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札记: 孙谦通识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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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识篇

---有关诗的札记

必须是命题，命在题旨中有其最初和最后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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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时候正视事物了，眼睛里看到的是一回事，心里看到的是另一回事。眼睛与心交错看到的是一回事，眼睛与心同时看到的是另一回事。正视就是穿透眼见和心见，把那个你所认识的最初的真，从泥沼或荆棘丛里拉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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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要找到那个语言激活剂，永远，永都是语言的惊讶，惊异，惊魂！

验证那冰与焰对冲的化学分解所产生的语素；验证那闪电痉挛的线条所勾勒的结构；验证那蝶翅扇动招致的雪崩所引发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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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找到的第一个句子不一定是一首诗的起句，你找到的最后一个句子也不一定是一首诗的结尾。但一首诗的起首和结尾，一定是诗中最好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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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理元素是必须的，但时常在语言中模糊乃至淡化伦理表述，也是必须的。因为诗的伦理表达是隐在，而非显在，这是诗的天然基质所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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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在象征和意指的本然之间游移，呈现出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就象衣着打扮在时装秀和日常实际的着装那样。象征不只有表征，而且含有暗示，象征触及的事物的本质，让能够理解它的心智倾刻看见意指的本然，而本然作为象征的整合，把多种经验糅进了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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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有迷乱心智的作用，等同于巫师口中的巫颂。当一个写作者完全痴迷地倾注于语言时，便透露出既深沉广阔又尖锐扭曲的意识信息，当它抽象的表现，在抽空具象的过程中，显示的是在具体的价值和神秘凝望之间的挣扎，也便是实际与祈愿之间的挣扎。

技艺并非深度，而拓展中的深度必须通过技艺。诗为了深度的缘故，自觉地将自己套上技艺的马具。

流亡让人生活的如此之深，是因为浪游和漂泊让人的存在处于游移不定的状态，一边是放开的自我，一边是寻找存在根基的精神压迫。有两中类型的流亡诗写：一种是身体流亡伴随下的流亡写作，一种是并非实际的流亡，而是精神流亡惹到了身上。由于流亡，空间感得到了最大限度的拓展，由于寻根，时间的立足之地发出回响，如是支撑了在上升与沉潜中的诗性。流亡诗写在自我的分裂中求证意义，而他自己就是那个被浪游俘获的证据。

流亡有其血液的义理。赛义德曾说：流亡是道德的坚持。我将他的这句话转述为：流亡是诗性的坚持。

为你流亡之路和流亡的悲情度量的，是通往你进化内心光明的黑暗之神。即便，它是意向中的流亡之路和流亡的悲情。

无家可归，而能听见一个游魂的低吟也是好的。

屈原《天问》的命题非常高妙，天，成了提问者，成了提问的主体，人却隐身到了天的后面。这其中暗合了中国人的传统观念，天是至高至大至尊的存在，人没有资格向天发问，天自身的发问才是真理原则。缘此之故，屈原意识中天的发问，在他自身此时此刻的状态下才是最有力量最有效的，天的发问在这儿与人浑成一体了。如此一来无法言喻的问题，在问询中导出聆听，在求答中发生回应。如果这个命题反过来说《问天》，人成了提问的主体，便力马感觉到情势弱化，张力松懈。所以《天问》的命题有不可言喻的奇妙，奇妙到深不可测。伊斯兰所涉及主旨便是真主存在的唯一性和人与真主的关系，内在于此中写作的人，都绕不开这里。所以我们时常会说“对于主的认知"，后来，我在张承志的著作里发现，他不说“对于主的认知"，而是说“主的认知"，我感觉这个说法一下子就提升了人的意识高度，就是那个至高至大至尊的存在在关照自己，让人的意识一下子跨越了时间的鸿沟，而擢升至对于终极意义追问和探索。

每一首诗都有它自己的原来，这个原来不是别的，就是诗写者自身。一首短诗是一个原来，一首长诗是另一个原来，一个诗人一生的写作，便是一个完整的原来。发掘自己的原来，也就足够了。

