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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也正名乎
——试用新文化价值观辨正若干旧概念
文/李梦痴
题记
若问新文化的第一要义是什么？
我想孔子的回答相当到位：必也正名乎！
新文化一定要辨正一些关键的名词，确立新文化价值观下的名分。
只有端正了名分，新文化的建设才能顺利进行，而不至于被混乱概念干扰阻挠甚至颠覆。
本文拟依据新文化价值观，对若干旧名词做新文化的解读和辨正。包括人民与公民、主人翁和志愿者、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自由自主和自律、民主和财主、平等和公平、博爱和立场、洗脑和教育、道德绑架和法外自由、反思和批评等大家耳熟能详，经常挂在嘴上的常用语。力求理清新文化语境中这些词汇的新义，以剥离旧文化的习染。
陷于个人认知的局限，辨正过程中难免讹漏偏颇，选题上难免挂一漏万，欢迎各界有识同志添砖加瓦，共攘正名事业。若能以我之砖瓦引同志珠玉，更是我之大愿。
一、为“正名”正名
01，正名出处
必也正名乎，出自论语子路篇。
子路问孔子，如果卫国国君请孔子主政，孔子最先做的是什么事。
孔子答，一定要先辨正名分。
子路笑孔子迂腐，认为名分没什么好辨正的。
孔子训斥子路粗野，告诫子路，君子对自己不懂的事情，要采取存疑的态度，不要像子路这样瞎发表意见。进而孔子向子路阐述了正名的必要性。孔子说名分如果不正，说出来的话就不顺，话不顺，事情就办不成，事情办不成，礼乐制度就不能兴，礼乐制度不能兴，赏罚就不能得当，赏罚不能得当，百姓就无所措手足。所以君子确定一个名分，一定有能说得清晰的明确依据，说出来的话一定能够行得通，而不是空乏议论打嘴炮，君子对自己说的话，是从来不马虎的。
02，孔子正名的历史背境
孔子说的正名，是有的放矢的说法。
当时处在礼崩乐坏的社会大变革时期，礼乐本来是周为严明社会等级维持社会稳定创立的制度，但到了孔子时代，已经成了沽名钓誉的噱头。人们普遍以僭礼擅乐作为增加自己荣誉的标志。
晋文公想要享用天子的墓葬之礼，楚庄王打听鼎的重量，管仲和国君同享三归之利，鲁季氏更是把天子的八佾之舞搬到自己的厅堂。诸侯惦记天子的荣誉，大夫惦记诸侯的地位，搞得天子不天子、诸侯不诸侯、大夫不大夫，勉强用礼乐搭建起来的社会秩序，再也没法维持社会稳定。如此混乱不堪，社会秩序崩塌，上行下效，江河日下，到最后只能沦落到三家分晋田氏代齐的地步。
这就是孔子所处的时代，这就是孔子正名的历史大背景。
孔子的正名，就是试图从文化上，纠正正在败坏的社会风气，挽救正在瓦解的社会秩序。
03，孔子正名的历史困境
孔子正名，是要恢复礼乐制度下的社会秩序。也就是复礼。
因此孔子的正名，就是要依据礼制规范来辨正名分。孔子自己说得也很清楚，名分要是不能端正，礼乐就不能复兴。但孔子没有其他手段端正名分，只能依靠礼乐。
对孔子的说法略作分析，可以梳理出两条线：之所以需要正名，是因为名已经乱了，名之所以乱了，是因为礼乐的权威塌了；之所以要正名，是为了恢复礼乐的权威。
正名的原因是因为礼乐权威塌了，正名的目的是要恢复礼乐权威。而孔子正名的手段只有礼乐规范。
这就生出一个悖论：用已经丧失权威的礼乐规范，去恢复礼乐规范已经丧失的权威。这就像揪住自己头发把自己提起来一样荒谬。
而这恰恰是孔子复礼的悲剧所在。
当时的社会需要下药，而不能指望自愈。
处于没落期的礼乐制度，绝不是凭借礼乐本身就能挽救的。
孔子的正名，因此注定是一次逆流而动的悲壮抗争。
逆社会风尚之流，正见其高尚，而逆历史发展之流，就见其迂腐了。从这个意义上讲，子路对孔子的批评，倒是最中肯的历史见识。
04，孔子正名对新文化的启示
虽然孔子的正名陷于荒谬的悖论，但孔子对名的重视，却给新文化留下深刻启示。
名正与否，关系到价值观的合理性，价值的合理性，关系到行事的有效性，行事的有效性，关系到价值判断的正当性，价值判断的正当性，关系到百姓的言行动止的法度。百姓言行动止的法度，关乎政治社会文化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讲，正名的确是为政头等大事。
一个时代的政治话语和文化话语，和那个时代的主流价值观匹配，就是名正；一个时代的政治话语和文化话语，和那个时代的主流价值观若合若离，就是名乱；一个时代的政治话语和文化话语，和那个时代的主流价值观悖离，就是名实相伐，必定摇动天下。
公民这个政治话语，和人民这个主流价值观相合，就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这个端正的名称；志愿者这个文化话语，似是而非地与主人翁这个主流价值观若合若离，就乱了名分，衍生后患；个人主义这样的资产阶级文化话语，和集体主义这个无产阶级主流价值观相悖，就是名实相乏，若不及时匡正，必定摇动天下。
从这个意义上讲，社会主义价值观，也需要辨正名分，树立自己的价值权威，否则新文化无以存活，而新制度也必长期滞于被旧文化复辟的危险境地。
05，孔子正名与新文化正名的差别
孔子的正名和新文化的正名有本质区别。其区别表现在名的内容与正的时机两方面。
从内容上讲，孔子要正的是礼乐之名，而新文化要正的是人民之名。
礼乐之名，是要建设君子至上的等级社会，新文化之名，是要建设人民至上的平等社会。孔子的名是精英的名，新文化的名是大众的名。两者分属于完全对立的价值观，必定构筑完全对立的价值体系。
从时机上讲，孔子的正，是挽救已经崩坏的名，而新文化的正，是要建设尚未确立的名。
挽救，是对抗新事物，是复辟，是逆历史潮流而动；建设，是生成新事物，是开拓，是顺历史潮流而动。孔子的正，是要遏制新风气，新文化的正，是要消除旧习气。二者不仅历史使命不同，也注定历史地位不同。
内容和时机上的差异，决定了孔子正名与新文化正名本质的不同，孔子正名是反动的，是要用过去支配现在，而新文化正名，是革命的，是现在支配过去。
正如子路所说，孔子的正名不免迂腐。凭礼乐挽救礼乐毫无希望。变法已经是大势所趋，孔子的正名，和商鞅的正名比起来，是一次洪宪称帝式的复辟闹剧。
历史发展的趋势，是反精英的，孔子的教育观，就与历史大发展的趋势相合，但孔子的政治观，与历史发展的趋势相悖太甚，使他的正名实践，迅速淹没在时代的浪潮里，倒是他打破阶层壁垒的伟大教育实践，永垂不朽万古长青。
06，新文化正名是新纪元的发轫
一个新时代的诞生，总要有全新的气象，一个新纪元的开创，总要有新的名分的树立。新文化的正名，是开创一个新纪元，建设一个新时代。
这个新时代新到什么程度？严格说来，恐怕只有西周代商文王演周易周公制礼乐可以与之相提并论。
西周代商，代的是殷商的神权政治，立的是新时代的世俗政治，是人类从神学向人学的伟大启蒙。必要革除神学影响，建立人学价值观，才能真正实现此伟大文化革命。
文王演周易，以替连山归藏，就是要在价值观上，推翻神权道统，建立人文信仰。周易被誉为群经之首，正因为它是从神学迈入人文的第一部文化典籍，是除神学之弊正人文之名的伟大文化创制。
周公制礼乐，以宗法代神祀，用道德代神启，推翻了神权的法统，建立了人文的价值体系。从此，世俗生活通过人的世俗活动，实践道德的信仰。从这个意义上讲，礼乐是破除神学束缚的伟大制度创制。
新中国已经完成了新文化的制度创制，新文化的正名，就是要通过贯彻制度创制蕴含的人文精神，做新文化的创制。
人类走出神权时代，是从思想革命开始的，以政治革命完成的。
人类走入民权时代，是从政治革命开始的，以文化革命完成的。
这是革命神权与民权革命的次序不同使然，在此不赘述。
总之，新文化的正名，类似于文王演易的伟大文化革命，是要开创今后文化血脉的伟大开拓性创造。它是从无到有，从绅权的文化废墟上，建起民权文化的庙堂。
从这个意义上讲，它不是孔子克己复礼的阻击没落，而是开天辟地的呼唤新生。
新文化正名，是新文化的发轫，是民权文化千年大业的伟大奠基。
二、人民和公民
01，人民的历史作用
人民的概念起源很早，甲骨文里就有人民两个字。
但人和民最初是两回事。在商代，民指的是奴隶，而人就是个泛指的概念。那个时候人民大约是不能通用也不能连用的。
到了周代，大规模的奴隶生产消失了，民的政治地位也提升了，是从事生产劳动的最底层的人。人民也可以连在一起使用。
《诗经·大雅·抑》就有“质尔人民，谨尔侯度，用戒不虞。”人民一词第一次出现在文献中。从那以后，民的政治地位变化不大，作为底层人的统称，贯穿整个古代世界，用来区别君主、官员和士大夫。
西周时期，神的绝对权威退出政治舞台，同步地，奴隶主的绝对权威也被极大削弱。奴隶制的解体，是人走出神权，建立世俗社会的经济基础。
