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奖章
作者:张秦洞
我父亲去世后,由我负责保存父亲为数不多的数枚奖章。其中有淮海战役胜利纪念章、渡江胜利纪念章、解放华中解放纪念章、解放西南胜利纪念章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等。每每看到这些奖章,都会感怀父亲功绩虽不是十分突出,但却十分光荣的一生。

父亲在我们小时候很少谈及自己的经历,我们长大后又往往想不到去了解,直到在整理他的遗物时,才从相关书籍和他写的东西中,尤其是母亲的口中慢慢地知道了父亲的一切——我的父亲叫张力心,原来的名字叫张正伦,做白区工作时曾叫过杜玉华,1921 年农历冬月十七出生于江苏省丰县的顺河乡孙岔楼村。丰县,别称凤城,相传远古时代曾有凤凰落于此地而得名。古称丰邑、秦台,其历史悠久,是汉高祖刘邦故乡、 又是天师张道陵家乡,有“千古龙飞地,一代帝王乡,天师故里”的美誉。丰县是江苏省徐州市下辖县,位于徐州市西北部,处于苏、鲁、豫、皖四省交界之地,东与铜山区、沛县相连,北与金乡、鱼台县接壤,南与砀山、 萧县毗邻、西接单县,属暖温带半湿润季风气候。顺河乡东枕复新河,西抵四两运河,南贴罗河,北靠苏北堤河,与孔孟之乡毗邻。

我高祖父叫张箭洋、曾祖父叫张揆一、爷爷叫张守谦。我父亲兄弟姐妹有5 个,我父亲是二儿子,上有三个姐姐、一个哥哥,下面还有一个妹妹。我爷爷奶奶在世时,家里条件不错。后因我聪明乖巧的大伯张正崑在读中学时突然患病去世,爷爷奶奶悲痛不已,在1931年的一个月内相继离世,均不到50岁。爷爷奶奶去世后,父亲家一下子垮了,当时我父亲仅读了两年小学,不得不辍学,家里仅靠他奶奶和三个姐姐来支撑,后来四个姑姑又不得不分别嫁人离开了家。家庭的重大变故和邻里恶少的欺负,我父亲变得少言寡语,只会默默地干活,从12岁开始到1943年干了十年农活。在此期间,他曾和邻居一起学做生意,但不善言辞的性格特点致使其生意起色不大,收益平平。但他坚持读书学习,向人学下象棋和打算盘,后来他的文化程度相当于高中水平。
1943年9月,中共的力量扩展到我父亲的家乡,受共产主义思想的影响,22岁的他提高了爱国主义觉悟,增强了抗日必胜的信心,积极地向党组织靠拢。他因字写得好而且会打算盘、会记账,由14位甲长联名推举担任保长。他借此身份,积极地为中共方面筹措粮款,动员群众挖路防敌,多次受到我方的表彰,即所谓的“白皮红心”。后被敌人察觉,将其列入黑名单,幸在群众的掩护下才躲过敌人的抓捕。1945年,丰县获得了解放,取消保甲制,建立了村政权,邻近的三五个村合为一个编村,我父亲被推举担任双庙村编村长,半年后提拔到王砦区政府任文书。进入1946年,国民党发动内战,他只能随共产党的政府机构北撤到山东金乡县,被分配到随军办事处工作,后又随湖西专署撤至黄河以北,留在三分区后方办事处任会计、出纳,为北撤的老、弱、病、残、妇幼家属及村干部办理粮秣、菜金等事宜。国民党反攻后,抢占了徐州及丰县,我父亲他们不得不离开家乡北上,反动武装反攻倒算抓捕革命志士及家人,将我父亲的妻子于氏和 7 岁多的女儿张志英、1 岁多的儿子张志修列入活埋名单。村民们纷纷抗议,有一孙姓人家因同情共产党曾准备用他孩子偷偷将张志修替换下来。最后因迫于压力,本村孙姓伪保长没有实施其罪恶行动。
我父亲家庭原为中农,因其奶奶家有点钱,她不断地将其娘家的地置换过来帮我爷爷,加之我爷爷的辛勤耕耘,后来拥有了近百亩的土地。我父亲参加革命后,卖掉了祖业70%的土地来资助革命。

