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统一有崔浩

文/朱双顶

        东晋时期，北方先后并存五胡十六国，但淝水之战后，一个少数民族拓跋氏在群雄逐鹿中，终于脱颖而出，以少有的汉化方式，一改落后民族之现状，迅速走上了统一北方之途，建立北魏王朝，最终将中国历史拖进了南北朝对峙时期。这期中有一个汉族名臣，历仕北魏三朝，殚精竭虑拓跋氏，以文弱书生之气，竟然助力北魏政权，一扫北方各群雄割据势力，是北魏统一北方扛鼎式人物，但最终还是被当政者夷灭五族，他就是赫赫有名的北魏重臣崔浩。

                                  

究览天人

        崔浩（381年－450年7月5日），字伯渊，小字桃简，清河郡东武城（今河北省故城县）人。他出身于北方高门士族“清河崔氏”，家族累世显赫，就连家中姻亲也为“范阳卢氏”和“太原郭氏”的高门士族，属于典型的高门隽才人物。他自幼就喜好文学，博览经史，精研经义，就连玄象阴阳、百家之言也无不涉及，为当时无人能及的隽才，未成年就拜为直郎，是南北朝时期北魏杰出的政治家、军事谋略家，时常自比张良。他历仕北魏道武帝、明元帝、太武帝三朝，是太武帝最重要的谋臣，深受其倚信，为促进北魏统一北方做出重大贡献。屡次力排众议，判断时机，辅佐太武帝灭亡胡夏、北凉等国，击破柔然，解除了来自北方和关中地区的军事威胁，打开了通往西域的商道。累拜至司徒，封东郡公。

        《魏书》上说：“崔浩才艺通博，究览天人，政事筹策，时莫之二，此其所以比于子房（西汉开国第一谋臣张良）也。”他对北魏王朝的贡献可以说是全方位的，在天文、历法、法律、饮食、宗教等方面的汉化影响是无人可替的，被《魏书•崔浩传》中说成是“留心于制度、科律及经术之言。作家祭法，决序五宗，蒸尝之礼，丰俭之节，义理可观。”魏明元帝说崔浩“博闻强议，精于天人之会”。魏太武帝更说崔浩是“才智渊博，事朕祖考，忠著三世，朕故延卿自近。其思尽规谏，巨无弼予，勿有隐怀”。其才究“天人之会”，其忠祖考“忠著三世”，其功“思尽规谏”而“勿有隐怀”，为北魏走向鼎盛一统北方，立下了汗马功劳。

        道武帝时，拜崔浩为给事秘书，转任著作郎。当时的道武帝拓跋珪为北魏开国之祖，拓跋氏族原为北方落后民族，其文明程度低下，道武帝虽有政治大图雄心，一心想拓疆扩土，但喜怒无常，时常责罚治罪众臣，弄得众臣为躲眼前之灾无不选择逃避，唯有崔浩不离不弃。他利用精于书法之长，赢得道武帝的宠爱，常跟随左右，恭勤不怠，有时竟终日不归，为道武帝出谋划策，深得道武帝的宠信，从未受过谴责，表现出过人的处事才干。

        明元帝拓跋嗣即位后，崔浩被拜为博士祭酒，赐爵武城子，并担负起为明元帝讲授经书之任。他利用自己拥有的广博知识，把天道与人事结合起来，加以综合考证，举其大要，为明元帝占卜吉凶，参考天文，解决疑惑，所言多得验证，又深得元明帝的宠信，认为崔浩“凡军国密谋皆预之”。享有每当郊祀天地时，崔氏父子都乘坐轩轺车，为时人所羡慕不已。他在反对迁都邺城之中，对解决所谓的天灾人祸有独到的高论，并提出有效对策建议，为明元帝所采用，让北魏王朝顺利度过艰难年关，使百姓过上富足的生活，使社会人心安定，更加深得明元帝的宠信。尤其是在东晋刘裕借道北伐后秦中，崔浩力举隔岸观火之策，建议借道刘裕，纵其入关，堵其归路，坐山观虎斗，两败俱伤后再动手，一举两者。这条计策虽由于明元帝怕中刘裕之计未被采用，但事后证明崔浩之计完全高明，明元帝后悔没听，而使三万人马大败而归。这更加深了明元帝对崔浩的信任，之后对他的建议都是言听计从了。

                                  

自比张良

        崔浩性情放达，长于计谋，自比西汉开国第一谋臣张良，并非是空穴来风而自吹自擂，他确是凭借自己的才干打拼出来让人认可的。汉高祖刘邦说，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我不如张良。魏太武帝说，崔浩胸中所怀远胜过甲兵，每当我征战前犹豫不决之时，都是他使我下决心，而且总是大获全胜。两者之评虽不尽相同，却有着同工异曲之赞。可见崔浩自比张良也算是实至名归，只是后来未学得张良看淡人生而避祸，留下千古遗憾。

