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作品】
作者 刘铁军
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1966年的夏天突然爆发了，它就像一只“洪流”、一股“热浪”迅速地席卷了整个神州大地。当年的长春五商店一带，从新发路到人民广场，似乎是长春市文化大革命的中心，这里从早到晚都聚集着人群，游行、贴大字报、开辩论会，热闹非凡，一无宁日。
我每天都要到五商店走一趟，这样就能是离革命的“漩涡”能更近一点。印象最深的是抢传单和发传单，在人群里，突然有人向空中抛出一叠红红绿绿的纸来，人们就会奋不顾身的扑上去抢，那场面很乱却又积极，这就是文革给我留下的最初的烙印。在那里，可以知道文革的新动向，听到方方面面的新消息，例如，红卫兵以“破四旧”为名，焚烧图书，捣毁文物，抄家游斗，冲击党政机关。例如，北京东交民巷外国使馆区街道，改名为“反帝路”，后来又传出“红卫兵到了井冈山”，文革时期的大串联，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这消息让我兴奋不已，有许多天一直寝食难安，一心筹划着怎样才能“走出去”参加“大串联”，我觉得自己幸运的赶上了一场梦寐以求的革命。
一 爸爸解围 获准串联
1966年8月18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广场，第一次接见了全国各地来京的红卫兵，把文革运动推向了高潮，轰轰烈烈的革命大串联正式拉开了序幕。
学校都停课了，我们整天腻在家里，和张禹、书生、书建在一起传播听到的各种消息，策划着如何能逃出家长的控制，劝说妈妈放我们出去，到外面也“革命”一回，可是妈妈非但不听，就连零花钱，也被严格控制起来了。有一天，我突然发现姐姐“失踪”了，才明白她那些日子，神神秘秘、鬼鬼祟祟的是在准备“出逃”啊。我问妈妈的时候，她几乎哭出声来，浑身战栗的对我说：“你姐走了，连个招呼都不打，你们俩是想要我的命吗？要革命就先革了我的命吧！”我被妈妈的样子吓着了，不敢再提此事，还是仍不甘心。
就在这个时候，爸爸从四清工作队回来，我把想出去串联的事向他说了，爸爸就给妈妈做了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爸爸说，文化大革命史无前例，能在这场运动中站稳脚跟，就必须要投身进去，在大风大浪里得到锻炼，连大门都出不去，串联也不能参加，还怎么能谈得上将革命进行到底呢？爸爸明确表态，支持我的“革命行动”。他还说，不要放过这次难得的机会，即使没有交流到革命经验，能出去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也是一件好事。妈妈这才同意我们可以串联了，但必须约法三章，还要和可靠的人一路同行。刚好这和书生、张禹家的要求一致，我们就这样组成了一个“家庭帮”串联小分队，由书芳带队，书生、书建、张禹还有一个书芳的同学，名字我记不清了。
书建在学校里开了介绍信，按要求，要写上各地的接待单位，我们在一起商量这次串联的行动路线。虽然讨论多次仍不能达成一致，但第一站不去北京是统一的，计划是先去大连，然后去上海，广州，最后到北京，根据实际情况可以随时调整下一步的行动方案。于是，在介绍信上就写了，大连、青岛、济南、上海和北京。妈妈给了我13元钱和30斤全国粮票，带了一套换洗的衣服，提着一个帆布的旅行袋，就这样出发了。我们离开长春的那一天是1966年10月28日。
二 月台走散 哑然失声
