耄耋之为看高允

文/朱双顶

          当历史走进北朝北魏时，出了个奇人，历仕北魏五朝，到了九十来岁时，仍屡次三番辞职不能，非被皇上任为重任，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将自己定格在九十八岁高龄时，驾鹤仙去而谢幕。但仍被皇上追赠侍中、司空公、冀州刺史，溢号为文，倍受尊礼。他就是北魏时期的著名重臣、政治家、文学家高允。

                             

博学多才

          高允，字伯恭，勃海蓨县（今河北省景县）人。北魏时期重臣，丞相参军高韬之子。他少年丧父，属于大器早成之人，少时就有非凡的气度，十来岁时，奔祖父丧归还本郡，就将家中财产让给两个弟弟，而自己却归身沙门，取名法净，不久又还俗。他喜好文学，担笈负书，千里求学，博通经史、天文、术数，尤其爱好《春秋公羊传》，得到郡守召为功曹。

        高允四十多岁时，被征南大将军杜超征为从事中郎，受命与他人分头到各州共同评决狱事，以解决春天快到了而各州囚犯多不能判决之难题，其他人都因贪赃枉法舞弊而获罪，惟有他因清廉公正而得到嘉赏。杜超幕府解散之后，他回家教书，追随他授业的竟有一千多人，可见其才学的影响力。后又被征召拜为中书博士，迁任中书侍郎，兼任太武帝宠弟、安乐王拓跋范的从事中郎，辅佐他西镇长安，得到秦州人的大为称赞。由于他的过人才学，得到太武帝的赏识，下诏让他与司徒崔浩编撰北魏历史《国记》，以本官领著作郎。高允拥有丰富的天文历史知识与见识，认为“天文历数不可凭空而论，但凡善言远古的必定验于近世”。开始时崔浩不以为然，事后经验证才心悦诚服，称道“先前你所说的，不能使我心服口服，等到我重新考察一番，果然如你所说”。

        也正因如此，在不久后高允又以本官任秦王拓跋翰的老师，进而又接受了教授太子拓跋晃经书之命，受到了很好的礼遇。之后他又参与了议定律令，被太武帝召为一起讨论刑政，进一步得到赏识。针对太武帝“政事千头万绪，什么是第一位的”之问，他想到了当时因禁封良田而京城中游民过多的问题，就借古人之说“一里方圆的范围可以辟田三顷七十亩，百里方圆则有田三万七千顷”，认为如果农人勤耕，则每亩可增粮三斗，方圆百里合计就有粮二百二十二万斛，何况天下如此之广呢？如若公私都有粮食储备，即使遇上荒年，那又有什么可忧愁的呢？一下子说动太武帝废除田禁，全部把它交给老百姓耕种。

        高允博学多才，有敏锐的眼光，看问题总能先人一步而入木三分，总有先见之明之远见。当初崔浩推荐五州之士数十人，每人都要任郡守，遭到太子的反对，认为先召的人勤于政事，在位已久却尚未得到任用，而才召的人就代为郎吏是为不妥，且太守县令治理百姓应该派那些有经验的人担任。应该说太子之见合情合理，但崔浩就是坚决不让步，固执地派了那些新征召的人去了。高允听说此事后说：“崔公要遭殃了！坚持自己的错误，而要与太子争个高低，这哪会有什么好结果。”事后的不幸发展果被他言中。辽东公翟黑子得到太武帝的宠信，出使并州，受千匹绢帛的贿赂，不久事发，向高允求策。高允对他说：“你是皇上宠臣，可据实以报，又可自表忠诚，必会没事的。”可翟公不听，以为是引诱他去送死，于是与高允断交，在太武帝面前说了假话，终被太武帝疏远而获罪被杀。史书上关于高允有先见之明还有很多记载，表明他确有过之处。他人的博学招来的是杀身之祸，像三国时的杨修，而高允的博学却总是能趋利避害，这应该是飞蛾投火与隔岸观火之别吧！

                              

心中无我

        在高允的身上最奇之处在于：心中无我而有我，凡是不求得自来。佛家的四大皆空，在他的身上应是得到了天然的体现，他忠实于内心，忠诚于本性，忠厚于做人，可为天下人之楷模。我不知古人之廉洁奉公有多难，只知明太祖朱元璋杀人剥皮充草人，也未能阻止住贪腐之人。如果说古人大多靠道德规范和自身修养来严律自己廉洁奉公的话，那么完全可以说高允就是他们之中的翘楚，得到五朝皇上的礼遇是实至名归。

