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湘钩沉
（十五）
前面说到，老共青团员徐君虎虽然没有加入共产党而是加入了国民党。但他思想一贯是左倾的，用国民党特工人员的语言来说就是“亲共分子”。
1946年，徐君虎担任了邵阳县县长。这个县当年为中国最大的县（所辖行政区域和人口都是最多的）。这个县的县长不好当，民国期间的37个年头就换了52个县长，差不多是一年两个县长。
邵阳的老百姓终于迎来了以“清廉”和“铁腕”著称的“老虎县长”。
说起匪患，其实当年的邵阳比湘西更厉害。邵阳、武冈、新宁都有为数众多的土匪。这些土匪拦路抢劫、杀人越货，无恶不作。
如宝善乡廖家冲的贫苦农民一家七口都被土匪杀害，这些泯灭天良的土匪滥杀无辜，已经弄得民不聊生，怨声载道了。
于是徐君虎决心保境安民，还善良的平民百姓一个安居乐业的朗朗乾坤。
他一方面增强地方武装的力量，对一些危害一方荼毒百姓的匪患大力清剿。一方面对他们进行分化瓦解，走访他们的亲人家属，让家属来劝说他们放下武器金盆洗手。
他还亲自与不是太嚣张的带有绿林性质的股匪头目面谈劝善。使得一些土匪认清形势后归顺了政府。
对于一些惯在山林道路拦车劫道的土匪则是安排一些民团警察换上便衣，乔装成商贾平民，等到土匪劫道的时候就猝不及防地亮出武器将他们当场击毙。
这样一来，匪患大大减轻，老百姓无不额手相庆，庆幸他们得遇一个正直爱民的好县长。
徐君虎在国民党在大陆的最后几年换了几个地方当县长，有邵阳、新宁、大庸等地（他曾两任新宁县长）。每当他离任的时候，百姓都依依不舍，长亭相送。
令人感动的，还有百姓捧着大镜子，端着盛满清水的大盆前来相送的，这些物件意喻他们的这位父母官明如镜、清如水。
这在国民党统治的民国时期确实是难能可贵，这样的好官也确实是凤毛麟角。
这样的人在那个年代也过于抢眼，按照惯性的思维，那有个官儿不爱钱的呢？所以就有人说这个“老虎县长”一定是“共派”。徐君虎说，我既不属“共派”，也不属“国派”，我就是个“老百姓派”。
1947年5月，邵阳发生了震惊全国的“永和金号惨案”。
时任邵阳县长的徐君虎为了替含冤惨死的几个金店的小职员伸张正义，讨回公道，顶着重重压力，微服私访、缜密侦查，前后历时半个月，硬是将这个扑朔迷离的名为通共失火，实则抢劫杀人的“永和金号惨案”完美侦破。
此案原来是湖南第六行政公署（邵阳行政公署）专员孙佐齐为了弥补自己寻花问柳包养多名情妇所造成的亏空而指使手下的秘书傅徳明以金店“私通共匪”为名实施的抢劫案。
傅德明在5月4日以金店店员“通共”为名，逼他们吃下“真话丸”（其实是安眠药），等他们全部被迷倒之后，将店里的贵重金器席卷一空，然后将店门紧锁放了一把大火。
此案在侦破过程中，孙佐齐一再以顶头上司的职权打压干扰，但是都被徐君虎硬着头皮硬扛过去了。
惨案告破之后，傅德明被枪毙，专员孙佐齐和王雪菲各判了12年有期徒刑。（湖南和平解放之后，在广大群众的强烈要求下，邵阳军管会重新审理了此案，孙佐齐于两年后被执行枪决）
这个被后来称为“民国十大奇案”的邵阳“永和金号惨案”在那个黑白颠倒的年代，能公正地判决，还老百姓一个清白，也是实属罕见。
后来在新中国成立三十多年后，以这个案件为素材，我们国家拍了一部电视剧《乱世黄金案》。
1949年徐君虎参加了程潜陈明仁等爱国将领通电的和平起义。率所部人员参加了人民解放军。任第四野战军158师教导团团长。
1957年，徐君虎因为总喜欢仗义执言，被错误地打成了右派。被遣送回原籍新宁县做了一个普通的农民。
