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径文学社作品（夕阳浅唱）

青山如梦

周惠荣

    夕阳临晚照，风雨印沧桑。

    虽然那场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运动已逾半个世纪，但那峥嵘岁月却还深深地铭刻在脑海中，久久难以忘怀。

时间定格在公元1966年3月6日，湖南省武冈县皇城坪艳阳高照，人流如织。城关镇304名莘莘学子从此离别学校,离别从小陪伴在身边的父母与朝夕相处的亲人，也离别喧闹而又古老的县城，带着复杂的心情走进了农村那个广阔的天地。

带着复杂心情，走进广阔天地

农场的憧憬与解体

胸戴红花,高唱歌曲,满怀豪情。那天有着不同年龄层次（有的已婚）、不同文化层次、不同社会经历的青年，带着美好的憧憬与希望，搭乘数十辆客车直奔离城30里的处女地——武冈大甸农林场。

然而，现实并不是想象的那样美好。跳下车，我们得自背行李，走6里羊肠小道。从山脚到山顶看到的是一片荒山野岭,非常苍凉。到场部后，开了一个隆重、简短的欢迎会，每人领到一本“红宝书”,她是建场的情神力量。

可能是为了稳定我们的情绪和组织生产，每个队都临时派驻了干部。分在我们四队的是北京财政学院的两个在校大学生。他们给我们谈人生理想，与我们同吃、同住、同劳动。老家是广东的姓李,二十七八岁，一口广东普通话,中等身材且很有精神，脸形轮廓清晰，结构明显，属典型的粤式脸庞。他显露出学者型管理干部的那种平实而严肃的工作作风。

比较李干部，四川的方干部特点更突出，个子墩实，五官精致，深䆳的双眼，乌黑且粗的眉毛及自然卷的头发，睡觉时总是保持仰面朝天一动不动的习惯。与人交谈时总是面带微笑，有很强的亲和力。他俩工作配合默契，好像台上的一对“相声演员”。收工之余，我们要方干部表演节目，他幽默地说，要我唱歌嗓子像破锣，要我跳舞身子不灵活。在大家极力请求下，他伴着一首《毛主席的光辉》的歌曲，终于跳了一个西藏风格的“忠字舞”，博得了大家阵阵掌声与欢笑声。

最初的四队共二十几人，书记刘冬云，队长朱清涛。刘冬云就像她的名字一样厚重、沉隐。她性格内向，是我们的大姐，她把握着队里的思想动态和行为规范。朱清涛聪明能干，思维活跃,点子多，穿戴讲究，秋季常着一件蓝色中山装，有时连风纪扣都要扣上。做事风风火火，能率先垂范，出工在前，收工在后，是一个不摆架子的领导。他有时虽有些固执，但与大家还是合得来。老实说，到后来我们出工不出力，队领导也无可奈何，真是“两个平民领导，一帮懒汉队员”。虽然出工不很积极,但是队员很和睦，很少口角。

四队人才不俗。如个性鲜明、具文人气质、号称秀才的刘继忠，既有阅历又有修养的眼镜老大陈佑云（已故），温和且勤劳的袁安乐，二胡、文学爱好者彭国安（已故），善良温顺的陈招弟，厚道少语的谢德成等。还有很多富有特点的队员。我们朝夕相处，早出晚归，默默地劳作与生活在那座座山头。

城市来的年轻人,少有拿锄头的经历。对开荒、挖树兜、打炮眼等重体力活很不适应，手掌常常磨出血泡。有时要去大甸公社挑米回场,途中要登几里山路,弄得人汗流浃背。一到晚上,往往四肢无力,浑身酸痛不已。

长时间离开父母,加上劳动的辛苦，生活的不适应，思家返城的念头非常强烈。而请假回一趟家一般不会被同意。有一次为了回家,“生病”给我带来了机遇。由于思家心切，几天不吃不喝,加上又患感冒,人日见消瘦。后经领导及医生许可,决定派人用担架送大甸公社诊所治疗,好转后再回城。那一次,我终于如愿以偿,仿佛病也全好了,箭一样地跑在回家的路上。其实那病是“心病”。

到了四五月,山峦中幼松翠绿，鲜花吐红，鸟雀飞跃,给静静的农场增添了浓浓的春色。一场大雨过后，远处的山峰清新明快,稀疏的农舍炊烟袅袅,景色很是宜人。但近处地面热气却扑面而来,散发出浓浓的泥土味。在荆棘中,时而摘到能吃的甜甜的小山萢,有时竟不顾划破衣服与皮肤而寻觅不止。山谷中一条小溪成了我们洗澡的好地方,大家在那里无所顾忌,谈笑风生,缓解一天劳动后的疲劳。

