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写作论述中国现代历史小说的几篇论文，用了半年左右的时间，有空就泡在图书馆和资料室一一翻阅原始报刊资料，在尽可能多的占有资料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看法，并写成文章。[13]

在以田仲济、刘绶松等为代表的中国现代文学第一代学者的具体指导下，作为第二代学者的蒋心焕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汲取了第一代学者的文学研究的内在精髓，并逐渐地形成了自己的学术研究特色。这主要体现在蒋心焕对第一代学者文学史书写的继承等诸多方面。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他开始参与文学史写作；1970年代末，积极承担文学史写作任务，是拨乱反正的文学史书写方面的主力作者；1980年代后期，成为独当一面的学者，成为文学史书写的领军人物之一；1990年代，他在中国现代小说美学思想史方面体现出了独立的学术思考，在文学史书写上尝试着建构具有自我独立思考的学术体系。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编写方面得到历练的蒋心焕，于1962年负笈南下，到武汉大学进修中国现代文学，这使得他在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之初，除了得到田仲济的精心指导之外，还得到了刘绶松的细心指导。20世纪50年代中期，当时的高等教育部批准北京大学、南开大学、武汉大学和山东师范学院等校招收中国现代文学专业的研究生。批准的理由没公布，学界的理解是这些学校有杰出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专家，如北京大学的王瑶、南开大学的李何林、武汉大学的刘绶松和山东师范学院的田仲济。由此说来，蒋心焕既得到了田仲济的认可与赏识，又拜师于刘绶松的门下，受益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两位著名学者的青睐与指导。实际情况也的确如此，蒋心焕进入武汉大学之后，获得了刘绶松的特别赏识。对此，蒋心焕在后来的回忆中曾说：“60年代初，正值三年困难时期，我们几个20多岁的青年带着渴望和崇敬的心情，从全国各地先后投奔武汉大学著名学者刘绶松门下攻读现代文学”，“先生在（引者注：北京）出色完成编著工作的同时，还经常在深夜或凌晨，以书信形式对我们进行答疑解惑，做切实具体的指导。”刘绶松先生把自己治学的经验感悟同样借助“圆”进行了深入阐释：“一个人能力、智力不一样，但只要把自己的潜质充分展现出来就符合‘圆’了。”那么，这种潜质如何展现呢？刘绶松先生认为：“（一）不急不躁，循序渐进；（二）博览与精读相结合；（三）手脑并用（即读和写同时并进）。只要照这样做下去，涉猎愈广，积累愈富，钻研愈深，是没有什么攻不下的科学堡垒的。”这番点拨，使得蒋心焕由此感悟到：“人生的最佳境界是对圆满的不懈追求，这是我们一生为之奋斗的目标，只要一步一个脚印向此目标前进，我们的人生就是充盈的，就是问心无愧的！”[14]显然，刘绶松的一番宏论，的确给人以醍醐灌顶般的感觉。蒋心焕正是循着刘绶松的这一指导，在未来的学术研究上做到了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总是用坦然的态度来对待治学与做人，不疾不徐，不左不右，努力在学术研究中寻找适合自身的中正研究之路，最终博采众长，在融会贯通中自我学术研究的成熟与完善。在武汉大学跟随刘绶松学习的日子里，蒋心焕涵养了自己的学术心智，窥见了治学的门径，提升了人生的境界，为他在未来的学术人生中从容地绽放出属于自己的“花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蒋心焕从田仲济和刘绶松那里继承下来的学术精神，穿越时空的阻隔，成为下一代学者的精神谱系的组成部分。

在探究鲁迅生平时，努力将其与平庸的政治化解释区别开来，最大限度地还原鲁迅思想和情感的本真世界。当然，作为国内的学者，他们的研究不能不打上深深的时代烙印，其中的某些话语还可能具有那个时代的鲜明痕迹。但是，值得肯定的是，其中的有些作者和论文，并不是把鲁迅研究当作现实政治的注脚，而是努力还原鲁迅的真实思想和情感。如查国华与蒋心焕合作撰写的《鲁迅与内山完造》一文，则对鲁迅与日本友人内山完造之间的交往进行了历史的梳理与阐述，……这样的结论，没有宏大的话语，也没有多少时代的标语口号，显得较为平实，这可以看作他们在鲁迅研究过程中回归鲁迅本体的可贵努力。[21]

