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 青 岁 月
——七里坪知青上山下乡五十周年纪念
文/李巧艺
拂去历史的尘埃，回忆苦涩的青春，个人经历就是一个时代的缩影。
这里我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难忘的知青生活记载下来呈献给大家。
一、动员大会
1972年3月22日，是我们响应党的号召下放到西岩农场的日子。
那年我刚满了16岁。
我当时正在沉江渡电站宣传队，一天刚从工地上演出回来就接到一个通知，叫我第二天上午9点，赶到县城招待所礼堂开知青上山下乡动员大会。
翌日早饭后，我匆匆赶到县招待所礼堂。只见礼堂里前半部分坐满了青年，大家交头接耳地议论纷纷。
大会还没开始，我默默地一个人坐在最后一排。
坐下不久，一位当时大名鼎鼎的县领导走下台来转了一圈，坐到我身边，贴着我耳朵问：“你是哪个的女儿？”我一愣，仍然目不斜视地盯着台上回答：“我是我爸爸的女儿。”领导见我这么不识相，老大不高兴地站起来就走，说：“我还知道你是你妈妈的女儿。”
不讲，是因为我觉得没什么值得可讲的。爸爸一个老实巴交的臭老九，妈妈一个“右派分子”。当时有点嫌他多管闲事。
可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在以后长达六年零七个月的知青生活中，我才知道粑粑是米做的。
这一年的知青分成四个地方。最近的也是最好的分在城边“五七”干校，其次是土桥农场，再其次是西岩农场，最差的是七里坪分场。我就下到七里坪分场。
如果当初嘴巴甜一点，就是分到土桥农场，回家的路也要近一半。
（前排右二是作者）
二、分场劳动
过了几天，3月22日，我们近二十来个知青背上背包，提着个网兜，网兜里装个洗脸盆，洗脸盆里有水杯、牙刷、洗脸毛巾等，坐上一辆客车前往七里坪。
真是“少年不知愁滋味”，大家好像是一群飞出樊笼的小鸟，一路叽叽喳喳叫个不停，有一种莫名的激动和亢奋，仿佛不是下放农村，而是包车去旅游。
在车上颠簸了两个多小时，过了西岩街不久就开始下车。大家背着行李尾随周干部屁股后面，走过田埂小路，爬过山坡，穿过一片枞树林。路越走越偏僻越荒凉，这时一丝怅惘涌上了心头，车上的兴奋劲一扫而光。走了好久才看见前方有几栋低矮的房子，这就是七里坪分场。
一到那里，一个皮肤被太阳晒得古铜色的，讲一口新化话的中年男人笑容可掬地接待了我们，他就是后来和我们朝夕相处的，可蔼可亲的曾队长。
曾队长把我们带到紧挨着池塘边的一座低矮的土砖屋，那就是我们的知青宿舍。两个人共一间小房，房子里两边分别放一张单人床，靠窗放一张书桌，基本上就没有多少余地了。
刚下去时是集体开餐，那时没有油吃，很难得吃餐荤菜。打牙祭要等到队上杀猪去了。我记得有段时间餐餐吃潦酸的老萝卜菜叶子。本来就没有油水，这菜又是刮肚板油的，吃饱了很快就饿了。有一次我印象太深了，三两米一钵的饭，我一顿吃了三钵还没饱。
食堂没吃多久就散伙了。队里让我们腾出两间房，每一间四周打了好几个灶，各煮各的饭。
没菜吃是常有的事，七里坪在一个山旮旯里，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有钱也没地方买。
如果队上杀了猪，全队集体打牙祭，一人一份，分别用树叶子摆在晒谷坪上。
七里坪农场的工人基本上是新化移民，不但干活挺耐劳，生活也挺能吃苦。只要到了挖马铃薯的季节，家家户户都要买几百斤放家里屯着，一年到头吃马铃薯也做得到。
他们还有这样的习惯。到了年底杀猪前，家家户户男女老少打蛔虫，说是可避免蛔虫把好东西吃了。
七里坪的活挺辛苦。一年四季都是忙，没有农闲的时候。春天摘茶叶是两头黑，天刚蒙蒙亮就上山摘茶叶，一直到夕阳西下看不见才收工。因茶树上有毛虫，掉在身上，又红又痒。
夏天，去西岩农场搞双抢。大片大片地插田，一天下来腰都直不起来。打谷打到天黑收工时，人已筋疲力尽了，还要挑一担沉甸甸的谷子，从田里一歪一扭地回家。
秋天挖红薯，扯花生，晚上守橘子。轮到哪个知青守桔子，我们就都钻到橘园里偷吃，撑得肚子胀鼓鼓的，还要把裤兜塞满才走。
冬天更忙，挖土为明年春耕做准备。一大片土地，一人一把三齿耙，一人一丘并排着挖，再累也要咬牙挺着，不能落后。比这更累的要数挑塘泥，就是把塘底的稀泥巴挑到橘树下作肥料。糊满稀泥的空畚箕都有一、二十斤，肩膀都挑肿了。我们三个年龄最小的知青更是苦不堪言。下雪天也没得休息，在仓库里择茶叶，给干茶叶分等级。
