疼，恶心，典型的中暑症状。凉棚的地上，什么也没有铺，凹凸不平，潮乎乎的，大家就那样躺着，和大地来个零距离接触。我们没中暑的，还照样在田里干活，活比命重要。

    我班的杨舟也开始不舒服，我们坚决要她到凉棚下休息，她也躺在了地上。凉棚里黑压压的躺了一二十人，中暑像瘟疫一样在连里蔓延，连长指导员害怕了，要我们都不干活了，都到凉棚里来。凉棚成了我们的临时避难所。

    在凉棚里我看见了我大学同班同学——胡礼莉，她本来就瘦，现在就更瘦了，原来白净的脸，现在也憔悴了许多，她躺在那里，双眼微闭，眼睛四周的晕圈更明显了，额头上的青筋清晰可见，原来不太黑也不太长的小辫，无精打采的垂在耳后，头发上沾满了泥土和碎草屑，脸上写满痛苦和疲惫。娇喘微微，隔着衣服，我看见她的胸脯一起一伏，我喊了她一声：“胡莉，你也中暑了吗？”她没有睁眼，一滴泪水从眼角慢慢地流下，流到耳边。她是武汉市长大的孩子，从小是爸爸妈妈的娇娇女，十指尖尖，不要说下湖劳动，就是站在堤上看别人劳动，也是稀罕。看到她可怜兮兮的样子，我也是爱莫能助，只能悻悻的离开。在胡乱躺着的人群中，还有我大学同班的另一个同学金平如，也是双目微闭，头发凌乱，她的脸色本来就黄黄的，这时就更黄了，原来总爱讲笑话的小嘴，现在却用哭腔在喊：“妈呀，我的姆妈呀！”黑溜溜的眼睛在眼眶里乱转，好像在寻求帮助。在她的身旁有几位同学在帮她打扇子——当然是用斗笠。

    杨舟绝对是我们学校的名人，在六五年春节华师排演大型历史歌舞剧《东方红》的时候，她和我们中文系的吕纯良担任朗诵。那姑娘，人长得漂亮，个子不高也不矮，不胖也不瘦，杨柳细腰，绝对是跳芭蕾的身材。她头发黑得发亮，皮肤白皙，戴一副黑边眼镜，文质彬彬。平时她和我们沟通不多，不爱讲话。一看就知是大家闺秀，不像我们这些草根出生的人，一天到晚叽叽喳喳。但长相归长相，杨舟一点也不娇气，无论干什么活，都很尽力，并且她为人很小心，生怕得罪人。杨舟躺在那里，闭着眼，一动也不动，这个姑娘啊，就是躺在地上，也是一幅生动的美人图。我走上前问：“杨舟，你觉得好一点吗？”她微微的动了动脑袋，算作回答。我也开始用斗笠给她扇风。杨舟的继父是武汉某大学的党委书记，南下干部，在文化大革命中当官可是个敏感的话题，杨舟的性格内向，这是不是与她的经历有关呢？杨舟的歌唱得很好听，经常是我们一个班在一起，各自做着自己的事，杨舟就开始唱歌。那时正是越南战争期间，有一首歌是《削竹桩》，唱的是越南人用竹桩做武器和敌人作斗争的事，杨舟在唱，唐海珍想学，就说：“杨舟，你把这首歌教给我们唱吧。”杨舟就开始教，其中有一句是：“请告诉亲爱的胡伯伯，”杨舟用普通话教，唐海珍用黄冈话学，唱成了“请告诉亲爱的胡别别”，惹得我们哈哈大笑。看到躺在地上的杨舟，想到我们一起经历的欢乐与苦难，不禁有些伤感，但那时是不能小资情调的，我们就轮流给她打扇，希望她快点恢复。凉棚里躺着的当然还有其他的人，不过当时也只能是各班顾各班，无暇顾及别人。

    凉棚外太阳依旧那么大，白花花的，刺眼，水渠里波光粼粼，未开垦的处女地上，荷花，篙草，菱角，鸡头包，都蓬蓬勃勃，绿光莹莹，秧鸡在水田里觅食，不住的像打鼓似的“咕，咕”的叫，白鹤悠闲的迈着长腿，在浅水处寻觅小虾小蟹。蒸腾的水汽，一阵一阵，转眼即逝。这些飘荡的水汽，使我想到庄子的《逍遥游》里“野马也，尘埃也，生物以息相吹也”。我坐在杨舟身边，看着天边的白云出神，心里想着什么时候天阴下来，下雨就好了，我们就可以凉快了。

    这时最忙的是卫生员小王，小王是军人，和我们差不多年纪，也是女生，她穿着军衣，带着军帽，系着武装带，鬓角汗水涔涔，搭在额头上的头发已全部湿透，军帽边沿也湿透了，她一会儿看看这个，一会看看那个，显得十分焦急，无奈，她那里十滴水早已用光，只好让二排长到部队卫生室再拿，二排长二话没说，撑起小船就走。一排长忙着驾船回驻地，要炊事班煮绿豆汤，三排长也驾船回去把中饭运来。我们坐在那里，看着这几个军人忙来忙去，他们都穿着整齐的军衣，带着军帽，系着武装带，衣服都已汗湿。这时《智取威虎山》里的“一颗红心头上戴，革命的红旗挂两边”的唱词，突然冒了出来，对他们，心里充满敬意。经过一冬一春一夏的磨合，我们和连排长都很熟了，相互之间产生了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的革命友谊。连长和指导员守在在我们身边，愁眉紧锁，两眉之间写着“川”字，眼里满是关切之情。连长是山东人，说话爱喊“娘”，指导员是河南人，说话爱喊“妈”，这时，指导员再也不念“苦不苦，想想红军二万五，累不累，想想革命老前辈”，再也不说“中国人死都不怕”之类的话了，而是两眼望着大太阳，嘴里不由自主的说：“我日妈，咋这大的太阳！啥时候才能下雨呢？”连长是个喜欢开玩笑的人，也喜欢说笑话，他的性格比指导员要活泼，这时用地道的山东话说：“我的娘，你说啥呢，天要是听你的就好了。”我们没生病的，听到他们两人的对话，都笑了。指导员又说：“明天还是这么大的太阳，咱就不出工了。今天病了这多人。”正说着，三位排长都先后回来了，中暑轻的喝一点绿豆汤，慢慢地有些缓过来了，重的又喝一点十滴水，喊叫声也渐渐平复下来，连长指导员的眉头也稍微舒展了一点，看到三排长把饭运来，就帮忙把饭菜抬到凉棚，然后连长宣布：“现在先吃饭，吃了饭就在这里休息一会儿，等凉快一点再回家，现在回去天太热，路上容易中暑。”我们的连长指导员 ，包括排长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在吃饭时绝对在最后打饭，从不和我们争饭勺，这次也一样。中饭吃的是洋葱粉条烧肉，酸豆角炒肉沫，连长指导员排长小王他们一直都是等我们都打了饭，才去打饭，大家在凉棚里静静地吃完饭，中暑的同学症状慢慢减轻，也都吃了点饭，一个连像船过波浪滔天的险滩一般，经历了一次酷暑的考验。

    下午回家，病号和体弱的都坐船，排长撑篙，我们就顺着路走，依旧是酷热难当，排长们一篙一篙地把船撑回驻地。船尾留下道道波痕。回首沉湖，阒无一人，只有蒸腾的雾气，刚才当作避难所的凉棚空荡荡的，孤零零的立在自然河的大堤上。

                         

十一、映日荷花别样红

    如果你看影《洪湖赤卫队》，电影中的洪湖美景一定会给你留下深刻的印象，我想要告诉你的是，沉湖在没开垦的时候，就是“接天河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就是电影中的美景无限。设想如果当年不去挖湖造田，而是珍惜沉湖，保护沉湖，那沉湖的今天一定会是旅游胜地。那它带来的财富，一定比围湖造田要多很多。当然这是后话了。

    自那次中暑事件以后，我们连真的放了两天假，让我们休息一下。我和邱冬生就驾着小船到还未开垦的沉湖去玩。未开垦的沉湖，一望无际，层层叠叠，密密麻麻，全是荷叶荷花。荷花有开放了的，有正打着花骨朵的，有已结了莲蓬的，星罗棋布。碧绿的荷叶，粉红荷花，粉红的荷花，碧绿的荷叶，让人目不暇接。盛开的荷花，红衣仙女一般，袅袅婷婷，遍布整个湖面。体态妙曼，红衣绿裙，婀娜动人，清纯犹如无瑕的少女。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我们被荷花荷叶包围着，扑鼻的荷花香，让灵魂出窍，不知身在何处。

    平时出工只能远看荒湖，荷叶田田，荷花点缀其间。就近才发现湖里植物繁多，鸡头包，菱角秧，篙草，芦苇，还有其他叫不出名字来的野草，都是荷花家族的邻居。 水很清，涟漪微微，水珠在荷叶上滚来滚去，晶莹剔透，玲珑小巧。我们把荷花捧在手心里，仔细地端详着：荷花心是淡黄色，乳白色的雄蕊顶着小小的圆圆的触头，上面有淡淡的黄色花粉，花蕊下是羞答答的小小莲蓬，淡绿色，莲蓬子儿只有芝麻绿豆大。莲花瓣不是一个劲的红，有的是上面粉红下面淡黄，或者下面紫红上面乳白，美丽的花瓣轻巧地围住玲珑的花宫，百般爱惜的呵护着小莲蓬。艳而雅的藕荷，迎着船头，笑靥盈盈，有的花擦着我们的船舷，仿佛要牵住我们的衣衫。荷叶下的菱角秧很嫩，随着水一漾一漾的，小小的菱角刚刚成形，我俩捞起来又放下去，放下去有捞起来。花骨朵碰着我的脸，荷叶擦得船舷“哗哗”响，有一朵盛开的荷花正好顶在邱冬生的头上，我就顺口念起“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邱冬生是华师数学系的，不懂古诗，就问：“你在叨咕啥？”我说：“我在背古诗呢。”她说：“你们中文系的人就会酸文假醋。”我说：“那你是数学系的，你能不能计算出这里有多少荷叶荷花？”她说：“不计其数！”我俩哈哈大笑，接着互相往对方身上撩水，水打在荷叶荷花上，蓬蓬的响，笑声在湖面荡漾。荷叶荷花随着我们的笑声摇晃，仿佛一群可爱的孩子。清香沁入心脾，我俩干脆不用槳，就用手轻轻地划水，漫无目的的划着，玩着。对着每一朵荷花，每一片荷叶，每一棵菱角秧，每一根篙草，抒发着我们的爱恋，孩子一般，玩得忘乎所以。