根据当时铁路部门的规定，凡是乘坐火车外出的学生，必须凭介绍信在指定地点换票，然后才能持票进站乘车。可是那时候铁路秩序已经被打乱，火车站里里外外，人山人海，没有人用票，也没有人检票。我们乘的是晚上九点，从哈尔滨到大连的普通列车，上车的人占满了月台，只见人头攒动，就连说话的声音都听不清楚。
列车刚一进站，月台上的人就像疯了一样扑向列车，车还没有停，就有人把住车的门把手，跟着列车往前跑，还有人打开车窗，往车里钻。我们上车前做的一切计划都已经全部打乱，在这种情况下，什么都不顾了，当我拼命的往上挤时，回头一看，身边已经不见了他们几个人的踪影，自动放弃了上车，开始在站台上找人，扯着脖子喊：“书生……张禹……”心里越慌，脚下越乱，一个车窗，一个车窗地探望，一个车厢，一个车厢的大声呼喊。在那样喧闹的环境里，在那么多亢奋的人群中，我的声音是那么微弱，别说是革命的风暴的来临，就在这样的汹涌人潮面前，我觉得自己显得是多么微不足道，渺小可怜。很快，站台上的人减少，我的嗓子也喊不出声音了。我这时才明白，既然他们不在站台上，就说明已经上了车，我只能在火车上或者是到了大连再找到他们，于是，我便登上了即将开动的列车。
车厢里挤满了人，座椅下面，行李架上都是人，就连厕所里也被占满，我只好站在两个长椅中间，其实是坐椅上人的两腿之间。这是一位大姐姐。她和我说什么，都记不清了，但我的声音沙哑，她完全相信我是一个半聋哑的残疾人。她很照顾我让我靠在茶几上休息，那小桌子是我唯一的依靠，我一点也不会掩饰，不一会儿就睡着了。等车停下来的时候，是在沈阳，我看见窗外的书芳在喊，虽然听不见声音，但知道他们一定在找我，无论我怎么喊，怎么比划都无济于事，但我心里已经踏实了，他们都在车上。列车到大连是第二天的早上，我没有乱跑，站在车门口等他们来找，当我看见书芳的眼圈儿里含着泪水的时候，我感觉就像见到了久别的亲人。
三 初到大连 首次看海
在大连，我们被分配到一个临时组建起来的红卫兵接待站。早上吃的是，苞米面发糕，咸菜和萝卜丝汤，发糕又干又硬，就像咬了一口锯末子，萝卜汤的味道像“马尿”。我不想吃，书芳说，你们要想出去玩儿就必须得吃饭，不然很快就会饿，一饿就累得走不动了。我勉强吃了一点，接下来的几天。每餐都有“马尿”。我们住的条件也很差，房间里又冷又暗，潮湿的被褥几乎都能拧出水来，晚上根本都不能脱衣服睡觉。我还记得，接待站给我们发了免费乘车票。
大连人给我印象是，说话很有意思，我们称“海蛎子”味儿，他们把“孙”叫“森”（sen），把“喝”叫“哈”。还很臭美，就在当时“破四旧”的时候，他们穿着还很讲究。我记得在红卫兵接待站的门口，看见一个扎着两条小辫子的红卫兵，身穿军装，带着袖标，腰里扎着皮带，飒爽英姿，她押着一个70多岁的白发老太太，老人的两条胳膊还用细绳拴着，女生手里牵着绳子拉着走。我不由得惊呆了，后来一问才知道是押送“牛鬼蛇神”回原籍。
在大连住下来，马上就想到去海边玩儿了，因为平生第一次看到大海，不免有些激动。我一直怀着期待的心情，就在去海边的路上，耳边早已传来了大海翻腾的声音。当我朝思暮想的大海就在眼前的时候，心情却又激动不起来，我蹲下身子，用手抚摸着清凉的海水，感觉海水的温度，分辩着海水的颜色，是蓝色的不是纯蓝，里面夹杂着绿和灰色。那时我突然察觉到，原来海水并不是纯蓝，纯蓝也不是最美的，海水的颜色让我喜欢，其实那里还有灰色。抬起头，我看着一望无际的海面，看那海天相连的地方，有点领会了海的宽广和博大，还有海鸥在远方飞翔，真是有点儿神往。要不是当时的气温很低，海水很凉，我真想下海游泳。现在还是说不清，那时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
在大连的几天里，几乎每天都去海边，我们还去了星海公园，老虎滩。大海让我们着迷，总是看不够。
四 黑石礁赶海 惊魂未定