世俗社会，只有相对权威没有绝对权威，盲目的迷信也就没有了立足之地，神权自然也就瓦解了。因此，民在殷周变革之际的政治地位提升，有着深远的社会意义和历史意义，它其实标志着人民真正以一种政治势力的形态走上历史舞台。
当然，接下来的漫漫三千年历程中，人民一直没能成为政治上的主人，但作为最强大的政治势力，人民在历史进程中一直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
02，公民的历史本相
公民这个词，从字面意义上看，就是在公共事务中享有权利并承担义务的人。
按照西方现行的历史叙述，公民的起源也很早，只略晚于中国的人民的起源，大约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古罗马时代。
但从历史起源上看，公民是奴隶制的产物，公民能够抄起手来，在广场上无忧无虑地讨论公共事务，是因为有大规模奴隶生产的原始野蛮的所有制形式，支撑着它的经济基础。
从这个意义上讲，公民享有奴隶社会的所有权利，同时略尽分配这些权利所必须的政治义务和文化义务。至于保障人类生存支撑社会运转的经济方面的义务，则完全交给奴隶来承担。而奴隶是只尽最重要的义务，却哪怕连微不足道的权力都没有。
以雅典为例，公民通常只有2万左右，外邦人1万左右，而奴隶一般都在40万左右。40万奴隶的免费义务，供2万公民分享权力，含金量这么高的公民，绝非正常世俗社会能消费得起的。
从西方现行的历史叙述看，公民近似于一个高利贷团伙的债权合伙人，作为奴隶的债务人没有权力只尽义务用高额利息供养债权人，高利贷贩子们作为公民，共享全部权力，分担管理债务的义务。
只不过，统御奴隶的手段，从雅典的政治强制，到高利贷的经济强制，而神权的内核是一以贯之的。
说起来可能挺尴尬，公民这个概念的诞生，其实就是神权的变形，是放荡卑鄙贪婪无耻的奥林波斯神在人类社会的原型。
神祇在凡人面前的绝对权威，就是公民在奴隶面前的绝对权威的投影，就是高利贷贩子在债务人面前的绝对权威在意识形态中的反映。
作为奴隶主的公民，作为一个政治概念，和人民这个后奴隶制时代的政治概念，存在这一个历史进化的代差。这个代差，中间就隔着世俗社会这道门槛。
03，公民和人民的差别
从历史角色上看，公民和人民分属完全不同的阶级，基本上属于对立双方。
公民是那些独占政治权力的人，人民是那些支撑社会基础的人。
在中国历史上，豪绅类似西方所谓公民，他们内部互相倾轧，争斗不息，外部同仇敌忾，誓死捍卫压迫剥削的权力。
农民起义能把纷争不息的朋党暂时统一起来，奴隶暴动也能把攻讧不止的元老院暂时团结起来。豪绅和公民，分属东西悬隔万里，却能心意相通，动止相仿。
大约只有相似的阶级地位、相同的阶级属性，能造成这样奇妙的政治撞脸吧？
在西方公民社会的结构中，那些没有公民权的人，就是中国历史上所说的人民。不同的是，中国的人民虽然几乎没有政治权力，却是决定性的政治力量，每每能在关键时刻改变政治格局甚至改变历史进程。反观西方的非公民群体，其影响力一直没能上升到这个程度。
这大约和启蒙程度的深浅有关，人民作为后神权时代的政治概念，有着匍匐在神权权威下的非公民所不具备的政治觉悟。
公民和人民这种深刻的历史差异，一方面是时代的差异，是神启社会和世俗社会的差异，一方面是阶级差别，是压迫剥削阶级和被压迫剥削阶级的差别。
这种深刻的对立，在神权时代和绅权时代是不可能真正统一起来的。
04，公民和人民的统一
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把公民和人民统一起来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这个政治概念。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人民当家做主的民主共和国，人民成了政治上的主人，人民享有绝对的政治权力。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主体，就是人民。
在这里，人民和公民，两个悬隔上千年的政治团体，同一在一起。
在中国历史上，人民多次推翻过压迫者的统治，但因为历史局限性和文化局限性，最终都没能彻底推翻剥削压迫制度，反而成了新的剥削者压迫者。人民反抗“公民”的剥削压迫，然后自己成为新“公民”，继续压迫人民。这就是周期律的死循环。
只要有剥削和压迫存在，人民和公民这两个政治概念就不可能统一起来，无论人民的斗争取得怎样的成就，最终都是产生新“公民”继续压迫人民。要将人民和公民统一起来，必要经过深刻的剧烈的社会变革，必要彻底推翻剥削压迫制度，而建立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崭新的社会关系。
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中国人民完成了这一伟大的社会革命。他们通过政治上对旧剥削阶级实施社会主义改造，把他们变成新时代的公民，变成人民的一员。这是一次伟大的史无前例的社会变革。
这一次，在斗争中赢得胜利的人民，没有对自己的胜利果实做报复性消费，而是把胜利的资源拿来做改造社会的本钱，去改造旧时代的“公民”。成为农民的佃农没有把地主变成佃农，而是让地主也成为农民，通过消灭佃农这个阶级，永远消灭了+土地剥削制度。
一个最说明问题的例子就是溥仪。把这个连鞋带都不会系的旧日皇帝，改造成靠工薪生活的自食其力的新时代公民，这个过程本身就见证了伟大社会变革的宏伟气象。
公民和人民的统一，为民权文化的建设打下了坚实基础，开启了民权新时代。
三、主人翁与志愿者
01，志愿者的原义
志愿者是个社会学概念，和公民一样，志愿者也是个西方的泊来品，它的产生略晚于公民这个概念。按照西方现代流行的历史叙述，志愿者大约源自罗马时期和稍后的基督教时代。是罗马博爱精神和基督教宗教责任和社会义务观念的产物。
博爱精神，看起来很高大上，因此志愿者，也在罗马精神和基督教信仰的包装下，成了一个光鲜得能晃瞎人眼的高尚词汇。
但罗马的博爱，其实很有限。据说罗马公民的主要娱乐场所是斗兽场，罗马公民的最大乐趣就是观赏奴隶和野兽的厮杀，无论人死还是兽亡都能激起公民亢奋的高潮快感。如此嗜血成性的公民，他的爱到底能博到什么程度，我想每一个现代的正常人，都是心知肚明的。
至于基督教的宗教信仰和社会责任，都是教团内部同一教派成员之间的事情，基督教对异教徒以及教团内部不同教派的雷霆手段，那是能把教外人士吓死的。这种宗教之爱到底能博到什么程度，我想所有非基督教信仰系的人，都应该有较深刻的认识。
事实上，志愿者赖以生成的那种罗马博爱，其博的边界从没跨出公民的边界，而基督教的信仰和责任，其博的边界也从没跨出过本教派信徒的边界。这种建筑在严格等级制度之上的博爱精神与信仰责任，生不出普惠的义务。
事实上，罗马公民体制下的志愿者只是公民弥合阶级矛盾的怀柔方略，基督教信仰框架下的志愿者只是兜售基督教义的促销方略。二者可能都是不收报酬的，但绝非无偿，前者以阶级矛盾的缓和为偿，后者以收买感化异教徒为偿。
这才是志愿者的原义。
02，主人翁的真义
主人翁是一个政治学概念，但同时也是个社会学概念。
它是彻头彻尾的中国造，是中国独有的政治社会学概念。
只有人民当家做主，才能有所谓主人翁精神，当家做主的人民，成为公民，以人民为主体的公民，都是主人翁。只有中国这种彻底实现人民政治上翻身做主的制度，才能生成真正的主人翁责任感。需要明确的是，社会主义的主人翁绝不是资本主义的志愿者。
首先，主人翁是自发的参与，不需要别人的动员。
其次，主人翁是自主的贡献，不需要别人的感谢。
主人翁是自立的担当，不需要别人的要求。
主人翁是自足的付出，不需要别人的回报。
人民独享政治权力，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人民参与国家事务，就像主人翁参与自家事务一样。每个家庭成员，参与家庭事务，是没有人我贵贱主客之分的。
主人翁的服务，是以主人的身份提供帮助，因此主人翁的服务绝不是奴仆式的唯命是从俯首帖耳，主人翁服务的不是哪个具体的个人，而是和自己一样身份的主人翁，是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公民，是真正的同志加兄弟。主人翁的服务，是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彼此互助。
这就是主人翁的真义。
03，志愿者和主人翁的差别
对主人翁来说，互助是常态，没有互助觉悟的人，会遭人唾弃。
对志愿者来说，奉献是异态，没有参与奉献的人，能招人谅解。
主人翁的下限，就是志愿者的上限。
以抗洪治水为例。对主人翁来说，参与抗洪治水是主人翁的责任和义务，置身事外是主人翁的耻辱，是要遭万人唾弃的；但对志愿者来说，参与抗洪治水是志愿者的道德升华，置身事外是普通人的本分，任何人不得冒犯他置身事外的个人意志。