        北魏到了太武帝拓跋焘时，已开始走向了鼎盛发展之势，统一北方已是箭在弦上。崔浩本想助力太武帝统一北方大显身手，可一开始是事与愿违，英雄落寞。太武帝刚即位时，由于左右大臣都忌恨崔浩正直，一起排挤毁谤他，太武帝虽明知崔浩的才能，也不得不照顾大臣们的情绪，将崔浩罢黜，让他以公爵身份归家闲居，只是碰到有什么疑难，才去召来请教。但终归是柳暗花明又一村，是金子总会发光的，太武帝意识到不用崔浩不行，继位站稳根基后，即重新起用崔浩，拜为太常卿，封为东君公。崔浩由此开启了人生最为辉煌的一页，最终达到了君臣之关系为：太武帝去崔浩家请教，可以随便吃家常便饭以为好，崔浩进宫见驾可以出入寝宫之地步。可见崔浩是以自己之为，获得了太武帝的十分宠信。

        统一北方，是太武帝拓疆扩土一展宏图之愿，在这一进程中，他遭遇了来自众大臣的各方面阻力，唯有崔浩总能远见卓识，站在太武帝一边，坚定的支持他，驳倒众大臣的反对意见，为太武帝出奇策而获全胜，从而赢得太武帝的宠信。讨伐强敌胡夏赫连昌时，群臣都认为这是件难事，不可出兵，只有崔浩认为时机已到不可丧失，坚持伐夏。结果太武帝采纳崔浩的计策，亲率轻骑奇袭夏都统万城大胜而归。再次征讨赫连昌时，两军大战于统万城下，正值风雨从东南而来，沙尘暴虐，天昏地暗，有人趁机进言建议说：“现在风雨从敌军后面而来，我军正向着风沙而敌人则背着风沙，是天不助我，应该撤退，日后再图大举。”正在太武帝犹豫之时，是崔浩力挽狂澜，怒斥建议之人说：“这是什么话，千里之外前来制胜，一日之中怎么能有变化呢？贼军现前行不能停止，和后方远离断绝，更适宜我军分队隐蔽围而歼灭。对付风的办法在于人的谋划，有什么规律可循呢？”太武帝按崔浩的建议重新部署，全力反攻，一扫夏军，赫连昌也逃奔上邽，从此胡夏走上了灭亡之途，再也无力东山再起了。

        攻克统万城之后，北魏并未解决根本威胁，面临着夹在北受柔然、南遭南朝刘宋的腹背受敌隐患。太武帝决意集中力量打击柔然，又遭到了公卿大臣们的竭力劝阻，连太武帝的乳母窦太后也极力阻止此行，都担心南朝宋军会乘机北进攻击。又是崔浩舌战群臣，一举定夺，他说：“南朝宋自刘裕去世后，元气大伤一直未恢复，构不成直接威胁。统一北方，首先应对北方强国夏国和柔然下手，夏国已被我打败，气数已尽，灭国只是时间问题。只有柔然气焰嚣张、不可一世，我正可乘他骄横轻敌之时，调集精兵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长驱直入，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就一定能获全胜。”又说：“今日宋之君臣，已非刘裕时可比，如果敢来，就如小马小牛斗虎狼，有何畏惧？如今夏季，柔然分散放牧，秋天牲畜肥壮才集中，天寒时出其不意大举袭击，必能成功。只怕诸将不肯深入，不能全胜。”这让太武帝彻底打消了疑虑而决心一战。事后果如崔浩所说，将柔然主力击溃，大获全胜，南朝刘宋也未敢北进。只是可惜太武帝听信了他人之言，怕有伏兵而止军回归，后来得到情报，再前进两天的话，就可以全歼残敌，应了崔浩说的“只怕诸将不肯深入，不能全胜”那句话，让太武帝后悔不已。崔浩创造的“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歼灭战战术，对游牧民族之战非常适用有效，后来屡试不爽，为统一北方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在灭掉北燕之后，统一北方只剩下西北角的北凉在苟延残喘了。太延五年（439年），在讨论讨伐北凉时，又遭到了群臣的反对，尤其是安西将军李顺反对得最为厉害，而他的话又最有份量，因为他曾作为太武帝的特使出使北凉十二次，对北凉的情况了如指掌。只可惜此人贪财，已被北凉人用重金买下了，成为北凉在北魏中的暗中代言人，尽力为北凉说话，前几次太武帝想对北凉出兵，都被他劝阻。这次李顺看到太武帝决心很大，只好编造谎言以欺骗，说是北凉方圆百里之内，土地因无水寸草不生，一旦攻入兵马无水可用，难以久留等。崔浩听后反驳说：“《汉书•地理志》中讲道：凉州的畜产，天下最为富饶。如果没有水草，牲畜怎么繁殖生存？汉朝也绝不会在没有水草的土地上兴建城郭设置郡县的。”李顺恼羞成怒地说：“耳闻不如眼见！我曾经亲眼看到，你有什么资格反驳我？”崔浩寸步不让，一针见血地指出：“你接受了北凉的金钱贿赂，这是在替人家讲话，以为我没有亲眼看到就能蒙蔽吗？”后来太武帝采纳崔浩的建议，亲率大军攻下北凉都城姑臧，看到城外水草茂盛，果如崔浩所说，就问崔浩。崔浩说：“我不敢不讲实话，一向如此。”这让太武帝更是对他刮目相看。