在大连时，我们还去过黑石礁赶海。我们上午赶到的时候，正是大海退潮，我一看见大海，就奋不顾身的扑向前去，不知道怎么了，大海一见到我，就往后退，我又扑，它又退，我再扑，它还是退，这时我才有点儿明白，当地人说的赶海的意思，是在大海退潮的时候，把它“赶回老家去”。退潮后，沙滩上有许多贝壳，我见了什么都好看，还有各式各样的海螺。没想到海岸上大部分的石礁，一会儿功夫都露出来了，礁石上沾了黑乎乎的东西，仔细看，原来都是海螺。上面有许多海蛎子，有些当地人背着竹篓，手里拿着长把尖头的小镐，看准了，一镐下去，海蛎子的肉就挑进竹篓里，动作娴熟，一气呵成，干净利索。我比较感兴趣还是石头下的螃蟹，不仅捡了许多贝壳，还掏了许多海螺和小寄居蟹，小螃蟹。我记得当时最羡慕的是人家手里的小桶了。
我们中午吃的是自己带的馒头，还有买的小鱼和小虾。我们在礁石上跳来跳去，看着清澈透明的海水，还有海水里无穷无尽的乐趣，不知不觉的就到了傍晚。不一会儿，潮水就渐渐的涨起来，把两个是礁石之间的距离，无限的扩大，我们开始慌了，不顾一切的往回赶，眼看着不深的水，一脚下去就已经齐腰了，浑身上下已经全部湿透，而且越来越沉重。回头看时，脑子里一下子就冒出了“苦海无边，回头是岸”这个词。海水还灌到嘴里，也让我尝到这个“苦”的滋味。当我们跳上最后一个连接陆地的一块儿礁石上，身后的海水已经把能看到的几个岛礁，全部被淹没了。脱下湿透的衣服，惊魂未定，被海水一吹，清醒了许多，心里想，原来这大海还有这么动人心魄的一面呢。
五 舟车劳顿 一路欢歌
在大连住了几天，我们就乘船跨渤海湾到了烟台。记得乘船时没有买船票，是在码头上取了票，直接到大连港上船轮渡的。因为是海上航行，害怕的是晕船，就去药店里买了晕船的药。虽然有点儿兴奋，但还是忧心忡忡。轮船显得十分破旧，船上用得是柴油蒸汽机，声音特别响亮。一点儿没有想象中那样的威武，我脑子里的船，其实是舰艇，所以看哪里都对不上号。
我们坐的是三等舱，一个房间四张床上下铺，很舒服的那种感觉。开船后，我们站在甲板上，看见海水是黑色的，浪花是白色的，远处能看到点点的星光是航标灯，有时也能看到高耸着桅杆的打鱼船。航行时受到浪涌的影响，船在起伏摇摆，虽然船在摇晃，还没有导致不良反应，也没有产生恶心呕吐的感觉，我想恐怕是船没有到海的中央吧，就回到船舱里，倒头便睡，一觉就到了烟台。没想到，海上的这次旅行竟然这样平静的过去了。
我们在烟台没有逗留，上了直达青岛的列车，因为是始发站，在这趟列车上我们还有座位。看着车窗外面的景色，更让人心旷神怡。火车刚出烟台，就看到沿铁路线的两旁满山遍野的苹果树，大约有十几公里。列车停下来的时候，我注意了这个地方的名字，是平台。站台上堆满了小山一样的红苹果，一问两分钱一斤，车厢里的人几乎都买了，我也把手提的旅行袋都装满，苹果能管够吃，就别提多高兴啦。
一边吃，一边高兴地唱起来，在我们对面坐着一个小姑娘，身穿黄色的旧军装，短发，胸前戴着一个，北京七中的校徽，她爽朗的笑声，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毫无顾忌的在一起说笑、打闹，还做起了游戏。书建在我们几个人中间，长得最帅，而且聪明伶俐，说话又好听，他提议，我们玩儿成语接龙吧？没有成语，用四个字也行，但不能重复。这是我们在家里常玩儿这游戏，我管它叫，“接话巴”，那个女孩儿很高兴的同意了，书建起头儿，“车水马龙”；书生接“龙飞凤舞”；张禹接“五谷丰登”；我接“灯火通明”；女孩儿接“明知故问”……几轮下来不分胜负，也没有人掉队，可到后面就有难度了，轮到那女孩儿时，接一个“巴”字，她随口说了句，“吧得儿，吧得儿”，书建立即质疑这句不通，还一定要人家解释，“吧得儿”是个啥意思？那女孩儿被问得脸红，她说，看你吃苹果发出的声音，“吧得儿，吧得儿”，我们借机起哄，大笑不止，搞得那女孩儿说啥也不再玩儿了。书建滑稽又幽默的说，你要是不玩儿，我们都陪不了你，我们该多没意思呀？我们一路上说说笑笑地到了青岛。烟台的苹果和北京的姑娘，在我的记忆里，很久很久都挥之不去。