    忽然我发现在鸡头包的叶子上，有一窝鸟蛋，一共有五个，那鸡头包的叶子平摊在水面，上面长有尖刺，随水一漾一漾的，鸟居然把蛋生在这样的叶子上。多神奇呀！鸟蛋是灰褐色，上面有斑点，我说：“这鸟把蛋生在鸡头包的叶子上，它怎么孵蛋呢？你看那鸡头包的叶子上那么多刺，那蛋也是很容易就掉进水里的呀。”邱冬生说：“这就是鸟的生存法则，它自有它的办法。”在我们正议论的时候，一只灰色的鸟儿，贴着水面飞，我说：“它怕我们动它的蛋。”我们静悄悄的，没有动鸟的蛋，鸟妈妈也是不易啊。“小林说她最爱吃鸡头包杆炒辣椒，一会儿我们带点回去。”邱冬生说。“可采鸡头包杆可不容易呀，那上面尽是刺。”正说着，忽然听到有人喊：“两个坛子，吃饭了！”天门这里管女孩叫坛子，意思是女孩长大后嫁到婆家，娘家有事，女孩回家赶情答礼，回来就一定要抬着酒坛子，抬的坛子越大越好，说明婆家富有。我们到天门马湾之后也入乡随俗，男生有时也戏称女生为“坛子”。听到有人喊吃饭，我们才意识到肚子饿了，可那人是在喊我们吗？看到我们还有些犹豫，那人就又大声喊：“两个坛子，吃饭！”我和邱冬生经过了差不多一年的军垦，早已没有了女孩的文弱秀气，愣头青一般，巾帼不让须眉，但对这一声喊，还是在内心深处有一种受到关爱的感动，连忙答应：“来了！”

    喊我们吃饭的是一位男生，眉清目秀，文弱瘦削，藕荷杆一般。我们并不认识他，只是知道他就住在大堤上的窝棚里，开抽水机，把堤内的水不停地抽到堤外自然河里去。我们上去之后，他已给我们盛好了饭，在饭上放好菜，我们连他叫什么都没有问，就开始吃起来。边吃边打量他的窝棚，他窝棚里的设施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三块砖支起一个小铁锅，一个小钢精锅，煮米饭用的，一张铺在地上用稻草垫底的床，潮气大，稻草已不再干燥。他的生活用品都是他们连队上工时带过来的，够他吃，但不很多，他像这样热情招呼两个素不相识的人吃饭，让我和邱冬生很感动。吃完饭他也不让我们洗碗，自己把碗拿到河里洗了。我问他：“这河叫什么名字？”他说：“它是自然形成的河，叫自然河。”听他说话，带着江浙口音，软软的。

    一阵风儿吹来，带着荷叶荷花的清香，站在大堤上眺望未开垦的沉湖，红花朵朵，绿叶片片，自自然然，朴朴实实，坦坦荡荡，野性里透着温柔，不用任何粉饰就美丽异常，难怪古人要用“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来形容美的最高境界。如果没有人为的打扰，这美丽会永存下去，可惜我们要用我们的汗水，用我们的如花青春，用我们水一身，汗一身，让这美香消玉殒了。真没想到，曾经让我深恶痛绝的“麻脸婆”，原来是这样一位天生丽质的绝代佳人。

    和窝棚的主人告辞，依然没问他的名字，也没问他是那个大学毕业的，学的是什么专业，只知道他和我们一样也是来军垦的。“他叫什么名字呢？”邱冬生问。“不知道。”我说，“我们就叫他‘自然河’吧。”他就像这未开垦的荒湖一样，有一种纯净的自然美，从此“自然河”的名字就这样被我们叫开了。

十二、与天奋斗

    湖北历来被称作“千湖之省”，大小湖泊，星罗棋布，仅天门，沔阳，孝感，汉川这几个县，就有洪湖，沉湖，朱湖，叼叉湖，沙湖，这些有名字的大湖，没名字的小湖，多的不计其数。但从68,69年起，这些湖都逐步被围垦。当时的沉湖、洪湖、朱湖都驻扎着围垦的大学生，仅沉湖就住着8250,154，8201等围垦部队，分别从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围湖造田，主力就是大学毕业生。当时提倡“以粮为纲”，“手中有粮，心里不慌，脚踏实地，喜气洋洋”，“深挖洞，广积粮”。当时只想到围湖造田，多打粮食，没有人考虑到这些荒湖也是大自然的选择，大自然让它们成湖，是有着深层次的原因。湖北位于长江中下游平原，地势是西北高，如果长江、汉水发大水，没有地方蓄水，分洪，那后果就相当可怕。这些湖是自然分洪的结果，这一点在69年夏天也显示出来了。

    69年夏天暴雨成灾。白天下，夜晚下，雨流如注，房屋的屋檐，都是瀑布高挂，哗哗的流个不停。大伯家的院子，被冲洗得干干净净，厕所里的粪便溢出，蛆虫成了鸭子的美食。大伯在家不住的骂：“鬼天！这样下，不发大水才怪！”我家大伯是个大粗腿，（湖区人经常感染的血丝虫病，腿粗，皮肤粗糙，也被人称作“大象腿”），做事不利索。大妈倒是很灵性，高高的个儿，瘦瘦的，到老身板还是笔直笔直的。我想大妈在年轻时一定很美丽，她嫁给大伯，肯定是“媒妁之言”的结果。大妈平时不怎么搭理大伯，这时她就接过话茬：“你总是会讲，天要下雨，你有甚麽法子？”听到大妈这样说，大伯再也不讲话。大伯家的房子，是单砖砌墙，站在家里，可以看见外面的人，家里的柱子倒是很粗壮结实，楼板也很厚实。我问大伯：“大伯，怎么用单砖砌墙？”大伯刚被大妈抢白，听到我问，算是找到了听众，对我说：“儿呀，你哪里知道，解放前我们这里一搞就发大水，大水进村是经常性的，等到大水流来时，就把东西放到楼上，人也上到楼上，再把墙推倒，让水从屋子里流走。免得房子倒塌。”我说：“那水要是再涨大呢？”大伯说：“那就上房子，坐到屋脊上。”“要是水漫了屋脊怎么办？”“那只有死。”“民国24年涨大水，到处一片汪洋，死了不少人。”“那你是怎么逃脱的呢？”“我坐在屋脊上，后来有人把我救上了船。”“那地里的庄稼怎么办？”“庄稼都死了，我们只能去讨饭。”“大伯，你讨到哪里去了？”“我讨到了莫斯科。”“什么？大伯！你讨饭讨到了莫斯科？”“是呀，我的儿，我讨到了莫斯科。”“大伯，那你是怎么回来的呢？”“我讨饭讨回来的。”“大伯，你还记得莫斯科人是怎么说话的吗？”“莫斯科人叫你坐下，不叫‘坐下’，而是叫‘杀鸡’，他是要你坐下，‘杀鸡’给你吃呢！”我们所有的人都笑了。大伯的理解真是别具一格。大伯又说：“莫斯科人叫‘肉’不叫‘肉’，叫‘免税’，我们叫‘吃肉’，他们叫‘免税’。”我们又一次笑起来。沈进、杨舟、郭邦芝都是学俄语的，听后笑得更厉害，说：“大伯，你的记性真是好，敖钦哈拉苕！”大伯听后说：“莫斯科人说‘好’是‘哈拉苕’，他说你是‘哈巴苕’哪有这样夸人的？”又是一阵笑声。“大伯，你除了讨饭以外，还做什么？”“我还打短工，你大妈就帮人，那时还挑牙虫，卖花样子，有人会照相，都是为了混口饭吃，不饿死呀。”“牙虫能挑出来吗？”“骗人的。做做样子，糊人。”“大伯，听说蒋桂英也讨过饭是吗？”“桂英就是我湾的，从小跟她哥哥去讨饭，打三棒鼓，后来就在武汉音乐学院教唱歌。”“大伯，她唱的是‘会打三棒鼓，流浪到四方’是吗？”“是呀，那时谁不痛断肠呢？”“咦！蒋桂英！就是那个唱‘太阳一出笑呵呵，开口就唱幸福歌’的蒋桂英吗？”“是的，就是她。”正说着，忽然听到哨子响：“出工！带锹！到大堤上防汛！”

    那时的我们除了发式不同以外，个个都像小伙子一样，行动敏捷，不怕风吹雨打，哨音一响，我们全班都像宝剑出鞘一般，迅速的操起铁锹，带上斗笠，冲向瓢泼大雨。我们九班无论做啥事，都不落于人后，干净利落。道路泥泞，我们就打着赤脚，扑哧扑哧，泥浆溅的老高。这时我忽然想起原来唱过的《勘探队员之歌》：“是那山谷的风，吹动了我们的红旗，是那狂暴的雨，洗刷了我们的帐篷，我们有火焰般的热情，战胜了一切疲劳和寒冷……”暴雨斜打在身上，像鞭子在抽，还没到工地，衣服就全湿了，雨打在斗笠上蓬蓬的响。等到了河堤上，才看见浑黄的河水滚滚滔滔，狼奔豕突，像急着要上战场一般，急匆匆奔流而去。河水已与河堤平齐，一漾一漾的，好像时时都会漫过河堤。河堤是去冬才修的，并不结实，整个堤坝好像被水浸透了一般，湿漉漉的。我们一个连的人沿堤一字站开，一人管一段，看到有险情，就赶快抢险。