        可以说，崔浩在北魏统一北方的过程中，是屡持高见，屡献奇谋，屡达奇功，就其才干与贡献来说，自比张良是不为过的。太武帝之语“别看崔浩纤弱不堪，手无缚鸡之力，但他胸中所怀，却远胜过甲兵”，是切身之感受。这才有了太武帝后来曾召集众尚书，下令道：“日后凡属军国大计，你们不能决定的，都应先征询崔浩的意见，然后再可实施。”

                                 

千古遗憾

        崔浩自比张良，按理说当以张良为人处事之品警醒自己，当学张良的功成则身退，从“帝者师”退居“帝者宾”，以“布衣封得万户、位列侯”为满足，恪守“疏不间亲”之遗训而将自己置身度外，崇信黄老之说而摒弃人间万事，于事无争而得善终就是再自然不过的了。而他却“性不好老庄之书”，总是“思尽规谏”而“勿有隐怀”，常将自己置于对立面之中，虽得宠一时却遭众人忌恨，最终落得身死族夷，再次验证“狡免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之哲理，冤死于“国史之狱”中。就此，后人评他比不得张良，实为千古之憾。

        对于崔浩之死，后人评之，有为他鸣不平的，说他是蒙受冤屈；有认为是罪有应得，不知进退所为；有认为他专政弄权，为他人所忌恨。综观北魏历史，崔浩之死确与自己有必然的关联，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上：

        一是助太武帝灭佛做得太过。史称灭佛的“三武之祸”，太武帝灭佛就是其中之一。太武帝下令关闭安沙门、焚烧寺院、捣毁佛像时，有人求救于崔浩，由于他笃信道教而主张废佛，非但不予劝阻，反而极力劝告太武帝加大打击佛教的力度，造成了当时“一境之内，无复沙门”之惨状，引起佛门共愤，朝野间怨声载道。

        二是规定氏族的高下得罪了众多的鲜卑贵族。由于崔浩出身于高门大族，累世显赫，有充分的优越身份感。他掌权以后，企图接照汉人世家大族的传统思想，整理、分别和规定氏族的高下，这引起了众多的鲜卑贵族的强列不满，因为鲜卑族的祖先大多为低卑之人，哪里来显赫之家世，可他们已成为北魏王朝的胜利者，正分享着战争暴发户的红利，哪里容得你这样的区分？崔浩所为将自己推到了当权者鲜卑贵族的对立面，之后总是被孤立而缺少后援。他当初被罢黜去职，就是遭到了鲜卑贵族的忌恨所为。

        三是不明事理专制朝权。崔浩自恃相位和太武帝的宠信，对监国太子也不放眼里，因大量起用汉族士人而与太子产生激烈争执，不听太子之说，非要一次起用汉族士人数十人直接任郡守之职，让先前任职勤劳多年而一直未获任用之人留下宿怨，更结怨于太子，为日后遭罪埋下了祸根，也引起了太武帝的后来不满与戒心，让他去负责修史工作。

        四是受他人蛊惑立碑扬史。太延五年（439年）十二月，太武帝让崔浩去负责监修北魏历史，这实际上是对他派了许多汉族士人到各地担任郡守的不满，而将他借故贬离权力中心之为，但崔浩并没有引以为警。修史完成以后，他听从手下之人的蛊惑，为扬己之名，竟别出心载地将已修成的北魏历史刻在石碑上，立在郊外祭天坛前的大路两旁，任人观看议论。太武帝修史的目的，是想留给皇家后代看的，以彰显祖上之功德，当初虽有写国史一定要根据实录之叮嘱，但不过是场面上的话。崔浩以此为由，秉真实之笔记载国史，本也无可厚非，问题是北魏的上代拓跋氏为文明不发达的少数民族，没有多少文化，做了许多不体面的事情。崔浩秉笔直书本就有过头之嫌，更不该立碑扬史了。过路之人看了碑史，就纷纷议论起来，被早已忌恨在心的鲜卑贵族向太武帝告发，说崔浩等人成心揭露皇室的丑事。引起太武帝震怒，正好借题发挥，下令把写国史的人统统抓起来办罪，这就是史上有名的“国史之狱”事件。最终崔浩身死并被夷五族，其他百余人以身死了事。一代正直名臣，就这样烟消云散，留下无尽之憾。

        崔浩以汉族士人之身，竭诚服务于拓跋氏北魏王朝，以汉化之策引领北魏的发展，以奇谋良计助力北魏的统一，留下了辉煌的一页，功过是非任人凭说。他虽有张良之谋之功，却无张良之性之足，只身于少数民族鲜卑族统治王朝上层之中周旋，悲哉也许就是一种人生必然，更是一种时代必然。  

【作者简介】

        朱双顶，网名东香人，安徽省直机关退休人员，在家以读书为乐，近年内重拾旧时雅好，不时写点扎记、散文、随笔、诗歌等，先后在多家微信公众平台上发表三百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