志愿者之所以在公民社会成为道德楷模，是因为公民社会个人主义的一盘散沙里，志愿者的奉献精神是濒危稀缺物种。
主人翁之所以在人民社会成为基本生态，是因为人民社会集体主义的精诚团结中，主人翁的参与意识是社会生活常态。
从这个意义上讲，志愿者的上限，其实就是主人翁的底线，这不是个人道德水准决定的，而是不同的阶级属性决定的。
人民政治是人民民主专政，只有贯彻领导阶级意志的政治干预，没有经济上的阶级压迫，因此人民政治，较公民政治具备代差优势。
所以，主人翁较志愿者，在社会发展意义上，与同样具备代差优势。
04，重建主人翁精神
在主人翁的政治语境中，把志愿者举到道德制高点的位置是，是一种文化上的倒退。
2000年志愿者概念正式登陆中国社会，大约是与国际接轨的举措。估计也考虑到志愿者这个明晃晃的西方意识形态术语和中国社会主义国情不太合洽，大家给泊来的志愿者取名中国特色的志愿者，这样一来看上去似乎就没那么违和了。
中国特色的志愿者的提法是配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来的。
但中国特色的志愿者提法，有些欠妥。
志愿者和主人翁的区别，就在于人民的政治地位。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指的是生产力发展阶段问题，不包括人民政治地位问题。也就是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理上依旧是人民当家作主。
既然人民当家做主，就没有什么志愿者，只有主人翁。
主人其实没有资格做志愿者，他必须做主人翁。服务社会是他的本分，是他的政治觉悟不是他的道德荣誉。
在阶级压迫的意识形态中，志愿者有一个没法整合的身份认同断层。志愿者把自己的服务社会看成天使，但被服务的群体可能把他看成奴仆。
看成天使，就可能毫无原则地一味表现大爱，看成奴仆，就可能毫无底线地一味索取和苛责。最近上海防疫，个别地方个别人那里出现的一些乱象，就是志愿者文化的定位尴尬。某些志愿者缩手缩脚不能理直气壮地贯彻防疫禁令，而某些市民把志愿者当成奴仆申斥辱骂……正是诸如此类的乱象，引发了我对志愿者的深入思考，并激发了本文的全部构思。
现在，中国特色的志愿者已经成为中国社会有机的一部分，而且有了相关立法，形势上看，志愿者已经在中国扎根。我只是担心，志愿者的成为主流，很可能成为阻挠主人翁精神回归的最大障碍。
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须唤醒亿万人民的主人翁责任感，只有主人翁全力以赴的共同努力，才能完成复兴路上的伟大斗争，志愿者“力所能及”的友情赞助，是无法满足此斗争需要的。
改造志愿者文化，重建主人翁精神，恐怕是中华民族复兴路上绕不开的课题。
四、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
01，丛林法则和自然律
丛林法则是西方个人主义的“理论依据”。
所谓丛林法则，其实是自然律中有关食物链的一个基本规律，就是所谓的弱肉强食。
社会竞争残酷，就像弱肉强食的丛林一样，每个个体为了能以别人为食、避免成为别人的食物，就要努力让自己强大起来，并保持完整的独立性。这是个人主义的依据。
用食物链来比拟人和人的关系，是很可笑的事情。
自然界中，没有哪个物种是以同类为食的，食物链上各阶级的生物，都是异类。
但人却是同一个物种，用狼和羊的关系来比拟人和人的关系，本身就是一个逻辑陷阱。在它貌似冷峻深刻的外包装下面，是肮脏得让人作呕的血统论。
按照自然界物种的传续规则，羊的后代只能是羊，狼的后代只能是狼，崇尚个人主义的羊，无论如何努力都不能发育成狼。
这才是食物链人类社会学最卑鄙最龌龊的逻辑原点，是个人主义的逻辑陷阱。
从这个意义上说，从食物链原理附会出的个人主义，是反自然律的。是资产阶级的诡辩。
真正的自然律，根本就没有个人主义的空间，真正的自然律，都是以集体主义为基础的。
食物链上的各物种，除虎、豹一类极少数猫科动物之外，都是以群居为主的，连狮子都是群居动物。在自然界，一只被驱离出群的狮子，等待它的大概率事件就是饥寒困厄而死。
自然界中，形单影只离群索居，基本上和死亡是同义词，因此对动物来说，“集体主义”不是它们的兴趣爱好，而是它们的生存需要。
所以，异物种之间的弱肉强食，和同物种之间的协作共存，才是自然律的完整表述。
人类不是不同物种的共生，而是相同物种的共存。异物种之间的弱肉强食，不是人类关系的真实状况，同物种的协作共存，才是人类关系的根本。
片面强调弱肉强食，鼓吹个人主义，其实只是资产阶级布置的一个政治陷阱。
02，个人主义的政治陷阱
资产阶级鼓吹个人主义，有两方面的考虑。
一是确保自己的利益不被社会侵害，二是分化社会使之无法形成对自己的危害。
确保自己利益不被社会侵害，就有了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高头讲章。
但高利贷贩子主导的社会里，神圣不可侵犯的私有财产只是高利贷贩子的债权，对社会上大多数人来说，他们的私有财产只是压得他们抬不起头的债务。
高利贷贩子的债权和无产阶级的债务之关系是雷打不动必须执行的，这才是资产阶级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真义。
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就是私人债权债务关系神圣不可侵犯的血琳琳的案例。
但是，高利贷债务的野蛮性，仅凭法律是没法保护和贯彻的，于是就有了第二条，分化债务人的团结，使之无法形成有效的反抗力量。
形单影只的安东尼奥，只能和夏洛克对簿公堂，在反人类的债务契约之剑下命若悬丝。但夏洛克的债务人绝不止安东尼奥一个人，夏洛克需要和他们每个人单独了结债务纠纷，如果夏洛克的债务人团结在一起，形成一个债务人集体，如果夏洛克面前站着三百个安东尼奥，那夏洛克神圣不可侵犯的私人债权，可能就岌岌可危了。设想一下，一个夏洛克拿着一把小刀，要从三百条安东尼奥腿上割肉，那情景恐怕足以把所有债权人都吓死。
所以，对夏洛克来说，要保住自己的债权神圣不可侵犯，必须让所有安东尼奥一类的债务人都成为个人主义的拥趸。债务人走向集体主义，是债权人的终极噩梦。
因此，高利贷贩子，就雇佣大批文化帮闲，给全社会挖了一个个人主义政治陷阱，用来割裂社会，分化债务人，以保障自己的私人债权神圣不可侵犯。
03，集体主义的历史陷阱
和个人主义相比，集体主义，才是符合自然律的生存之道。
但和个人主义一样，集体主义也面临一个历史陷阱，那就是私有制的产生。
马克思认为私有制是万恶之源，此判断贯通历史极富穿透力。
个人主义，其实就是私有制泛滥成高利贷贩子的文化欺骗。
集体主义虽然绕开了高利贷贩子的文化欺骗，却没能摆脱私有制的经济裹挟，一度掉进了集权专制的历史陷阱。
为了很好地说明这一点，我们不妨再回到自然律中寻找例证。
以黑猩猩为例，黑猩猩是最接近于人的动物，考察黑猩猩的群居，对认识人类社会的形成，最具参考价值。
黑猩猩群体，也有严格的等级制度，这等级一般由能力来划分，通常能力较强的黑猩猩等级较高。等级体现在待遇上，主要是先后次序，以进食为例，等级较高的黑猩猩，往往有优先进食的权力，但等级于黑猩猩，仅这一点特权而已。
等级高的黑猩猩，也以吃饱为宜，一般不会把吃剩的东西囤积起来，当然也就没有可能用囤积的食物操控其他黑猩猩。
这倒不是黑猩猩淳朴，而是因为黑猩猩没有生产食物的能力，因此也就没法盈余足够的食物，因此也就没有所谓食物的个体占有，他们的一般原则就是整个群落吃饱为宜。
黑猩猩的“等级制”，就停留在这个程度没能进化。
人类却跨过了这个界限，发展了生产力，产出了盈余，形成了私人占有，继而确立了私有制，更导致兼并，形成贫富分化，最终产生了由财产决定的等级制度。
通过这一番眼花缭乱波澜壮阔的进化，人类终于彻底走出了动物的群体生活，建立了人类的阶级社会。
阶级社会撕裂了协作共存的自然律，但人类的生存需要，又逼迫人类保持协作共存的自然律，以应对洪水那样的灾难。这就要求统治阶级一方面通过经济手段控制被统治阶级，一方面又要遏制两极分化阻止高利贷贩子野蛮生长，于是阶级社会只能用政治手段平抑两极分化、组织动员经济上不平等的社会各阶层力量。
在阶级社会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环境中，努力保持协作共存的自然律，就导致了集权主义的恶性膨胀。最终，集体主义也掉进了集权专制的历史陷阱。
04，公有制下的集体和个人
私有制是万恶之源。
私有制臆造了个人主义崇拜，又扭曲了集体主义实践。
