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作品】

    作者徐海

    《五》尔娄女生

我们集体户是“大、中、小”三结合，第一批成员中，女生除宋白薇外，都是我们的大姐姐。她们是3、4班的学生。1969年以后来插户的就是我们的小“学弟，学妹”了。若干年后成为长春市妇产医院著名医生，誉名“夏一刀”的教授夏昭昭和后来担任省冶金局工会主席的赵志新，于1973年和其他几位姐妹，最后离开农村返城。她们曾多次出席毛主席著作积极份子讲用会，有的还在大队担任某些职务，很了不起。有时我们开玩笑时不无感慨地就，“打江山”的是咱们男生，而“守城池”的却是她们女生。

由于土地贫瘠，树木稀少，这里的风沙大得很。当地老百姓开玩笑地说，尔娄一年只刮两场风，一次就能刮半年。这里的农民百分之八十都有沙眼。每当刮风时，沙尘呼号、遮天蔽日、黄烟四志、飞沙走石。对面两米就看不见人，风卷着黄沙打在脸上，麻簌簌的疼。遇到风沙大的时候，人们举步维艰，寸步难行，个子小的人都能被吹倒。每当一场大风过后，浑身上下、里里外外，都被细沙所弥漫。走路时，耳朵里哗哗的颤动着滚进去的小沙砾，吃饭时，嘴里更是不住的练着“金刚磨沙功”。头发拌着汗水裹着沙粒，鞋缂灌满了沙土挤着脚，身上脏得要命想冲个凉，可哪里有洗澡的地方呀！大风过后，大家彼此看着对方魂儿画般的小脸儿，互相描述对方被风婆婆勾勒的丑态怪相，撕疯着、打闹着，乐得好开心。难怪瑞君后来回忆，每次刮完风，眼睛是黑的，牙是白的，剩下的就全是黄色的了。

在这样恶劣的环境里生活，可真委屈了我们这些城里来的女娃娃们。对于呼啸的风沙，爱干净的女生最好的防御措施就是脖子上系一块围巾（那时见不到纱巾），尽管如此还是怕人家说“小资”，有时索性也只好和男生一样任凭风沙肆虐了。两年来的栉风沐雨，使我们这些细皮嫩肉的城里姑娘们渐渐变得皮肤黝黑粗糙起来。

关于风有说不完的故事，尤其是夜里起风最为糁人，漆黑的夜晚，大风低一阵高一阵的唱着怪歌，沙土借着风魔的淫威，肆无忌惮的从每个缝隙中向茅屋攻袭，一觉醒来，满屋子散发着呛鼻的土气，被面上覆盖着一层厚厚的黄土面。而掀开水缸看，准是一半清净一半混，吹进去的沙土少说有二斤也打不住。三、四、五月份的风级，按照现在的气象预警信号标准，几乎次次都是“沙尘暴”！就在我们落户的第二年春天，狂风席卷了松嫩平原，吹走了几万亩旱田的植被，掠去了刚刚播下的已经发了芽的种子！若不是后来及时补苗，当年大山公社肯定是颗粒无归，绝收绝产。

农村的生活条件是我们这些城里孩子想不到的。其实，当女生把行李放在炕上的第一天，这种考验就开始了。没有粉刷过的黑土墙，挂满了灰络。窗户纸四处裂着缝，门楣上下露着大窟窿，门里门外北风哼哼着，怪怪地呻吟着。她们看到这四面透着风，不知什么地方还发出奇异的响动的土坯房，想到今后即将面临的生活困难，不禁抱头失声哭了起来……

考验一个接着一个。一天，就在大家在场院打稻子的时候，不知谁发现了出来觅食的一群老鼠，大喊一声“耗子”！把众姐妹激灵个浑身颤抖，只见一只硕大如猫的老鼠带领三只小鼠在墙根底下晒太阳。男生胆大，悄悄运动到跟前，准备实施大围捕。而这时，女生堆儿里突然尖叫一声，从另外一个洞里又窜出五六个老鼠……社员们全体总动员，拿起板锨、苕箸，向老鼠发起进攻，喊声、叫声此起彼伏。在另外一个角落里，仿佛世界末日到了，女生娃们彻底崩溃了，哭的哭、叫的叫，乱作一团。而“老鼠集团”却在一只小崽被“击毙”的情况下，实现了“胜利大逃亡”。打那以后，只要一提老鼠，女生总犯晕。

我们在城里没见过虱子，虮子和跳蚤。在附中读书时，有一次到一个叫“光明之途”的农场劳动，我们只住了一天，每个人就都领回来几十只跳蚤的“吻”。锦泉、建国与小家伙们关系最好，得到的“奖赏”也最多。记得冯建国的最高奖励是跳蚤给他“送”了276个大红包(红孢)！这回下乡，我们男女生就全部领略到了跳蚤们的厉害了。白天要出工，到了晚上就要搜捕跳蚤，拍打蚊虫，忙得不亦乐乎，俗话说五指摁跳蚤，一个也摁不住。当你掀开枕头捉跳蚤的一瞬间，会有几十个“跳高冠军”向你的脸上糊来，而在你眨眼的工夫，小东西们就逃得无影无踪了。瞎折腾一气。最后还是免不了要献上点儿自己的血。

