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理想我们将怎样活？没有理想主义文学将怎样活？

           ——读张虹首部长篇小说《出口》

                                               刘云

去年8月29日，张虹老师到报社给我送她刚刚出版的首部长篇小说《出口》，反复给我讲：她现在最害怕给别人送书，感觉怪怪的，特别不好。现在还有多少人读文学呢？

我笑道：送书好啊！现在还有什么比送书更珍贵呢？我又说，这好比你做了一个拿手的美食，高兴地分送给邻居品尝，这不是很美好的事吗？

送书也好，送美食也好，这是生活中的诗意，体现赠送者生活中的信心和勇气。我问自己：不送书了，我们还能送什么呢？

这里的“我们”，专指知识分子群体。孔夫子搬家尽是书。可孔夫子没有书可搬了，还成其为孔夫子吗？或许就成了孔部长搬家了。

近几年我几乎不读长篇小说。感觉整个长篇小说创作，近年来飘在虚空，除了缺乏宏大叙事，在长篇小说那里，你找不到刻骨铭心的东西，更不用说民族精神的密码，长篇小说缺乏深刻的痛楚、伟大的理想、一捅就破的现实，伟大的现实主义、革命的浪漫主义、精致的写实主义都成为稀缺物。新时期最迷茫的文本就是长篇小说创作。

但张虹老师的长篇小说《出口》我认真读完了，读得很顺畅，这让我很吃惊。

读完《出口》，我脑海中涌出这么一些东西：

（一）与工业化伴生的城市化进程。我们多年来都在制造城市，造出繁荣，也造出了城市病，城市有病，人知否？人有病，天知否？

（二）三十多年来，中国人口大迁移大流动，是五千年来最大最深刻的规模阶段。流动意味着分化，流动意味着打破，流动改变了社会结构、阶层的稳定，无疑的，流动也打破了人的命运。对个人痛切的感受，这三十多年来，也是最尖锐的，几乎涉及到每个人。

（三）未来，这种人的流动、迁移还会大规模进行十年、二十年，在第二个百年目标到来之前，这种变革还会继续。人们在这种变革中，如何选择自己的迁移、安居，他们的“出口”在哪里？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李克强总理说了“三个1亿人”的问题：1亿人进入城市，成为新市民，1亿人的城中村、棚户区改造，1亿中西部人口的就地城镇化。这3亿人中，至少涉及2亿的流动人口，他们中有农民，有大学生。

（四）我想到“北上广”这三个字，这是城市忧伤、城市病症的总代名词。想到它们就想到外省人的漂泊。

北，为什么城市老是让我们进入后找不到北？找不到人生的目标、落脚点？

上，城市的高大上，真的是我们追求的终极吗？或追求的唯一吗？除了城市，我们还会有其他的生活形态吗？

广，是生活的广阔、社会的广阔，还是进入城市的漂泊者无边无际的痛苦、失落、失望甚至愤恨，这样的状态，它的边际效应到底有多大？

（五）我想到“出口”这个词。这是张虹老师的贡献，在我们依然注目于喧嚣的新生活的“入口”时，张虹老师在关注“出口”，这是她这部小说思考的“大地原点”。当此工业化、城市化依然火热推进、纠缠不清的时代，“出口”或许就是下一步的宏大命题，在逃离“北上广”的伪命题中，静下来想一想“出口”，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痛点，更是兴奋点。

张虹老师用她的不乏美化、不乏理想主义的笔触，给我们描摹一道“出口”，这正是长篇小说《出口》给我们提供的重大社会精神走向和社会人文批判的命题。这个命题我们不可视而不见，它或许在十年之内迅猛地到来。

《出口》是一个选择的主题。它是一个美丽的故事。故事中的人物，在我们身边比比皆是。它是一个家庭的故事，何尝不是一个社会的故事？张虹老师以她一贯的故事透明、清澈、单纯、美丽的笔法和故事特点，给我们讲述着具有张虹色彩的凡人故事，故事与人物都打有张虹式的烙印。故事中的人物，他们美丽、正直、纯朴、热情甚至单纯如童话中的人物，但这样的故事这样的人物，它的确又是我们生活中的故事生活中的人物。

《出口》前三章，张虹在给我们充足的理由，让我们相信这个选择故事的必须。

“父母反复问他们，在北京这样辛苦，你们到底为什么？”

“他们说为什么？为了活着呗。”

他们还说，“为了梦想。”