要解开个人主义集体主义死结，就只能废除私有制。
惟其如此，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体制内，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都产生了质的变化。
摆脱了私有制的愚弄，个人主义成为集体主义的基础，摆脱了私有制的束缚，集体主义成了个人主义的条件。
就像《共产党宣言》说的那样：“联合的行动……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首要条件”，而在联合体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废除了私有制之后，经过社会主义改造的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互为条件，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原动力。
民主集中制，就是跨出集权陷阱的集体主义，在公有制体制中焕发的政治活力；而人民民主专政，就是摆脱分裂魔咒的个人主义，在公有制体制中激发的政治潜力。
在民主集中制的集体主义原则下，社会资源得以充分整合，公权运用得以妥善实施，在人民民主专政的体制内，个人潜力得以充分激发，民权实践得以高效开展。
一旦消除了私有制的魔障，无论个人主义还是集体主义，都产生了质的裂变，个人能动性极大地丰富了集体执行力的内容，集体执行力极大地强化了个人能动性的效力。真正实现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的辩证统一之后，集体和个人就形成了个人自主在集体自由中的高度自律，这种自律就是社会主义自我更新、共产党人自我革命的社会物质基础。
五、自由、自主和自律
01，思想源起
前面我们说过，个人自由作为一种非理性崇拜，是高利贷贩子及其帮闲一手策划的，但个人自由作为一种思潮，却是古已有之的。
论其起源，大约从人类形成社会协作，初步摆脱自然生物威胁之后，就已经萌生了。
其实个体的自由诉求，是万物皆然的，动物之所以能保持严格的群体观念，完全是由于生存需要。人类社会高度发展起来，摆脱了基本的生存需要限制之后，作为生物个体的这种自由诉求就越来越显得难以遏制了。
群体生活，总不免对个体自由造成某种限制，这种限制会随着外部环境的逐步改善而显得越发难以忍受。以虎为例，几乎没有什么来自外部环境的威胁，也就没有为群体生活限制个人自由的必要，所以虎经常独来独往。虎的能够独处并非因为它比别的动物更热爱自由，而是与别的动物相比，它有自由的本钱。
当人类的生产力发展使人类逐步摆脱其他物种以及大部分自然因素的威胁之后，人的个人主义思想，便不可遏制地滋长起来，从此成为人类社会的异质思想，成为集体主义的对立面。最后，与社会精英附着在一起，成为高人一等的文化标签。
文化精英的思想自由，经济精英的财富自由，政治精英的权利自由，以及社会各类精英共同拥有的个性自由，把个人自由推到了文化制高点，以各领域精英为代言，形成了个人自由的品牌效应。
而高利贷贩子及其帮闲，正是利用了个人自由思潮在历史上的这一文化品牌效应，煽动了个人主义自由的非理性崇拜，亲手打造了高利贷贩子统御债务人的思想皮鞭。
02，集体自由
谈到自由，人总会自然而然想到个人自由，人们思维中已由历史沉淀成一种定式，并由高利贷贩子打磨成信仰，那就是自由必定是个人的，任何形式的集体主义都是对自由的威胁。
但历史却向我们证明另一个事实：没有个人自由，只有集体自由。任何集体内部某些成员的个人自由只有两种可能：一是剥削别人，二是麻痹自己。
剥削别人，彻底撕裂社会关系，造成严重阶级对立，剥削者必定要严防被剥削者的反抗和逆袭，这种靠剥削别人得来的所谓自由，依旧是挣扎在敌意中严防死守的不自由。
麻痹自己，只能是一种心理暗示和精神陶醉，自以为能摆脱现实世界的牵绊，到头来却没法摆脱最基本的衣食住行的束缚，自由也就成了社会关系束缚下的白日梦。
这还只是和平环境中，一旦集体的外部环境趋于恶劣，一旦集体自由面临威胁，那个人自由就无可避免地因集体自由的沦陷而彻底丧失，这就是所谓覆巢之下无完卵。
事实上，当全民族被奴役的时候，个人自由只能是卖国贼的一厢情愿。卖国贼自以为能绕开国家民族的危难，独自获得自由，但卖国者也没有自由，它只是奴役者用着顺手的上等奴隶罢了。
因此个人自由，必须以集体自由为前提，只有实现集体自由，才能保证真正的个人自由。
无产阶级必须先解放全人类才能最终解放自己。
无产阶级争取整个阶级的自由，没有哪个具体的无产阶级人物，能率先在整个阶级被奴役的情况下独自获得自由，除非他背叛自己的阶级。
朱元璋没能解放全体农民，他率先解放了自己，然后他就成了地主头子。农民没有得到自由，朱元璋也没有得到自由，朱氏一家夹在农民和地主之间，拼死挣扎，最后被农民暴动击垮被地主阶级绞杀。
撇开集体自由，个人率先实现自由，只能是伪自由，甚至反自由。
自由本身就是集体主义概念，集体的生存自由才是个人精神自由的物质基础。
03，个人自主
个人无所谓自由，个人的最大成就不是自由，而是独立自主。所谓自主就是有自己的主见能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关于个人自由，西方有一个表述倒是很贴切，自由不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而是不想干什么就可以不干什么。这算是对独立自主的最浅白表述。
但这不是西方的首创，孔子就说过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也。说的就是这种独立自主。而孔子说的志，就是确乎其不移的独立意志。
所以个人的自主，主要体现为一种拒绝的权力和意志，拒绝不公正、拒绝不合理、拒绝不安全、拒绝违背自己意愿的强硬干预。
这种拒绝的意志，才是个人自主的真谛。能拒绝物质诱惑和精神胁迫，保持独立操守，才是个人精神自由的正确打开方式。保留拒绝危害自己生存的社会干预的权力，才是个人现实自由的正确打开方式。
当然，这种个人自主有一个严格的边界，那就是永远不要把个人精神自由摆在集体生存自由的头顶上，永远不要为捍卫所谓个人精神自由去危害集体的生存自由。
比如当下的抗疫，是关乎集体生存自由的重大事件，任何人都没有权力为个人精神自由去践踏抗疫规则。这是作为集体一员的基本责任和义务。
那种为个人精神自由危害集体生存自由的人，我们通常名之为害群之马，视之为腥了一锅汤的臭鱼。如果你害了一群马的生存安全，你必不能独存，如果你腥了一锅鱼汤，你又岂能独鲜？集体和个人的辩证关系如此简单直接，不容人轻忽。
但一些人就喜欢和集体主义对着干，以彰显自己的个人自由品味。这是很愚昧的行为。
比如大家都在“循规蹈矩”对抗疫，你却“特立独行”地逃避隔离。你自以为表现出高贵的自由精神，其实只是暴露了如野生动物一样的愚昧无知。
曾经有致命的白骨髓症传染病袭击了黑猩猩的群落，但黑猩猩们没有任何防护措施，依旧我行我素，把免疫全都交给自然，结果付出了惨重代价，几近乎灭绝。（详情参阅珍妮古多尔的《黑猩猩在召唤》）
黑猩猩的我行我素，看上去是大无畏的自由，其实是缺乏自觉的意识和自律的能力。
缺乏自律能力的所谓自由，其实不是自由，只是愚昧。
面对疫情躺平，把免疫完全交给自然，是人类的耻辱，社会的笑话，是野蛮和愚昧，也是对自由的亵渎。
个人精神自由无权践踏集体生存自由。
当然，没有自律能力的野蛮和愚昧除外，因为没有自律能力的野蛮愚昧，面对瘟疫这种规模的自然灾害，根本就还不具备谈论集体生存自由的资格。
04，自律才是自由
自主只是否定性的自由，是不作为的自由。但人不能只是靠不作为在集体中实现自由，不作为毫无建设性，如果集体中每个成员都不作为，那集体最终只能枯萎而死。
自主被极端地贯彻，最终也会危害集体的生存自由，而个人自主也将无以维系。
因此个人必须用有所作为的态度，为自己的自由在集体中谋求一个安身之地，必须为个人自由和集体自由找到一个接合点。
这接合点就是自律。唯有通过自律，才能实现个人在集体中的自由。
所谓自律，就是你得了解在集体生存自由的底线，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你得了解集体生存自由的规则，然后你主动地遵循这些规则，把自己的行为规范与这些规则统一起来，也就是被集体安全规则体制化，这就是自律。
自律不是委曲求全对集体屈服，而是能动地把自己的利益和集体的利益同一起来，让自己从身心上真正成为集体的有机一员，这样一来，集体安全的诉求就是个人的安全诉求，个人不会为自己的所谓精神自由，去践踏自己的安全诉求，那个人同样也不会为自己的所谓精神自由，去践踏集体的安全诉求。