        当年与高允一同受到征召使用的，后来大多已经是官至侯爵，就是他自己的部下官吏有一百多人也都官至刺史二千石，而高允为郎中二十七年没有升过官，当时百官没有俸禄，他常让自己的几个儿子砍柴采果自己供养自己。到了文成帝时，高允被任为中书令，仍兼著作郎，有人上书说：“高允虽然蒙受恩宠，但家里穷得像普通百姓一样，妻儿都无以为生。”文成帝不信，就亲自到高允家中察看，只见几间草屋，布被麻袍，厨房中只有一点盐菜。文成帝看后叹息说：“古时的人有清贫到这样的吗？”立即赐给绵帛五百匹，粮食千斛，拜他的长子为绥远将军、长乐太守。高允多次上表坚决推辞，文成帝不答应，受到文成帝的非常敬重，称他为“令公”而声名远扬。

        那么高允是不是就此就踏上了富裕的生活了？史书所载并非如此，文成帝去世后，他的儿子献文帝拓跋弘继位，冯太后诛杀了专权的乙浑，将高允召到禁宫中参与决断大事。高允上表请求恢复先朝的规章制度，规定各郡设立博士、助教、招生学生数量等，都得到了献文帝的采纳，在郡府成立学校，是更加受宠于献文帝。但他家里并未摆脱贫困状态，当时的贵臣显门之后大都已成为高官，而他的子弟都没有官爵。这可以从献文帝的诏令上看出：“高允年龄太大，已到危境之年，但他家里贫困，养给供应很微薄，可以让乐部派一个乐队，每五天到高允那里去演奏，使高允心愉快。”冯太后为此又命令朝廷按时送给牛肉美酒、衣服绵绢，这些都被他分送给亲朋好友。

        如果说高允的廉洁奉公令人称道的话，那么他的忠厚忠诚更是堪称典范。崔浩受命撰修国史，对魏主先世，毫不讳言，无论善恶，一律直书。崔浩手人有两个文人，别出心裁，劝崔浩把国史刻在石碑上，立在郊外祭天坛前的大路两旁供人观看，崔浩就让人这样做了。国史里记载的倒是真实的历史，但是北魏的上代为少数民族，没有多少文化，做了许多不体面的事，过路之人看后纷纷议论，被人向魏太武帝告发，说催浩等人成心揭露皇室的丑事。这引起了太武帝的震怒，下令把崔浩等写史的人统统抓起来治罪。

        高允与崔浩同为监修国史，当然受到牵连。他曾为太子晃的老师，太子晃意图营救他，便先召见他对他说：“我带你到内廷参见，主上有问，但依我说的去说，就可以免罪了。”高允表面装着答应，随太子进见魏主。太子先进去参见，说高允谨小慎微，修史的事都是崔浩主持，与他无涉，请求免除高允死罪。于是魏主就召见高允进来核实问他道：“国史都是出于崔浩之手吗？”高允跪下答：“《太祖记》是前著作郎邓渊所作，《先帝记》及《今上记》，臣与崔浩共著，但崔浩政事太多，只是总裁修订而已，至于具体下笔著述的，臣比崔浩写得更多。”魏主听后大怒对太子说：“高允的罪比崔浩还要大，怎么能宽恕呢？”太子吓得慌忙跪下求说：“天威使然，高允见了陛下，是迷乱失次，才有此说。儿曾私下问他，他说是崔浩所为。”魏主就此问道高允：“太子所说，是否确实？”高允从容地答道：“我罪该灭族，哪里还敢说假话，是太子看我可哀，想要救我的命，所以才有上说。”魏主听后，看到高允这样忠厚老实，心有感动，怒气顿消，对太子说：“这真好算得是直臣了！死到临头，还不说假话，不失掉自己的信用，做臣子不欺君，不失去忠贞，国家有这样的纯臣，为什么要加罪呢！”就免去高允之罪，命他侍立一旁。

