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赠三朝欧阳修

文/欧阳修

        死后千秋名，累赠历三朝。北宋时期，有一个人虽历仕宋仁宗、英宗、神宗三朝，却仕途坎坷多舛，一路走来是升升贬贬，最高也就翰林学士、枢密副使、参知政事等，终以太子少师辞职，定居颖州（今安徽阜阳），老死家中，享年六十六岁。但就是这样的人，竟然死后更是誉过生前，历经宋神宗、哲宗、徽宗三朝四十二年，先后被追赠四次：太子太师、谥号“文忠”、太尉、太师，追封两次：康国公，兖国公，改封两次：秦国公、楚国公。死后荣耀为北宋之首。他就是历史上著名人物欧阳修。何以致此？且看他一生的荣耀。

                               

画荻教子得才俊

        欧阳修，字永叔，号醉翁，晚号六一居士，世称欧阳文忠公，江南西路吉州庐陵永丰（今江西吉安市永丰县）人，北宋政治家、文学家。

        欧阳修生在小吏之家，父亲欧阳观生前官致绵州推官，在56岁才生了他。不幸的是，在他四岁时，父亲即生病去世，剩下孤儿寡母。其父生前，廉洁奉公，不谋私利，而且一有财物，就接济别人，喜欢交结宾朋，官俸本就不多，却常常又不让有剩余，总是说不要把金线变成累赘，虽为官几十年，可死时并未留下一间房、一垄地。所以，年仅四年的欧阳修，是与母亲郑氏相依为命，只得前往湖北随州投奔叔父欧阳晔。

        欧阳晔在随州任推官25年，也与其兄欧阳观相似，为人正直，尤以廉洁自恃，家中并不宽裕，仅能维持他们母子两人的生计而已。所以欧阳修幼时是无钱上学，是以母亲的家教成才的。他的母亲就是历史上教子成才的四大贤母之一。其母出身于江南名门望族，是受过教育的大家闺秀，知书达礼。她没有因家庭贫寒就放弃对儿子欧阳修的从小教育，没有钱供儿子上学读书，就以大地为黑板，用芦苇杆在沙地上教儿子识字写文，以家中为学堂，教儿子诵读古人的篇章，留下了传颂千年的“画荻教子”故事。

        欧阳修的母亲，既教儿子读书学习，更教儿子如何做人，以他父亲做官时的为人处世教育儿子，总是说他父亲做推官时，常在夜间处理案件，对于涉及到平民百姓的案宗，都十分慎重，反复地阅看，凡是能从轻的，一律从轻判处，不能从轻的也深表同情而叹息不止。并告诉欧阳修说，要学父亲廉洁奉公不谋私利之为，要有父亲以物济人不受金钱牵累之品，对父母的奉养不一定要十分丰盛，重要的是要有一颗孝心，对自己的财物即使不能布施到穷人身上，但一定要心存仁义。可以说母亲的话：“汝父为吏廉，而好施也，喜宾客；其俸禄虽薄，常不使有余”，“夫养不必丰，要于孝；利虽不得博于物，要其心之厚于仁”，“吾儿不能苟合于世，俭薄所以居患难也”，“汝家故贫贱也，吾处之有素矣。汝能安之，吾亦安矣”等，便成了欧阳修一生谨记之言，被他写入《泷冈阡表》里刻入碑中。

        在母亲的亲自教育下，欧阳修自小就养成了爱读书的好习惯，达到了夜以继日、废寝忘食的地步。等到欧阳修长大些了，家里已没有书可读了，他的母亲就让他就近到读书人家去借书读，有时就抄写下来。他十岁时，从随州大姓李氏家中得到唐代诗人韩愈的《昌黎先生文集》六卷，一下子就喜欢上，是爱不释手。