六 被盗金沙滩 邂逅韩福林
青岛，在我的印象里，只有栈桥和金沙滩，因为在金沙滩我把钱包丢了。那一天，我们光着脚在金沙滩上走，身后跟了一帮人，他们要和我换毛主席像章。当时，长春出了一种有五角星的毛主席纪念章，比较新颖，我们出来时带了两枚。有人拿出许多毛主席像章来换，也有人拿着海边的特产珊瑚、海螺、海星和五颜六色的贝壳跟我换，我多次从兜里掏出纪念章和钱包，当时，注意力全部倾注在人家的样品上，我的钱包就在那时被人偷走了。当我发现钱包没了，已经什么都来不及。我被这突如其来的事故打晕，茫然不知所措，我想到怎么向妈妈交待？接下来怎么继续往前走？第一次没有了主意，而且觉得是那么的无助，越想越委屈，心情坏到了极点，回到驻地便放声大哭起来。
可能是我的哭声悲悯真切，感动了一位北京的高中生，他走进了我们的生活，他叫韩福林。开始他怕我们几个小孩子被人欺骗，受了欺负，只是看看，顺便劝劝，见我如此伤心，又实在有点儿可怜，就一边开导一边帮我出主意，他说，既然钱都丢了，哭又哭不回来，不如想想下一站到哪？他说，各地的红卫兵接待站，都是可以借钱给临时有困难的人，不仅提供免费食宿，还会为继续前行创造条件。我心情开始好转，有点儿见到亲人的感觉了，随后的几天里，我就像跟屁虫一样，粘上了韩福林，从那个时候就管他叫“大哥”了。韩福林给我们三条建议，第一，给家里写一封信，请求援助，说明情况并尽快寄钱和粮票，在前面一站停下来的时候，把钱寄到。第二，把剩下来的钱交给书芳管理，谁都不带现金，以免不测，即做到计划开支，又能节约费用。第三，重新调整出行计划，尽早往回赶，结束这次串联活动。应该说，他的建议天衣无缝，我们也不得不服从。
和韩福林一起来的还有两名同学，一个姓丛，我们都叫他“小虫子”，另一个姓唐，他们两人也都很听韩大哥的指挥。因为我们不能同行，就只好约定在前面的几站里，尽量调整计划安排，争取再见上一面。当时还约定在火车站留言处，用黄色的纸条留言，无论是谁先到，都要有留字为证。虽然仅仅几天时间的相触，韩福林大哥给我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他端庄正气，知识渊博，幽默风趣，让我心醉神迷。后来我们一直保持着联系，韩福林还来长春看过我们，我从部队复员后，还在北京东单三条南观厂13号他的家里住了一个晚上。
七 夜渡江桥 下榻东湖
我们离开青岛去了济南，又乘车南下到达武汉。当时去武汉的目的，就是要目睹一下武汉长江大桥，因为毛主席的诗词“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那时，它是“万里长江第一桥”，连接京汉铁路和粤汉铁路，是新中国成立后，在长江上建立的第一座铁路、公路的两用桥。我们通过大桥时正赶在夜里，广播通知，马上就要过桥，关闭列车上所有的车窗，不准开启车门。我把脸贴在车窗上，只能勉强地看到远处江面上的灯光，眼前一晃一晃的钢梁桥架，耳边巨大的车轮声隆隆作响，心中的憧憬已经荡然无存了。后来，从事了交通行业的工作，才了解到一些关于当年建设武汉长江大桥的真实情况。那是苏联援助的165个项目之一，总设计师是著名的茅以升先生，他在苏联专家撤走，带走所有图纸和有关资料的情况下，顶着压力，克服种种困难，用了两年的时间，大桥终于在1957年10月15日建成通车。