当时虽然劳动繁重，生活艰苦，但是苦中有乐。
晚饭后，大家搬把小竹椅，坐在宿舍门口的土坪里。对着一片青幽幽的松树林，沐浴着如水的月光，我和肖晓慧拉二胡，其他知青唱歌。当时我们最喜欢拉的是《山丹丹开山红艳艳》《马儿啊，你慢些走》《洪湖人民的心愿》等，出自那时最流行的一本歌谱《战地新歌》。
有时白天拉着唱着工都不想出了，就派个人站岗放哨。听见放哨的喊一声，“曾队长来了”，大家吓得赶紧搬起椅子躲进里屋，把两条房门都拴上，大气都不敢出。曾队长来了并没有责怪我们，只是笑着劝我们去出工。
（作者知青时期的照片）
三、爬车回家
那时特别想家，想家了就去西岩街上搭便车。为了爬车跑得快些，我天天穿双网球鞋，随时准备爬车。
西岩街上车站对面的检查站，经常看见我们知青爬车的身影。
见货车一来，大家就做好冲锋的准备。瞅准时机，一蜂而上，说时迟，那时快，手脚并用，踩着挂钩一翻就上去了。就像铁道游击队爬火车一样，连命也不顾了。
那时的公路不好走，车子颠簸得很厉害，人一下倒向东一下倒向西。从西岩到县城80多里路，要坐上两三个小时。那时我晕车得特别厉害，每次都是坐一路呕一路，连黄胆水都呕出来了，加上一身冷汗，全身湿得没有一根干纱。到车站下车时，像是害了场大病变了个人似的。
（作者知青时期的照片）
四、邵阳知青
我们城步下放了许多邵阳知青。
邵阳知青胆子大，打扮时髦，穿着当时流行的小脚裤，有的还背把小提琴。
城步知青都不敢惹他们。那时把知青叫做“幺筒拐久”（即“1079”，“1”是扁担，“0”是尿桶，“7”是锄头，“9”是尿勺），管邵阳知青叫“水姥绾”，把他们背的小提琴叫“痞子琴”。
沉江渡电站宣传队是由省文艺工作者、邵阳知青、城步知青组成的。所以我和邵阳知青打交道打得多。我却不这么认为，觉得他们直率、豁达、有本事，而且从大城市来到这么偏远的大山区挺不容易的。当时李自康也在宣传队，他的手风琴拉得挺好，油画也不错。他16岁，我15岁，又都是姓李，家庭出身都不好。所以我们成了惺惺相惜的莫逆之交。
李自康下放在西岩瓦盖墙。宣传队解散后，他又回到瓦盖墙来了。一天，李自康背着一把小提琴和另一个邵阳男知青到我七里坪玩。
我热情招待了他俩。所谓热情接待，也就是喝了两杯白开水，吃了一餐中饭，菜是没放油的萝卜菜。
从那次分别后，一直到 2010年女儿大学毕业在长沙工作，我才和李自康久别重逢。那时，他已经是湖南省屈指可数的知名企业家了。
有一次他邀请我和女儿吃饭，给我们讲述了分别后坎坷的知青经历，虽然很苦，但他仍谈笑风生。他还特别对我女儿说：“你妈那时还到瓦盖墙帮我洗过被子，我很感激她的……”想不到几十年过去了，那件小事他还记在心里。吃罢饭，临走时他还送给我一套他哥哥著名油画家李自健珍贵的画册。
五、“天主子弟”
我们场里一共下了两批知青，72年一批，73年还下了一批，共是70多个知青。
下乡两年后知青就开始招工、招干、上大学……几年时间陆陆续续就走得差不多了。农场几次推荐我，材料送上去后如同石沉大海杳无音讯，每一次的希望变成了失望。
最后剩下我们5男4女共9个家庭出身不好的“地富反坏右”的子弟在那里守望。天天脸朝黄土，背朝天修理地球。
有人问剩下的知青：“你们为什么没得出去？”老基幽默地说：“我们是′天主子弟′！”
农场的一位妇女主任说：“他们这几个知青还要能出去，我把一条河水吃干！”
在我们美好的青葱年华被蹉跎岁月一点点地吞噬殆尽，青春不再的时候，老天爷终于动了恻隐之心。我于1978年10月招工到县瓷厂。其余几个知青在1979年知青大返城时都返了城。 只是归来已不再是少年。
最后，剩下老基一个人不愿回城，因他娶了个农村老婆。老基后来成了国家干部，还当上了农场场长、书记。我们戏谑，“只有老基的根扎得最牢、最深。”
另外还有一个姓毛的女知青下乡仅一年，因个人问题寻了短见，长眠在七里坪了。
……
几十年过去了，但知青生活却像刀子刻在我们每个知青的心里，是我们终生难忘的共同记忆。
高尔基说：“苦难是人生最好的大学”，只有念过这所大学，还能挺着胸从这里走出去的人，才能成为生命的强者。
2022年5月21日写于北京寓所
【作者简介】
李巧艺，女，湖南省城步苗族自治县人，小学退休教师，县作协会员，酷爱文学，喜欢读书、跳舞、烹饪，时有散文在各类报刊和文学网站上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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