插秧，薅稻子是我们最犯愁的活儿。那时候，没有什么防御设施，广和父亲来送水衩（稻田靴）前，我们都是挽起裤脚，光着腿薅稻子的。因为水中有一种叫蚂蜓（应该是蚂蝗吧）的吸血虫。一旦被它吸住，腿上马上会红肿，伤口奇疼无比。据有经验的社员说，挨咬时，要镇静，用鞋底猛地一拍，它的吸盘就会立马收回，不致太惨。可是我们户这些姑娘们，平时见到一条虫子都怕，真的被蚂蝗吸住时，哪里还有什么镇静？她们不是叫就是拽，蚂蝗为了自我保护，在这个时候就会迅速释放出一种毒素，可想而知结果会有多么惨。

劳作时间长了，腿部在水田的浸泡下，还会出现大面积的疱疹，一挠一层皮，再挠就淌黄水。有的女生为此不知哭了多少次。就是在如此艰苦的环境下，我们集体户的姐姐们表现出了从容面对、乐观向上的态度。拿现在的话叫“很有样儿”。虽然她们都是干部子女，又都很柔弱娇嫩，但面对蚊虫叮咬、跳蚤骚扰，她们以“跳蚤咬我满身包，我向跳蚤来抗议……”的诗歌形式来表达她们不怕困难的决心。她们虽然皮肤变粗糙了，而心却似乎离农民更近了，她们也因此受到社员们的爱戴。女户长杨白玲，闻其名，见其人。白皙的皮肤，中等个，透着几分灵气，对我们知冷知热，体贴关怀。分住派饭时，她经常过问我们的伙食，我们中哪个有了病，急得不得了。她和广和经常在一起研究如何养好猪、怎样做好饭。搬进新房后，她和夏昭昭、徐小平（我们户有男女两个小平）一起，宁可自己不挣工分，也要为大家无报酬做饭。

说到做饭，新户友苏守英的发面烙饼堪称一绝。下乡的第二年，我们的生活有了改善。那天，守英值饭班，广和称出十几斤白面交给她就上工去了。歇晌，我们还没等到家，远远的就闻到了一阵阵香气扑鼻而来。我们急不可待地冲了进去，烙饼诱人的香味令人垂涎三尺，我们甚至连手都来不及洗，每人抓起一个饼就往嘴里塞，来不及品尝烙饼是什么滋味，半拉白面饼就进了肚，那天，我们每人吃了至少七八个！那时我们肚子里没有油水呀（后来广和告诉我，他竟然吃了十二个）。事隔多年，每当和守英提起那香飘四溢的白面饼，我们总是缠着她，要求再给我们烙一锅。

女生毕竟是女生，不如男生抗“磕打”。这不，户里的“老疙瘩”宋白薇病了。那天下午，白玲和江燕急匆匆把我找去，请我送白薇回长春。白薇只有十五岁，天真幼稚、顽皮可爱，是我们的小老妹儿，时不时的也给大家出点儿小难题，大伙儿都呵护着她、宠着她，结果“宠”出了阑尾炎。我们蹑手蹑脚来到“闺房”，想要和白薇说会儿话，白薇刚刚服过止疼药，微阖着双眼，静静地躺在炕上。看见我进来，她轻轻地眨了眨眼睛，“你来啦？坐吧。”蚊子般动静，她面色茭白，嘴唇没有一丝血色，全没有了往日的活泼与哏气劲儿。农村缺医少药，条件很差，我们只好送白薇回省城长春。

第二天一早，生产队的马车一路颠簸着送我们到了王府汽车站，四位户姐姐千叮咛万嘱咐把我们送上车，这时小平、昭昭悄悄掏出一叠钱塞在我兜里。汽车启动了，车轮缓缓转动，轻易不爱伤感的白薇此时也已泪水涟涟。“一路顺风！”户长白玲姐姐向我挥了挥手，眼睛里露出信任的目光。“放心吧，我会照顾好她的！”我用坚定的语气说。这使我第一次有了自己已经是个男子汉的感觉。汽车渐行渐远，望着在寒风中伫立的姐姐们，想起她们关心自己兄弟姐妹的情景，我的心中油然而生敬意。

我为白薇挤出一个宽敞的座位，在车上我恪尽职守、知寒问暖，我真的好害怕白薇的病情继续恶化，一路上照顾她无微不至。到了长春，在拥挤的电车上，原本是性格内向的我，却用稚气的嗓音高喊着“请各位叔叔阿姨给病人让条道儿！”连推带搡，硬是把白薇从人群中毫发无损地带下了电车。夜幕降临，华灯初上，五商店的底墙上赫然写着“打倒XXX”的大字标语。白薇悄悄地告诉我，这位被冲击的市委领导干部就是她家的邻居。文革已经四年了，那一年的冬天还是那么冷。