只有个人和集体融合到这种程度，集体的安全规则，就是你的自我戒律，个人才真正能够实现集体中的自由。
但自律本身存在一个陷阱，那就是当集体和个人利益冲突的时候，自律就成了为虎作伥盘剥个人的大棒了。
一般来说是这样。地主阶级教导农民自律，是要农民安于做佣耕，资产阶级教导工人自律，是要工人安于做佣工，剥削阶级教导被剥削阶级自律，是为了保持剥削制度的稳固。
但工人阶级号召工农大众自律，是为了共同的事业发展，工农大众教导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自律，是希望他们能放下身段投身到工农大众的革命建设中来，工农大众和革命知识分子要求封建买办自律，是希望他们洗心革面重新做人。
所以，自律是否是个陷阱，是由集体的阶级属性决定的。没有超阶级的自律，因此也没有超阶级的自由。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六、民主与财主
01，西方的民
民作为社会学概念，泛指社会的底层的人，与君主、君子、贵族、军人、官绅相对，是一个庞大稳固的社会阶层。但民作为一个政治学概念，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在不同的政治语境中，却有不同的含义。
按照现在通行的西方历史叙述，西方古代世界所谓民，指的是奴隶主和自由民。
所谓自由民，是和奴隶相区分的，享有公民权的自由人，而丧失人身自由的奴隶，是不配称为民的。
所以，西方古代世界可以搞所谓民主，因为他们所有民都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精英，勤四体分五谷的事情都交给奴隶。摆脱了生计琐事的拖累，西方古代世界的民才能毫无后顾之忧地主持政治事务。这就是西方民主的缘起。
后来经过基督教的洗礼，奴隶和民成了教会里的兄弟，博爱的幻想建立了封建领主与封建农奴亲善的幻象。天国的压迫暂时把社会上的压迫与被压迫统一起来，成为一个被上帝眷护的信仰共同体，于是有了亚瑟王、理查王那样的传说。民虽然经济上被残酷盘剥，但精神上成了国王的兄弟。
但这感人的蜜月也随着基督教权威倒台，从梦游中醒来。民不得不回到世俗生活中面对现实的经济状况与政治地位。资产阶级此时登上历史舞台，开启了用经济地位划分政治权力的资产阶级“民主”时代，并一直延续至今。
02，中国的民
中国的民，从社会学概念上，和西方的民相仿，但从政治学概念上讲，却比西方的民宽泛得多。中国的民没有那么多政治角色上的区隔和社会地位上的分野，除了官员和士兵之外，其他各阶层都统称为民。在中国，只有官民、兵民之别，没有其他政治等级划分，在中国，士农工商统称为民。
这个中国特殊的历史发展有关。中国自秦汉以后，就致力于建设中央集权制的官僚体制，就努力剿除贵族的社会土壤和政治空间。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虽然总有大地主大乡绅富甲一方的大世家，但没有名分上的政治等级差别，所有大地主大乡绅富甲一方的大世家，都属于士阶层，法理上仍属于民，为四民之首。
中国历史上民的这一特征，深刻影响了中国历史的走势。
消极的方面看，大门阀大财阀，法理上归属于民，便假借民的名义裹挟政治。历代法家推出的惠民政策，都是要遏制大门阀大财阀的利益兼并，但往往被大门阀大财阀污蔑为与民争利。所谓与民争利，就是与他们争利，但法家是在替农工与争利，是要平抑四民内部的利益失衡，是为贫民与富民争利，却被富民污蔑成与民争利。于是贫民的意志被强奸，而政法的尊严被亵渎。概念含混的民，成了历代儒法斗争中，小人儒最有力的舆论武器。
积极的方面看，大门阀大财阀，与农工商都是平等的民，没有名分上的优势。在农工商心目中，总不免激起彼可取而代之的窃窃之望，这种名分上的同属，造就了民权传统强烈的平等意识和反抗精神。生灵涂炭民不聊生的时候，被死亡激励起来的贫民，就会把大地主大乡绅富甲一方的大世家打翻在地，重建社会秩序。
消极的一面其实也是对积极的一面的强有力的激励，因此无论从消极一面还是从积极一面看，中国民概念的含糊性，都成就了中国民权鲜明的反抗传统。而这一点，是中国历史发展留给人类的最宝贵的文化遗产。
民权的真正觉悟，民主的真正生机，就蕴含在这一点敢于反抗的星星之火中。
03，财为民做主
西方的的民主，是公民政治的民主，但西方的公民，不是自然人意义上的人口，而是经济地位决定的政治人意义上的人口。
换句话说，西方的民主，其实从源起上看，就是财富做主。
财富做主倒不见得是谁最钱谁说了算，但它必定是你要没钱，连说话的权力都没有。所以，西方的民主本来就是有钱人之间的政治协商，没钱人只能听钱由命。
在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框架里，资本为王，资本就是天，这本来就是“天经地义”。
最初的资产阶级民主，是不包括无产阶级的，后来逐渐也把无产阶级纳入投票的体系里，但无产阶级没有否决权。他们大选时投票装点民主门面，大选后滚蛋别给民主添乱。
如果选的人不合适，也可以弹劾，但弹劾的权力归财阀，议员都是财阀雇员，由议员打着选民名义替财富罢免政客。
由财主进化为财为民做主，算是西方民主制度一个不小的历史进步。财主是自己出面明火执仗地把政治红利垄断在自己手里，财为民做主是打着民的旗号冠冕堂皇地把政治红利垄断在自己手里。毕竟伪君子比真暴徒要更接近文明的层次。
这种财为民做主的政治模式，和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运作基本相仿，绅权打着为民请命的旗号，挟制君权，把政治红利牢牢控制在自己小团伙手里，从精神实质上看，与财阀假人民之名挟制政治，把政治红利紧紧捏在手里，有异曲同工之妙。
不同的是，中国封建社会虽然是绅权当政，但民权通过暴动专断政治的最终否决权，从这个意义上讲，几近乎绅权当政的民权专政。而西方当代民主制，民除了投票之外，毫无作为，最终否决权依然掌握在财阀手里，也就是财权当政财权专政。
财阀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主人，是资本主义国家无可争议的统治阶级。它牢固的统治地位，完全被资本的贪婪本性控制的时候，财权的当政和专政，就强化为财权专制。财权专制就是帝国主义时代资产阶级民主的本质。
04，真正的民主
中国漫长的中古时代，都是绅权假为民请命之名，谋绅权专政之欲，其政治的核心精神，与西方的资产阶级民主相仿。
但中国最终也没能发展成绅权的全面专制，这一方面是因为君权的顽强阻击，一方面则是因为民权的暴力遏制，每到绅权专政偏执到不可收拾地步的时候，民权就暴躁起来，连君权带绅权一起收拾，届时血流成河生灵涂炭，各阶层玉石俱焚，翻倒重来。
中国豪绅士族，最接近资产阶级民主的，就是东晋门阀政治时期，虚设君主，各大门阀“民主”议政，差不多是君主立“玄”制，当时的玄学权威比后来西方的宪法还大。
但江南的平民暴动，最终粉碎了门阀“民主”，差不多把门阀子弟屠戮殆尽，民权又一次用变态的方式一票否决了门阀士族的“民主政治建设”。
这就是中国的历史命运，中国的暴民传统，绝无可能容忍西方挂民主羊头卖专制狗肉的政治猴戏。中国没有滋生西方民主制度的土壤。
那么中国就只能走自己特色的民主建设之路。既然不能容忍民主的狗皮膏药，那中国就只能建设真正的民主，就只能建设人民真正当家做主的政治。
新民主主义革命，最广大的劳动人民成为国家主人，成为政治上的领导阶级，成了主人翁，真正的民主建设也就有了扎实的社会基础和政治保障。
新中国用人民代表大会来体现人民意志，再辅翼民主集中当政和人民民主专政，用集中在行政中贯彻民意，用民主在专政中监督行政，以此建立了真正的人民民主框架。
框架很多细节还待完善，但此框架本身，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真正将当政与专政完美结合起来的人民民主制度框架，是新时代民权文化建设的坚固平台。
真正的民主，必须是人民在经济上成为所有者，在政治上成为领导者，在文化上成为实践者的民权新生态政治体系。
而今，人民在经济上成为所有者，在政治上成为领导者，接下来，要努力在文化上成为实践者。人民只有在文化上成为实践者，才能保住经济所有者和政治领导者的胜利果实，真正建立稳固的人民民主政治。
七、平等和公平
01，平等是一种理想
人的属性有两个层面，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
同样，平等也有两个层面，自然意义上的平等和社会意义上的平等。
自然意义上的平等，一般指生命生存意义上的平等，社会意义上的平等，一般指机遇权益意义上的平等。