        接着魏主审过崔浩之后，命高允草诏，欲诛杀崔浩及僚属僮吏一共128人，都要夷五族。但是高允听而持笔不写诏书，魏主一再催促，他搁下笔奏请道：“崔浩若别有其它的罪行，不是我所敢谏诤的；但因直笔修史触犯，罪不致死，怎得灭族！”魏主虽很生气，但认为高允说得很在理，说：“要不是高允所敢谏，就要致死数千人了。”崔浩最终还是被夷灭了五族，其他人仅以身死了事。

        事后，当太子问起高允为什么要这样做时，他说：“修史是要记善恶、垂戒古今的，崔浩如果没有其它的罪，仅作史一事，未违大礼，不应加诛。我与他同事，他既被诛死，我又怎么可以独活呢！承蒙殿下替我救解，恩同再造，不过违心苟免，不是我的初衷。我现在独活着，真是有愧于死去的崔浩啊！”这就是忠厚忠诚的高允，求死而得生，体现出真男儿不卖友求生，为人中一杰，被人称为“大概是圣人吧”！

                                 

死而后已

        说高允是圣人，大概既是说他有圣人之德，更是说他又有圣人之行。当前尚书窦瑾因事被杀，其子窦遵逃到山谷之中，其母焦氏被收进县衙，好在年老而免受辱，但窦瑾的亲朋故旧无人敢资助，只有高允将其留在家中予以保护，直到六年后窦遵得到恩赦。他曾受恩乘坐孝文帝的车子观看风景，结果马受惊狂奔，车翻人伤，眼眉三处被划破，孝文帝及冯太后派御医前往护理前疗，并要给予驾车者处以重罪，高允奏说自己无大碍，乞请赦免驾车人之罪。朝廷曾命令中黄门苏兴寿负责搀扶高允，一次在下雪时遇到猛犬而惊惧跌倒，苏十分害怕，他一边安慰劝勉，一边不让上边闻知此事。苏兴寿为高允服伺三年，称未见高允有过忿怒的脸色，对人循循善诱，诲人不倦；对亲友笃厚，虑己待人；对己贫素淡泊，手不离书。这就是高允的为人与为事。

        到了献文帝时，高允已年老多病了，屡次上书请求告高还乡未能获准，仍被献文帝下诏兼任太常，到兖州祭祀孔子庙。在献文帝立嗣传位上，有忠直亮达之言，起到了关键作用，因此到孝文帝顺利继位后，又升为中书监，加散骑常侍，又因他有帮助讨论决定重大政策的功劳，晋爵为咸阳公，加封为镇东将军。不久之后，他又被朝廷授任为持使节、散骑常侍、征西将军、怀州刺史，不顾年近九十岁之高龄，仍在秋季巡视边境，询问百姓疾苦，上表修葺邵公庙，劝百姓注重学业，使风化相当地盛行。到他九十岁时，仍被孝文帝下诏拜为镇军大将军、领中书监，他坚决推辞也没被允许，皇上让人搀扶着引入内殿，修改制定《皇诰》。后孝文帝下诏特许他进殿可乘车，朝贺不下拜，仍参与商议制定律令。年近百岁，他的志向知识并没有因之减少，仍然专心于自己的旧职，披阅史书。后又迁升为尚书、散骑常侍，经常请他入宫，备几杖，向他垂问国家政事。九十七岁时，还被加封为光绿大夫，金章紫缓。太和十一年（487年）正月，在家中安然去世，享年九十八年。

        高允的一生，正像诸葛亮所说的那样，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在北魏开朝时法律那样的严苛下，朝臣大多被杖罚过，就连功高盖世的崔浩也没有逃脱被夷五族之命运，居然历经五帝，出入三个省衡，五十多年，始终没有遇到过谴责与棒答的处罚。就是到了耄耋之年，仍享受民敬君宠之礼遇，朝之大议，都前来看望问候他。去世之后，享有的恩赐之物、送葬之费、追赠职位等，是北魏自建国以来存亡蒙赐赏的人无人能过。难怪《魏书》评他：“自非体邻知命，鉴照穷达，亦何能以若此？宜其光宠四世，终享百龄！”

        司马迁说，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对于高允来说，轻重之别就在于自身在时代中价值的体现，以一己之力，真正实现了活到老、学到老、干到老，让自己的情操影响时代的风化，用自己的品行左右朝廷的大政，使一个少数民族政权在汉化革新中脱颖而出，引领中国北朝北魏时期一代风骚，当然是重中之重了。

 二〇二二年三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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