到家了，我这“忠实的护卫”终于完成了任务。白薇的姥姥为我做了一大海碗“金丝挂面”，还在里面卧了个荷包蛋。在那个物质极其匮乏，什么东西都要凭票购买的年代，能吃上这么一碗油汪汪、香喷喷的面条，简直就是一顿“御宴”了。不到两分钟我就“突噜、突噜”吃完了面。姥姥就又煮了一碗。那是我有生以来感觉最香、最好吃的面条。

农村不仅仅只有劳动，在文化生活贫乏的农村，人们渴望有生动活泼的文化娱乐。江燕姐姐酷爱文艺。为了和贫下中农打成一片，她多次教大家跳忠字舞。她有一副娇好的身材，弯弯的眉毛，圆圆的脸蛋上镶嵌着一对黑黑的大眼睛，长长的眼睫毛忽闪忽闪，笑起来十分可爱。最叫人羡慕的是她那美丽的舞姿，一举手、一投足都仿佛在诗情画意里，好像在飘逸梦幻中。她的舞蹈节拍明快，舞姿轻盈。“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她的玉兰指游走在准确的把位，膝关节起伏于优美的旋律。她每教一个动作，都是一次充满激情的表演，她是我一生中看到的最完美的舞者。

江燕毕竟是干部子女，劳动锻炼少，每次干完活儿，都能看见她疲惫的身影，步履蹒跚。冬天气温低，她经常出现皮肤过敏，但每次她都挺过来了。由于她能与社员亲近，热爱劳动，又有表演天赋，大家开玩笑地说她是“上得厅堂，下得厨房。”

在文艺骨干的影响下，我们的表演技能有所提高，王广和的笛子独奏“草原上的红卫兵见到了毛主席”，“扬鞭催马运粮忙”等曲目受到了社员们的热烈欢迎。我们多次参加了为贫下中农服务的文艺汇演。在大山“革委会”成立那天，我和一个叫占子的农村小姑娘表演了舞台《大山春风来》。原本扮演的应该是爷俩，可这“丫头”噘着小嘴说啥不干，“那敢情你的辈儿大啦。”她嘟囔着说。我只好妥协。“东风吹遍松花江，长白山下红旗扬……”在舞台上我俩一口一个“哥哥呦，妹妹呀”地唱着、跳着，真的好别扭。

后来，我又与新户友张显蓉表演了《白毛女》选段。这次我扮演扬白劳，她是喜儿。开始排练了，小蓉想“反桄”。“你又要占便宜了。”她冲着我大声喊道。“那敢情你的辈儿大了！”小蓉学着占子的口气笑着说，“我可不干。”说着就噘着小嘴儿转身走了出去。急得我出了一脑门白雾汗：这“杨白劳”总不能改为“杨白哥”吧？不过小蓉并没有张罗再改戏，顺顺当当地让“杨白劳”扎上了红头绳。

我们的多次演出获得了农民的热烈欢迎，也带动了当地文化生活的蓬勃发展。在她们的带动下，不少年轻社员拿起了板胡，笛子，姑娘媳妇们学会了跳舞、唱歌。她们加入到我们的行列中来，我们和社员们的距离就更近了。这一切都为今后丰富我们的业余文化生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后来，夏昭昭、赵志新带着新的女户友们一直在农村边劳动，边参与大队管理工作。赵志新还当上了乡村教员。直到1973年返城，她们在农村整整干了五年。

其实，咱户女生是很幸运的，因为她们有一位经常关心、爱护她们，又能做思想工作的好贴心人金大婶。她那时只有四十多岁，走起路来风风火火，办事干练，处事果断，每天总是笑呵呵的，见到她，就觉得心里没有愁事。她是我们的政治队长，也是咱户女生的知心朋友。谁有思想疙瘩解不开，她一定会变着法的让你开窍通情，谁干活累了或吃不好饭，她就变样给你露一手，别说女生不少得到她的呵护、教育，就连我们男生也跟着借了几次“光”。有一次，我们回来得晚，大婶特意做了一大锅乔面条送给我们吃。滑溜、劲道，好吃极了。我们每人吃了三大碗，还匝吧匝吧小嘴感到没吃够。岂不知，乔面属不好消化的粮食！那一晚上，集体户的屋子里到处是pl声不断，第二天早晨满屋子弥漫着浓浓的二氧化碳的刺鼻味道。每当我们跟大婶提起此事时，她老人家又是一阵嘎嘎的爽笑，笑声感染着我们，温暖着我们，她的笑声总是在我们的耳畔回响，我们永远忘不了金大婶。老人家，您现在还好吗？（2005年我们重返尔娄时她出了远门）

这就是我们尔娄的女生，我们集体户的“巾帼英雄”，还有和她们朝夕相处的“编外户长”金大婶。

（图片引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