在这和煦灿烂的阳光下,不知何原因，我队有人做出了令人不解的行为。在出工休息时,竟将一只小蝗虫一口吞吃,并边吃边笑,好像很有口味。当时人们只是惊叹、愕然。现在想起来,他并不是饥饿之举,而是一种复杂、莫名的心理发泄！

那时场里的领导与技术干部,都能吃苦耐劳，给人留下较好的印象,如李兆孚、刘诗政等。李书记个高、清瘦，湖南邵东人,原是邵阳地区农业局副局长。他有一爱好，在收工饭后之余，总喜欢听收音机。那东西当时是奢侈品,也是人见人爱的宝贝,别说是听音乐,即使是看到它也是一件享受。当走近书记时,他便将音量调大,与年轻人共享农场唯一的传媒设备所带来的欢乐。为了发展生产，多种经营,场里种了棉花，请来了河南师傅作技术指导,能经常看到他在棉花地里劳动的身影。

农场除了主种茶叶外，还种棉花、玉米、花生。由于管理不严，年轻人又贪吃，做种子的花生往往在地里被边播边吃，大家共享口福、各得其乐、心照不宣。

大甸建场，毕竟是当时极左政策及缓解就业压力的产物。政府要不断投入一定财力、人力，计划经济阻碍了农场的发展。由于大多数青年来场并非主观意愿，加上管理不善，交通不便、严重缺水及生活艰苦等原因，没有将她大规模、轰轰烈烈地继续发展下去，而随即导致农场迅速解体，于1968年人员大幅“精简”，多数知青被插队武冈农村落户。我也开始了下乡的第二征程，继续着那种渺茫而又困惑的乡村生活。

水车滚呀滚，我心在翻腾……

白莲的迷惘与孤独

当初下乡到农场能感受到大集体的温暖，而插队到湖南武冈大甸公社白莲大队落户缺乏了一切依靠，到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去，心情非常复杂，想到今后的孤独生活及繁重的农活竟不寒而栗。

到白莲插队是当时极左路线“政治歧视”的结果。我们只有默默地、无条件接受。来到村里，人像走进死胡同一样不知所措。对农场精简下来的人，当地村民怎么看待你？听人说，弄不好会“夹板”、“吃生”。即便下去，一同与社员参加田间劳动，收工疲惫后还要忙于自己做饭，请假回城同样像原农场一样难。

白莲大队离大甸公社五六里地，一条小径直通那里。往白莲再走两里地便是山底大队。据村民讲，白莲要比山底好，我又再一次庆幸自己还算有好运气。

我与朱玉娄分在白莲的洋火塘生产队，一个本地人非常羡慕的地方。村的正前方是一片开阔的田垅,往洋火塘后面走8里山路是武冈著名的栗山园煤矿。该队姓毛的较多，主要种植水稻，因队里身强力壮的多,队长又能干,产量比其它队要高。据说是洋火塘房屋后面的龙脉好的原因，这当然是迷信。

我们落户在一个退伍军人家，他个子也较高,左脸的颧骨下有一蚕豆大的肉疙瘩，说话做事显露出军人气质。有矮小但贤惠的妻子，三岁的男孩活泼可爱。

插队后，每人有一笔安家费,这笔经费由队里统一管理,主要是用来添置劳动工具及生活补贴。由于刚来，劳动强度不大,因此,粮食吃不完,有时用大米与房主换红薯糖吃。自己种菜往往收获不大,靠住户及村民送点补充，生活还算凑合。

插队到白莲是无奈的,也是迷惘的。原农场有集体依靠,有同伴之间的情谊，在白莲却孤独无助,与村民无共同语言，兴趣、爱好也不同。有时同伴回城,一个人寂寞无聊时,便来到山底大队找彭国安相聚。我与他都爱好二胡,夜深时,拉上一曲《良宵》、《二泉映月》来消除心中寂寞郁闷的心情。

出工是我们每天的大事，也是极不情愿的事。插秧、打禾最累人。特别是炎热的夏季,打谷机飞出来的禾屑与流出来的汗水沾合,浑身刺痒难忍,加上力不从心、超强度的劳动,使人无法承受,不得已,只得跟妇女学插秧。她们手脚麻利,我们则被远远抛在后面。由于效益低,工分也只能与她们相同。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当时,大圳分支渠道计划横贯大甸山脉，白莲有开山、挖渠、引水的任务。不知何原因,生产队要我们去挖渠道。因有农场打炮眼、挖土的经历,队里农活也很累人,我就欣然接受了任务。但到了那里，情况并非如此。