    雨依旧哗哗的下着。突然，二排长那里出现了险情，一道口子从上面裂开了，水哗哗的往下流，眼见大堤就有被冲垮的危险，说时迟那时快，五六个女生“咕咚，咕咚！”地一下跳到口子里，手挽手的站成一排，其他的人则飞快地挖泥弄土，堤上根本没有地方取土，也没有沙袋麻袋，就用手在堤外水里捞， 用锹挖，大家飞快地站成两排，一块一块的传泥巴，没有人说话，大家都咬紧牙关，心中只有一个念头：快挖！快传！把水堵住，不能让水把堤冲垮！暴雨打在脸上，身上，头发全都湿了，眼睛也睁不开，手上全是泥巴，连擦脸的功夫都没有，但没人抱怨，“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众人拾柴火焰高，好在口子不大，很快被堵住了。水又顺着河道乖乖地流向前方，一个连的人，衣服全都湿透了，堵口子的姑娘们，浑身是泥，头发上也沾满了泥浆，但大家都笑嘻嘻的，一身轻松，仿佛从硝烟弥漫的战场归来一般，豪情满怀。

    风还在刮，雨还在下，白天的口子堵住了，夜晚出现了险情怎么办？到堤上去！守着！与天奋斗，其乐无穷！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不知道是怎样摸到堤上去的。一人守一段，临近的人只能从声音上辨别谁是谁，根本看不见人在哪里。我守的一段还好，没有险情，我就不住的喊：“沈进，唐海珍，你们哪里怎么样？”“我们还好！”“大娘，你那里还好吗？”“放心！没事！”“杨舟，你要小心，别掉到水里了.”“知道！”“老包，小心，别摔倒了。”“知道！你也要小心！”“佛爷，姜爱春！”“在呐！”现在想起那一晚守堤，依然很激动，泪水忍不住要往下流。我不住地呼喊着我们班的人名字，生怕她们会掉进水里，她们也喊我：“野狼！你也要当心啊！”隔一会，大家就相互喊一遍，知道相互安全，心里也就踏实一些。什么叫风雨同舟？这就叫风雨同舟啊！我的眼睛视力很好，但在那一晚，我连离我最近的是谁都看不见。只有靠说话来沟通。雨把我们的全身淋得透湿，风吹得浑身冰冷，远远地，‘自然河’那里一只灯泡亮了，但距离太远，它依然穿不透雨夜的黑暗。我摸索着，不知该在哪里挖泥，也不知往哪里放，只知道雨打在我身上，衣服湿透，非常难受。忽然我有些恶心，觉得头晕晕的，顺手一摸，一个肥嘟嘟的东西“咕咚”一声掉到水里了。哇！一只大蚂蝗！想起桃安讲的牛蚂蝗，我的浑身起了一层鸡皮疙瘩，打了一个寒战，从来就不知道害怕的“野狼”，在那天确实有些害了怕。

    风一个劲儿地刮，雨一个劲的下，雷声隆隆，电光闪闪，闪电的亮光中，可以看见大堤上守堤人的身影，鬼影一般，黑黢黢的站在堤上。雷在半空炸响，更大的雨马上就要到来。我瑟缩着身子，生怕雷会把我劈死。浑身冷得发抖，肩胛骨和膝盖处都像进了水一样隐隐作疼，我的身体是最棒的，我如果感到不舒服，其他的人肯定都受不了。果然，不一会儿，听到连长声音：“收工！”看不见人，也看不见路，只有闪电照亮大地的瞬间，可以看见生产队的稻田。我们赤着脚，在田埂上“吧唧吧唧”的走着，雨打在田里，噼啪作响。我们相互喊着名字，喊一声就有人答应一声，喊了这个再喊那个，招魂一般，在雨夜里往回摸。

    等到这场大雨过后，我们才知道，朱湖，洪湖，都决了堤，那里围垦的农田又还原成了湖，沉湖还没开垦的那一部分也进了水，川壅而溃，我和邱冬生划过船的荒湖，一片汪洋。而我们辛苦开辟的农田却保住了，碧绿的稻秧也正一天天长大。

               

 十三、野狼嚎

     俗语有云“马无夜草不肥，人无外号不富”，“正名起得错，绰号叫不错”，我认为这话说得有理。这“野狼嚎”的外号放在周葵身上，真是恰如其分。周葵喜欢唱歌，嗓门又大，她每天进门唱，出门唱，吵得大家受不住，就送了她这个雅号。后来为了叫得方便，就叫“野狼”。反正周葵有点二百五，也是声叫声应。

     那时唱歌是有限制的，《康定情歌》不能唱，情调不健康；《洪湖赤卫队》不能唱，那是歌唱贺龙的；《送君》不能唱，那是歌唱彭德怀的；民歌更不能唱，因为民歌大都是涉及爱情的。如果不小心唱错了，马上就有人打你的小报告，说你思想不健康。有一次上工，路上触景生情，不由自主哼起了“洪湖水呀浪呀么浪打浪啊”，八班的“花猪”连忙说：“谁在唱洪湖水？”歌声戛然而止。八个样板戏里的唱段，歌唱毛主席的歌，忆苦思甜的歌，毛主席语录歌，毛主席诗词歌，歌唱文化大革命的歌，可以唱。“拿起笔，做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革命师生齐造反，文化革命当闯将”。“天上布满星，月牙儿亮晶晶，生产队里开大会，诉苦把冤伸。”“想起往日苦，两眼泪汪汪”，“毛主席的书，战士最爱读，字字那个句句呀下功夫，深刻的道理，细心领会，只觉得心眼里边热乎乎”唱这些歌，不会有人打小报告，还会有人跟着唱。有一段时间，为了迎接党的“九大”胜利召开，出了一首新歌叫着“长江滚滚向东方”，我们不仅唱，还排成了节目。“长江滚滚向东方，葵花朵朵向太阳，满怀激情迎九大，迎九大，我们放声来歌唱，我们放声来歌唱”。我们一边唱一边舞动手里的葵花，不断地变换队形，极尽所能的表达我们对“九大”胜利召开的喜悦心情。可又有谁知道，当时被写进党章，被法定为毛主席接班人的林彪，每天被我们敬祝“身体健康，永远健康”的“林副统帅”后来竟成了“反党反毛主席”甚至要暗杀毛主席的叛党叛国者呢？林彪摔死在温都尔汗，对我而言，好像被当头猛击一棒，晕晕乎乎的，几乎辨不清方向，不明白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当然这是后话。当时的我们，绝对没有一个人会想到事情会是这样的结果。

    爱唱歌，想唱歌，大声唱歌，歌声像糖水化解苦和累，歌声像春风美化苦和累，歌声让苦和累的生活充满朝气。九班的人在“野狼嚎”的带领下，都有几分“野狼”气。“麦浪滚滚闪金光，棉田一片白茫茫，丰收的喜讯到处传，社员个个心花放啊，心花放”。“樱桃好吃树难栽，不下苦工花不开，幸福不会从天降，社会主义等不来”，“莫说我们的家乡苦，夜明宝珠土里埋，只要汗水勤灌溉，幸福的花儿开不败”。走在上工的路上，“野狼”又开始嚎，“野狼！你有完没完？吵死我了！”“佛爷”开口了。“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对着“佛爷”的耳朵，“野狼”大声地嚎着，边嚎边笑。“佛爷”是王耀荣的雅号，她嘴角尖尖的，微微上翘，仿佛画上慈禧的殷桃小口，她不像我们爱大说大笑，仿佛很有城府，我们就将这个雅号送给了她。她是武汉水利电力学院的学生，父亲是武钢的工人，因为是工人出生，所以有一点优越感。尽管她不苟言笑，每天都紧闭着嘴唇，但她劳动很踏实，很卖力，不会偷奸耍滑。她和秦慧兰都是水院的，秦慧兰也是个很能干的姑娘，干活也很卖力，还会裁剪衣服，属于心灵手巧一类。王耀荣的男朋友比她小四岁，是她大学同班同学，“她的男朋友来了，我们就喊他“小李子”，先开始喊“老佛爷”，“小李子”，他们两个都不答应，但经不住大家见面就喊，他们也就默许了。她是单眼皮，头发有些黄，她常常说：“双眼皮到老了以后眼皮会塔拉下来，单眼皮不会塔拉，到老了以后，单眼皮比双眼皮好看。”我们就打趣她：“佛爷，到时候你就是最美丽老佛爷了。”有时看到她的男友来了，我们也就故意大声唱：“美丽姑娘见过万千，唯有你最可爱！”这就不是一只野狼在嚎，而是群狼狂嚎。大家边嚎边起哄，大伯家里总是热闹哄哄的。

    我们嚎歌，常常是一人嚎众人和，属于“下里巴人”式的，跑调不跑调大家都不在乎，只要开心就行。阳春白雪的歌者当然也有，比如杨舟，不过她轻易不亮嗓，只有我们这一群大白嗓子，嚎起来劲头十足。扛着铁锹，打着赤脚，走在自然河大堤上，“野狼”突然就嚎起来：“雪山升起了红太阳~”后面马上就应和：“拉萨日夜放光芒！”“翻身农奴巧梳妆~”“父女双双逛新城。”“阿爸吔！”后面一群人答应：“哎！”“快快走！”“哦！”“女儿吔！”“哎！”“等等我！”“快快走来，快快行呀，”“啊呀呀！”顺着风，歌声越飘越远，唱完后，一定还有一片欢快的笑声。有一次，整个农场要文艺汇演，正好有个哑巴会讲话的节目，就由“野狼”和杨舟来演，“野狼”演女儿，杨舟演父亲，两人在台上唱着，害得李维成的脑袋被人钉梨涡。那时的我们，就是一群“少年不知愁滋味”的“疯子”，毫不吝啬的挥洒着青春和汗水，充分地享受着劳动的快乐，每天乐不颠颠的，用傻不唧唧的嚎歌，改善单调的生活，努力让自己的生活灿烂多彩。

    吃饭也要唱语录歌。有一天正赶上“野狼嚎”值班，又是休息天，晚上吃肉丝面。香气扑鼻，热气腾腾的肉丝面，是“野狼嚎”的最爱，也让全连的人馋涎欲滴，“野狼嚎”对大伙巴不得快点吃肉丝面的心思很了解，在大声喊了“立正”“稍息”之后，用调侃的语调说：“让我们共同唱一段毛主席语录歌：“下定决心，预备——唱！”“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歌声在饭场响起，洪亮的歌声里似乎有一种异样的东西在涌动，歌声落地，随着一声“解散！”大家欢笑着操起自己的碗筷，“呼啦”一声把饭桶围得严严实实，“下定决心”盛肉丝面，“不怕牺牲”的吃起来。