自然平等是底线，社会平等是上限。
但无论自然平等还是社会平等，都只能是一种相对平等，事实上，各种因素使然，人不可能实现绝对平等。
自然禀赋不同，人的生命质量也就各异，因此所谓自然平等也只能是理论上的，一个先天心脏病人，和一个身心健康的人，无法在生命质量上保持平等，这不是命中注定，而是天赋注定，自然禀赋注定。
同样，出身不同，阶级不同，生长环境不同，人的社会机遇权益等也很难真正平等，一个书香门第的子弟，其文化修养的起点，普通家庭的子弟不可同日而语，在文化上，想要求二者机遇权益上的绝对平等是不可能的。
社会发展逐渐弥合了禀赋差异，自然的不平等逐步得到解决，但随着社会发展，社会的不平等，却因阶级的差等，而越发地不可收拾了。
阶级社会里的不平等，是自然属性的不平等的延伸，只不过把自然禀赋的差异，换成了阶级出身的差异。在人压迫人的阶级社会，平等只能是一张中看不管饱的大饼招贴画，只能是普世价值震耳欲聋的轰天嘴炮。
社会主义推翻了剥削制，平等才获得了必要的社会基础。但社会积习积重难返，禀赋差异再次凸显，社会主义的平等之路，依然任重道远。
平等作为一种价值观已经从彼岸走入此岸，但作为一种理想还需要人们努力去实现。
02，公平是一种原则
和平等不同，公平不是理想，公平是一种原则。
人因为自然禀赋、社会传统而致的客观上的不平等，需要公平的原则来平抑弥合。
公平，就是不偏不倚，就是守正执中。
公平的要义在于公，就是在公义的大框架下求平等的实现。
公义，就是实现平等的原则，以公义的原则去求平等，就是公平。
从这个意义上讲，虽然公平也是个社会学概念，但它是一个偏于政治的社会学概念。
人们说起平等的时候，通常对平等地享有权益津津乐道，但平等，绝不只是平等地享有权益，平等同时还意味着平等地尽义务的机会、平等地参与公共事务的机会。
公平，就是要在享权益与尽义务之间，求一个基本的平等局面。
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按劳分配，多劳多得，就是一个初步的平等模型。
劳动，就是社会主义公民的义务，是为社会发展做贡献，你尽的义务多，你做的贡献大，你就能享有更多权益。
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并不是平均摊派权益，社会主义没有改变权益分配不平等的局面，社会主义只是改变了造成不平等局面的基本原则。
在剥削社会里，是被剥削者劳动，剥削者受益，在社会主义社会，劳动者受益，劳动多的人受益多，这就是最基本的公平原则。
在阶级社会，无法实现绝对平等，只能做到基本公平。
按需分配才是平等理想的最终实现，按劳分配只是为求相对平等而确立的公平原则。
公平，就是实现平等的基本原则。
03，公的原则容不得半点含糊
在阶级社会里，公平和平等交织在一起，也会催生出新的不平等。
社会上的人，如果按能力和能动性来划分，大约可分为四类。一是能力强能动性也强，二是能力强能动性却差，三是能力差能动性强，四是能力差能动性也差。
前三类都拥护公平的原则，而第四类希望用平均主义取代公平原则。公平原则有3:1的支持率，自然成为社会主义的显学。
平均主义的大锅饭伤害第一类第三类人的能动性，同时伤害第二类人的感情，殊不足取，已成了社会主义的共识。能力差能动性也差，自然被边缘化。
这里面要说的是第二类，能力强能动性差的人，他们拥护的其实不是公平，而是被公平原则包装起来的特权意识。
他们有能力，却不肯为公众服务，对社会主义的劳动不热心，却希望凭借自己的能力，占据分配链的顶流。
他们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只想用能力给自己谋利益，为了多得，他们有时候也不得不多劳，但他们真正想要的是少劳多得甚至不劳而获。
一旦他们少劳少得，他们就怨声载道，就怀才不遇，就抨击社会黑暗，就痛斥社会不尊重知识不尊重知识分子，就四处炫耀自己的伤痕。
一旦这伤痕成了荣誉标签，公平的原则也就土崩瓦解，平等也将被再次颠覆。
他们从没想过，能力若不拿出来为社会服务，对社会而言就毫无意义。
任你有通天彻地的本事，如果你丝毫不肯付与公众，那你的能力就一钱不值，如果你竟然用你的能力危害公众，那你的能力就有不如无，这就是公平。
公平的要义在公，能动性的要点在公。公有制才是基础。若要守望平等的理想，公的原则是万万不能含糊的。
八、博爱和立场
01，方舟上的大爱
《圣经·创世纪》有一个残忍的故事，记录着耶和华的眷顾与杀戮。
据说人类陷入无序的邪恶中，不把耶和华看在眼里，耶和华想用洪水消灭地上的生物，但又舍不得义人诺亚，于是命令诺亚做了艘大船，大船造好之后，耶和华告诉诺亚：“看哪，我要使洪水在地上泛滥，毁灭天下，凡地上有血肉、有气息的活物无一不死。我却要与你立约，你同你的妻子、儿子、儿媳都要进入方舟。凡洁净的畜类，你要带七公七母；不洁净的畜类，你要带一公一母；空中的飞鸟也要带七公七母。这些都可以留种，将来在地上生殖。”
后来大洪水如约而至，诺亚一家人如耶和华所教，带着飞禽走兽登上方舟，逃过大洪水。
耶和华对诺亚这份大爱，感动了后世千千万万诺亚的子孙。而耶和华对其他人的血腥杀戮，大约因为其他人已断子绝孙，竟再没人提起过。
诺亚方舟上的神选人类和神选禽兽，成了大爱的见证，洪水里死于非命的“有血肉、有气息的活物”，则成了耶和华崇高威权的注脚。
诺亚方舟的首尾两舷，将神恩的眷顾与神威的杀戮隔绝开来，那首尾两舷，就是大爱的边界，耶和华的博爱，从未走出诺亚方舟的首尾两舷。
方舟上的大爱，永远和方舟一样大。
02，洪水里的大禹
同样是洪水传说，中国有着和耶和华迥异的版本。
中国的洪水传说，传出一个伟大的英雄，躬亲劳苦，手执工具，领导人民，栉风沐雨，同洪水搏斗。
中国的洪水传说，虽然没有诺亚方舟，但是凭借资源垄断给自己安置一个稳妥避难所，忍看人为鱼鳖，坐等洪水消退的寄生虫，恐怕也大有人在。中国虽然没有神选，但应该也不乏淮南鸡犬。鲁迅在小说《理水》中，就塑造了学者山这样的水中仙岛世外桃源。置大众于水火自求苟全的精英，也是大有人在的。
但幸运的是，中国除了有诺亚和禽兽而外，还有大禹，还有那种和人民生死与共不离不弃的伟大英雄。
在旧约里，没人和洪水里的大众站在一起，但在中国的传说中，大禹和他们站在一起。
水中的大禹，启示了另一种正义，这正义和耶和华的正义立场殊异，大禹的正义，是人本的立场，在洪水和人之间他选择人，在人和禽兽之间他选择人，在少数人和多数人之间他选择多数人。他的立场很具体很“狭隘”，但他的爱异常宽广。
就因为这份洪水里的爱，牢牢地把立场扎根在洪水中奋发图存的大众一边，所以这份爱才更见其雄浑广大。
大禹和诺亚的故事，又一次证明了一个逻辑定律。内涵越小外延越大，反之内涵越大外延越小。爱这个词，也是如此。
大禹的爱内涵很小，小到排除了禽兽、排除了神恩也排除了全人类、整个世界之类的宏大叙述，只局限到洪水中求生的大众，这份爱的外延才特别地广大，最终战胜洪水挽救世界，泽及禽兽和众生。
诺亚的爱内涵很大，饱含着禽兽、神恩和人类的未来，其外延却只有一艘船那么小，小到在洪水灾难中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方舟再大，载不住洪水中自强不息的大爱。这就是立场的力量。
03，立场决定格局
每个人的思想感情，都有一个立足点，就是通常说的立场。
有个笑话很说明问题，有人问某甲是否喜欢小动物，某甲称喜欢得不得了。那人问某甲到底喜欢到什么程度，某甲答曰：“每顿都少不了。”
人家问的是动物保护的问题，某甲答的是食谱的问题，同一个喜欢，不同的立场竟然搞出针锋相对的乌龙。这就是立场的决定性作用。
同样是爱，方舟中的爱，就是对洪水中的大众最大的恶，而洪水中的爱，不止没有针对学者山的恶，当洪水中的爱，率领大众战胜洪水，还世界清平的时候，学者山的寄生虫也受益，也就是说，洪水中的大爱，最终泽及学者山的寄生虫。
何以方舟中的爱和洪水中的爱，因不同立场，竟造成这样悬殊的差别？这恐怕是格局问题。立场的大小，决定格局的大小。
耶和华站在自己的立场上，他的博爱就成了自恋，诺亚站在家人的立场上，他的博爱就成了自爱，大禹站在大众的立场上，他的爱大众就成了真正的大爱。格局不以爱的名头大小而定，而是因爱的立场规模之大小而定，你所爱规模越大，爱之格局也越大。
而这格局的大小是由立场决定的。
真正的博爱，是以最广博的立场，来寄托最具体的爱。而不是将最博大的爱，寄于最狭隘的立场。大禹、耶和华、诺亚的故事，就诠释了博爱与立场的深刻关联。
九、洗脑和教育
01，洗脑说的本质
自从阶级斗争被污名化之后，所有社会主义价值观相关的内容，都成了日常交流中的禁忌，谁要是不小心提到社会主义主流价值观，就会被人嗤之为洗脑。
于是洗脑，差不多一夜之间，莫名其妙成了大逆不道的文化禁锢，成了思想解放的死敌，成了中国走向现代化，打碎“极权专制”，拥抱西式民主的拦路虎和绊脚石。