一个由大队派来的姓毛的人直接指挥我们,我第一看到他，心就凉了半截。矮个子，黑皮肤，倒眉毛,加上不时转动的三角眼，一脸恶像。训人时，皱眉瞪眼，咬牙切齿,一副凶神恶煞的模样。见到他，就象耗子遇见猫一样可怕。我们做工时喜欢撑着锄头闲聊,一旦让他发现,就象解放前的工头一样,拿着一根木条站在垻上,居高临下指着我们狠艰地训斥，骂完后便扬长而去。不怨天,不怨地,只怪自己命运不好,“出身”不好,又是农林场被“清除”下来的,被人任意责骂也是自然的事。时间一长,也就无所谓了。

插队白莲的日日夜夜,人像梦游一样走过来。没有企盼,没有欢乐，只有孤独、无助与迷惘。

时间的脚步踏进了1969年。上山下乡运动如火如荼地深入开展。一句“我们都有一双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口号响彻武冈城,因各种原因，又经不住多次“威逼”，最终我与父母还是没有逃脱全家下乡的命运,违心同意全家下乡。原来我们准备回原籍江西老家,因没近亲,距离太远,也就不去了，选择了有亲戚离武冈又较近的城步农村。（编者注：城步，湖南省城步苗族自治县）

那时父母都近70岁的老人了，带着文革时被迫害的伤痛，极不情愿地与我一同离开生活了50年的武冈城。

那年那月，人生风飘如烟

杆坪的艰辛与转折

如果说武冈白莲是条难以行走的小径的话，那么城步蔣坊杆坪则是一座崎岖泥泞的高山,酸甜苦辣,尽在其中。

当年的深秋,一辆能装一吨左右物资的卡车拉了一些简単的家具颠簸地开进了蒋坊。令人想不到的是有人来接我们了,当地来了十来个村民帮我们将东西抬进村,我与父母的感觉突然好了许多,但还是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在那弯弯曲曲的山路上,朝我们并不想去的“家”缓缓前行。

队里为我们专门安排了一栋四排三间房的老青砖屋,因长年无人住,里面都是灰尘,光线非常暗。屋子是在一座有三四十层石梯的山坡上，后面连着村民的住房。屋子前是苗家典型的吊脚木板楼，一条清澈、弯曲的小江临房而过，小江的拐弯处有一座石墩木桥，屋的对面有一片密密麻麻、郁郁葱葱的竹林，很有苗寨特色。

小江的拐弯处，有一座风雨桥……

原房主个子仍然很高,是当地很能干、很精明、很有人缘的人。木工手艺很高,有时上山割生漆为副业。村民建房,一般都由他画墨线并亲自操斧完工，大家都非常佩服他。我们来了以后,初步感受到山区人的淳朴与善良。这种特质给我们不安的心以慰籍。

城步县蒋坊公社杆坪大队与湖南绥宁县接壤，而我们落户的下杆头更接近县界。翻过大界坡,便是绥宁的关峡。下杆头约200余人,姓杨的多,绝大部分是苗族,他们是一个大家族。当地人称村子叫“团”。这个团有三户新化移民因修水库举家迁来这里,一户在农村,另两户在城市。还有两户是自愿从武风农村迁来的。外来的几户人家都能吃苦耐劳。特别是一户城市来的新化人，犁耙等农活样样都会,实在令人佩服。

杆坪属典型的山区,气温较低,人少田多,只能种一季中稻，产量还可以。田里的农活及副业，劳动强度很大。累、险、惊随时都陪伴着每一天。

最累的是打禾、挑谷。当时,山区脚踩打谷机还不时兴,只能用戽桶来打。为了赶季节，几天下来，四肢无力,浑身酸痛。有时得从一个叫“小洞头”（离队4里地）的山顶挑100来斤毛谷回队。为了不滑倒,经常与当地人一样,脚穿草鞋，小心下山。回来后，脚背、脚跟常常磨出了血泡。因经常挑谷,肩上生了小疖子,疼痛难忍。当地人叫“秋肩”，说要用针挑去病根才能好（一种迷信），入乡随俗。因此,我挑谷挑得哇哇直叫。现在看来,其实就是病毒感染。

