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0月26日，农历辛丑年九月二十一，是母亲离开我们整整100天的日子。在100天痛苦漫长的日子里，每当闭上眼睛，她老人家的音容笑貌、言谈举止不时地浮现在眼前，好像在提醒和叮嘱我，你是家里管事最多的，我们这个家大大小小40多口人，你就多费点心照顾好他们吧，这样我和你父亲在地下才能安心……

       其实，母亲在弥留之际，咽下最后一口气的时候，我恰恰不在她的身边。母亲前半个多月还好好的，由于感冒引发了肺源性心衰老病，尽管我给买了制氧机，每天坚持吸氧一个多小时，维持了一年多，基本没有犯病。这次感冒断断续续输了几次液，开始还能少许吃喝点，神志一直很清楚，大小便也能自理。由于正值暑天炎热难熬，病情一天比一天加重。我们再三让她到呼市医院看，她老人家说什么也不肯，说她快90岁的人了，又晕车，千万不要再折腾了。考虑到身体状况，也只能顺从。在家里继续让侄女婿输液治疗，由于不吃不喝，只能输些营养液，但还是不见效。这几天大小便也需要扶起扶坐，我想起母亲上次住院时的病历，还有些剩下的尿不湿都在我家里，拿来让侄女婿治疗用药时作参考。第二天一早，看母亲的情况还好，我还喂了少半碗豆奶粉，就匆匆回家取尿不湿和病历。由于几天的劳累回家蒙头就睡，正准备吃过午饭返回，谁知小妹打来电话说母亲在中午1:50已经没了。接到电话后犹如晴天霹雳，天昏地暗，不知所措地匆忙叫了一辆出租车，往回赶。当踉踉跄跄回到家里，兄姐妹已经把寿衣穿好，停放在了门板上。我用颤抖的手小心地撩开母亲的掸面纸，母亲像睡着了一样，面颊红润，双眼微闭。我用手摸摸脸部，似乎还有微微的热气。此时此刻，我的悲痛再也无法抑制，呼天抢地，嚎啕大哭，但母亲再也听不到了，再也看不见了。

       母亲生命的最后一刻，定格在2021年7月19日，农历辛丑年六月初十下午1:50，这是一个痛心疾首的时刻，是一个永远难忘的日子。

      逝者已去，生者还得继续。把母亲的后事料理完后，我的心情郁郁寡欢，总觉得欠了母亲太多太多，没有尽到一个儿子应有的养老送终责任。几次想写点纪念她老人家的文章，总是提不起精神，也从不想对外人讲起母亲的离世。只有把痛苦深深埋在心底默默地忍受煎熬。常常自责，我这个大半辈子为她人作嫁裳的“秀才”，再不为生我、爱我、痛我、养我长大成人的母亲写点东西，良心上将受到谴责。

       说起母亲的身世，虽然与同时代的天下母亲没有太大区别，但她的经历又比一般母亲多了几分坎坷和辛酸。

      母亲出生于1933年农历四月十二，属鸡。据母亲讲，她6岁的时候，年仅29岁的亲生母亲得病无钱医治去世。姥爷为了有人照顾孩子，只好后续。母亲从小就与继母和带过来的弟弟生活在了一起。小小年纪就登上小矮板凳洗锅刷碗，还得喂猪、喂鸡、喂狗，拾柴烧火，不小心做错了事，还要遭到继母的呵斥和打骂，有时整天被关在门外不给饭吃。被迫无奈的生活给母亲幼小的心灵留下了深深的伤痛，同时也磨炼了坚强的意志，练就了勤劳懂事、家务事样样都会的本领。

      姥爷是当时村里少数几个能写会算的“三先生”，尽管家境贫寒，还是想方设法让母亲上了私塾。由于母亲聪慧好学，不到一年的时间，“三字经”“百家姓”就能熟背如流，母亲正满怀信心地要念“大学”“中庸”等“四书五经”了，继母却想让带过来的儿子上学，母亲只好辍学回家操持家务。等到母亲10岁左右的时候，姥爷靠他的能写会算，再加上勤劳吃苦，不仅当上了村里的“保长”或是“甲长”，靠多年的积累还置办下一些薄田，艰难地维持着不算富裕但能填饱肚子的生活。谁知，天有不测风云，家里发生了变故。母亲11岁那年，日本人进村了，姥爷由于是村干部，日本人首先找到他，让她供出村里的其他干部和抗日分子，并交出粮食，姥爷不肯，日本人把他五花大绑，像打水漂一样扔到村里的臭水坑，扔进去拉出来，来来回回折腾了大半天，看着姥爷奄奄一息还是闭口不谈，日本人无奈，灰溜溜走了。姥爷趁着天黑挣脱绳索爬回了家，由此得了一场大病。姥爷的病体慢慢恢复后，又维持了几年的生活，母亲14岁那年，姥爷得了伤寒病，不久留下孤儿寡母撒手人寰。祸不单行，母亲16岁那年，继母也得病去世。亲友们只好把带来的弟弟托付给远房的亲戚，母亲孤身一人苦度日子，虽有几个叔叔婶婶，但毕竟照顾有限。