现代诗是一个综合的语言构成，它兼容并蓄了现实的，超现实的，意象的，象征的，浪漫的、智性的、喻言的、口语的、寓言的、独白的、达达的、非非的、嚎叫的、低吟的、后现代的······，是一切语言元素的一个结体。但是一首诗无论如何结体，如果不能表述开放的当下，其现代性便是空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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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现代诗的形式来说，实际上并不存一个所有诗人都认同的范式，形式只存在于每一个具体的诗写者的每一首具体的作品中，在这儿形式只为具体的写作自圆其说。上古的诗如《诗经》和《楚辞》形式的自由度，高度契合现代诗的形式。

形式是内化的存在，是内化的外延伸缩。而内化是强求不来的，它取决于一个诗人的学养，气质和悟性。诗语言形式的外在可塑极强，就像面团或泥团，几乎能够由人任意捏塑变化形态。但不论外形如何变化，它与诗的内在性都应处于同构同质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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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潜意识关联的客观现象和深层意象交互作用下，语言中机智的闪光和惊警的比喻会倏然呈现，其本身具足的放射性衍生为思的能量的伸缩，它无法用任何固化的经验来界定。

诗意是打磨的光亮照人的玉饰，而诗是粗朴的璞玉，带有原生的痕迹和质感，如果完全剔除了这些看似无用的东西，诗的本性便也随之消失了。

细微感觉时常要从事物粗粝的质感中获得。

心智不能与经验结合，你在说什么呢？

干嘛总说空性，假如你不在我们时代所陷入的苦恼中，又能在哪儿呢？

文学工作主要是持续的回忆，而诗是在广袤的记忆戈壁滩，把一块块陨石找回来。

一切事物都将归于时间的大流散，即便是在遗忘中捕捉到的追忆，也并非真在。诗只是在逝水流沙中聚起的一捧昭示而已。其实，许多被认定的真在消散的厄运往往是由于过份保留而致。

语言的灵验可以对一切精灵鬼怪召之即来挥之即去，但对漫延世界的传染病大流行，却显得完全无效，但语言并不因此感到羞辱和不幸，这真的是很吊诡。

鉴于大量混乱说教流行于世，一种诗人便越发迷恋于语言的纯然所在，就像有人为抵御坏天气的侵袭，便把接骨木当作避雷针种在自家的院子里。

罂粟、曼陀罗有毒吗？那是人自己的理解所属，语言的麻醉乃至痉挛，便是出自这里。

对于现代诗的界定一直在蹚“诗意”的浑水，但诗恰恰不是表达诗意，而是从诗意的缝隙里露出来的那一缕缕光。

在一切刧数中，拒绝奴颜面诗是最根本的底线。

常常如此，当语句生成之际，幻灭感就随之临近了。

我们正在被耻辱的历史挟持，诗若是不能坚持抗拒的意志，那便是诗的耻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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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一首诗能够对抗坦克，也没有一首诗能够抵挡新冠病毒，但是诗对坦克与新冠病毒的审判与逼视，便成就了与坦克和新冠病毒的对抗。只是在人类幻灭的情状下，诗坚持拒绝幻灭，却并不足以令人安慰。

在此间谈论诗的现代性，必然照应自我在一个集权社会现实中所持守的批判精神，而且企图在语词和意象中镌刻这种精神所携带的反思和姿态。作为借以冲破意识形态樊笼的介质，隐喻是修辞练习中努力寻求的一个因素，它不是游戏其中，而是一种近乎自我折磨的强制思考，形式的构建逼近自我惶惑和焦虑本身，而产生跨出语言禁区的革命性力量。当“反省力眩惑了直接的或本能的反映”时，“一种背负着自觉的却无法解释的罪恶感，近似一种“良心”，一种更高程度的意识，而以不安表现出来”｛引号中为卡夫卡语｝。其实，因惶惑和焦虑不断被引入语境中来，因内心深处的痛楚所牵连的一切，使得这些隐喻在思考的洞察中，不无令人困惑之处。隐喻表现出来的方式，当然可以以间接且稳定的语言直击现实和现象，并在得到潜意识的辅助中扩展诗的内涵和外延。在一个言论受限的现实环境下，进步中的诗，并不是因为剔除了隐喻才更有信心，而是，隐喻一直在还原和强化诗的信心。诗写被逼迫至如此逼仄的一个角隅，而使诗人猝然再度返身去召唤那无法发出的声音。在这里，诗人要捍卫语言的自由就别无选择，必须要通过修辞和隐喻迈过言论审查的门槛，进而以异样的语言方式解构这类审查制度。