送公粮也是吃力的活。下杆头到蒋坊有7里弯曲、坎坷不平的山路,每人至少要挑100来斤谷子,往往是十几人结伴而行，为了不落伍,有时不休息,只得咬牙坚持着。

这里的劳动价值较高，搞副业以前，能挣工分的农活挑选着干。我几乎每天早晨去割牛草，有时一担草称下来有200来斤，能用扦担将一头100多斤的草举过头顶（扦担是竹做的两头很尖）插入另一头跳回牛栏。200斤草值工分6分，相当全老动力的半个劳动日，虽然累一点，但能拿较多的工分，因此，也心甘情愿。

最险的是肩扛50斤左右的“戽桶”（一种近两米见方木制的打禾工具）登上4里远的高山。用一根竹子左右顶在戽桶里面，然后将戽桶倒过来，用肩扛着上山。人被戽桶罩在下面，眼睛只能看到前面一米左右的路，一不小心，就会被石头绊倒。小洞头地处山顶，离绥宁县界一步之遥。那地方人烟稀少，晚上野猪经常来糟蹋稻谷。为此，队里轮流派年轻人去守野猪。当然，工分很高，我也愿意去。但是，那工分并不是那样容易挣的。如果稻子被野猪吃了，肯定要扣分。

守野猪要做一定准备。先要在一个视野开阔地建一个三角形的茅草棚。夜幕降临，必需在棚前燃烧大火，时不时要敲打着竹梆，还要大声不停地向四面叫喊来驱赶野猪。为了吓跑野猪，有时梆要敲到深夜两三点。如果同伴睡着了，一个人非常害怕，当听到异常的声响，会使人毛骨悚然，心惊胆颤。这种有惊无险的活一定要等到谷子收回才停止。

一条清澈弯曲的小河临房而过

搞副业是队里主要的经济来源。农闲时，主要劳动力都要参与副业生产。那里有茂密的竹林及杉树、松树林，也有少量的漆树。重体力的副业如割松油、送桎木等都是他们干。

为了年终分红，许多副业确实吸引了我。因竹子较轻，能水上运输，便选中砍送竹子的副业。当地人要我猜“上头摆风，下头钻地”是什么，我一猜就是竹。虽然谜语不怎样，但很形象。要将竹子从山上砍下再送到蒋坊收购站（当时无公路）还真不容易。竹子是不能随便乱砍的，有时看到几根大的，便高兴地将其砍下，若被队里人看到会立即遭到训斥。因为那是“走边竹”,砍了会妨碍竹子向周边生长。为了找到大片及较粗的竹子,要到很远的深山寻找。记得有一次，我一个人在山上砍竹，突然嘎嘎声响起，村民说是“鬼敲竹”,不能再砍。其实是风的作用下两竹相碰的声音。砍竹也遇到过危险。一次,我将头伸进刚好一个头宽的两竹中间去砍另一竹，因竹的兜没完全砍断，竹子立刻倒下去将脖子夹在两竹中间,幸好头能伸出来,若两竹再夹紧点,后果将不堪设想。

竹子被砍下来都集中堆放在山脚下。看到几天的劳动成果,满心欢喜。但烦恼接踵而来，要运送到离队很远的收购站。先是肩挑,一边扎三根,虽不重,但不好走路,碰到拐弯时,要慢慢走,不然长长的竹子会卡在拐弯处。后来跟人学会“水运”竹子，一次能将十来根竹子拼扎成竹排。在逆水的沙滩上用麻索肩拉而上,竹排常常被沙石磨得哗哗作响，有时竹排要拖上坝，就得几人配合才行。如遇上少水的河滩,得像纤夫拉纤一样吃力地向前“干拖”。严寒的冬天,河水冰凉刺骨,赤脚走上竹排,将裤子卷到膝盖上，两腿冻得通红，又要面临着早晨割脸的霜风,艰难地将竹排拖到目的地。

此外,砍竹麻（春天嫩楠竹）也能挣高工分。春竹被砍下等干后再送收购站,它是造纸的上等原料。到一个很远的山上去挑运竹麻,挑着约两米长的百多斤的竹麻下山非常辛苦，上山容易下山难,更何况负重下山。下山时，两脚发酸、发抖，一不小心,随时有跌倒的可能。特別重的活要数挑“广子“（烧石灰用的青石）,近距离一担挑过两百多斤,也是看中工分高而去的，

好玩的是遇到涨洪水放“同子”（木头）。很多村民将近两米长的松木推入洪水中,然后,每个人手拿一头装有铁钩的3米长的竹杆在岸边顺水而走。当木头被大石阻挡或搁浅时,要及时将木头钩入水里,如不及时处理，一旦木头成堆,疏通就麻烦了。听 着木头顺江而下发出的碰撞声及哗哗的流水声，闻着那木头散发出来的松香气味，悠然自得地走在河岸上，开心极了。