    农场的精神生活很枯燥，大家都盼望着能有电影看，有戏看。这一天终于盼到了，六九年临近过年的时候，场部放电影。电影的名字是《钢琴伴唱红灯记》，是八个样板戏之一。我们都兴冲冲的拿着自己的小马扎，排队去看电影。谁知天公不予作美，电影放了一半竟下起雪来。刚开始是零星的小雪花，雪花在灯前飘飞，小精灵一般，妙曼地飞着；接着像谁在空中罗篩罗面一般，密密地，风吹柳絮，“乱花渐欲迷人眼”；再后来柳絮里掺杂了鹅毛，越下越大。看电影的人头上身上，都开始变白，人群稍有一丝骚动，但广播里立即传来助理员的声音：“大家不要动，我们要把看电影当作政治任务来完成。”于是大家就又安静地继续看。有人说：“可惜放的不是《白毛女》，要是放《白毛女》那可就是情景交融了。”我们就这样坐着，听着，看着，直到电影结束。回家的路上，总少不了叽叽喳喳，有人赞叹殷承宗的钢琴，有人赞叹刘长瑜的唱段，有人埋怨头发衣服湿了，正在大家絮絮不休之时，“野狼班”集体大声地吼起来：“爹爹给儿无价宝，光辉照儿永向前！”我们九班是一个充满快乐充满阳光的集体，这一吼，把一些人吓了一跳，她们羡慕的说：“九班就是疯子班，野狼班。一个班的人被‘野狼嚎’带成了疯子。”可“野狼嚎”们依旧假装没听到，敞开喉咙乐和着。

    在看过《钢琴伴唱红灯记》不久，当时的东风京剧团，现在应该是孝感京剧团（文革掀起了一阵改名热，把名字改得更革命化一些，孝感就改为东风），到我们驻地去慰问演出，演出的剧目是《沙家浜》。演出地点在干邑，距我们驻地马湾大概有七八上十里路，晚饭毕，我们就整队出发。开始上路时，还能看见田地、村庄，慢慢地夜幕就拉下来，什么都看不见了，等到了演出地点，又是刮风又是下雨，冷飕飕的，但我们依然兴冲冲的，坐在剧场里，一直看到演员们集体出来谢幕。回来的路上，黑魆魆的，高一脚低一脚，泥几桄榔，路太远，又凹凸不平，曲里拐弯，突然野狼班有人嚎起来了：“这个女人不寻常”，“刁德一耍的什么鬼花样”“垒起七星灶，铜壶煮三江，摆开八仙桌，招待十六方，来的都是客，全凭嘴一张，相逢开口笑，过后不思量，人一走，茶就凉，有什么周详不周详”，叽叽喳喳，嘻嘻哈哈，引得村子里的狗汪汪汪地叫个不停。“九班就是个疯子班,”不知谁在妄加评论。“我觉得她们班很好，阳光，乐观。”不知谁在为我们说好话。“就是嘛，你苦也是一天，乐也是一天，你看她们班多团结，做事效率多高！”听到别人夸奖，“野狼”全班都兴高采烈，心里一乐呵，唱的声音就更大：“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我们都是飞行军，哪怕山高水有深。”“怎么还唱贺绿汀的歌，他不是被打到了吗？”“滚你的，‘花猪’，你一天到晚就只知道这不能唱，那不能唱，那你就唱一个吧！”“花猪”不做声了，野狼班好像在黑夜里也能高歌猛进一样，精神抖擞，意气昂扬，用更大的声音唱起来：“我们年轻人，有颗火热的心，革命时代当尖兵！那里有困难，那里有我们……”歌声在原野飘荡，崎岖和泥泞，都不再重要，好像胸膛里真有一团火在燃烧。

十四、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

    我家大伯大妈一共生有四个子女，但四个子女相互之间年龄距离较远，两个大的几乎可以做两个小的长辈。大哥已经娶妻生子，大儿子几乎和大伯大妈的小儿子同岁；大姐的女儿和大伯大妈的小女儿桃安也差不多大。大伯大妈和自己的小儿女一起过，在我们住在大伯大妈家的时候，他们的一双小儿女也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曾经教我有关蚂蝗知识的的桃安就是大妈的小女儿，她长得并不美，皮肤粗糙，黑，腰也不细，一对乳房大大的，她不戴胸罩，有一只眼睛还是宝石眼。桃安对自己的长相很不自信，总是一个人躲在房里，很少出去串门。自从我们住在她家后，桃安看到我们在家里唱进唱出，并且每个人都戴胸罩，桃安也开始要我们帮她买胸罩，我们帮她买来胸罩，她不好意思羞羞答答地戴上。那时农村姑娘都没有胸罩，两个乳房走起路来一颤一颤的，容易下垂。那时沈进喜欢绣花，她在一块白色的的确良上面画迎客松，每天收工回家，她都要綉上一会，迎客松旁边还绣了一行字：“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桃安看后，觉得很好，就要沈进帮她画一幅，沈进綉的是门帘，桃安也绣门帘。她们都很憧憬当新娘。

     别看桃安有一只眼睛不好，她的花却綉得很好。她用一个圆形的绷子，把布绷得平平的，用一只很小很小的绣花针，綉呀綉呀，她怕把门帘弄脏了，就用另一块布把不绣的部分包住，千针万线，万线千针，密密的绣着，把她对生活的憧憬，全绣在了花上。桃安在绣花时，非常安静，她总是坐在她的房间里，静悄悄地绣着，有一次，我进了她的房间，她和我聊起了她的婚事。她告诉我她的对象是一名解放军，家庭状况也很好，男孩的父亲还是一名公社干部，她非常满意这桩婚事。可惜的是，男孩从没有给她写过信，这让桃安很挂念。终于有一天，我看见一位解放军从大伯大妈家走了出来，手里还提了一个军用提包，大嫂极力挽留他，他还是头也不回的走了。我进了屋，看见桃安正哭得伤心，她的两只不大的眼睛都红红的，眼泡肿肿的，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桃安的婚事黄了。看到桃安对婚姻的渴望，对美好生活的憧憬，我很同情，但毕竟是婚姻自主，我们也都爱莫能助，只好安慰她：“桃安，遇事要想开些，以后会遇到好男孩的。”

     桃安很听劝，不久就恢复了常态，她不像我们这些念过书的人，容易多愁善感，她依然在她的房间里绣花，一针一线，一丝不苟，把一棵松树绣得挺拔俊秀，和沈进一样，她也绣了“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我们都夸奖她的花绣得好。她对我们这一群性格活泼、爱说爱笑的女大学生也很羡慕。每到休息日，我们和各自的男友出去逛，她也很羡慕。她和我说：“班长，什么时候我也能像你们一样就好了。”我说：“桃安，一定会有一个有福气的男人娶你做老婆，对你很好的，你一定会过得很好。因为你勤劳，心眼好，你一定会嫁个好男人的。”听我这样说，桃安很高兴，她说：“我没想到他不要我。”我说：“强扭的瓜儿不甜，他不要你，是他没福气。”过了几天，大姐来了，她果然又给桃安找好了一个婆家，还把男孩带到大伯家，那男孩有些孩子气，但对桃安很满意。桃安羞答答的，红着脸，不讲一句话，绣花的手微微有些发抖，男孩像弟弟对姐姐一样，看桃安绣花。听大姐讲，男孩家里比较穷，对桃安很倚重。桃安是个既能吃苦又能耐劳的女孩，个子高大结实，在那个靠工分吃饭的年代，是个好劳力。从我对他们家观察来看，桃安也是会精打细算的姑娘，有这样的女人，在农村不是福气是什么？桃安需要的就是一个自己能作主的家，她会凭借自己一双勤劳的手，改变自己的生活的。从她的小女婿来了之后，桃安的心情好多了，她虽然每天依然不声不响的绣花，纳鞋底，做鞋帮，出工挣工分，但她的脸红润润的，黑里透红，她把我们买给她的胸罩穿上，显得身材高挑，有一天我又到她的房间玩，她说：“班长，我一定会把自己的家当好，结婚后我会养鸡，养鸭，养猪，养羊，出工挣工分，盖新房，我一定要那个人看看，他不要我是一件后悔的事。”我说：“我相信你。”“人争一口气，佛争一炷香，他实在不该那么看不起我。”看着桃安那激动认真的样子，我也很感动，桃安，这个朴实的农村姑娘，她是多么要强，多么倔强啊！她性格中的某些东西，使你不能不敬佩，那就是自尊自立，自强不息，这不就是人类社会得以发展根本原因吗？和桃安在一起，能感觉到从灵魂深处散发出的幽微的茉莉花香，这与她的外貌毫不相关。

     和姐姐桃安的婚事比起来，弟弟根子的婚事就充满了喜庆。因此也就多了很多笑声。根子的媳妇也是别人介绍的，媳妇要求不高，要扯六套衣服，并且点名要“公尺裤子”，我们最开始都不懂什么叫“公尺裤子”，就问根子：“什么叫做‘公尺裤子’？”根子说：“现在买布，是好布都用公尺量，用公尺量的布做裤子，就叫公尺裤子。”我们从未听说过“公尺裤子”，头一次听到这个名字，大家都哈哈哈地笑起来，非常开心。根子也笑起来，家里充满了笑声。我们还问根子：“你媳妇长得什么样？”根子说：“我也没敢多看，反正是个姑娘伢。”想到老实巴交的根子去相亲，连姑娘没看清，就觉得很有味。屋里又是一阵笑声。其实根子说的“公尺裤子”布，就是的确良，锦纶华达，凡尔丁之类的化纤衣料，现在的人要都不要了，可那时却是姑娘的嫁衣料，社会的进步与发展真是太快了。

