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肖锋
每一年的母亲节，再忙也要抽几天时间回湖南邵阳老家看望我的父母。两个老人和其他老年村民一样留守在他们辛苦创建的家园里，不愿意离开老屋去远方和儿女同住，尽管老家的房屋已经有点破烂。老家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都记录着父辈们曾经付出过无数的汗水和智慧，还有家乡的田，家乡的地，家乡的人，家乡的土话，这就是他们割舍不了的情。
一路舟车辛苦，终于回到了熟悉而陌生的老屋，父母高兴地“仔啊，女啊”地忙着冲热茶，烧洗澡水，煮饭，杀鸡。
看着眼前两个多病、驼背、步履不稳的二老，不由得眼圈发红、泪水顺着脸颊流下来。
记忆中的他们也和自己一样曾经能干、年轻过。
我记事早，三岁后的事情至今还记忆忧新。年轻时的母亲个子娇小，手脚麻利，干起活来干净利索，在上下几个村子里，母亲是个出了名的能人加孝子。
父亲16岁时就入了党，生产队每年都安排他出去搞副业、抓经济。婚后，家中的所有担子基本上都落在母亲娇弱的肩上。
母亲在集体养猪场工作，每天要用手工剁碎上千斤的红薯藤、水鸭婆等青饲料，然后放进几口大锅里，母亲就坐在几口大土灶前烧着稻草煮着猪潲，熊熊的火苗映红着母亲沧桑的瘦弱脸庞。待猪潲熟了，再在锅里倒入适量井水，用木棒搅拌成浆，分三餐喂养着近百头大小不等的肥猪，每餐千余斤的猪食都是母亲一个人用纤弱的双手提到猪圈的，从剁、煮、喂，其工作量可想而知。
喂完了集体的猪，母亲才有时间回来打理中风在床的奶奶和我们五姊妹。吃饭时，母亲让我们五姊妹大的喂小的，搞得脸上尽是饭菜汤汁，草草的吃了一些后，饱也好，不饱也罢。
母亲喋喋不休的一边教训着我们五兄妹，一边喂奶奶，然后去帮奶奶处理屎尿。记得母亲每次扶奶奶坐起时，都要费好大的力气。
忙完全家老少，母亲自己才端着碗，草草的往口里扒几口饭。然后吩咐我洗了碗就去村里的万福庵小学读书，叫弟带着三个妹妹，自己又急匆匆的去养猪场了。
年终，虽然母亲的工分比任何人都多，但是，到过年算总帐的时候依然还是个超支户，原因是家里子女多加上个瘫痪的老人。母亲和父亲也没有半点怨言，只是拼命的工作着。
过年了，猪肉分得都比人家少，甚至还分不到过年肉，父亲会凭着自己一身健壮的体魄，在除夕前的一两天，将柴刀往后面的裤带上一插，步行去十多公里外的深山里砍两天柴，担去街上饺面馆卖了，过年肉就有了着落。
也许有人会问，一担柴能换多少钱？能解决过年肉那么夸张？
在我的记忆里，父亲的一担柴是很少有人能担得动的，重量不少于三百斤，没必要吹牛。一百斤柴卖一元钱，三百斤就是三元钱，当时的猪肉价是七毛六分钱一斤，米是两毛五一斤，父亲每天来回三十多公里砍一担柴没问题，连续砍两天柴就可以换来十斤八斤猪肉了。
也许又有人问：那么赚钱，为什么会穷？答案只有六零、七零年代的人才知道，不做详述。反正，改革开放以前的农民们，年头累到年尾，离不开一个“穷”字，哪怕你有天大的力气。
春节，母亲自始至终就没有休息过，因为猪们不可能一日不吃啊。
母亲不单是工作卖命，对亲友更是尽心尽力。父亲的朋友多，经常来串门，家里买不起肉陪客人，母亲就去左邻右舍问邻居借鸡蛋、借豆腐，或者去村前的食品公司求人赊些便宜的猪内脏等。一年到头，自己舍不得吃的蛋啊什么的全部还了人家的帐，村里人常说：“就你们家的客多，自己勒紧裤带过日子，陪客吃饭总是那么舍得。”
母亲常常笑着回答：“多个朋友多条路嘛，人家看得起才来我们家。”
我五岁就读书了，和几个弟妹一样穿的是母亲一针一线缝制而成的衣服鞋袜。到了高中，我们还是穿着母亲缝制的衣服、裤子。
回忆起母亲一生的劳碌，儿女们心中谁不心疼？前年，父亲仙逝，母亲终于肯来肇庆和我们兄弟俩居住。已近八十高龄的老娘，经过多家大医院治疗无效的眼疾让她痛苦万分。每当母亲在呻吟，儿女们只好含泪做无谓的安慰。
去年的母亲节前十多天，母亲也带着遗憾、带着一身的病痛离开了我们，离开前，母亲没有一声呻吟，很安静的在子孙们悲痛的呼唤声中，永远的睡着了。
母亲节又到了，对娘的思念又多了一些，孩儿将祝愿做为包裹，拜托初夏的轻风捎带给您，祝那边的您——节日快乐。
2022.5.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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