       正是得益于母亲的从小把持教育，才有了欧阳修后来的学习定力。17岁、20岁两次参加科举考试，都意外落榜，但这也没能挡住他求学的决心。22岁时，他进京被人保举进了开封国子监，先后考得监元、解元，又在礼部省试中再中省元。公元1030年 ，参加皇帝亲试的殿试，考中甲科第十四名，进士及弟。这次他虽未能夺魁，但事后主考官说，主要是见欧阳修锋芒过露，有意挫其锐气，促其成才。可以说欧阳修后来所有的成才与作为、为民与处实、高升与被贬，于宠辱不惊中看破尘世，于被贬外放之中泰然处之，做到“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于山水之间”的淡然，与他的母亲早期教育是分不开的。

                            

初心不改多坎坷

        欧阳修做官，是深受其父及叔父欧阳晔的影响，秉持天真正直之性，有着士大夫一身的正人君子之品，且好恶秉性不移，这既让他饱受了仕途之坎坷，尝尽了官场之诡异，看到了世态之炎凉；又让他得到从中央到地方多地任职之经历，有了做官为民的切身感受，树立了与民同乐观，赢取了身后名。

        欧阳修刚踏上仕途时，应该是春风得意，虽然未夺得状元，进士及弟的他，却也获得了很好的任职，被授任将仕郎，试秘书省校书郎，充任西京（洛阳）留守推官，并被恩师胥偃定为乘龙快婿，是金榜题名时与洞房花烛夜双喜临门，不负他多年的努力与母亲的期望。初入官场，既遇上了同道好友，又逢到了好的上司，让他在起步时就心存高远，开启了好的仕途。他抵达洛阳任职时，就与后来成为北宋文坛上著名人物梅尧臣、尹洙等结为至交，常常在一起切磋诗文，向尹诛学得简洁谨严的古文手法，并以古文为主要的文体进行写作。正是得益于此期间与一批青年才俊在一起相学交流，让欧阳修的眼界大开，形成了多样化的写作历练。

        欧阳修的顶头上司、西京留守钱惟演，为吴越忠懿王钱俶之子，也是文学之人，为人很是开明，对欧阳修及这批青年才俊很是看好厚待，既不让他们承担琐碎的行政事务，还公然支持他们吃喝玩乐、吟诗作赋。在钱留守的大力支持下，欧阳修有了充分的时间去琢磨古文创作，他不满于时为流行华丽工整骈文的卑靡拘谨，凭借自己丰富的学识，以效法先秦两汉古人的手法，来力图打破当时陈腐的文风，推行“古文”，这让他为后来的诗文革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欧阳修本就因为自身的才气，而流露出锋芒毕露之个性，让他在殿试时被主考官所顾忌而未能夺魁，刚入官场是又顺风顺水，让他秉直的个性又得到了一定的张扬，导致与后来的上司发生直接对抗，虽然取得了一时之快，却预示他的仕途由此定会坎坷。原来，名臣王曙接替钱惟演任西京留守，一反钱的做法，对部属严加管束，一天将欧阳修等人集中起来，严厉教导他们：“你们看寇莱公（寇準）这样的人，尚且因为耽于享乐而被贬官，何况你们这些人在才能上比不了寇莱公，怎么还敢这样呢？”唯有欧阳修反驳说：“寇莱公后来之所以被贬，不是因为耽于享乐，而是因为年老了还不知退隐。”这让王曙默然无语。

        景祐元年（1034年），欧阳修被召试学士院，授官宣德郎，回京任馆阁校勘，参与编修《崇文总目》。宋仁宗时，范仲淹首次推行改革受挫被贬，欧阳修积极为他辩解，为此专门给时为谏官的高若讷写了一封信《与高司谏书》，毫不掩饰地揭露他卑劣的品质，是“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颂赞范仲淹“平生刚正、好学、通古今，其立朝有本未，天下所共知；今又以言事触宰相得罪”，指责他“既不能为辨其非辜，又畏有识者之责己，遂随而诋之，以为当黜。是可怪也！”并警告他：“是直可欺当时之人，而不可欺后世也……况今之人未可欺也。”欧阳修虽因此而被贬至夷陵（今湖北宜昌）为县令，但他那种不畏权势、直言不讳的刚毅品格，由此深得时人敬佩，也被传为千古美谈。