    儿女的婚事都有了着落，大伯大妈心里也都很开心。和大伯不同的是大妈即使有喜事，也绝不喜笑颜开，她每天都面容平静，挺直腰板，不停地在家里做这做那。她干干净净，利利索索，和大伯形成反差。大伯是个粗腿，又不爱干净，有点窝囊，还特别爱讲话。有一次大伯和我讲起了被蛇咬了应该怎么办，我说找医生，大伯说：“儿呀，有些事很急，等不得医生，得自己想办法。”我说：“那怎么办呢？”大伯说：“有一年，你大哥被毒蛇咬了，咬的是脚背，眼见大哥就不行了，我捉到了咬他的那条蛇，把蛇打死了，剁下蛇头，放在瓦片上焙干，碾成末，掩在蛇咬的伤口上，慢慢你大哥好了，同样被蛇咬的另一个人，没有找到蛇，死了。”我说：“真的呀？”大伯非常肯定地说：“真的。”我想大哥肯定是被无毒蛇咬了，却被大伯说是用这种剁蛇头的方法治好了。但我不愿说破，我们都喜欢大伯，喜欢他喊我们时的亲切。不过，我家大伯有些事也常常让我们目瞪口呆，有一天下工回来，唐海珍告诉我：“大伯今天从房上摔下来了。”我问：“为什么？”唐海珍说：“房子漏了，大伯上房检屋漏，不小心摔下来了。”看到大伯委顿地半倚半靠在门槛边，我心里很难受，仿佛自己的父亲受伤了一样，连忙和唐海珍去到场部买了两斤糖 送给大伯，大伯也很感动。他说：“儿呀，我们农民命大，摔倒了，有法子，找几根蚯蚓，用手拍一拍，生着吞下去，不会落病根。我在摔下来以后，已找到几根蚯蚓，洗一洗，放在手心里拍一拍，吞了。还喝了茅粪。你大伯我一辈子没有能耐，已经喝过几次茅粪了。”听说大伯喝茅粪，我差点呕吐起来，但看看大伯倚在那里的样子，我难受极了。在大伯又一次喊我“儿呀”的时候，我不觉得他是大伯，仿佛他就是我的父亲，我就是他的孩子。这就是我们的房东一家子。他们那种纯朴、善良，与世无争，与人为善还带点小愚昧的性格，常常让人感动，觉得和他们在一起很安全，很温暖。

             

十五、伤逝

     “桃安，沉湖的蚊子真是多，又大，被蚊子叮了又疼又痒，有没有人被蚊子叮死？”桃安说：“那是肯定的，听老人们讲，以前有人犯了法，当官的就把他捆起来，不穿衣服，扔到湖里让蚊子叮。有人硬是活活被叮死了。”“那浑身不是被叮肿了吗？”“那还用说。”“好可怕。”“沉湖有名的几句话‘三个老鼠一麻袋，三个蚊子一盘菜，单砖砌起房子来’。”“我可千万别被这样的蚊虫叮了，叮了就有可能得病。”在我和桃安聊天之后不久，我的大学同学朴世平就因被虐蚊叮咬而感染了脑膜炎，而我可能是最后一个和他说过话的人。

     那是夏天的一个上午，刚下过雨，天气闷热，村里沟渠里都灌满了黄泥汤水，路上也很泥泞。我到场部卫生院去有事，顺便在那里逗留了一会儿。在那里我见到了朴世平，我看他的样子有些不对劲，无精打采，就问他：“朴世平，你怎么了？”朴世平是我们年级最小的，长得很清秀。他看到我像看到自己的姐姐一样，跟我说：“周述网，我的头疼得要命，我好想我的姆妈。”武汉人称自己的妈妈为“姆妈”，朴世平说这话时候的样子，就像一个永远长不大的孩子。我想他大概是病了，病了想家是很正常的，就问他：“你病了拿药了没？”他说：“医生给了我感冒的药，我吃了没有用，头还是疼。”当时他站在卫生院土台下面，脸黄黄的，有气无力,浑身松垮垮的。我安慰他说：“你好好休息几天，现在回家肯定是不现实的，想你姆妈也回不去呀。”他听了我的话有些伤感，默默地转身离开。看着他拖着病体慢慢往住处走，无精打采的样子，我的心里也很难受，我完全没有料到那竟是他与我最后的诀别。 

    第二天傍晚，我出工回来，就接到连部的通知，连长一脸严肃地要我赶快坐车到天门县医院去照顾朴世平。那天同车去的同学有潘长胜，王淑兰，彭才秋是先一批去的，后来外语系的张素云也到了，还有其他的一些同学也想来，但场部不允许。张素云是彭才秋的爱人，他们那时已经领了证。我们几个到了医院后，也都不知道朴世平到底怎么啦，只见他平躺在一个抢救机上，心脏还在跳动。眼睛半睁半开，但已经定住了，没有睛采，瞳孔已经放大。但没有人敢往坏处想，大家都很关切的围在朴世平的身边，为朴世平担心着。尽管他的眼睛定住了，也没有了呼吸，但心脏还在跳动，我们都天真地盼望着待会儿就会把他抢救过来，他的眼睛就会眨了。我想：心脏还在跳动，还有救，说不定一会儿他就醒了，看见我们来了，就会坐起来和我们说话。看着他那清秀的脸，挺直的鼻梁，淡淡的不太浓的眉，我坚信他一定会醒过来。

    不一会儿，朴世平的姆妈真的来了，老太太经过几百里路的颠簸，显得风尘仆仆，她大概也和我们一样，认为儿子能醒过来，就一步抢在儿子身边拉着儿子的手喊：“胜胜，胜胜，姆妈来了，姆妈来看你了，你么样了？你醒醒呀！”“胜胜，胜胜，姆妈来了，姆妈来看你了，你醒醒！”听到朴妈妈的喊声，我们都很心酸，也更加注意朴世平的反映，我们都真心希望，慈母的声音能唤醒沉睡昏迷的孩子，也都跟着他妈妈的喊：“朴世平！朴世平！你妈妈来了！你醒醒！”喊着喊着，喊声突然变作了撕心裂肺哭声：“胜胜！胜胜！你不能走！你走了你的姆妈么办？”“胜胜！胜胜！我的儿呀！”我们这时才发现朴世平的心脏没有跳动了。手脚开始变凉变硬，撕心裂肺绝望的哭喊让每个听闻者为之心伤：“胜胜！胜胜！你睁开眼！看你的姆妈一眼！我的心肝！”“胜胜！胜胜！我的儿呀！”病房里一片啜泣声，慢慢变作呜呜的哭声，最后都放声大哭，大声的喊：“朴世平！朴世平！”一个病房哭得翻江倒海。朴妈妈更是哭得咽长气断，死去活来，儿一声肉一声，不住的问：“儿呀，你究竟得的是什么病？为什么不等等你的娘？”“儿呀，为什么别人的伢都好好的，你却走了呢？”“儿呀，你让你的姆妈以后靠谁呀？”随同朴妈妈一起来的是朴世平的大哥。后来才知道，朴世平的大哥和他是同父异母。朴妈妈当时已乱了方寸，我们也都未经过这样的事，多亏有大哥在，诸事才得以料理。

朴世平是他妈妈唯一的儿子，朴爸爸早就去世了，朴妈妈守寡养大自己的儿子。她没有固定的工作，靠着帮人艰难度日。所以说朴世平就是他妈妈后半生的依靠，盼星星盼月亮，好不容易盼到儿子大学毕业，自己的好日子就要到来了，可儿子却死了，他走了，他妈妈的晚景就可想而知。听闻朴爸爸原来是国民党政府的一个小官吏，在那个论成分的年代，他妈妈走到哪里都低人一头，只能逆来顺受。我想这位老人对生活可能也没有过高的要求，就是希望将来能和儿子长相厮守，过过老百姓都过的小日子，给儿子洗衣做饭，抱孙子，伺候儿子媳妇一家，其乐融融就足够了。而朴世平一死，把他妈妈的愿望彻底粉碎了，这叫她怎能不伤心呢？老太太长得娇小玲珑，皮肤白皙，看得出年轻时是个小鸟依人的姑娘。但命怎的就如此不济呢？

    朴世平的死，应该说是一次责任事故。一是朴世平生病的时候，场部的医务人员根本就没有认真地为他诊病，有人甚至认为他是不想下湖劳动在装病，以致他说自己头疼得要命，他们也只用一点感冒药来应付一下，根本谈不上望闻问切，他的病是拖了三天才送到天门医院的，送去时人已不行了。如果早一点把他送到天门人民医院，他不会死。二是当时带领我们劳动的人，太看重劳动的成果、生产的进度，对自己的属下漠不关心，尤其对生病的人，没有谁来嘘寒问暖，一切任由你自己，生病了，你自己照顾自己，你的劳动任务还得别人来完成。病好了，就赶快下湖，任务第一。从现在的眼光来看，我们当时做的在当时人看来十分神圣的伟大的工作，实际上是在破坏生态环境，是在劳民伤财，也是对人才的极大践踏。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死个把真的算不了什么，不过是多少亿分之一而已，而对于一个靠帮人养大儿子的妇人来说，那就是生活的百分百，就是她的天，她的地。现在她的天塌了，地陷了，她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应，她白发人送黑发人，教她如何不绝望呢？就在朴妈妈哭得气断声吞的时候，大哥来了，大哥轻轻地拍了拍朴妈妈的肩，说：“您先别哭，现在看看胜胜的后事么办？”“么办？全靠你这个当大哥的了。”“总不能就这样敞着让他回去，总该有个棺材盛着，您说呢？”“那当然，么样也不能让他敞着回去呀！”“还有，他是在部队农场走的，最好要穿军装入殓。”“行，你安排吧。”军垦农场来的人对现在家属提的要求，一概答应，百依百顺，很快一个黑色棺材抬了进来，为了不让朴妈妈过分伤心，我们把她劝到了一边，等装殓好了，棺材要盖盖子的时候，大哥又过来请她去看自己儿子最后一眼。朴妈妈人已经麻木了，顺从的来到棺材边，看到自己的儿子静静地躺在里边，就又喊：“胜胜！胜胜！姆妈来看你了!我的儿呀！”就在母亲的哭喊声中，棺材要钉钉了，斧头砸在棺材钉上，声音既空且大，“硿硿”的声音，像直接落在人心上。朴妈妈一头扑在棺材上，双手捶打着棺材：“胜胜！我的儿呀！”那一声声撕碎人心的哭喊过后，就再没了声息，朴妈妈晕过去了。大家七手八脚的又去救朴妈妈，掐的掐人中，摇的摇手，揉的揉心口，好不容易像从地底发出来的一声：“儿呀！你把你的妈妈也带走！”在妈妈的哭喊声中，棺材依旧在“硿硿”地钉钉。昏黄的灯光下，到处是忙乱的身影。时值炎夏，又闷又热，雨汗通流，没有一丝风，天热得让人透不过气来。虽事隔多年，那“硿硿”的声音仍在耳畔回响；那悲惨的一幕，至今仍在眼前。不一会儿，就有军车在门外等候，棺材被抬上了车，朴世平跟着他姆妈回武汉了。因为人多车少，坐不下，我和王淑兰都没能上车，就只站在医院大门口和朴世平告别，想着他的妈妈在暝色中惊惊慌慌，风尘仆仆地来，在夜色中凄凄惨惨，悲悲切切地走，这来去之间，水米不曾沾牙。只哭得咽长气短，死去活来，与自己的儿子阴阳两隔，该是多么的不幸啊！我和王淑兰送朴妈妈上了车，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看着车子渐行渐远，就相对着抹起泪来。我到现在也想不起自己是怎麽回到农场的。