我们住的地方，在武汉东湖的边上，有人介绍，东湖是湖北的国宾馆，是个极美的地方，东湖比杭州的西湖大六倍，据说，毛主席也十分钟爱东湖，是个绝佳的风景圣地。第二天，我们就去了东湖，可是正赶上阴天，已经是十一月初，据说武汉没有秋天，好像夏天和冬天是连在一起的。那天下了一场小雨，温度瞬间降下来，我们站在湖边上，秋风萧瑟，一阵阵冷风吹来，都不用深呼吸，就已经冷得发抖了。看不到湖水，更看不到湖的对岸，眼前一片朦朦胧胧的，好像在云里雾里一样。但有一点很特别，就是无论你在那里，都能闻到一股味道，那是桂花的香味儿，在武汉的江城街道上，桂花总是成串成串枝枒在黄绿相间，人们行走在被这股香甜味道的包围之中。
我还记得去了黄鹤楼，好像没有门票，只记得那首李白的“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还有“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反，白云千载空悠悠。”这些都和离别伤感有关的诗词。我记得当时的黄鹤楼只有三层，而现在看到的五层，是1985年重新修建。这可惜，那时候没有条件，如果能留下一张照片，应该是多么珍贵啊！
八 畅游长江 船上受伤
我们从武汉出发，乘长江客轮逆流而上，直奔南京。所以选择这条路线，主要是考虑铁路上的人太多，加上秩序混乱，没有一趟列车是按正点运行的，真是难为当时的铁路调度。书芳大姐比我大五六岁，她的话就代表家长，什么时候起床、什么时候睡觉、坐什么车、到什么地方去，基本上都是她说了算。这条航线当年比较繁忙，虽然途中时间较长，但水运的价格比较便宜。我们是踏着浮泵连着跳板登船的，我就觉得船一直在晃晃悠悠，露天的码头，当时设施还十分简陋。
我们坐的是四等舱，船舷的两侧是可以通行的甲板，舱内的床是连接在一起的，上下两层，三等和二等舱在上面，五等舱在下面。船头、船尾和两侧还堆放了不少货物，我记得有桐油木桶和棉花麻包，我还想，这要是遇到大雨可怎么办呢？
站在船上看长江，景色确有不同，江面上船行如梭，有钢铁的轮船，也有一排排立杆张帆的木桅船。江水浑浊，看不到一点儿绿色，和大海的清澈透明简直无法相比。记得在这区间里，轮船还停靠过港口，旅客还可以上岸，上船下船的人很多，形形色色，熙熙攘攘，摩肩擦踵。我还买了当地的粽子吃，又甜又咸的味道很怪，留下了一点记忆。
我们在船上无事可做，除了看风景，就是打扑克。我发现船舷上一只大木桶，里面装满了金鱼，由于水少鱼多，挤在一起，翻滚着金色的波浪，十分诱人。我观察了半天，好像没有人看管，就回到船舱里和书生商量，找个盛水的容器，去捞几条鱼来。书生帮我找了一个饭盒儿，我捏手捏脚的走到大木桶旁边，伸手一捞，有十几条小鱼就已经收入“囊中”了。也不知道是看见鱼而过于兴奋，还是偷了人家东西才心虚紧张，端着饭盒慌慌张张的往回跑，一下子被正好打开的门撞着，门的把手撞在我的右肩膀上，当时痛得不能伸胳膊，饭盒打翻在地，金鱼跳起一尺多高，心疼，胳膊也疼，我龇牙咧嘴，大呼小叫。书芳把我带到船上的医务室，医生给我拿了药，还在脖子上吊了一个绷带，把右手放在里面，医生说，必须按时吃药，不能乱动。书生说，这是老天爷的惩罚，你必须遭点罪受，你这叫自残式认错，就凭这一点，不会有啥事儿的。果然，睡了一觉胳膊就好了，吊在脖子上的绷带，好像是故意诱人好奇，所以第二天就不戴了。
九 浦口轮渡 雨花台过夜
我们在船上渡过两天两夜，到达南京时，记不得在哪里下的船，计划是两天以后转乘火车去上海。那时长江把南京一分为二，分江南、江北两个区，因为没有建成南京长江大桥，过江就只有在浦口乘渡船。从浦口码头横渡长江，大概要20分钟，票价只有四分钱。渡江的船分成上下两层，好像下边都是货物，上面能站人，二楼上还有长排的座椅。因为这里是津浦铁路的终点，北方南下或者从南方乘火车北上的旅客，都要在这里换乘轮渡过长江。还有点儿印象的是，有一个长长的拱形雨篷，长廊的一头是火车站的入口，另一头就是码头，应该是为下雨时方便旅客修建的。