在淮海战役中,我父亲积极地组织民兵民工参战支前,获得了淮海战役胜利纪念章。淮海战役结束后,上级动员干部南下接收国民党政权,他积极地报名。1949年1月,中共冀鲁豫区党委召开地委组织部长会议,决定由微山湖以西地区的三地委抽调干部组成冀鲁豫南下干部支队三大队。我父亲3月加入三大队任会计,随中国人民解放军二野五兵团南下。3月31日出发,途经河南省商丘、江苏省徐州、安徽省蚌埠,4月8日到合肥,4月24日到安庆,26日黎明分批渡过长江,5月4日到达刚刚解放的赣东北的景德镇,因此获得了渡江胜利纪念章和解放华中胜利纪念章。我父亲就任景德镇市财政局会计。
谁知4 个月后的9月6日,三大队奉命到上饶重新集中,组成西进支队,随二野五兵团解放贵州。10月22日他们到达湖南湘潭,在此组建了解放和接管贵州省各个地区的领导班子。11月中旬,解放贵州的党、政、军队伍从湘潭出发。大多数时间都是步行,走了一个多星期, 准备接收毕节地区的领导班子于11月下旬到达贵阳,休息3天后即向毕节进发。由于沿途的公路、桥梁被国民党反动派破坏,行走很艰难。中共毕节地委于12月3日、毕节专署和军分区于7日先后成立。我父亲因此获得了解放西南胜利纪念章,被任命为毕节专署财政科股长,1952年升任副科长,1956年8月在中共中央西南局中央党校 ( 中央第七中级党校 ) 任学员,一年后毕业任毕节专署计统科科长,1958年专署计统科改毕节专署计委后,他任第一副主任 ( 专员兼主任 )、党组书记,一直工作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我父亲被当成“走资派”予以“打倒”,随后到郭家湾农场“五七干校”进行所谓的劳动改造。直到1974 年我高中毕业前夕才得以平反,任毕节专署粮食局副局长,1978年底调任毕节专署畜牧业办公室副主任,1979年6月任中国建设银行毕节地区中心支行行长,直到1984 年离休。据我父亲的同事们介绍,我父亲是一个对工作十分认真的人,容不得丝毫的马虎和懈怠,出了问题揪着不放,直到改正。为人处事十分正直,从不搞歪门邪道,也不让家属享受特殊。在用人上讲究凭能力水平,集体决策不独断专行。手下人往往是既敬重他,又害怕他。他不会溜须拍马,无意中也得罪一些领导,多少年“原地踏步”。

离开工作岗位后,我父亲生活很有规律,打网球到90来岁,长期坚持冷水擦身,通过下象棋、打麻将等锻炼脑子,身体一直保持健康状态,给我们子女树立了很好的榜样。饮食上不吃辣椒、酸菜、折儿根等,喜欢面食。我父亲对子女是大处关爱,但在教育管理上十分严厉,往往近乎苛刻地要求我们自己动脑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从小培养我们独立思索、善于思考的习惯,让我们在遇到问题时多问几个为什么,使我们在学习、工作、生活和事业中都能严于律己,认真仔细,故各自均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2020年9月25日(农历八月初九)清晨5 时许,我敬爱的父亲在贵阳观山湖区碧海花园松景阁小区E栋 201的家中于睡梦中与世长辞,享年100岁。其灵柩和随后去世的我母亲的灵柩共同安放于贵阳市花溪区福泽陵园。
百岁寿星乘鹤去,
傲游天界归仙居。
○作者简介
张秦洞,少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军事科学指导部副部长,全军外宣专家。历任原11军31师作训参谋、副科长。参加1979年、1984年自卫还击作战。
编辑:艾宗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