1978年的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徐君虎同志被平反，官复原职并担任了更高更多的职务。
地位变了，条件好了，但徐君虎还是改不了爱替平民百姓仗义执言的习惯。这是他一辈子改不了的习惯。
他书法甚好，曾题字：“参政议政，为国为民”，落款“徐君虎”。但细看来，“虎”字少了一点，而“民”字又多了一点。这其实就是借鉴了刘坤一的题字“风流宛在”。刘就是将“流”字少了一点而“在”字多了一点。寓意为“少一点风流，多一点实在”。
根据徐君虎的长子徐林静回忆，父亲这一辈子最没有动脑筋就是在这个“钱”字上了。他工资不高，基本没有存款。但他从不计较。
徐林静回忆，他曾陪同父亲去芷江参加国际和平会议活动，父亲的一双已经很旧的人造革的皮凉鞋的带子断了，他力主父亲再去买一双新的，但父亲死活不肯，非要他拿到街上的修鞋摊子上去补好。
徐林静说，抗战胜利之后，美国的救济物资来了。邵阳是大县，因而分配的物资也最多。这么多物资需要一个廉洁公正的人来管理。
父亲查访到洪桥寒士刘完，数任县长而两袖清风，就请他来管理。刘只要求一个中学教师的待遇，并要求只带一个忠实可靠的公丁。
据徐君虎自己的回忆：“刘到差后，忠心耿耿，将每一批到县物资，由各公法团体会议分配给各乡镇，然后将分配数字油印公布。拆下来的木箱板子、钉子、铅丝，也和公丁收集起来公开拍卖，做到点滴归公。当时，各县因侵吞、挪用救济物资，控诉扯皮等事件不胜枚数。邵阳能做到公平合理，人无怨言，刘完之力也。”
民国年间邵阳的工业相当落后。抗战胜利之后，时任上海救济总署署长蒋廷黻恰巧是邵阳老乡，他决定将“乡村工业示范组”设在邵阳。
徐君虎在后来的回忆里说：“截止1948年9月我离开邵阳，共建成9个不像样子的厂子（有化肥、榨油、机械、面粉、硫酸等厂）。但人民并没有得到实惠。”
可见，徐君虎先生对邵阳最早的工业建设是有贡献的。
1988年，时任中共中央一把手的胡耀邦同志到湖南视察工作，因病住进了蓉园养病。他连续看了四集《乱世黄金案》。
胡耀邦突然想起徐君虎，其实他早已听说过徐的官声。
时任湖南省政协副主席的徐君虎被召到胡总的房间，有幸与胡耀邦做了一次推心置腹的感人谈话。
胡总说，你能在那样的社会里替老百姓伸冤做主，可以说是难得的好官了。
徐君虎说，其实我也没有多想，只想着一句话，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呀。
胡耀邦呵呵地笑着说，连古人都这么说呢，更别说我们共产党人了。我们现在都老了，希望在年轻人那里呀。
徐君虎非常同意胡耀邦的话，说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最重要的就是培养下一代了。只是现在的年轻人——
胡总鼓励说，你有什么想法和意见尽管说。
徐君虎说，现在的年轻人有出国热，经商热。他望了望胡耀邦诚恳的眼睛，说，耀邦同志，您是中共要人领袖，只要您的一句话，您的孩子要怎么样都行。可是您没有这样做。这让我由衷敬佩。
胡总深思着点了点头，说，我也是普通党员，我也要按规定办事。
徐君虎耿直的性格又上来了，说，可是有人官不大，官僚作风却不小。干的事情没有几件是替老百姓着想的。
胡总赞同地点点头，说，你说的对。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嘛。你是民主人士，应该这样。你要对共产党的工作多提有益的意见。嗯，你对我的印象怎么样？
徐君虎说，我觉得耀邦同志还是一心为民的。
胡总说，哦，不是恭维我吧?