对于一个浑沌的时代来说，刺痛的尖叫高于忘怀。

诗创造生活，而非复制生活。诗重构时空，而非模拟时空。诗通向存在，而非拥有存在。

在企及呈现这点上，语言犹若在走钢丝，不是行走其上，便是坠入渊底。

你对良心负责，便是良心对你负责，这是一个相辅相成的联结。即便是发声的空间逼仄到令人不能呼吸，诗写者也还是要找到可以发声的缝隙，让这哪怕是非常稀薄的声音发出来，就像被掐住喉咙的人努力寻找呼吸那样。

诗之结合奠基于此：当绝大多数诗写者被挡在了现实这个门坎前，无法逾越时，试着投奔此间而去的，便获得了一个介入的机缘——诗与现实的对接与对话，在这里不是浅表而幼稚的感觉，也不是直接而强烈的表现，而是一种内化了的，被语言沉淀了的东西，或许可以称为存在的衡器，诗用这个衡器来度量现实的份量，彼有一种挑战的神气。而思考着的诗人会永远试着如此，这是一种责任所在。现实隶属于诗，但不是诗，诗必须要处理现实的东西，处理实在的客观世界，否则，诗的现代性便丧失无疑。同样，技法的现代性并不能代替题材的现代性。

在黑暗中伸出双手去抓握，想要抓住那个现象感觉所连接的直觉东西，而那个固执而急切地想要将此分开的触觉所伸展的时空有一股巨大的吸力，将要把一切都吸噬进去。

粉饰恶心的事物，就是让诗自身迅速变得恶心。让语言像一阵闪电撕开陈词滥调，击穿偶像，找到，并呈现内在主观世界的直接闪光和颤音。

当言述变得愈发困难时，言语便愈发金贵。

生活是如此狭隘、粗糙和仓促，实探宽广、精细和舒缓就显得越发紧迫。

诗或者与远方无关，或者并没有远方，而是诗人在语词中为自己挖掘一个庇身的窟穴，乃至一个坟墓。

信息的本质寓于福音与杂声，开放与迷惑，自由与奴役之中。一切信息在转化中被当成一个入诗的条件，是生存和思考中的相遇，而非生活的直接接触的联系。

诗的自我完成一直在历程中，即便在诗人死后，也还在遭逢某个纯粹的相遇。是的，一切可能都在前面，在悬置的未知和委婉的暗示中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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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行中的乌托邦遂使时间在轻浮中沉重起来，那猝然退回焦虑，将沉思沉入渊底的人有幸了。

拥有否定的意识和勇气，是诗人必备的素养。否定即是实际意义上未曾歇止过的探索，是在自我审视乃至自我折磨中的潜行。否定示出的可能性是让最小的缝隙有最大的存纳，且在诸多无望中觉察出希望之所在。

器官所涉的感官是一切洞察力和敏感性的基础，但陷入感官的迷恋或自我陶醉，都会与自我情绪和忧虑纠缠不休，而伤害到洞察力和敏感性，而使有活力的能够深入事物内里的智性浅尝辄止。

空间感让诗人考量那被包含在最深挚、最充盈的感情的本源，并深刻的影响着写作。空间环绕人们生命的周遭，并使一种几乎令人困惑的力量占据人们的心灵。如一座神庙、一座教堂、一座纪念馆、一座图书馆在空间形态上所转化的较为稳定持久格局，或者引导人们敬畏宁静的心情，或者激发人们的惊喜和精神亢奋，或者启发人们沉入如痴如醉的思考。而当一个村庄、一个城镇、一座山峦、一条河流、一棵大树进入个人的存在，便连接起家园和乡愁的意识。对于空间的理解，便是要重新认识世界上广泛分布的存在要素，在其中找到你自身的所在，乃至找到你自身。在每一个与你是特殊的物体上，在每一个与你相遇的发现中，在每一个筑居或泊居的角隅，一次次从你身边开始，到不断延伸的世界。仪式、回忆、语言和寓言尽在一个边界和另一个边界的结合部被发现。如加斯东·巴什拉所言“我越是善于把世界缩影化，我就越能占有世界。空间不在任何地方，它就在我们的心中”。