1979年，蒋心焕作为新时期第一批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田仲济、孙昌熙主编，山东人民出版社1979年8月版）的11名执笔者之一，撰写了其中的几个部分。这本中国现代文学史尽管在1979年才正式出版，但早在1965年，由于教学的需要，便由“山东大学、山东师范学院、曲阜师范学院的刘泮溪、韩长经、张伯海、薛绥之、冯光廉、蒋心焕、谷辅林诸同志执笔写成教材。此后，在一九七七年粉碎‘四人帮’的第二年，由山大、山师、曲师和山师聊城分院的韩长经、王长水；蒋心焕、朱德发；魏绍馨；孙慎之诸同志参与上述教材的部分章节，执笔编写成约二十万字的铅印教本”[24]。1978年，又确定扩大篇幅，正式印行。其中，蒋心焕执笔的章节为第五章和第六章，即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文学（上、下；第184—288页，全书共544页）。作为一本旨在“恢复实事求是的党的优良传统”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编写者们力争践行解放思想的编写原则，在史学上恢复历史的原来面目。从历史的维度来看，这本中国现代文学史还是基本达到了预期目的，出版后得到了海内外学术界的好评，可谓新时期中国现代文学史领域的一枝报春花。对此，蒋心焕曾经有过这样的回忆：

该书出版后，好评如潮，香港《大公报》以“实事求是！实事求是！实事求是！”的大字广告推荐此书。[26]

1980年代初期，不仅中国现代文学史的重新书写得到了有效推进，而且中国现代小说史的重新书写也提上了日程。1984年，由田仲济、孙昌熙主编，韩立群、蒋心焕、王长水、韩之友执笔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由山东文艺出版社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丛书”之一种公开出版。蒋心焕执笔第三章和第七章及附录部分（第三章为“在斗争中成长的工人形象”，第205—259页；第七章为“嵌着时代记印的历史小说中的人物形象”，第455—508页；附录为“中国现代小说发展概貌”，第547—579页）。[27]该书堪称1980年代初期中国现代小说史书写方面的代表性著作，得到了学术界的好评。

1980年代中后期，蒋心焕作为主编之一的《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34]，在国内尤其是在华东地区产生了很大影响。这一时期他的主要精力集中在中国近代文学与现代文学关系的研究上，其主要研究成果是《“五四”新小说理论和近代小说理论关系琐议》[35]《论中国近代文学向现代文学的转换——纪念五四运动七十周年》[36]《中国近代文学向现代文学转换》[37]等几篇重要论文，这些研究成果在《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有所体现。诚如笔者早在2000年指出的那样：

实际上，我们如果远距离地观照蒋心焕关于中国近现代文学的转换思考，便会发现这一问题的提出的确具有学术史的价值和意义。这恰如蒋心焕所指出的那样：“这是一个有待深入研究的课题”。然后，他追溯了现代以来的诸多学者对这一问题的阐释历史，认为：

他又对接了新中国成立之后的研究历史，认为：

蒋心焕把自己的学术研究置于前人的研究基础之上，并围绕着这一专题，从“如何评价梁启超等人的小说理论和现代小说理论对近代小说理论的革新”角度进行了阐释。这一阐释的独到之处在于把梁启超等人的小说理论与现代小说理论内在关系进行了疏浚，把整个中国小说纳入有机的统一体之内进行辨析，并由此缝合了近代小说理论与现代小说理论之间的缝隙。这对忽视二者之间的关系研究具有纠偏作用。

以“五四”为标志的中国现代文学是具有现代特征的一种新质的文学，但它的新质不是突然冒出来的。历史证明，中国现代文学是中国知识分子中的先驱者经过对中国近代政治、文化的沉痛反思后而实现转换的。[41]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前夕的文学构成了具有独立特质的近代文学。但从历史联系上看，资产阶级文学改良运动适应了时代的潮流，对泛滥于文学领域的复古主义、形式主义的理论观念和文学创作是一个猛烈的冲击，特别是梁启超所发动的一连串的文体革命，标志着同中国古代文学断裂的开始，它成了五四文学革命的先声。[42]

从总体上说，不论是改良派还是革命派对文学进行革新的经验教训，为五四文学革命的崛起，提供了内在的历史根据；而转换的直接原因则是五四的社会历史条件和文化氛围；以西方文学为楷模，对其大规模的自觉的翻译介绍，催生着中国文学发生根本的转换。[43]

五四时期“人的文学”的倡导和实践，不仅在中国文学史上是一次根本性的变革，开启了中国新文学走向现代化的新时代，成为世界进步文学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且由此引发了文艺内部一系列的变革：它以新的理论观念和审美意识彻底改造了旧文学，奠定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基础；它使文学从以“教化”为中心的思想观念向以真、善、美为中心的审美观念迅速转化；它使文学（小说表现得最明显）从主要以写故事为主转化为主要以刻画人物的性格、心态为主；它实现了白话文取代文言文的真正变革，完成了对旧格律诗、章回小说、笔记小说等体式的蜕变。这种变革和创新，形成了五四文学在思想内容和语言体式上琳琅多采的姿态，促进了中国现代文学的繁荣，实现了文学向现代化、民族化的转换。[44]

