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枪（散文）

刘云

早年看法国电影《老枪》，一度迷上了双筒猎枪。

在阴森森的法国乡下小镇古堡，儒雅的医生于连，把愤怒的霰弹轰向德国鬼子。作为二战初就纳粹投降的法国，一个握惯手术刀的男人站起来，他背后屈辱的法国也站起来。整个电影一快一慢，一明一暗，双筒猎枪在快节奏中轰响，于连关于往日美好爱情和生活的大脑闪回在慢中浮现。双筒猎枪发出霰弹的画面十分明快，不容迟疑；在阴暗的古堡光影中，于连的眼睛是明亮的，而表情是暗的。

我迷老式双筒猎枪那家庭手工式的温暖，那木质枪托上和铁质枪管上精细的花纹，那油纸包裹的全铜的弹筒，在古堡幽暗的光线下显出老夫子般的温和。它沉默不语，像一个哲人，当它发言，简单而直捷，不用精确瞄准，就那么闪出火光，“轰然”作响，在大概的方向度里，它的霰弹不会落空，胜过千万语言。就像伟大的哲人绝不说多余一句废话。“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复仇是人类最高品德之一，复仇让一个民族自强进步。

古堡，复仇，爱人的笑脸，逼窄的绞杀空间。每当镜头移向老枪的近景和特写，似乎都在强调一个词：笨拙。老枪是如此笨拙，一如同样笨拙的医生于连，在与德国鬼子光鲜的军服对比中，老枪与MP40冲锋枪的对比中，我很长时间一直感到一种理性的升华，于连其实与老式的双筒猎枪已化为一体。你看他，每轰倒一个德国鬼子，简单得像刚刚做完一个小小的外科手术，呈现典型的职业平静。最管用的真理朴素而平静。

多少年后，在秦岭宁陕的狩猎场里，主人为我们打开枪库沉重的大钢门，金属门页发出坚涩扭绞的锐响，撕扯着听觉神经，桔黄的灯光打在一排木质枪架上，我一眼认出双筒猎枪。第一次真实的看到双筒猎枪，奇怪的是，片刻的惊喜之后是一声叹息。工业制造的双筒猎枪，无论是金属还是木质部分，都给人“冲压件”的感觉，是成批量加工的产物，像英国二战应急的司登冲锋枪，简捷中恰恰透露出工业时代的粗俗。在暖色的灯光和秋天通透感十足的森林阳光下，眼前的双筒猎枪你看不到个性，枪身上映不出把持者的面容，正如那时我第一眼看到双筒猎枪时，一下子没有想起那部老电影，电影中儒雅的医生于连圆胖戴着老式近视镜的脸庞，1944年法国乡下古堡的光影时不时闪现在镜片上、双筒猎枪的枪管上，有枪油的质感。

电影中扮演于连情人和爱人的，是有名的罗密·斯奈德，她美丽精巧如同玉件的雕刻，于笨拙的于连，于笨拙的老枪，都形成强烈的对比。你不能想象，中国人熟悉的茜茜公主，与古堡中那些冰冷而强烈的死亡元素的对比，美的幻灭正是像那支轰然作响的老枪喷出霰弹，正是在这对比中，人类的卑微的正义在一场并不对等的绞杀中升华，为一切世界历史人性的胜利背书，于连，在那些对比中升华为正义，并且用枪和血背书，电影结束，活在和平阳光中的人，都理应为之动容。

多少年我都固执地保持着一个想象，那老枪就是如于连一般平静地工作和生活、原本不想改变世界的人们，但这不代表他们没有愤怒，当他们平静的生活被毁灭之时，愤怒只能是他们最可靠和唯一的选择。普通人的愤怒改变世界。