杆枰村有一条清澈弯曲的河流，没有污染。因此，鱼虾很多，村民用各种方法捕捞。为了捞到更多的鱼，早晨四五点钟就施放农药到河里，天亮后，大鱼已基本捉完，大家只能捕到小鱼细虾。对我来说，吃鱼并不重要，捞鱼是最好玩的。有时为了一条半死的小鱼，几个人争抢着，甚至不顾一切潜入水中，抓到鱼后竟喜不自禁。

最危险的副业而工分又最髙的,是涨水时在河里放木排, 用七八根很长的杉树将两头闩在一起的木排,人要站在上面用竹杆撑着順水而下，听到那咆哮的洪水声,再看看那急流而下的险滩与高坝，我确实没那个胆量，只偶尔站在排上玩玩，据说有人在下坝时送了命,连尸体都找不到。

水田可以用犁耙弄平整了，而我的经历却总是坎坷难平

农村的劳动与生活,使我学会了许多。空闲时,学会画碳精像,一副很像我父亲的碳精像至今还保留着。还学会了捆柴，如没有藤条捆扎,就学会用竹子破蔑来捆扎。当休息时,我便与村民一同到附近的山上找干柴，收工后再挑回家，几乎天天如此。在竹林中，也学会了挖冬笋。如见到地面隆起碗口大并开裂的小土包,下面准能挖到。为了一家三口生活好点,我曾到武冈城买小猪崽回家给母亲饲养，用四川人那种木叉将猪叉上,步行80多里公路,用两天时间将猪崽扛回。

杆坪缺医少药。当时父亲退休,享受国家17.66元的退休金。父亲是善良、正直的人，懂得中医。父亲给村民看病开处方,分文不取。对村民依方子抓回来的药,他都要仔细对照捡査,如发现差错,就要村民返回蒋坊调换，这样引来蒋坊医生的不悦。父亲是勤劳的,一家三口的蔬菜都是老人种,而我只挑点肥到菜地。母亲也很能干，养鸡、喂猪、捞猪草、洗衣做饭等都是她操劳。有一桩事使她很伤心,等着就要过年,一笼五六只大阉鸡被人偷走，为这事难过了好多天,这毕竟是她几个月的辛劳呀！

值得高兴的是生产队派我去教书。学校设在大队，只有五位民办教师及八九十个学生。我与师生的关系很好，他们认为知青从城里来有文化，说、写、唱、画比他们强。其实，他们也不错，都是当地的佼佼者，校长原在株洲某工艺厂工作，有一定的绘画基础。课余，我给学校大门书写“杆坪大队”四个一尺见方的红油漆美术字，引来他们佩服的目光。民办教师没有工资，只能记工分，半工半教，还是很舒心的。

当年我在杆坪住过的老房子还在，而岁月却飘过了半个多世纪……

因政策变动，知青可以推荐上大学或中专。我当时教书，只能推荐到师范类学校，到城步县城通过简单的面试与笔试，没多久便被武冈师范录取。1973 年初秋的一天，我终于离别了山清水秀、民风纯朴的杆坪村。面对送我的那些勤劳、善良的村民们,心情异常激动，喜悦、依恋，交织在一起。

我真诚地感谢他们，也感谢杆坪，感谢农场及白莲，因为他们都带给了我许多难得的人生过程。近七年的乡下锻炼，饱尝了生活的酸甜苦辣，知晓为人处世的不易，更重要的是磨练了我的意志与品质。

托尔斯泰有句名言：“幸福的家庭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原大甸农场的知青们，历经了许多的磨砺、艰辛与曲折。这些虽然成了过去，但他们收获了很多人生宝贵的历练与财富。值得欣慰的是，他们还没有忘记乡下的这些印迹。我与广大知青一样,也要记住它，永远不要让时间的砂轮磨掉它。

青山如梦，但青山依然葱翠！

（文中照片由作者拍摄、提供）

作者简介

周惠荣,1948年生，湖南武冈城关镇人，祖籍江西樟树。分别毕业于武冈师范、湖南师大美术学院。中国美术教育研究会会员,湖南省美术家协会会员,邵阳市水彩画艺委会顾问。原邵阳市中小学美术教育研究会理事长，原邵阳市教育科学研究院美术教研员。

（山径文学社肖殿群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