我们随着人群，从对岸港口乘坐的轮渡到这边的码头，有点儿像电影里的遊民。现在南京已建成了6座长江大桥，当年像用那样过江的，也只能在电影里寻找得到。
我们在红卫兵接待站排队分配住宿，大约等了三个小时，眼看着天色渐晚，早已是饥肠辘辘，有人说市里也有接待站，不能在这里继续消耗体力，浪费时间。于是我们就上了去市里的车，一看终点站是“雨花台”，不用商量就到雨花台。那时天色已经全部黑下来，雨花台那里的人虽然还很多，但显得十分幽静，松柏环抱的山岗，天上点点的繁星。这里是国民党杀害共产党人的地方，殉难的革命烈士达十万人之多。我们走累了，实在是走不动了，已经是后半夜，我们就在一块大石头上睡了一夜。也许有失对先烈的敬畏，也许是天气变化的原因，第二天早上，我们几个人都打喷嚏、流鼻涕，浑身难受。
记得雨花台的后面有一片竹林，我们在北方生活的人，没有见过成片的万株翠竹，端直秀丽，蔚为壮观。我们便一头钻进竹林中，竹径小路，一片静谧，风雅宜人。谈不上欣赏，可就是看不够，那竹姿竹林，近显远隐，层出不穷，好像还有小亭小景，有点在画中的感觉，在不知不觉中我被竹子的魅力给征服了。从那儿以后，就开始注意竹子，也慢慢的知道了什么是观竹态，赏竹影，得雅趣了。
十 上海通话 跑马厅再伤
我们早上乘火车从南京出发，用了一整天的时间，在傍晚的时候到达了上海。上海给我的印象非常好，到处都是干干净净，无论方砖建筑的人行道，还是石板铺成的弄堂小路，都被水洗刷地清洁美丽，让我感到特别惊奇的是，马路是可以用水洗的。还有每条路上的名字，文雅大气，江南文化十足，例如漕溪路、万航渡路、浦东路等。
因为来上海串联的学生太多，学校已经住满，上海市政府机关，也腾出了部分办公场所接待红卫兵。我们被分配到上海市团市委所在地，在人民公园和人民广场附近，那里的部分建筑物改建为上海图书馆、上海美术馆。这里是旧上海时的跑马厅，从外观上看，这属于古典造型，外墙是红褐色的砖，有塔化干式柱廊，是欧式的建筑，内部装饰典雅，富丽堂皇。我们是睡在走廊里的地铺上，被褥整洁卫生。后来参加工作后，出差到上海时，曾经找过这个地方，现在早已经改建成上海博物馆，上海城市规划展示馆。就连原来的体育宫，也在原址上建了上海大剧院。
到上海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想办法与家里取得联系，因为有了固定的住址，可以让妈妈寄钱过来。在上海红卫兵接待站负责同志的帮助下，到上海市政府办公大楼里，我给妈妈打通了电话，毕竟是第一次离开家里这么久，能和妈妈通话，我还很激动。拨通了妈妈办公室的电话，我记得十分清楚是2224。通话时，我的语言很懦弱爱怜：“妈，你接到我的信了吗？我们在上海团市委……”妈在电话的那边大声说：“我知道了，钱我马上就电汇过去。记住，接到钱就赶快回家，再不回来，看我不打断你的腿！”放下电话的那一刻，还心魂未定，突然如梦初醒，我现在是在上海，并不在妈妈身边。
在上海的几天里，我们去了虹口公园，也是鲁迅公园，还去了上海的外滩，在南京路上逛商店。在百货大楼里，书建买了一只足球，它给我们带来了无限的欢乐。在我们驻地的后院里有一个大草坪，是在电影里看到的那种，我们在草坪上踢球，然后大字型的躺在草坪上，有一种以前没有过的满足。足球一下子就成了我们最喜欢的运动，每天但凡有点儿时间就跑去踢球。开始分伙练带球过人，后来就摆成球门练习射门，轮到我时，摆正球位，后退助跑，抬脚射门，足球却纹丝未动，我一脚触底，脚趾骨裂，应声倒地。书生、书建、张禹抱着肚子，笑得在地上打滚儿。后来看我疼得厉害，表情痛苦，知道伤得不轻，就马上扶我起来，到附近的医院就诊。那几天我只好一瘸一拐的，就像一个刚从战场下来的伤兵。这件事成了一个“笑柄”，无论过去多少年，只要我们几个谈到串联的话题，我就同样被他们糟蹋一番。