徐君虎说，不是恭维。我对耀邦同志的两件事印象非常深刻。一件是一次到一个农民家里去走访，碰巧他们家丢失了一个孩子，您没有随便安排当地去做这件事，而是回到北京后亲自找来公安部的负责同志，让他们在全国范围找，后来孩子找到了。你想，一个普通人家有多感谢共产党！第二件事是您上任不久，就把全国的二千多个县全部都走访遍了。
胡总笑着摆了摆手，说，这些就不说了，这也是我应该做的。
后来胡总又对徐君虎给蒋经国写信，想尽可能地促进第三次国共合作，争取台湾早日回归的义举进行了表扬。
徐君虎说，那是受了《告台湾同胞书》的启发，由于我与经国先生的私交颇好，就搞了那么一个洋洋万言的书信。主要是想为祖国统一略尽一点绵薄之力。可惜年初经国先生辞世了，错过了好的时机啊。
胡总也殊为遗憾地点头赞同。
那是一次给徐君虎留下了终身难忘印象的谈话。中共的最高领导人竟然是那样和蔼谦逊，平易近人，这实在是徐君虎没有想到的。
说到这里，笔者想起曾经看到过的一则短文。
那篇短文说的是胡耀邦当了中央领导之后，他的在湖南务农的哥哥去北京找他，由于穿着太过寒酸，饿了就在车上吃干粮喝凉水，差一点就被列车员当成流窜的无业游民抓了。
徐君虎与胡耀邦恳谈的第二年，胡耀邦就在北京溘然长逝。徐君虎惊悉噩耗，悲痛不已，泣不成声。
笔者也曾有幸与徐君虎先生见过一面。现在细想起来正是徐先生去世前不久的1995年。
那次我去湖南省政协大院看望姐姐姐夫。
与徐君虎先生同为省政协常委的姐夫说，你不是老想着见见徐君虎先生吗，今天正好有机会，我介绍你们认识。
在政协办公大楼的门厅里，我见到了年近90的徐君虎先生，他精神矍铄，和蔼可亲。
徐先生虽然离开家乡多年，仍然是一口浓浓的家乡话。因为我也会说新宁话，就用新宁话与他交谈，这让徐先生很是惊喜，说，怎么，你也是新宁人？
我姐夫笑着说，那里啊，他北方人，父亲是南下的。他就是喜欢方言，什么方言都会说。
徐先生笑着说，那差一点把我这个老新宁人都蒙住了。他还表扬我的新宁方言说的很地道，说听到家乡的话就感到特别亲切。
老先生还是那个习惯，对家乡的建设特别关心，说邵阳的城区改造，说邵阳的工业和正在争取立项的洛湛铁路。
我们交谈得很愉快，也很轻松。使我根本就没有觉得是跟一个省级领导、有着传奇故事的民国传奇人物在对话。
那次徐君虎先生是来参加省政协常委会议的，他的老习惯是，每次都要提前二十分钟到半个小时在大厅里等候，这样我才能有幸见到他老人家。
短短的时间很快就溜走了。有人来请老先生开会了。徐先生跟我这个“新宁小老乡”微笑着握手告别，乘电梯上去开会了。
没有过多久，就听到了徐君虎先生因病去世的消息。
据说是在外地考察的路上不慎摔了一跤，终因年纪大了，身体的各项机能衰退，抢救无效而与世长辞的。
据说徐先生在临终前还特意嘱咐，不要给他用好药了，省下来的好药可以用在年轻同志的身上。
徐君虎先生的离开，使得中国共产党失去了一个正直的诤友。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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