    朴世平死后没多久，“自然河”也死了。我听到“自然河”去世的消息，倍受打击，心里感到很疼。仿佛是自己亲弟弟走了一般，在他家人来接他回家的时候，我止不住泪如泉涌。“自然河”是被雷击死的。他在大堤上，下雨，涨水，他要不断地抽水，要抽水就要发电，忽然一个炸雷，他就没有了。想到他站在大堤上喊我和邱冬生吃饭的情景，想着他到我们连队菜地摘西红柿的样子，都觉得好心疼。那天傍晚，阳光一片金黄，他到我们菜地摘西红柿，我们都不知他的名字，就在私下里说：“这就是‘自然河’。”没想到他说：“我妈妈告诉我西红柿生的不能吃。”听到他话的人都笑了起来，因为这太幼儿园了。而他却毫不在乎我们的笑，依然很认真地说：“我妈妈是医生。”可以说当时听到他的话的人，都把他当做自己的小弟弟，就说：“你多摘一点，再摘点豆角。”他说：“够了，我要不了那么多。”‘自然河’走后，有时我会一个人站在河的大堤上，看那个歪斜的草棚，在夕阳下孤零零的，抽水机也不再响，电线像死蛇似的，扭曲着一动不动。再也没有了那个英俊的少年，一种莫名的伤感涌上心头。我不好意思把这种感受告诉别人，怕别人误会，但我确实直到如今，还会静静地一个人想念那位连名字都不知道的“自然河”，愿他在天堂安宁。

十六、父亲来队

    我到农场以后，就给家里写信报了平安，还把我第一次领到的工资寄了一百元，其实当时我们的工资是四十二元五角，因为是三个月集中发，才有了这么多的钱。后来听我的父母讲，我的钱寄到家的那天晚上，我家门庭若市，到我家借钱的乡亲扯成了串。借的最多的是我父亲的发小饶叔，借了二十五元，借的最少的是根发爷，只借了二元。因为一向在村里都是平头，家里无论是在哪个朝代都没有出过一个有头有脸的人，偶然被乡亲们这么看重，我的父母感到很是光彩。等到借钱的人都陆续走光后，父母坐在自家的小院里，又幸福了半天，月亮偏西才去睡觉。可我的父亲硬是睡不着，他就和我妈妈说：“怎么分到农场里去了呢？不是读的师范，出来就当先生的吗？不行，我得到农场去看看，她在家都没有干过活，去农场怎么受得了？”我的父亲是一个说一不二的人，说要到农场看我，就要到农场看我，他跟生产队里打了声招呼，就出发了。谁知道他在路上历尽了艰难。

     我的父亲不识字，也没有出过远门，他除了年轻时帮助刘邓大军抬担架到过襄阳以外，再就是和乡亲们一起到“小顶山”烧过香，其它时间都是在我的家乡，偶尔走一下亲戚，也都是很近的地方。这次出门看我，对于他来说无异于去异国他乡冒险。他拿着我的信封，不懂坐车，见人就问，全靠别人指路。但他当时只知道我在天门马湾，坐火车在辛安渡下，至于到辛安渡以后如何再到马湾，则茫然无知。

     在别人的指引下，父亲在辛安渡下了车，天已黑了，他只得在车站旁找个旅店住下，因为没有出过远门，父亲根本听不懂辛安渡人的话，而他讲的是一口纯粹的襄阳土话，辛安渡人也听不懂。语言不通，自己又不认识字，父亲住在小旅店里，愁肠百结。但父亲有个很大的优点，就是爱和人叙家常，他住在店里，和店里的服务员讲自己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去干什么，慢慢地，服务员能听懂一点父亲的话了。服务员是辛安渡本地人，也是父亲的热情的义务宣传员。他告诉别人，这个老乡是要到天门马湾看望自己的女儿，他的女儿大学毕了业，在马湾部队农场劳动锻炼，老人不放心，特地去看望，但却不知道在哪里坐船。父亲已经在旅店住了三天，他除了不厌其烦的和别人讲他此次出门的目的，就是到河边坐着。望着河水和眼前的过往船只，茫然无助。几天之后，辛安渡车站旁种地的人很多都认识了父亲，一天傍晚，父亲正失望的坐在河边，一个人告诉父亲，到天门马湾的船来了。父亲喜出望外，拿上他简单的行李就上了船，在船上，他依然是靠着不停地问人，才在天门马湾的小板下了船。写到这里我得衷心感谢一位天门老乡，因为我父亲到达小板时天已经黑了，那位和我父亲同船的老乡（也是我父亲问路认识的）看天色已晚，就留我父亲在他家住下，还招待我父亲吃了饭。那时候的一顿饭，可不比现在的一顿饭，那时的粮食多金贵啊。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可我始终未能报答他。甚至连他长得是什么样，叫什么都不知道。如果他现在还健在，我祝他长寿，平安健康，如果他已经作了古，我愿他在天之灵安宁。也是靠那位老乡指路，我父亲在第二天一大早就找到了我们连队，当时正该我值班，正在吹出工的哨子的我，突然听到了我父亲讲话的声音，我赶快跑回大伯的家，果然是我的父亲来了！看到我父亲的那一刻，我真不敢相信我的眼睛，我真不敢想象我的父亲会找到马湾这个地方。我笑着喊了一声：“大叔！”因为我出生时父母已经夭折了两个孩子，所以在我出生后，父母就不让我喊他们“爸爸妈妈”，而是让我喊他们“大叔大婶”，还给我拜了干爹干妈，而我的干爹干妈又穷又丑，他们认为这样的丑人能镇得住祟，孩子好养一些。父亲看到我，也笑着，说：“可找到你了。”听父亲讲寻我的经历后，我非常感动，也真真切切的体会到了父爱。

     由于路上心焦着急，又缺少保养，父亲找到我后就生病了。他眼睛发红，口舌溃烂，还有点低烧。我心疼得不得了，要带他到卫生所看一看，他说没事，是路上心焦惹出的火，过两天就会好的。父亲到连队的那一天我没有出工，专门在家陪他一天。父女二人尽情的说话，叙家常。又过了一天，赶上是星期天，李维成还到干邑镇上去买菜，在大伯家招待我的父亲。我们请大伯作陪，和我父亲一起叙谈，喝点小酒。可惜他们相互之间语言不通，没有翻译谁也听不懂谁的话。我还把父亲带到我们围垦的已经长满稻子的田间，看到齐刷刷的稻子，父亲说，你们的庄稼长得不错。

     田里的活很多，我也不能多陪父亲，第二天就让父亲一个人在连队呆着。等我们收工回来的时候，我看见我的爸爸正在连队的菜地里锄菜。炊事班长说：“老九，大伯真是一个勤劳的人，你们刚走，大伯就来帮忙干活。”我说：“怎么样？这就是贫下中农的本色！”看到我的父亲正在菜地锄菜，连长指导员都很客气地喊道：“大伯，你怎么不休息一下，就到地里干活来了？”我们班的姐妹也都亲热地喊我的父亲：“大伯！累不累？”父亲笑着说：“不累，你们在地里干一天都不累，我哪里累了？”秋天的夕阳把金色的光辉毫不吝啬地洒向宽阔的原野，小河的水清幽幽的，静静地流着，柳树的倒影在水里摇曳着，一片欢声笑语，在小河里漾开。这一切都成了我脑海里永不退色的最美的图画。看到我回来，父亲也收了工。我感到父亲是抓紧一切时间和我在一起，吃过晚饭，我就陪父亲聊天，父亲就和我讲我们村里一些事。父亲是个本分人，在我们周李庄口碑极好，村里哪家有困难，只要请父亲帮忙，可以说是有求必应。我到现在还记得隔壁三爷家麦叔和群叔要分家，没有房子，而盖房需要宅基地，他们家又没有宅基地。刚好我家祖上还有一块宅基地正闲置没用，三爷家事先既没有和我父亲打招呼，也没有和我的祖父打招呼，更没有和我的母亲打招呼，就突然请我父亲去他们家吃饭，在饭桌上提出要宅基地，要父亲成全他们，父亲二话没说竟然答应了。尽管我当时还小，也觉得三爷他们这顿饭请得有些卑鄙，名义上是请我父亲去吃饭，实际上就是要谋我们的家产。但父亲和母亲好像都没有理会这些，我还就这件事问了我的父亲：“三爷凭什么要了我们的宅基地？”父亲说：“三爷是没有办法，都快四世同堂了，还人老几代挤在一起，你看他们家十几口人，还有猪鸡牛驴，挤在一起，闹哄哄的，再不分家，屋都挤爆了。再说他们也确实没有宅基地，困难得很，我们暂时还用不着，你的弟弟都还小，以后的事谁也不知是什么样子，给他们先用。”有了宅基地，麦叔群叔顺利的分了家，后来他们的儿子们又再次的分家，从麦叔群叔一直到他们的儿女，对我父亲都很尊敬，我觉得这大概就是他们的感激吧。想到有的亲兄弟为了争家产打得头破血流，而我的父亲毫无怨言的出让自己的宅基地给别人，这种品格，无论如何都算得上是伟大，我为自己的父亲而骄傲。我们姐弟四人都很尊敬父亲，虽然他不认得字，但他明理，而且他从不骂人，也很少发脾气，也不像其他的农村人爱说粗口，他是我们的榜样，是我们心中的丰碑。