是的，无论是农民工，还是漂泊不定的大学生，显然不能简单地用一个“活着”为他们的辛苦作证，无数的大大小小的梦想，才是他们长久漂泊的动力源。当这个梦想在城市只能换来琐碎的、庸常的生活奔波，选择逃离就成为可能。逃离是因为梦想失却了，沉沦了，这才是无数人殊途同归的根本理由。

所以我们不相信小说中所写的，“林意琳的中学校长爸爸有意识地把他们带到云雾山景区住了几天，他们才痛下决心打道回府。”而是“我曾经豪情万丈，归来却空空行囊。”（p6-7）

逃离是城市有了大病，在这个环境里更是人有了大病。在城市时代，注定有一批人会成为城市财富城市梦想的过客，他们不属于城市的节奏，他们不为城市所容。这种选择性逃离，如今正在成为一个广泛的社会现象，有的人真心向城市服输，有的人或许是给城市赌气，但他们都在回归。从2008年第一次农民工返乡潮起，这种逃离一直没有停止过，以“逃离北上广”为标志，这个口号已不再是学生们发泄愤懑的形象说法，他们真的在这样做。

面对这样严酷的现实，作家张虹有一颗良善近乎透明的心，尽管是水晶心是玻璃心（尽管在现实面前极易打碎），去温情关注这样的一群，是敏锐的、难能可贵的。正如她在后记中所说，她倾向于心怀美好的理想，给人物命运带来一点光亮，因为城市优越的生活让她窒息，由于城市太多迷失和追问，她在写作乡土题材时，总是那么含情脉脉、心生诗意。所以张虹老师说，这部小说是“我心中的理想之歌”。

从这部小说中，我们当然感受到了理想的温度和理想主义的光芒。这是张虹老师的文学创造，不能与其他的作家进行比较，这是张虹的“这一个”。

因此，我们的判断是，《出口》是安康新时期长篇小说的重要收获，它的题材是现实的，它的文学批判是鲜明的，它的人文色彩是明丽的，它的文学语言是诗意的、华彩的。它展示了写作地经济社会、城市乡村的人情百态，美的和丑的，尽管并不全面，有的方面也只是点到为止，在生活深度方面还不够，尽管有一百个人读《出口》会有一百种判断，对于作家个人来说，她完成了一个写作革命的重大涅槃，这将成为她写作重要阶段的重要创作。

就算这部小说，充满着理想的色调吧，就算小说中的情节铺陈、人物塑造也有理想主义的成分吧，但作为文学创作功能讲，它不给我们带来理想，我们怎样活呢？在一个充满伟大变革也充满伟大痛楚的时代，文学失却了理想主义的光芒，文学还怎么活呢？

张虹老师在“后记”中最后一句话：“有人说，文学时代已经远逝，且永不再来，我深有同感。”这个充满文学哀伤和追悼意味的判断，我们必须从正面去理解去接受：文学时代何时远逝了?那我们为什么还要坐在这里谈文学，谈文学背后的社会、人生？当我们面对复杂变革中的时代各种的痛与欢乐，仍然能够用创作表达我们没有沉寂的内心，这不就是文学吗？!

基于此，我们还可以说，张虹老师的长篇小说创作，给我们带来深刻的启示，那就是安康的文学，请深扎生活的泥土，请站立在思考的潮头，请感受到生活与社会的金属感和皮肤感，请带着悲悯心、苍凉心、诗意之心，去观察去感知时下仍然丰富多彩的生活，让我们安康的文学保持更多的时代的生活的人性的敏感和光芒。

《出口》通篇弥漫着生活救赎的基调，它是生活的救赎，人性的救赎，甚至也是宗教般的救赎。

当第9章，主人公林意琳唱起那个网上风传的荷兰老头街头献唱的《你鼓舞了我》时，到第10章，主人公一家人唱宗教歌曲，以及书中多次引用的乡村民歌，我感到的是宗教般救赎的力量。我知道这也是张虹老师在帮我们找出口，我不想说宗教救赎是中国人迷失重归的最本质力量，但它或许也是一种内心的力量，尽管不是唯一的力量。我们可以说，最根本的力量还是人性，还是生活的感召，还是时代的大潮。但内心的救赎，比如宗教，比如原乡文化，这在中国也不是什么禁区，本来也不应当是禁区。

不管怎么说，一部小说，充满大悲悯，所以我们感动，因为我们曾失去。因为悲悯是人类共同的情怀。从这一点出发，张虹老师讲给我们听的悲悯和救赎是有温度的，它让我们读这部小说时，有感动，有泪点，它也让熟悉张虹作品的读者油然想起她的《小芹的郎河》和更多，那同样的大透明大悲悯。

这部小说，可以改编成安康重要的电影，像日本电影《远山的呼唤》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