第三天，我终于接到了妈妈寄来的15元钱和20斤全国粮票。记得在我们驻地的马路对面，有一个卖水煎包的，每天都准时出现在弄堂口上，只有两个小时，卖完后就收摊儿，十分规律。我虽然吃过早餐，但还是忍不住要去买两个水煎包吃。
在上海时，书芳的同学要自己先回家了，理由是离家的时间太长，怕家里人惦念。还有一件事可以记录的，是姐姐当时也在上海，而且就住在我们对面。有一次，我们接待站在草坪上搞联欢活动，她还来过“到此一游”。回家时我们对上了时间和地点，当时我还问过她，如果你碰见我，能带我和你一起走吗？姐姐说，我可能会给你点钱，但不能带你走，因为那样，同学们一定会笑话我的。
十一 天安门接见 新街口泡澡
11月25日晚上，我们坐了两天两夜的火车，从上海终于到达了北京。红卫兵接待站把我们送到新街口小学，已经是晚上十点钟，学校里没有床铺，地上铺着草垫子。领队的是位解放军战士，热情周到，给我们分配了住处，还用铁桶盛粥，拿来糖油饼和酱黄瓜，让我们吃饭后，抓紧时间休息，安排的井井有条，比起一路上这是最好的待遇了。
当我们刚刚入睡的时候，就听到解放军通知，毛主席要接见我们！虽然早已经是精疲力尽，但听到这么振奋人心的好消息，想睡都不可能了。我们跟着解放军排队集合，他给我们提出了各种要求，这是必须服从的纪律，例如，什么东西都不能带，不能喝水，不能吃东西，不能掉队，在人群中，还不能弯腰提鞋等等。
天还没亮，我们就进入了天安门广场，在天安门的东面中山公园大墙一侧，距离长安街不到10米，前边有四五排人，第一排是解放军。天渐渐的亮了，我清晰地记得，朝霞将天安门涂抹的金碧辉煌，广场上远远望去，人山人海，波澜壮阔。几乎所有的人都穿着军装，手里拿着毛主席的语录，有人站起来领着大家，读毛主席语录，高唱革命歌曲，一遍又一遍的唱《大海航行靠舵手》，我们在无比兴奋中度过一分一秒。就在这个时候，我突然尿急，虽然犹豫了半天，还是和书建，窜向后面的厕所。说来真巧，还没有到大墙底下，《东方红》的乐曲突然想起来，所有在场的人全都站起来，使劲向前涌，原来的队伍全乱了。大家振臂高呼，“毛主席万岁！”震耳欲聋。我俩立即掉头回来，路已经被前面的人堵得死死的，我只能从人们的缝隙间往前看，毛主席站在敞篷的吉普车上，车队从我们面前开过。毛主席挥动右手，身穿绿色的军大衣，好像没有戴帽子。车子刚过去的时候，主席好像侧了一下身子，挥手示意，又转过头向前方了。我眼睛直盯着，到看不见为止，大概有两三分钟。至于他身边还有谁？后边还有几台车？根本一概不知。每次回想起来，毛主席接见我们的场面就像做梦一样。我们是那么的天真浪漫，被周围强烈氛围的感染着，生怕自己不够激进和革命。
等我们来到厕所时，更是人满为患，厕所是用竹席围起来的，我正发愁如何前往前迈步，身边有人使劲的推了我一把，差点跌倒在尿坑里，回头看那人，分明是个剃了平头的女生，满脸凶相，南方口音“快点！（澳牒）快点！（澳牒）”我看见男生就地解决，女生在竹席的后边，眼前完全是另一副场面，眼看着竹席的围墙慢慢地倒下来，我实在来不及了，其中有一半是尿在自己裤腿里的。身体在那一瞬间放松了，心里却更加懊恼。
接见的队伍就地解散，等回到驻地时才吃早饭，还是糖油饼和稀粥，因为毛主席接见我们，接待站还给我们每个人增加了一个鸡蛋。在上海时，我因为脚趾受伤，没有洗过澡。就要求去外面找一个洗澡的地方，有人告诉我在不远的积水潭对面就有一个澡堂子。