        康定元年（1040年），欧阳修被召回京，得到复任原职，后奉命知谏院。在庆历年间，出任右正言、知制诰，他积极支持范仲淹的“庆历新政”，成为革新派干将，但由于守旧派的阻挠而夭折。庆历五年（1045年），欧阳修也因此再次被贬外放，先后知滁州、扬州、颖州、应天府（河南商丘）等地。在推进“庆历新政”过程中，欧阳修与范仲淹等被人攻击为“朋党”，他在谏院专门上了一道《朋党论》奏章，明确畅明“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说君子之朋是“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所以“为人君者，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真朋，则天下治矣”。

        皇祐元年（1049年），欧阳修再次被召回朝，任翰林学士，史馆修撰等职。但到了至和元年（1054年），欧阳修又遭到诬陷而被贬同州，最后辞行时，宋仁宗后悔了，将他挽留下来，以翰林学士留朝修史。他从此开始了官修史书的人生，这不知是不是他后来称之为“一年春事都来几。早过了、三之二。绿暗红嫣浑可事”的无奈之写照。

                            

独具匠心双修史

        宋仁宗由于对《旧唐书》不满，于庆历五年（1054年）下诏开局修《新唐书》，至嘉祐五年（1060年）完成，历时十五年之久。这是一部官修史，欧阳修被宋仁宗留下来，才以翰林学士的名义主持了修史工作，主要负责《新唐书》中的本纪、志、表的撰修，而列传部分由宋祁撰修。

        宋承唐制，为了总结唐代的典章制度供宋王朝参考，欧阳修在修《新唐书》时，对志特别重视，首创新增了《兵志》与《选举志》，系统记载了唐代府兵等军事制度和科举制度，为我国正史体裁史书的一大开创，为以后《宋史》等所沿袭，使我国军事制度和用人制度的许多宝贵史料得以保存下来。他在修史中，还恢复了立表的传统，弥补了自魏晋至五代以来，修史者志、表缺略问题，从《新唐书》始又恢复了这种体例的完整性，使以后各朝史书多循此制。这是欧阳修对我国史学的一大贡献。

        《新五代史》是欧阳修私修的一部正史，也是唐代设馆修史以后的唯一一部私修正史，这是因为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私家修史的传统，但到了隋文帝时，下诏禁止私人修史，于是修史便成了官家之事，成了官修。但欧阳修看到此时的北宋王朝又处于内忧外患的困境之中，国内土地兼并剧烈，赋税繁重，农民起义不断暴发；对外深受辽与西夏的威胁与重压，每年还被迫向其交纳大量钱物。而他支持的范仲淹改革又遭到了失败，被贬的他，就想到了通过重修五代史记来表达一下自己的心声。他大约于景祐三年（1036年）开始，到皇祐五年（1053年）基本完成。可能是考虑私修之因，未能在生前上报，在他去世后一个月，也就是宋神宗熙宁五年（1072），由他的家人将《新五代史》献上。

        欧阳修在《新五代史》修撰过程，增加了旧五代史所未能见到的史料，博采了笔记小说和野史、杂史，使《新五代史》增添了不少新的内容，尤以《十国世家》新增史料为最多，列传人物部分也采用了新的材料以及笔记、小说中的材料，补充了事实，使人物事迹更为生动丰富。最为令人称道的是，欧阳修作为北宋时的文学大家，其修史文笔简洁，叙事生动，当时有人就认为他的笔力与《史记》不相上下。在二十四史中，《新五代史》文笔之出色，确属罕见。

        上下五千年，至清时，被乾隆帝钦定“中华正史”的二十四部史书，欧阳修以他个人的努力，既完成了官修的《新唐书》，又完成了私修的《新五代史》，二十四史中有其二，为史家所仅有，为中华史学作出了巨大贡献，书上了人生出彩的一笔，在史学上毫无愧疚地赢得了自己的一席。这是不是也是一种“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呢？

                          