    一天，一个衣衫褴褛的年轻人来到母亲家，说是经一个远房亲戚介绍来打短工，家务农活样样都会，只要能吃饱肚子就行。母亲叫来叔婶们商量，她们看着这个可怜的年轻人老实可靠就收留了他。经过一段时间的劳动考验和磨合，长辈们就把两个苦命人撮合到一起成了家。母亲当时不满16岁，父亲已经28岁，两人相差12岁，同属鸡，父亲顺理成章成了倒插门女婿。按过去的习俗和家规，母亲姓陈，父亲姓刘，后代应随母姓，好在陈家没有人追究，后代都随了父姓。

       1952年国家实行土地改革，去世多年的姥爷也难逃一劫，由于他在世时辛辛苦苦置办了近300亩靠天吃饭的薄田，而且有雇短工的先例，理所当然地被划成了地主分子，母亲自然就成为地主出身，仅次于四类分子。庆幸的是父亲侥幸被划成了贫农，正是这样一个家庭组合，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三反五反”“四清四不清”“文化大革命”历次运动中，母亲并没有受到多大冲击，也没有被游街批斗，也许是沾了父亲贫农的光。尽管如此，但对子女们的上学、参军、就业受到了影响，每到关键时，因社会关系政审不合格，常常被刷下。

       如今我们都有了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当年节衣缩食供我们上学读书的父亲和母亲，却心安理得地走了……

     母亲的一生，平凡而伟大。从1950年到1974年的24年间，母亲先后生育了姐、兄、我、弟和三个妹共7个（其中，最小的一个妹妹刚出生，因我说了一句“这么多人饭也吃不开了还生”，父母亲无奈之下就把还没有睁开眼看看这个世界的小妹丢弃到荒山野外），在那种缺吃少穿的年代，父母亲屎一把尿一把，含辛茹苦能把我们一个个抚养成人，并都成家立业，在极度困难时期的父亲付出了多少心血和汗水，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累真是无法想象。

        从我懂事就记得，住的是用土抷垒成的小房子，睡的是土炕无席，盖的是破皮烂袄，穿的是母亲缝制的老大穿完老二穿补丁摞补丁的粗布衣，喝的是能照见人影的莜面糊糊，吃的是用麦麸或糖菜渣做成的糠窝窝。每到夏季，母亲还能用沙蓬、灰菜、苦菜做成包子，或做成凉菜、掺和点面熬成糊糊让我们充饥。这也不是管肚饱，按人按份分着吃，所以，那些年月因为吃饭兄弟姐妹吵吵闹闹成了家常便饭。

        母亲一生，与人为善，邻里和睦。在我的印像中，全村五六十户人家，近300口人，母亲没有跟一个人红过脸，更没有因为小孩的事吵过架。有时我们跟村里的小孩玩恼了不免吵架打架，母亲总是给人家说好的赔不是，从不怪怨对方。记得我哥跟村里一个同伴一起拾粪（主要是牛马粪，晒干烧火），不知因为什么两人打起了架，对方把我哥新新的皮袄，用粪叉扎成了蜂窝状。即使这样，母亲也没有找对方的家长，总是说自己的孩子不省心。类似这样的事还有很多，足以说明母亲的心地善良，教子有方。在那个年月，缺吃少穿是家家遇到的，邻里或者亲戚，有时无米下锅，与母亲张开嘴借米面，只要家里有一点，母亲从没有碰过。有时要饭的来家，母亲也要把自己的那一份让出来。家里的农具和日常用具更是如此，只要自己不用，村里人只要说一声“借的使唤”尽管拿去使唤，母亲从来没有计较过。

        我们兄弟姐妹长达后相继都成了家，母亲一直在村里与长兄一家住在一个院，母亲和嫂子相处了近50年，婆媳之间从来没有吵闹过。其他两个儿媳和三个女婿，由于不在一家搅稀稠，只是过时过节一家人聚聚，老人家从来没有闲言碎语或说三道四。总是逢人夸赞她的儿媳、女婿如何如何孝敬。正因为母亲的与人为善，处事明理，40多人的大家庭从来没有闹矛盾，家庭关系和睦融洽，与邻里亲戚之间都相处得很好，自然我们家在村里赢得了好名誉。