殊不知，这种对洗脑的歇斯底里，本身就是被和平演变洗脑的结果。
人脑的发育过程，就是洗的过程。人的思想观念的形成，就是洗的结果。一个人若奉行社会主义价值观，必是被社会主义价值观洗脑的结果，反之，若反对社会主义价值观，必是被反社会主义价值观洗脑的结果。生而为人脑，就逃不脱被洗的命运，除非他甘愿做一个大脑平滑无皱的呆傻，否则必定要经历若干非自主甚至也非自愿的漂洗。
这样说来，问题的关键其实就不是洗脑，而是拿什么洗脑。
从这个意义上讲，反对洗脑的人，其实反对的也不是洗脑，而是反对用社会主义价值观洗脑。他们喜欢在不自觉的“自由状态”下，以貌似主动的错觉，被动地被资本主义价值观洗脑，却异常主动地拒绝任何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影响。
于是洗脑就成了他们套在社会主义价值观脚上的镣铐，成了他们以思想解放之名行文化专制之实的蘸着辣椒水的皮鞭。
02，教育的缺位
把正当的教育污名化为洗脑，其结果必定是教育的缺位。
教育的缺位，必定导致价值传播的缺位，最终导致主流价值观的颠覆。
教育是树人的百年大计，教育不能树人，就只能算是技能培训。
教育沦为技能培训，也就意味着哺育的功能完全退化，而训练的功能变态增长。
改开以来，完全偏重科技人才培养，就是教育缺位的结果。
科技只有探索和证伪，不属于价值观范畴，没有争论，也没有人的树立，只有人的技能的培养，所以科学技术教育，只能算是培训不能算是教育。
无论多高大上的科技教育，都只是更高精尖的技校而已。
真正的人文教育，真正的价值观培养，早被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洪峰冲刷殆尽。
去年曾和一个人谈起文化救国，对方哂笑：“不是科学技术救国吗？哪来的文化救国？”
这就是人们普遍的误区，人们对人文教育的蔑视已经把中华民族的文化推到最危险的时刻，把新中国社会主义价值观推到最边缘的地域。
最近颁行新教改大纲，课时分配上做了重大调整，语文占比大幅提升，一些人便在网上哭嚎，如丧考妣，为归于正常的外语教育和自然科学教育大唱“挽歌”。
当缺位的教育回到应有的位置的时候，被缺位的教育戕害的一代人，就会感到很痛苦，很茫然，很反感，甚至很抵触。
这本身就是教育缺位的必然结果，也是教育回归的自然现象。
03，惟革命才能实现解放
任何解放都需从革命中来，反革命的复辟，纵然打着解放之名，最终也只能行禁锢压迫之实。社会革命政治解放是这样，文化革命思想解放也是这样。
革命必须是往前走的，而不是开历史倒车。
中国的新文化，是对人类三千年阶级剥削阶级压迫的旧文化的彻底革命，它必定要在人脑中洗去所有就文化的沉渣，它就是要洗涤被旧文化腐蚀污染的头脑。
反对洗脑，说到底就是阻击革命文化的传播，就是要保守旧文化对人的心理污染和精神操控，就是要保持旧文化的统治地位。就是反革命。
反革命的思想解放，“解放”的必定是“反革命的思想”。被新文化打入囚笼的旧文化，才会誓死反对新文化的“洗脑”，这是阶级本性的必然。
某国学“大师”白天在单位翻译毛选总是压抑得想吐，晚上回家必定要舒适一下自己备受压抑的心灵，某文学“大师”一听到人民的文艺旋律就头疼欲裂，直到晚年精力衰朽这份敌意都丝毫不减……
这些人，在政治上可能是中间派，可能是新政权的座上客，但在文化上，却是不折不扣的反革命，是新文化的死敌。
这些新文化的反革命，才是洗脑论的幕后台柱子，革命就是要拆掉这些台柱子，只有拆了这些台柱子，才能彻底塌了旧文化的台，而新文化，才能在旧文化的废墟上建立起来。
十、道德绑架与法外自由
01，给价值观封口
文化上的反革命势力，杜撰了洗脑论，来阻击新文化的传播和传承。
于是被洗脑论武装起来的喽啰，又打造了“道德绑架”论，来遏制新文化的影响力。
如果你试图用健康的积极的道德标准去衡量人的言行时，必定会有一大批喽啰跳出来呵斥你：不要进行道德绑架。久而久之，一些人云亦云缺乏主见的糊涂人，也被道德绑架论“洗脑”，于是道德就只能缩手缩脚，再不敢去端正风教。
于是，文化上的反革命小喽啰，也就成功地遏制了新文化的道德影响力。
但是，道德绑架其实是个伪命题，“绑架”差不多是道德唯一可凭恃的力量，若连“绑架”都要禁止，那道德也就形同虚设了。
道德本来就是要约束人的自然惰性，用社会主流价值观去塑造人的社会理性。法律可以强制，道德没有强制的属性，就只能捆住人自然惰性的手脚，就只能对人的自然惰性实施绑架，“胁迫”他就范社会理性。
如果道德跨过绑架，成了绝对强制，或者一言不合干脆撕票，那就成了社会暴力，就根本违背了教化功能，但如果道德达不到绑架的程度，成了空洞的说教，那就成了无聊的嘴炮，彻底辜负了教化使命。所以，“绑架”这种软强制，差不多是道德实现教化的唯一手段。
反对道德绑架，其实就是变相地反对道德，是要用胶带纸封住价值观的口，是用绑架社会主义道德的方式，封住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口。那么这胶带纸是什么材质呢？当然是资产阶级价值观，是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和消费主义等反社会主义的道德大棒。所以，污蔑社会主义价值观“道德绑架”，归根到底，是用资产阶级道德绑架社会主义价值观，是另一种价值观明火执仗的道德绑架。
02，压迫法律的红线
无论什么性质的社会，都有一个红线，那就是法律。
法律是维持社会秩序的底线，是社会生活中不能触碰的红线。
而道德，就是法律红线与社会生活之间的缓冲层。一个人如果要迈过法律的红线，他必定要先从淌过道德缓冲层这条河。
从这个意义上讲，道德，也可以算是法律的预警系统，是法律的护城河。
但是，文化上的反动势力，用道德绑架这个绞索绑架了社会主义道德之后，社会主义法治就赤裸裸地暴露在不法之徒的围猎中。孤军奋战的社会主义法治，丧失了道德的护航，便陷入舆论成本的泥坑举步维艰。
用道德绑架缴了社会主义道德的械之后，这些反动势力小喽啰，又炮制了一个新口号：凡法律不禁无不可为。把这种公然践踏道德的无耻叫嚣标榜为公民自由，展开了对陷入孤军奋战的社会主义法治的公然围剿。
所有违法乱纪的擦边球，都理直气壮踩过道德护栏，直逼法律红线边界。
就好像北约把核武部署在乌克兰，直逼俄罗斯的红线边界一样。虽然摆出一副清白嘴脸，但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何时踏过红线，全看北约的盘算，俄罗斯完全丧失主动权。
用道德绑架绑架社会主义道德，再用凡法律不禁无不可为压迫社会主义的法律红线，其实是文化反动势力针对社会主义新文化打出的一套组合拳。它的目的是要摧毁社会主义法治，把文化反动全面升级成政治复辟。
一旦法律红线被撕裂，法律失守，社会主义制度必定不保。新文化与旧文化的实力对比将发生质的变化，新文化的革命形势一夜回到解放前。文化建设将再次让位给民族救亡与政治解放。前苏联殷鉴不远，岂同儿戏？
给社会主义道德解绑，建立社会主义法治的战略缓存，关乎新政治的安全，更关乎新文化的兴废，是新文化当务之急。
03，捆住旧文化的手脚
新文化是无产阶级文化。
无产阶级要发展自己的文化，就要理直气壮地对封建文化、资本文化和买办文化等腐朽旧文化实施专政。
旧文化中“已经提高到从理论上认识整个历史运动这一水平”的一部分人，将加入到无产阶级新文化的斗争中来，并在斗争初期，部分地起到引领作用。
这些旧文化的“叛徒”，新文化的“投诚者”，较无产阶级更了解旧文化的关节，更洞悉旧文化的要害，他们的加入，将极大推动新文化革命的历史进程。
了解了旧文化的关节和要害之后，就能高效捆住旧文化的手脚，高效打击旧文化的要害。在这个过程中，无产阶级将更深入地了解旧文化的血脉经络，更全面地掌握文化斗争的思想武器，最终将彻底改变新旧文化的实力对比。
在此过程中，必须捆住旧文化的手脚，须知新文化和旧文化的斗争不是什么君子博弈骑士单挑，而是实实在在的革命行动，没有武德可言。旧文化一直对新文化斩草除根，新文化与必定对旧文化犁庭扫穴。这是斗争形势，不是个人计较，绝没有梁漱溟索要的那种雅量。
捆住旧文化手脚，就是要对旧文化犁庭扫穴。限制旧文化行动，使旧文化精神窒息而死，用旧文化骨肉滋养新文化，才是新文化革命的正确打开方式。
而捆住旧文化手脚的最简易方法，就是对旧文化实施新文化的道德绑架。
十一、反思与批判
01，反思的癌变
反思意指思考过去的事情，以总结经验面向未来。反思本来是典型的中国文化内容，即反省，是一种自我审视自我检查。后来被附会成西方哲学术语。
给反省这种中国文化的独门武功找一个洋出身，深刻揭示了中国近代反思思潮的本质，算是中国近代反思史的一个有力注脚。中国近代的反思潮流，就是削中国文化之足适西方标准之履，是一种刀刃向内的批判与解构。