     父亲有个特点，他无论到哪里走亲戚，一走到先告诉你他什么时候回家。这次到我这里也一样，他费尽千辛万苦才找到我，一走到就说：“我在你这里住一个星期就回家。”我说：“您好不容易才找到我，为什么不多住两天呢？”父亲说：“看见就行了，我还得赶快回去跟你妈说说你在这里的情况。”在我们家里，妈妈总是占主动，她能说会道，手勤脚勤，能干，持家有道，父亲在很大限度上都是听妈妈的。他说要赶快回家，向妈妈汇报我在这里的情况，可见妈妈也是十分挂念我，就这样，父亲来队只住了一个星期就回去了。真是相见不易，分别同样难受。回去的时候，我送父亲到小板，时值深秋，又是傍晚，暝色渐合，看着父亲背着一个小包上了船，瘦削的身影渐渐远去，我的眼泪止不住的往下流。我不知道父亲今晚会在哪里过夜，是在船上，还是在车站？有没有被子盖？他不认识字，会不会坐错车？会不会坐过了码头？我给他的几十元钱，会不会被小偷偷去？带着重重的忧虑，我一个人走在回连队的路上，眼泪一直往下流，怎么也擦不干。

    我是一个从不会在父母面前撒娇的孩子。尽管我的父母把我看得很宝贵，对我寄以很大的希望，但我只会尽责，不会撒娇。在父母面前我从来表现都是很坚强，让他们放心，这次父亲来队探亲也一样。我没有对父亲讲我们下湖的艰辛，没有讲冬天的冰有多厚，没有讲夏天的雷有多么的响，雨有多么的大。我要让父亲放心，他们的女儿在农场过得很好，农场是一个美丽的地方。

   后来听我妈妈讲，我父亲回家之后，一个生产队的人都知道他路上所受的艰辛，也很羡慕他能走这么远的路，父亲说天门人讲话他根本听不懂，讲到我在农场的生活，他也只说我们出工都穿黄色的旧衣服，哨子一吹，都赶快出走。每天都很忙。曾经一度，父亲成了周李庄的新闻人物，也是人人都羡慕的人物。因为他有一个可以在外边拿工资吃饭的女儿，这女儿还给他买了鞋，给他带了钱。

        

十七、收获

    父亲走后没多久，我们就开镰收割，那真是一段十分幸福的日子。稻田里的稻子金灿灿的，每一个稻穗都低垂着头，稻叶黄了，风一吹就沙沙的响。看到自己亲手种的庄稼能获得大丰收，真是一件快乐的事。我们一人一把镰刀，在我们的稻田排开了队，开始了收割。在割谷的队伍后边，跟着一个机板仓，两人站在机板仓上，手里拿着刚割下的稻子，把稻穗放到机板仓里，用脚踏，板仓里的轮子就转动，稻粒就打下来了。通常一个机板仓要用四个人，两人站在上面操作，两人负责把稻子递到她们手里，剩下的人就负责割。机板仓声音很大，像有人在大声的唱歌，谷粒在轮子上跳舞，纷纷落下，金灿灿的。操作的人会被障得满头满脸的灰，但依旧毫不在乎，大家轮流操作。谷子装满了，就用麻袋装起来，扛到田头，再用车把它们运走。经过一年的劳动锻炼。我们都变得身手敏捷，扛起麻袋毫不费力，甚至可以一个胳膊下夹一袋，一次拿两袋，走起来健步如飞。我们与小伙子已没有区别，成了真正的“假小子”，“巾帼不让须眉”。

     割谷和去冬的挖渠比起来，有着天壤之别，挖渠的苦，让人终身难忘，割谷的快乐也同样值得记忆终身。我们九班永远是一个快乐的集体，我们一边割谷，一边唱歌，不唱歌就说笑话，笑声总是伴随着我们，如影随形。正割着忽然一只乌龟慢慢地爬出来了，马上有人说：“乌龟！我这里有乌龟！”大家立即停下手中的镰刀，在那里嘻哈一阵子。有人说：“千年的王八，万年的龟。”有人说：“神龟虽寿，犹有竟时。”郭大娘则站在乌龟的背上，看它是不是真能把她驮起来。乌龟很有耐心的让我们玩够了，又慢慢地爬向别处。还有秧鸡，多的不得了。它们的腿都是又细又长，有的是黄色的，有的是灰色的，还有的是青色的。羽毛也各具特色，有黄的，有麻点的，小眼睛圆溜溜的，机灵极了。有些长大了的，看见人来了就飞跑，钻进还没有割的稻田，有些还没长大的，浑身毛茸茸的，就做了俘虏。四分队一个男生，捉了几十个秧鸡，放在家里，每天下工后就喂它们，以致喂熟了，他走到哪里，秧鸡就跟到哪里，他成了鸡司令。后来连队不让他喂，要他把秧鸡都放了，他把秧鸡放到稻田里，秧鸡轰都轰不走，跟着他，他感动得哭了。我也捉到一只秧鸡，不过它在我的手里只呆了几分钟，就逃跑了，它逃跑的过程充满了智慧。它先是在我的手里，乖乖地呆着，像一个很听话的小孩，等到我走近还未割的稻田，它慢慢地从我的手里抽出一只脚，在我稍不留心的一刹那，它飞快地抽出另一只脚，钻进稻田，跑掉了。有一天正在割谷，我的镰刀下出现了一条大蛇，黑色，盘着一盘，好大一盘。它的身上还有黄色的斑纹，看见蛇，我先是吓了一跳，大喊了一声：“蛇！”接着竟然学起毛川龙抓蛇的样子，伸手就去抓，说时迟那时快，蛇反过来就咬了我一口。我赶快丢掉蛇，左手的食指上已出现了四个冒血的牙印。而蛇乘这混乱的当儿，早已溜得无影无踪。我的这个莽撞的举动可把连长吓坏了，他连忙跑过来，问我怎么样，我说没什么，他还说要不要去医院，我说没事，不要去医院。我当时不太理解连长的举动，认为他是小题大做，咋咋呼呼，实际上，连长他们肩上担负的有我们安全的责任，如果真是被毒蛇咬了，那就有性命之虑，难怪他那么紧张。现在想起来，那应该是条乌梢蛇，如果是五步蛇那后果就真的不堪设想。那我的小命就交代了。

   机板仓隆隆的响着，镰刀飞快地割着，割完一块又一块。一连几天都不能休息，虽说有丰收的快乐，但腰也确实累得直不起来了。“指导员，我实在累得干不动了，休息一天吧。”每当累得不行时，我就会向指导员直接提出请求，指导员也已累得不行，瘦瘦的脸上眼睛都抠下去了，他看看天，又看看庄稼，估摸着明天不会下雨，就说：“好吧，休息一天。”在休息的时候，我们才知道其他班的都是割谷和捡乌龟两不误，有两个班的已经生起炉子，在那里煲乌龟汤，我们班没有一个人捡乌龟，自然也就不会费这个力。其实我们在农场吃的还是很好的，我们没有眼馋，相反，倒觉得她们婆婆妈妈，把好不容易得来的休息天用在这些琐事上，多可惜呀。那时的沉湖也有养鸭子的，那鸭子下的蛋就地做成皮蛋，盐蛋，我和邱冬生一逢休息就在一起瞎逛，像两个孩子一样，看见鸭棚，就去买皮蛋。那皮蛋一层松花，松松软软，蛋白颤巍巍的，吃进嘴里，满口生香。我俩只买皮蛋，剥开就可以吃，我还为李维成也买了几个，可惜他们连没有休息，我也没有去送，就拿回去大家分吃了。那时炊事班里有个像大姐姐一样的人，就是李传玉，她对我很好。吃晚饭的时候，她说：“老九，你过来，这里还有多的菜，你把它都吃了。”我说：“我又不是潲水缸，哪里吃那么多？”炊事班长说：“你还不是潲水缸？哪天不是你和邱冬生吃到最后？”我说：“我们两个吃饭都慢，所以就晚一点。”边说李传玉边把菜往我和邱冬生碗里拨，还说：“今天吃的是我们自己生产的大米，香得很，不用菜都能吃两碗。”我说：“真的很香。”邱冬生说我：“你真是会顺着别人的话，难怪她们都喜欢你。”我说：“难道你不喜欢我？”我俩因为吃饭慢，成了好朋友。经常在一起嘻嘻哈哈，开心得不得了。

     休息过后，我们恢复了体力，割谷也割得快了。那时我们用的都是弯月形的有锯齿的镰刀，不用磨就很锋利。不过男生连还是在我们前面把谷割完了，他们就来帮助我们。我还记得一分队来我们连帮忙，李维成割谷割得飞快，我们连的女生就开我的玩笑：“老九，李维成割谷可以和收割机比赛了，将来你们就是在农村也不用怕，李维成可是个好劳力。”“今天让你见识到了吧，我的男人就是能干，做事快。”“说你胖，你还喘起来了，居然‘我的男人’起来，真不知羞。”“就要说‘我的男人，我的男人’怎么样？谁能抢去？”西边的天上云霞灿烂，放眼沉湖，到处都是正在收割的人，太阳的余晖洒在他们身上，一片喜气洋洋。我们连也盛情款待来帮忙的一分队的同学，我们农场一共有六个分队，一二三分队先来，四五六分队后来，一二三分队都是武汉地区的大学生，有的在学校都相互认识，并且是朋友，这次来帮忙的就有我原来的大学同班同学，他们边吃边编顺口溜：“二分队招待真不赖，有鱼有肉有蔬菜，西红柿汤香喷喷，一人还送个腌蛋来。下次要是再帮忙，打声招呼我就来。”他们边吃边编顺口溜，嘻嘻哈哈，快活极了。