        母亲一生，勤俭持家，最怕浪费。这类的故事举不胜举。在过去的年代省吃俭用，缝缝补补不足为奇。后来我们兄弟姐妹逐渐长大懂事，也能帮着父母干点农活，生活好起来了，但母亲那种克勤克俭的良好作风一直坚持到生命的最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兄弟姐妹六个家庭的大大小小40多口人，都先后迁到了首府呼和浩特市、市郊居住，吃穿住行都有了很大的改善。1996年父母亲也随兄妹迁到了市郊，新买了院落和老大居住在一起。逢年过节或星期天，谁有时间就回去与父母亲团聚，免不了要给买些吃喝穿戴，但老人家还是省吃俭用，舍不得浪费。仅举一例，她老人家能把喝完牛奶的包装袋，用剪刀剪开，一个一个地积攒起来，又把它们缝成长方形的炕桌布，这样的作品足有20多块。儿女们买回的衣服舍不得穿，都放在柜里，说是穿烂一件再穿，有的连商标还没有取。我们回去一次说一次都无济于事，这可能就是多少年家大人多养成的习惯。

       家大人多，父母亲节衣缩食、咬紧牙关也要供我们上学。兄弟姐妹六个，姐姐一边念书一边还要照看我和哥哥，由于聪明好学，念了两年书连跳两级，没有念完四年级辍学回家，帮母亲操持家务；哥哥上到高小，因仅靠父母挣工分，连口粮也挣不回来，只好放弃学业务农；我和弟弟坎坎坷坷上完了高中，高考制度恢复后一个考上了中专，一个考上了大专，吃上了官饭；两个妹妹一个高中毕业，一个初中毕业。在那样的艰苦年代，父母亲供我们六个都能知书识字，而且有两个成了公家的人，可想他们付出了多大的辛苦。因此我从小就懂得节俭，那时写字用的铅笔，磨得用手抓不住了，就用废笔管套上继续用，写错了字没有橡皮用手指头檫。有时铅笔也供不上了，就用刀削尖竹筷蘸着颜料化成的水写字。每当买回一张黑而凹凸不平的版纸，母亲就用裁衣服的剪刀，细心的把它裁成32K或64K的纸面，再缝成整整齐齐的本子供我们用。写完正面再写反面，直到全部用完，让母亲验收，每当母亲看到老师的批语和红对勾，母亲就露出了会心的微笑。

      母亲啊，母亲，每当想起这些过往，就好像与您面对面叙谈，可惜这些您再也听不到了，再也看不到了，成了阴阳两隔。论年龄您虽然已是89岁高龄，但论您的体质还不算太差，神志还非常清楚。在弥留之际输液的过程中，您还让小妹她们先去吃饭，说自己能看液体，谁知片刻的功夫您就撒手人寰。每当想起这一刻就让人痛心疾首，悔不该我回家取那毫无用处的尿不湿和病历，悔不该在您最后一刻没能看到不孝的儿子。您老人家在世时，我们一直鼓励您要好好地活着，力争超过父亲92岁的享年，结果您没有实现我们的夙愿，就不管不顾地离我们而去。真是天不如愿，一切都晚了，这可能就是造化。

    值得欣慰的是，二老虽然出身贫苦，一生仅仅住过有数几次的医院，走到人生的最后也没有遭受病魔太大的折磨，也没有过多地拖累儿女，这是二老积德行善修来的德行，更是二老恩泽后代的福分。兄弟姐妹按照村里的习俗，把您的后事操办得还算风光，您和父亲时隔9年多又走到了一起“生活”了，圆了人生最后的梦。

      千言万语、万语千言说不完二老的恩重如山、深情似海！愿二老在九泉之下和睦相处，在另一个天堂世界安息吧！

        次子泣诉！

2021年10月26日

愿天堂里的亲人们安康幸福！

         作者简介

    刘润贵，男，大学文化，中共党员，内蒙古察右中旗人。1979年考入乌盟师专汉语言文学系，毕业后分配在察右中旗一中任教，后调入旗史志办从事编辑工作。1985年调呼和浩特，二十九中任教，后供职于呼市赛罕区委政研室，曾任政研室副主任、主任科员。1994年调自治区乡镇企业局主编《内蒙古乡镇企业》，并兼任《中国乡镇企业报》《中国乡镇企业》杂志驻内蒙记者站站长。2001年任内蒙古乡镇企业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同年借调自治区党委政研室任《内蒙古工作》期刊编辑。2003年调内蒙古自治区政协任主席秘书、办公厅综合处处长。2015年11月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