在我全部关于枪的记忆与想象中，我一直对驳壳枪保有敬重。十响，二十响，镜面匣子，快慢机，从电影和小说中获得的关于驳壳枪的好印象，缘于通读中国共产党奋斗史，驳壳枪成为一种力量和信念的象征。枪身轻小，甚至显得笨拙，像中国大多数男人，他们或许习惯沉默不语，把力量都攥在手心里。八路军，新四军，敌后武工队，营长以下，包括区小队的区队长，村里的游击队长，他们的标配几乎清一色的驳壳枪。而喜欢提二十响的、快慢枪的，差不多都是虎莽英雄，或“战斗疯子”，像敌后武工队魏强，铁道游击队老洪，像杨子荣，像李云龙。老洪的快慢机给人畅意、飘逸，李云龙不用说了，枪响处必打破常规、标新立异，这正如他一生不走寻常路。如果八路军进城打特战，匣枪与木枪盒组装，打开快慢机，就是一架小小的冲锋枪，那是世界枪史上最早的“微冲”。感觉中，我们共产党的一部武装斗争史就是驳壳枪写就的，说“小米加步枪”，不如说“小米加驳壳枪”来得形象舒坦，前者是人民战争，后者是战争艺术。驳壳枪挥动处，必是猛烈的冲锋，是坚定信念的行动版。

据说驳壳枪在德国问世后，公认是一款失败的枪，它的身影仅在一战中有出现，随后陷入没落。它身材粗笨，看似个头小，而实际上难以把持，射击时常剧烈抖动，造成跳弹偏离瞄准。历史的机巧让它缘结中国，但它来到中国，从“毛瑟”变成“盒子炮”、“匣子枪”、“驳壳枪”，便成为一款得心应手的枪，它的另一个名字叫：“自来得。”在八路军的手中，驳壳枪侧着身子，指哪打哪，就算双手双枪同时交错开枪，也不会失了把持，那枪是与人长在一起的。那枪的姿式其实正好就是不怕死的中国人对于强寇的蔑视，侧着身、乜着眼，表情与姿态是纯东方式的。

这样的感觉很能打动人心，当枪不再是简单的枪，而成了人的一部分，是人的一个心思，一双眼睛，是人的左手和右手，是人的脚、腿，它的威力就不再是火药的威力，它已然是人的一种精神。就像于连医生与老枪。就像李云龙的“亮剑”。就像冰雪长津湖。像狙击手张桃芳的三八大盖、加兰德、莫辛纳甘。像1962年藏南高原56式半自动清脆嘹远的点名声。

还有步枪。在我们革命的武库中，步枪同样不同凡响。小米与步枪在一起，可以创造新世界，这恐怕只能是中国共产党的奇迹。小米，让人想到万千组织起来的人民大众，步枪，就是简单而又崇高的理想，奔头，面对命运的说服力，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不如说是出“精神”，出中国人屈辱了千百年的“改变”的精神。小米在最贫穷的土地上生长，给了我们最卑微的温暖，让生命延续；步枪，让我们发现高度，有了发声的胆识，和向前瞄准并击发的姿式。

老套筒，在中国的步枪家族中，应当是一款曾祖父级的枪了。清末即从德国引进仿造，而据说抗美援朝时还有使用。我的印象是，在中国近现代的所有战争画面中，都能找到老套筒的身影。我曾对日本鬼子的“三八大盖”作过比较，拿他与中国人的“七九”步枪比，我更喜欢身个小巧，却充满中国人智慧甚至狡黠的“七九式”。卑劣又自大的日本人，一如他们的“三八大盖”，看似凶悍，其实并不实用。它膛线短，远没有我们“七九式”有杀伤力。“七九式”脱身于德国的老套筒，在中国当然地熔入了中国人的铁质，朴素的实用主义，从技术层面讲，它的膛线多而长，它的大屁股子弹，射程不足够远，却力道足够，对于敌人而言，是枪枪炸肉，实用。影视作品中“吧勾吧勾”脆响的“三八大盖”，不如“七九式”“砰砰”来得实在，它属“闷骚型”智慧，是东方大陆民族的机巧，它让你觉得每一声响后有谱，直奔目标，而“三八大盖”呢，是穿空飞，谁知道八百米之后，飞到哪儿去了？！

