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淮安走出去的著名学者庞朴教授

        ——记庞朴教授的一次杂谈

                      何永年

    庞朴先生，1928年10月出生于江苏省淮阴县，1954年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研究生毕业。曾任山东大学教授、《历史研究》主编等职，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文化与科学发展史》国际编委，国际简帛研究中心主任等职。 

    关于庞朴先生出生地，一些书籍及报纸直到现在仍说是淮阴县或淮阴区，这是不准确的，他的出生与居住地是清江浦原西长街录事巷西边不远处，与笔者住地相距约百米远，可以说是近邻。他原名庞声禄，是我市一位知名文化老人庞声福的胞弟，兄弟姐妹7人，他排行第二。他的一些情况笔者略知一二。关于他学术上的造诣不必叙说了，有关文章介绍已很多。现就庞老最近一次由浅渐深拉拉杂杂谈话内容简要记录于下。

   庞老回顾说，他儿时启蒙于“私立穆英初级小学校”，就在西长街东边过了万字口不远处的清真寺里面，校长盖世英，是当地回民首领。清真寺的大门也就是学校的大门，门槛很高，有五六层台阶。上得台阶，穿过门楼，便是一道影壁。影壁的粉底上，直书四个大字：天堂正路。充当第一位语文老师的是爷爷（祖父），他不仅是家里最有学问的人，而且是把希望全都寄托到我们弟兄身上的人，所以这个老师的桂冠，就非他莫戴了。至于他究竟教我认识了哪些字，现在是回忆不出了，唯一能想得起的、印象最深的一次是，他教了“天堂正路”四个字，就在我跨进小学大门的第一天。这段儿时经历，直到现在还历历在目。在穆英小学读了四年书，当然认识了不少字。 

    我的正统古典知识主要得自一位塾师和初中的语文老师。由于日寇入侵，我上过两年私塾，塾师姓程。两年里，读完“三、百、千”、“四书”、《千家诗》和《幼学琼林》，外加珠算的加减乘除和斤两互求，这些都是要求倒背如流的。读算以外，还有写大仿，每天一张，二十个字。大仿写完了送给老师去批，老师除了用红笔在某些字上加圈以示赞赏外，还教我们在字里行间写上许多小字，以充分利用纸张且增加我们的识字量。这些小字，是些不同形义的同音字群，每天一音，字数多寡不等。这种办法对儿时识字的帮助很大。 

   当谈到节日时庞老说，五四以来，有人就提出我们过四个节日――春节、夏节（端午节）、秋节（中秋节）、冬节（冬至），但没有全部实行。没想到现在可好，来了很多洋节，什么情人节、复活节、父亲节、母亲节、圣诞节、愚人节，我不好说这是媚外，就说是“崇洋”吧！难道我们就找不出自己的节日吗？七夕是多好的情人节啊！我们可要清醒，人家的节日背后跟着一大堆的文化啊！这个现象说明了我们一直还没有走出文化上的弱势心态，在无形当中还烘托了自己的这种弱势氛围。这样下去是不行的，我们一定要自强不息。 

   我是读经长大的。按理说我这个年龄是没有机会读经的，但在我11岁的时候（1939年），日本人打到我的家乡，办了“新民小学”，要我们这些“亡国奴”去读。当时，我们的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坚决不去上鬼子的洋学堂。但是，小孩总要念书啊！于是就出现了很多的私塾。就这样，我到我爷爷的一个好朋友办的私塾去读书。先是三字经、千字文，然后是四书五经――五经我只学了《诗经》，就结束了。此外还读了神童诗、千家诗之类。按我个人的经验，小时候读经，对于进一步了解中国文化，对于长大后待人接物、为人处世、立身行道，有很大的好处。

   我们的一些自由主义者是很奇怪的，他们对一些事实视而不见。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们中国现在老老实实地用国际公制，什么“公斤”、“公分”、“公升”、“公里”――可能只有中国人和法国人这样，英美他们才不管你这些，还是用他的英镑、英寸、英里、加仑，他们怎么就那么理直气壮啊？所以啊，至少在这方面，现在需要和国际接轨的不是我们中国，而是英国、美国这些国家。 