治学开创一代风

        欧阳修在中国古代文坛上，可算得上一代文学巨匠。他是宋代文学史上最早开创一代文风的文坛领袖，唐宋八大家之一，与韩愈、柳宗元、苏轼被后人合称为“千古文章四大家”。他在北宋文坛上作出的突出贡献主要有：

        领导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欧阳修博学多才，诗文创作和学术著述都成就卓著，为天下所仰慕。他又是一代名臣，政治上赢得了很高的声望。这样的双重身份，让他入主文坛如鱼得水，独领北宋文坛一代风骚。在他的旗帜下，汇聚当时最顶尖的一批文学大家，尹洙、梅尧臣、苏舜钦是他的密友，苏洵、王安石受到他的引荐，苏轼、苏辙、曾巩更是他一手识拔的后起之秀。嘉祜二年（1057年）二月，欧阳修担任礼部贡举的主考官，以翰林学士身份主持进士考试，看到一份较好的答卷，认为文章语言流畅，说理透彻，很合自己倡导的平实文风，估计是自己的学生曾巩的，怕是“自己人”不好取第一，就列了第二。结果试卷拆封后，是苏轼的。这一科，录取了苏轼、苏辙、曾巩等人，对北宋文风转变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更使北宋文坛由此而产生了一批重要人物。欧阳修以卓越的识人之明，为北宋及整个中国文学史做出了一份突出的贡献。由他来担当起北宋文坛革新领袖，当属众望所归。

        欧阳修领导的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继承了中唐古文运动的传统，尤其是继承并发展了韩愈的古文理论，并吸收了北宋初期诗文革新的成果，举张文道并重，一方面强调道对文的决定作用，一方面又不轻视文，把文章与“百事”联系，反映现实。这些都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推向了高潮。他用自己的诗、赋、文各方面的艺术创作，作为诗文革新的范例进行推动。所以苏轼评论他的作品是：“论大道似韩愈，论事似李贽，记事似司马迁，诗赋似李白。”

        开一代文风。五代文风及宋初西昆体的浮靡文风，影响着当时的文坛，也被宋仁宗下诏所诫斥。当时任国子监直讲的石介更是对西昆体视若寇仇，专门写了《怪说》三遍，猛烈攻击西昆体，一批以太学士为主的青年士子随之而矫枉过正，走上了险怪艰涩的文创之路，形成了风行一时的“太学体”。欧阳修看到“太学体”的怪僻生涩不健康的文风，进行坚决的反对与鞭斥，利用主持贡举的机会，对文风险怪的士子痛加排抑。经过几年的努力，终使“太学体”消声匿迹。在他的倡导下，平实的文风终于主导了此后北宋的文坛。

        欧阳修早年为了应试，对骈俪之文下过很深的功夫，自幼年起就对韩愈文章喜好而进行认真研读，为他日后古文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使得他散文的高度成就与正确的古文理论相辅相成。文道并重相称、语言简洁流畅、文气纡徐委婉，于雄肆峻切之外又别开生面，便成了他的为文之特色，创造了一种平易自然的新风格。在他的《醉翁亭记》最能反映出这一代表特色，看开头部分：“环滁皆山也”，五字写完全景；“作亭者谁？山之僧智仙也。名之者谁？太守自谓也”，两句自然贴切；“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文之道的显现，等等，是平实中流畅，简洁中凝练，圆融里轻快，毫无滞涩逼迫之感，只见娓娓道来之语，于委婉含蓄中纡徐有致，千古传诵而不减色，说他开创一代文风一点也不为过。

  

        “今年花胜去年红。可惜明年花更好，知与谁同？”千年已过，欧阳文忠公可否再来一次“相思难表，梦魂无据，惟有归来是”，去寻那“又争似、家山见桃李。不枉东风吹客泪”，于“醉能同其乐，醒能述以文者”中，再践诺“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三朝追赠，不抵一代文风，留下的篇篇雄文名作，传诵至今而不朽。

【作者简介】

        朱双顶，网名东香人，安徽省直机关退休人员，在家以读书为乐，近年内重拾旧时雅好，不时写点扎记、散文、随笔、诗歌等，先后在多家微信公众平台上发表三百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