我就去了新街口浴池，最有意思的是北京的浴池里，有“喊堂”，买票发号牌儿，一分为二给门口的伙计，挂在墙上随后大声喊道：“两位来了，您呐！里边儿请！”无论大人小孩儿都成“您”，换上一种趿拉板儿，在拿一块肥皂头儿，大概有一块肥皂的1/4大小。记得水池子里有三四个，分温的、热的，印象里只花了五分钱。痛痛快快的洗了澡，还知道洗洗衣服，好像在串联的这些日子里，只换过一次衣服，我把裤子和袜子放在盆子里的时候，它们好像都能站立起来。我在新街口小学教室的地铺上，舒舒服服地睡着了，这是自从离家以后，第一次睡得最为香甜的一觉。
那天是1966年11月26日。
十二 南观厂告别 大佛寺认亲
第二天早上，书芳叫我，说她们三个要回长春了，问我是不是跟他们一起走？因为我答应陪张禹去见他的姨妈，就说，你们先走吧，我们过两天就回去了。书芳还是不放心，千叮咛万嘱咐一番。我们先去找了韩福林大哥，按照地址，北京东单三条南观厂13号，我们很顺利的找到了韩福林大哥的家，只可惜他还没有回来，家人说，他好像是去了新疆。出了他家的胡同口，就是协和医院的西门，也是原协和医院的正门。这里距离北京火车站已经不远，我们说好，就此告别，毕竟是朝夕相处了这么长时间，一说到要离开，就觉得不是个滋味儿。张禹本来就爱哭，说着说着眼圈儿就红了。书芳说啥也不让我们俩去火车站，就这样，我们在丹东菜市场门口挥泪告别。现在想想，那时人与人之间感情是多么纯洁，多么珍贵呀。
下午我和张禹找到他的姨妈家，在美术馆后边的大佛寺西街，记得姨妈一见张禹就哭了，家有个姐姐和一个弟弟，弟弟叫“老虎”，一副憨厚可爱的样子，见了我们就一直在笑，笑得我都不好意思，姐姐说他就是“笑面虎”。姨妈还给我们做了许多好吃的饭菜。张禹本来是可以住在姨妈家的，但为了陪着我，就只好回到新街口去睡地铺了。
接下来的几天，老虎带我们四处观光，在天安门广场，我们留下了这次大串联中唯一的两张照片，一张是我和张禹的合影；一张是我、张禹和老虎三人合影。每当我看到这篇这张照片时，都能深切的感觉到，我对北京那么深情，北京对我有那么重要。我们还去了中山公园、颐和园和天坛，每天乐此不疲。我莫名的喜欢上了北京，走在北京的马路上，听着北京人的卷舌音，总有种亲切感，就连他们吵架，我都感觉是在说相声一样那么好听。回长春以后有段时间，我仍然不自觉的学北京人带卷舌的发音，叫人听着很别扭。有一次妈妈对我说，是哪里的人就说哪里的话，你说人家北京人的话，学得又不像，再说就真成笑话了。从那以后我才认识到，我当时有多么的幼稚。
新街口小学后来在80年代被改建成北京教育学院附中，我在北京工作时，曾经两次到过新街口小学原址，那里早已面目全非。就连当地曾经有过一个小学，现在都很少人知道了。
1966年12月3日，我和张禹回到了长春。结束了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次经历――大串联。
铁军2020年6月10日一稿
6月20日二稿
於长春
附录李旭光评刘铁军散文《大串联》
铁军的《大串联》，既是散文体回忆录，又类如叙事文学、章回小说，通篇都带有传奇色彩。如妈妈的放声大哭不准革命，月台走失，被盗金沙滩，黑石礁涨潮遇险，邂逅韩福林，捞金鱼伤臂膀，跑马场再伤，上侧所险错过接见等，留下许多生动感人细节，史料价值弥足珍贵！文革是怎样动荡，《大串联》可见一斑。小小少年，壮游大江南北，只能是使人徒生憐爱！又使我想起福娄拜那可名言：“任何写照是讽刺，历史是控诉"！惟愿央央华夏，子子孙孙，再也不要发生这样的革命，再也不要让孩子们的母亲，揪心挠肝一样的牵挂……2020.6.21
刘铁军，吉林长春人，长期从事交通规划工作，多有学术论文发表。2013年退休，开始散文诗歌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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