在影视作品中，如果清一色“七九式”并夹杂有老套筒，这支部队一定是共产党的队伍，就算在冰天雪地的朝鲜战场，“七九步枪”仍然是神话，因为它的名字就叫“枪咬肉”。在老兵的眼里，它不是咬肉，是在敌人身上打洞子。

电视连续剧《我的兄弟叫顺溜》，是我前些年看得不多的抗战题材电视剧。在六分区的队伍里，有“七九式”的身影，有“三八大盖”的身影，还有一款出神入画的枪，那就是与顺溜“人在枪在”的狙击步枪，美国造，约翰逊M1941半自动步枪。我查了一下资料，这款狙击步枪，美国人生产出来后，只装备美军和法国人，日本人跟美国人还在套近乎的时候进口过一批。这支枪来到中国战场，来到顺溜的手中，变成神枪。在同型同款的枪的比试中，日本狙击手最后死在顺溜的手中。这款枪好呵：7.62毫米，装弹10发，右旋膛线4条，射程800码。我的感动不在此，顺溜说：“枪是长在我心里的！”人枪合一，如同天人合一，这是中国人的哲学，什么时候天意天理与人情人义具体合一了，那就是真理产出的时机，那就是正义生长的季节。

我的想象中，顺溜手中应该就是一支“七九式”，大不了“三八大盖”，电视剧却给他一支什么约翰逊，大概率失实和神剧思维，新四军最普通的传奇士兵顺溜手中只能是在中国最普通寻常的步枪！当然，当枪已然长在顺溜心里，是什么枪并不重要了。当满心腔装的都是对侵略者的无限仇恨，那仇恨化枪才是最好的枪。

我见过“七九步枪”，用它开过枪。早年，我大伯父是生产队的大队长和民兵连长，他的配枪就是一支“七九式”。这支“七九式”平日里用油纸全身包裹，用麻绳紧扎，架在大伯父睡房的楼枕上，入夜，从大伯父的厢床望去，那枪像穿着伪装的狙击手，匍匐在暗处。在入春季节农村无大活时，往往是民兵训练季，在生产队的打谷场上，二十来号年轻的庄稼汉子走正步，练队形，拼刺刀，用空枪练射击。他们的配枪多数是“七九式”，也有三八大盖，有带窗户眼的波波沙，三个排长配的是五六式半自动。秋冬季节，大伯父的“七九式”才真正有了用武之地：打野猪。在我辽远的、深山之中的老家，良好的生态使野猪成灾，县里每年给高山队下达猎猪任务，大队长和民兵连长的我的伯父，和他的“七九式”成为那个年代家乡的传奇，作为神枪手远近有名。“七九式”，我至今对它那全铜的大屁股子弹印象万千。5发装弹，一一嵌进弹仓，像秋天成熟的豆子躺在谷仓。子弹上膛十分轻巧，发出“嚓嚓”声，枪机闭合，瞄准，击发，“砰！”溅出一溜清烟。然后你能想象出弹着点此时此刻的景象，开花，开花，战争与胜利之花。这种想象如果很强烈，就能影响人的生活态度，养成沉默与坚定的复合体，像枪，我因此常常固执地想，无论在什么样的时代，我们每个人心中都应当有一杆枪，思想和信念的枪，学会像枪那样保持沉默和关键处的爆发。

1904年，中国人聪明地去掉德国的老套筒，用中国人轻巧的心思，制造了一款中国式步枪，“七九步枪”。1911年10月10日，武昌城里，一个叫程定国的棚兵扣动扳机，打响了改变中国的一枪，曾风光一时最终归于苟存的大清王朝，在296年后那个辛亥年十月十日中枪倒下，之后，民国上场，中国开创新纪元，之后，人民成为国家主人。那枪，汉阳造，7.92口径，人们习惯叫它“七九步枪”，它写出了现代中国一百年惊天动地、改天换地的奋斗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