活久见，诗的发生和消失在同一条狭窄的山脊之路上相逢。

气场感这个说法让人感到亲切，气场感不对，没有气场感便有上气不接下气或者窒息的感觉。此间，无与伦比的气场感就是四处飞溅的发着口臭味的口沫式的写作。

诗是显而易见的意识形态，但它时常被人出卖时，要求语言远离意识形态。这的确是一种奇怪的交换方式，甚至是魔鬼的交换方式。

若是用执着的激情来表述一种生活，藉以靠近原始的新鲜感。可以比喻为炼金术士从废铁中提炼金子；瘾君子从鸦片的烟雾中升入天国；诗人从语言捕捉黑暗中震憾和照亮万物的雷鸣闪电。

在自由中希冀严谨。

尼采令神的世界祛魅，波德莱尔令诗的语言祛魅，他们共同的特点就是消除那些太过荒诞的神秘感，将神和语言还原到改变我们现实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的意义所在，不再为那些神秘而模糊的东西所左右。但是，神与诗的最独特，最奇异的现象，无疑就是游移在神秘而模糊的边界。

神学说人诞生于泥土，科学说人肇始于细菌，从此，泥土和细菌环绕着地球，将世界置于循环的之中，相对于当下的生命而言，过去的时光一直在漫延不息，泥土和细菌是死亡到处发生的起因及宿命，而人间的写作也就被死亡活生生的推动着。

从历史记忆中自拔出来回到当下的存在，从当下的存在自拔出来追寻潜意识或前文化的行迹。语意交织直到深层维度，直到对话在敞开之境遭遇不可预知的东西，直到具体和形象在变形中回返原形。

超拔于平行物和平行时空。

就某种意义而言，我们必须与通俗协调，通俗的语言同样肩负着灵魂的写照。通俗要我们相信它，因为你的语言立足的所在需要缔结一个广大的地界。

是必要在价值上做出抉择了，这个价值既不是高处招展的旗帜，也不是底处响亮的新声，而是因为那些要你观瞻的对你说出来的，或者你看到听到的，你要分清为什么。在现今价值和目的变得极为多样的时代，你要换一双耳朵，换一双眼睛，换一付脑仁，为价值设置一个隔离网，它是为祛魅而设立的一张网。

万物寂寞在语词中有重大隔膜；语词寂寞在表现中有重大隔膜；命名寂寞在一切存在中有重大隔膜，皆因不可名状之语意。

语言处在复魅与祛魅之间，使我们处于两难境地，而时常感到棘手。因为复魅与祛魅都想在语言中发生，击中语义的目标。

那主动发生的事物，尽在被动发生之中，那全然融通的意识，尽在孤立之中，那可以测度的语境，尽在不测之中。一切出于个人动因的，亦必须出离于个人自身。

可以是日常的语言和朴素的形式，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贬低或降格意识的层次。

所有设身处地的语言中一定有图象和语境，它是诗写者参与的证据，理所当然的提示个体的存在。

事实上，诗是一个人构成的局限。

灵感的范围有赖于深度创作补足的维度。

体知诗，便是体知人与人的世界在场的必然性。

2022年5月整理

孙谦：当代诗人，自由撰稿人，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涉足现代诗写作，出版诗集《风骨之书》《新月和它的反光》《苏菲绝唱一一穆斯林三部曲》和诗画合集《人马座升空》（与艺术家合著）等。曾获台湾《蓝星诗刊》屈原诗奖，北京文艺网国际诗歌奖，悉尼汉语文学奖等奖项。有诗作被译介为日语，英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和阿拉伯语多种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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