   我们的对策就是在经济上和科学技术上去接受，在文化上一定要清醒，要注意保持、建设我们的“软实力”。我们千万不要认为美国的那些东西就是全球的，那其实是美国文化。 

   鲁迅先生说，中国发明了火药去做爆竹驱神弄鬼，西方却用来做炮弹。 人们把科学技术拿着去毁灭人类好呢？还是用来庆祝节日好呢？这是个问题啊。之所以会这样，就是因为我们处在一个弱势的心态里面，唯别人的马首是瞻――人家的科学技术就是好！ 我认为科学也有中国科学与西方科学之分。中国科学因为有很多的人文因素，它不会去盲目扩张。我主张要一分为三看。纯西方的不行，纯东方的也不行，要中西结合、两全其美。当然，照现在的状况来看，它是不会主动来和我们结合的，但它碰了壁以后，会来找我们的。比尔•盖茨不会把他的那些东西全部一下子拿出来的，而是今天拿一点，明天拿一点，这就是市场经济。现在西方大国一边在浪费，一边又以邻为壑，把垃圾废料送到别人的门口，自己在自家享受果实。美国为什么不开采自己的石油而从中东进口？日本为什么不砍伐自己的森林而从中国进口木材？ 

   关于中日关系紧张，庞老说，责任当然在日本一方，我们对他们早就宽容了――战争赔款一分钱没要啊！甲午战争我们赔偿了多少钱啊？德国公开道歉，获得了世界的谅解。问题就出来嘛。有人说这是东方精神和西方精神的区别。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它哪儿有东方精神？它那是日本精神、岛国心态。其实，我们对他们要求已经够低的了，美国人驻兵我们都没有说，我们只说你不要参拜靖国神社、不要改教科书，因为这会伤害我们民族感情。我们的要求就这点，还不够宽恕吗？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很多国家都认为中国会宣布人民币贬值，然后稀里哗啦把他们全拖垮。但是，我们却反其道而行之。本来很多国家认为中国是亚洲的威胁，从这事以后，都认为中国是亚洲经济发展的契机。这就是典型的中国传统，孟子就坚决反对以邻为壑。 

    有人曾问我：您认为自己是儒家、自由主义者还是马克思主义者？ 

    我回答：都够不上。我是中国文化的保守主义者。 我自己追求的目标就是三句话：文化上的保守主义，政治上的自由主义，经济上的社会主义。不要把这三个东西对立起来。文化是一个民族的魂啊！在文化上绝对不能搞全球主义，一个民族如果没有自己的文化，你这个民族就蒸发掉了，或者就淹没在人群当中了。全球主义我们都看到了，可口可乐、肯德基、好莱坞、NBA等等，还有什么“韩流”、“哈日”，把头发染成黄的、红的，什么玩意儿！笼统地讲，自由主义容纳保守主义，主要就是文化上的，不是政治上的。他们的区分就在这儿。所以，我反对政治上的保守主义，但支持文化上的保守主义。我认为文化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这二者完全可以结合。 

    我对祭祀黄帝陵这样的活动是支持的，这是解决“人从哪儿来”这个精神问题的。有没有黄帝这个人没关系，但是人有这样一种情怀，是压制不住的。我现在越来越想我的妈妈了。如果让一个民族老是想到自己的妈妈，这是一件好事情，它就不会去作恶，不会去集体犯罪。如果一个人老是想到自己的妈妈，那就是一种洗礼，因为任何一位妈妈总不会让自己的孩子去做坏人吧？ 

    1982年，我率先发出“应该注意文化史”研究的时代性呼声；在整个80年代，曾就文化学、文化史、文化传统与现代化诸问题，数十次地发表演说撰写文章，推动文化研究热潮的前进。进入90年代后，我主要从文化现象入手，致力于中国辩证思想的研究，以解读中华文化密码。比如说，从黄帝的传说开始，用黄帝的故事说混沌。用“伯乐相马”来谈认识论，从“庖丁解牛”谈实践论，通过一批出土文物（纺锤）来谈“玄”，运用几个上古文字来说“无”。如此等等。最后当然都要归结到中国辩证思维。我认为，中国式的思维方式，最重要的就是“圆融”，在《易经》上，叫做“圆而神”。儒家称之为中庸之道，中和之德；道家谓之得其环中，以应无穷。通俗一点说，不妨叫“中华智慧”。说得简单点，可以叫做“一分为三” ，三分法是中国思想文化的特色，是中国思维方法的精髓。

   1995年春天，我访问海德堡大学黑格尔当年讲堂，不由得想起黑格尔先生的放言高论，说是中国硬是没有某种“三位一体的高卓的意识”。其实，就在他发表那场著名的哲学史讲演前一百六十四年，中国庐山脚下，一位比他大上一百六十岁的避世僧人，正在撰写一部叫做《东西均》的著作。书中所着重阐发的，正好就是后来黑格尔所常讲述的三位一体的辩证法；其思想的深度，完全可以和黑格尔比翼齐飞，毫无逊色；而且由于早出一百六十多年，直可看成是黑格尔思想的先行。于是，我发了一个宏愿，也可以说准备冒一次大险，决定着手注释方以智这一论著，以飨世人。 

（2014年1月12日刊载于《淮海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