     那时，农场对我们谈恋爱已经习以为常，连长指导员已经不怎么干涉了，因为他们知道，你干涉也干涉不了，只能顺应潮流。因此，有些暂时还没有男女朋友的人，就开始寻觅自己的爱人，我们中文系的男生就托中文系最会说媒的金平如帮助他们，金平如帮助杜克绳找到了外语系的一位女生刘延坤，两人一见如故，相互恩爱。沈大牛心仪的姑娘是杨再凤，但杨再凤已经嫁给了吴先毅，沈大牛就找了一位长得很美丽的农村姑娘，并把她带给我们看，我们都认为这姑娘和大牛很相配，就共同祝福他们。其实大牛人很好，很踏实，真像一头牛，那个姑娘跟他结了婚，一辈子不会受苦。杨云峰最想的姑娘是小李，是艺术学校的学生，我们都认为不可能，因为杨云峰太朴实，而小李又太华丽，二者不是一路人，就劝杨云峰不要痴心妄想。事实果然就像我们预料的那样，两人最后分手了。杨云峰在婚姻问题上，总有些想入非非，不考虑两人的实际，他为人太善良，没上当受骗就是万幸。沈进回家和她的爱人结了婚，再返回连队的时候，带了很多糖，每个班都送到。沈进本来就长得很好看，做了新娘之后，越发出脱的水灵。齐眉的刘海，弯弯的双眉，月牙般的大眼睛，挺直的鼻梁，使她显得美丽极了。不光是沈进，我们整个九班都喜气洋洋，郭大娘已经怀了孕，每天被我们保护的好好的，秦慧兰的男朋友也要来看她了，秦慧兰是一个很有心的人，在她的男友到来之前就买好了板栗，但板栗爱长虫，她就每天把板栗拿出来使劲地上下簸，她说那样可以让虫子长不出来。但我怀疑，这办法是不是真的有效。唐海珍的男朋友也要来了，并且说着说着就真的来了。唐海珍的男朋友姓李，和她是一个系的，湖北枣阳人，长得很帅。他大学毕业分到了湖北房县，属于山区。我想他来的目的，肯定是希望唐海珍和他一起到房县。这个小李很会说，把房县的银耳，黑木耳，房县的风景说得美丽无比，唐海珍听了以后笑得合不拢嘴，幸福的酒窝里装满了美酒。就只小李一人，把我们整个九班说得热哄哄的。

    秋收完毕，就进入总结评比阶段，要选出出席师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评比的办法是大家投票，民主选举，最后居然把我选上了。说实在话，我除了“憨”以外没有任何优点，无论干什么都不怕吃亏就是我最大的优点。我还记得在大学建校劳动时，我劳动就最好，挑起土来，不仅箢子上的满，而且是健步如飞，因为我是农村长大的，参加劳动是家常便饭。农村的孩子谁不劳动谁就会受批评。当然农村的劳动和军垦农场比起来，是小巫见大巫。能被评为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我首先得感谢我的爸爸妈妈，是他们给了我好的体魄，才能使我经受得起军垦农场地狱一般的磨练。我还要感谢我们班——九班，是这个集体让我有发挥的空间，是我们九班的人共同的努力，让我获得如此殊荣。当然我还得感谢部队的干部，是他们让我学有榜样，我们常觉得军垦农场苦，好像下了一场地狱似的，难道连长指导员排长他们就不苦吗？他们比我们更苦，因为他们除了劳动外，还要心系一个连的劳动进度和安全。我们劳动累了还可以发牢骚，而他们是绝对不能发牢骚的。其实他们也不比我们大多少，有的就是同龄人。怀着感激，我到郑州去开了半个月的会，至于开会的内容我已忘得一干二净了。

二八、洒泪分别

  

    又是一年冬季来临，我们还是天天下湖，和去年不同的是，今年我们都比去年有经验，我们已不再被泥巴糊得像个泥菩萨，而是摸索出了沉湖的规律，按规律办事，比去年挖得快多了。沉湖每年涨水落水都会有淤泥，每年的淤泥都以水草为界，一层一层的，这淤泥刚好有一铁锨高，掌握这个特点，一层一层的往下挖，我们就可以穿着鞋，站在铺有干水草的淤泥上，不至于弄得浑身上下都是泥。不过这水草并不是很厚，需要自己仔细地挖找。这时去冬我们苦战挖的排水渠，也起了作用。湖里再不是去年那样水深路滑，步履维艰了。这个时候，沉湖又来了一批解放军，都是一些年轻的小孩，他们没经验，还未有掌握沉湖淤泥的规律，和我们去年一样，常常把自己糊得浑身是泥。他们把水草自然隔断的地方挖穿了，就站在乱泥里，挖的很吃力，进度很慢。我们完成任务后来帮助他们。我们把经验传授给了他们，他们说：“大学生就是聪明，干什么都会想办法。”

     六九年的冬天没有六八年的冬天苦寒，风刮在脸上，不再像刀在割，而是带着春的气息，悄悄地，一丝一缕的轻抚着，突然，有人像当年搞地下工作一样悄悄地说：“我们要分配了。”初次听到，像海浪撞击海岸，我的心砰砰地直跳，我真有点不相信，但我绝对相信我的脸兴奋得红了，眼睛也可能格外的亮。在那漫漫的长夜中，我是多麽希望能早一点离开这里啊，可是一年过去了，没有一点消息；两年过去了，还是没有一点消息。在劳累辛苦之中，我迷惘了，我以为我会在沉湖挖一辈子泥，一辈子在这里让蚂蝗叮咬，我再不会在书中和李白携手，和苏东坡遨游，我可能就会变成一个农民，和李维成更是永远不能在一起生活。可我是多么希望过正常的生活啊。但传言归传言，部队没有传达，我的心总是悬着的。我不知道哪一天我才能离开这里，我不知道我以后的路在哪里。很快指导员给我们开会了，他正式的告诉我们，我们要离开农场了。我还记得那一天，指导员很动感情，在讲话时几次都有些哽咽。他说，这两年在一起劳动，和同学们建立了很深的感情，有时看到同学们累得不行，我也很难受，尤其是看到有的同学身体不好，在上工的路上，边走边吐，我也很不好过，但也没有办法，任务在身，各司其职。指导员在说这些话的时候，眼圈是红的。下面有人在流眼泪，我也想起了有一次上工路上，我看见我的大学同学胡莉，站在路边，迎风呕吐，样子十分难受。但那个时候，困难只能靠自己克服，别人是没有任何办法的，我当时也只能报以同情，问候一下而已。其实对于我们女生连而言，连长指导员排长是吃了很多苦的，可以想象，一个连队没有男生，虽说有几个“假小子”，但那毕竟是“假”的，很多累活重活他们都得走在前面。指导员是他们中间年纪最大的，人又瘦，经常是细长的脖子上顶着个小脑袋，军帽都显得大。他有时故作严肃，板着脸，今天听他讲话，才知道原来他的内心也是柔软的。指导员的讲话，给我们吃了定心丸，像冬天吹起了春风，阴霾散去，寒冷不再，天空出现了曙光，我觉得浑身都轻松，我要离开这里了，我要学有所用了。这是一个多麽让人高兴事儿啊，大家都喜得不得了，进门出门都笑嘻嘻的，大声地唱着。

    世上有些事真是奇妙，在最忙最累最苦的时候，巴不得赶快离开这里，离开这个累死人，磨死人的地方。但一旦说我们要离开，对沉湖反而产生了一种依依不舍的情感，对一起劳动锻炼的同伴，也同样难舍难分。但部队从来都是雷厉风行，说分配就分配，连长指导员天天都到团部开会，讨论我们的去向。而我们则在家讨论总结，总结自己在农场的收获。沈进的话留给我的印象最深，她说：“经历了沉湖的劳动锻炼，以后的生活再也没有困难，以后的生活再苦再难我都不怕，我学会了面对困难。”这句话已经刻在我的脑海里，因为我也是这样想的。再大的苦，还有比没有路在泥水里淌苦吗？还有比大冬天站在冰河里苦吗？在泥水里跋涉过的人，还会惧怕走山路吗？在冰水里站过的人，还会惧怕其他的困难吗？我，不，我们九班所有的人，都不再怕困难，都学会了昂扬做人，这就是我们在沉湖军垦最大的收获。

     分别的时刻终于来到，军车就停在门口，喊一声：“分到黄冈的上车！”大家就哭做一团，拉着手不忍松开。“分到襄阳的上车！”又是一阵哇哇的哭声。郭大娘上车的时候，我帮着她提箱子，沈进帮她递杂物，大家一边哭一边嘱咐：“要小心孩子！”大娘哽咽着，说：“你们也要各自保重!”人一批一批的走，等到我们上车的时候，来送行的已经不多。我站在军车上，手扶着车栏，思绪万千，我们曾经互不认识，为了开垦沉湖，一起来到这没有路的千年荒湖，挥汗如雨，热练三伏，冷练三九，患难与共，生死相依。现在又分开到各自的岗位，有的人永远也不会再见面。想想人与人之间，真有许多奇妙：大海里的鱼，不会永远在一个地方游，更不会永远只和那几条一起游，我们人也一样，命运把我们结合在一起，命运又把我们分开，今后我会和谁在一起共事呢？他们会给我带来欢乐还是带来苦难呢？这一切都是未知，不过有了军垦的磨练，我还会怕困难还会怕邪恶吗？我想我是不会的。我虽然头脑简单，没有过多的心机，但我有的是一身正气，和不怕苦不怕难的精神，这才是战胜困难和邪恶的真功夫，而这功夫正是军垦农场教给我的。

    军车在土公路上颠簸，广阔的江汉平原上，麦苗青青的，油菜花刚刚打苞，显出嫩嫩的黄。我牢牢记住了这个日子——一九七零年三月八日。

【作者简介】

    周葵，1943年生于湖北省襄阳市。1963年考入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1968年分配至沉湖8250军垦农场，1970年二次分配到湖北省广水市一中执教至退休。中学语文高级教师，广水市人大代表，人大常委，湖北省教师代表大会代表。热爱教育工作，喜欢舞文弄墨，所写作品，多次发表在《孝感日报》，《湖北省人大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