刀刃向内，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自刎，一种是谋杀。站在中国文化的立场上反思，就形同自刎，鲁迅就是一个例子，站在西方文化的立场上“反思”，就形同谋杀，胡适就是个例子。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之发轫，就是在这自刎与谋杀的双重生存危机中艰难起步的。
不惜自刎也要反思中国文化，为中国文化谋出路的鲁迅，做了中国文化的屈原，基本上怀沙投江，孤忠绝响，而打着反思幌子谋杀中国文化，胁中国文化从美国霸权的胡适，做了中国文化的巫臣，差不多开山立派，代有传人。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伟大民权运动，胜利完成了中华民族的政治救亡任务，却因建设民权新文化的历史使命，与所有旧文化发生了尖锐冲突，于是大批旧文化中间派，过江之鲫一般加入到胡适一派的反思队伍中。
反思因此产生了几乎无法治愈的癌变。
现如今鼓吹反思的人，虽然打着鲁迅的幌子，但大都行着胡适的伎俩。并非爱深责切的骂国党，而是沽名钓誉的灭国党。
区分鲁迅和胡适，有一个简便的方法，就是考察他们的人称称谓。鲁迅的反思一般是以“我们中国”为出发点以“你们这些不觉悟的人”为目标，胡适的反思基本上就是以“你们中国”为出发点，至于后面是什么人其实无关紧要。因此胡适的批判，显得比鲁迅更温文尔雅，毕竟，外人说话宜有所保留，必要的客气还是要有的。
谋杀式的反思，一般都不把自己看成中国人，虽然嘴里“我们中国”应该反思，但从头到尾都是“你们中国”狂什么狂，这种卑劣小心思，大致通读一下他们的反思文字，就能见出端倪的。
这种刀刃向内，立场在外的所谓“反思”其实不是反思，而是谋杀，是配合境外势力对华文化战略的黑枪和冷箭。
中国若要发展，文化若要复兴，必须要把这种反思癌的症状剖析清楚，大白天下，这样虽然对反思癌患者来说有点残酷，但却能有效遏制反思癌的病理传播，对清洁文化氛围改良文化土壤有着无可替代的作用。
02，批判的腐烂
与反思癌相对应的就是批判的腐烂。
甚至批判的腐烂，还要在反思的癌变之前，次序上看，是批判先腐烂了，然后反思才开始癌变。
反思的癌变，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事情，其成为无法治愈的顽疾，是在2000年以后。而批判的腐烂，却是在上个世纪40年代的延安，就已经见其端倪了。
当时延安聚集大批满怀救亡热情的爱国知识分子，但这些知识分子，空有爱国热情，却缺乏阶级觉悟，行动上走到工农大众一边，思想上却还跪在精英主义灶台边。很多人满脑子个人名利思想，这种腐败的精英主义立场，集中表现在对延安的“批判”上。
这些人把自己放在万物尺度的位置上，循着自己的价值观，去抨击他们看不惯的社会时事，他们还美其名曰是继承鲁迅的精神，以鲁迅的私淑弟子自认。
但是鲁迅抨击的是官僚买办的反动统治，鲁迅的匕首投枪是击向反动派的。这些革命青年抨击的却是抗日军民的联合政府，他们的暗箭冷枪是射向革命者的。
鲁迅在反动派中间抒写着“行走在非人间”的悲怆，这些革命青年却把这种“非人间”的悲怆，照猫画虎地搬到抗日群众中去。
他们的批判，比日本飞机撒的传单还要反动。他们虽然一心想着投身抗日救亡运动，但他们却做着帮日本人搞宣传，瓦解抗日群众意志，砍伐抗日军民旗帜的反动勾当。
这倒不是因为他们本质上反动，他们当中一个汉奸都没有，但他们当中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都没有，他们只是封建绅权文化瘟疫的深度感染者，他们批判社会的依据，是封建绅权文化的烂根子，那他们在革命队伍中的批判行动，自然就自带着精英主义的腐败味道。
鲁迅也是绅权文化瘟疫的深度感染者，但鲁迅凭一腔患者的激愤，全力捣毁绅权瘟疫的病灶。他绝望地试图用笔唤醒麻木的看客。
但鲁迅身边的看客，已经在延安被唤醒，可这些鲁迅的私淑弟子，完全罔顾这开天辟地的历史激变，模仿着鲁迅的愤激，去抨击已经觉悟的看客。
这个故事比刻舟求剑还要荒谬，仅次于韩非所谓“构木钻燧于夏后之氏”，煞有介事地把自己活成了笑话。
投身革命的洪流，却死抱着腐朽的精英主义屎盆子，这就是批判的腐烂。批判的腐烂必生成反动的文艺，这是自然之理。
《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就是给腐烂的批判开的清瘟良药，只有清了绅权文化的瘟，才能建立新批判发展新文艺。
但仅凭一剂清瘟良药，没法遏制疫情，疫情的交叉感染必须要隔离处置。若任由交叉感染泛滥起来，清瘟良药怕也只是杯水车薪。
03，文化的重建
新文化的建设，离不开反思和批判。
但新文化的建设，不需要反思癌这种肘底刀，更不需要腐烂的批判这种拦路虎。新文化需要属于自己的反思和批判。
根治反思的癌变，给批判换种培土，是建设新文化的当务之急。
传统文化，从根本立场上讲，是反新文化的，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惟有这种针锋相对的反，才能见出新文化的新。
但是传统文化培养出的文化人，却不这么看。在传统文化语境中，文化不是社会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而是高于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精英事业。它是俯瞰社会事务其他方面的。
因此，传统文化赋予文化人以凌驾于社会之上的优越感，这是绅权文化瘟疫最富传染性的病原组织。而反思的癌变和批判的腐烂，归根到底就是绅权文化病毒的深度感染。
新文化站在人民立场，旧文化站在精英立场，而旧文化人认为自己站在精英和人民之上，是二者的仲裁人。正是这种迷之自信，让他们成了两边抡板子的害群之马。
他们绝不肯接受阶级的身份设置，即便他们有意或者无意地站在某个阶级立场上，他们也一直标榜自己是超阶级的，倒不是为了欺骗世人，而是为了哄骗自己。
所以，知识分子的社会主义改造异常艰难，让他们认清他们的阶级本质，形同取他们的性命，这也是他们的“气节”所在。
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化的反动，才是中国的终极反动。
所以文化的重建，在中国才显得尤其重要，算是革命事业的重中之重。
必须培养属于人民自己的新知识分子，至于旧知识分子，能改造的就改造，一时不能改造的就把他暂时驱除知识分子队伍，算是技术性的防疫隔离，这对知识分子队伍的建设，对他本人的改造，都有好处。
认清了文化病毒的瘟疫属性，也就能理解这种隔离的合理性和必要性。
新文化不能躺平，新文化必须在旧文化的污染腐蚀中获得新生，新文化得坚持斗争，而斗争的方式就是动态清零！
赘言
随手写了这十组札记，算是以新价值观重估旧词汇的一点尝试。
这些文字算是意外插入的，原本不在我的计划之列。
写下关于教育的个人思考之后，本想接着写一篇关于主席新文化史观的文章，结构布局和相关史料都已经整理完备，但被上海疫情牵挂，就拐到这个题目上。
前些天，网上流传不少上海市民和志愿者之间冲突的消息，坦率地讲这些消息相当负面，我不好太当真，毕竟网上的信息传播比较夸诞，需要挤出水饭另眼看的。
但志愿者和市民的关系，哪怕是捕风捉影，应该也是有风有影，才至于此的。这是让我颇感触动的地方。
我由此开始审视志愿者这个词的来历，以及志愿者身份的本义。发现了志愿者和主人翁之间的原则性的尖锐冲突。
于是就有了上面这些文字。关于志愿者的思考，算是这个工作的起点，以后，我可能还会陆续做一些此类辨析的尝试，算是抛砖引玉。
因为思考得不够深入，行文也较仓促，因此思路上不够连贯，表达上不够浅白，就算是留给自己的一份笔记拿出来与大家分享吧。
正名的工作很重要，新文化必须实现对旧文化的价值重估。
我个人能力有限，只能做探路的先行者，接下来的工作繁重而艰巨，还需要热心新文化事业的同志勠力同心共同努力。
新文化名正言顺的那一天，人民将真正掌握文化的话语权，旧世界的沉渣荡涤殆尽，历史将彻底迈入新纪元。
本文作者李梦痴
作者简介：
自况
马导师私淑弟子，毛教员星火余薪。
体制外文化学者，传统内旧体诗人。
自述/知命前
江湖落拓事无成，空把浮生许太平。
时调不烦人欲浅，一襟烟雨即余生。
自述/知命后
鬼雄前世烈，造化此生新。
儒法丧家犬，夷齐掘墓人。
问心还问迹，忧道不忧贫。
剑扫春风遍，天花未染身。
作者画像（金雨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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