蒋心焕在这一时期之所以能够从现代文学研究的领域中突围出来，并从中国近现代文学转换的视角对其进行阐释，与他研究中国现代历史小说有着密切的关系。在研究中国现代历史小说的过程中，他逐渐走出了中国现代文学的疆域，把现代历史小说与明清特别是晚清时期的历史小说进行对比：

由此看来，蒋心焕在对中国历史小说进行梳理的过程中，既看到了它们之间的差异，又看到了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尤其是看到了现代历史小说在近代小说的继承和扬弃中进一步发展与完善。这种注重勾连二者关系的研究视角，便为他后来提出中国近代文学向现代文学的转换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他（田仲济，笔者注）不仅把研究的眼光紧紧盯在现代文学这块园地上，而且，还主张把现代文学放在整个中外文学史的链条上加以透视，既发现现代文学与古代文学、外国文学的千丝万缕的联系，又发掘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及社会现实之间的内在的历史因果关系，他常常以作家的眼光审视研究对象，力图把文学放在一个当时历史、时代、生活、文化等多种因子组合的立体世界中加以研究。[47]

在1990年代前后，蒋心焕未能循着“转换”的视角对中国近代文学与现代文学的关系进一步向纵深处挺进，这主要缘于他的学术研究开始转向，其一是他在中国现代小说史研究方面深化了自己的思考，并从美学思想的维度尝试着建构自己的学术体系；其二是他受田仲济之邀，参与了《中国新文艺大系（1937—1949）散文杂文集》[48]的编选工作。在培育研究生的过程中，他注重从现代小说本体、尤其是现代小说美学思想的维度引领学生进行思考，并主编了《中国现代小说美学思想史论》[49]这部著作。该著作尽管延宕了十多年才得以问世，但其关于中国现代小说美学的思考依然具有其不可取代的价值和意义。至于蒋心焕参与《中国新文艺大系（1937—1949）散文杂文集》的编选工作，魏建有过这样的回忆：“田仲济老师偏爱杂文和散文，动员蒋老师研究散文，蒋老师就转向了。田老师接手《中国新文艺大系（1937—1949）散文杂文集》的主编任务，也是蒋老师帮他编成的。”“这项工程卷帙浩繁，当时蒋老师已是满头白发，那些日子他与民国年间的书籍、报纸、杂志相伴，在尘封土掩的历史文献中钩沉、校勘，花了很多年才做完。样书出来，是16开本、1000页。”[50]如此浩大的工程，使得蒋心焕的学术再次开启了系统性的“转换”，那就是从中国近代文学向现代文学的转换研究，“转换”到了以资料搜集整理为主的中国新文艺大系散文杂文的历史文献钩沉和校勘等具体工作中。

21世纪以来，作为第二代学者的蒋心焕已经退出了学术舞台，由此开始转向散文创作。他的散文创作始于20世纪90年代，作品数量虽然不是很多，但别具一格，具有清新淡泊的风格。他在周作人的散文研究方面用功甚多，这便使得其散文创作既融会了其文学研究的某些个人体验，又自觉地承继了周作人散文的风格，同时接续了田仲济散文杂文创作的某种风范，结合自我的独特人生体验，逐渐形成了平和淡泊的散文风格。如《枣树的思念》一文，他在开头和结尾是这样写的：“老家庭院里有棵枣树，是母亲栽植的。”“我每次回乡留恋于枣树之下，总能深深感受到母子亲情的激荡，尽管已是天上人间！”[58]然而，正是这棵枣树，不仅激荡着母子的亲情，而且还渗透着自我的文化反思、贯穿着时代的风雨！也许，在20世纪90年代以及此后的市场经济大潮涌动的特定历史背景下，蒋心焕的散文的清新淡泊的风格恰是作者坚守自我人文文化立场以及由此对抗经济大潮的外化。

山师的中国现代文学教研室在1952年设立，第一代学者田仲济和薛绥之极为重视原始资料的搜集整理与研究，并由此形成了在原始资料基础上进行学理阐释的治学风格。早在1947年，田仲济先生撰写其成名作《抗战文艺史》时便显示了他的这一治学路径。作为深受田仲济影响的第二代学者，蒋心焕继承和发扬了山师学派的这一传统。他在回忆田仲济的文章中曾就此专门进行了详细说明：

他（田仲济，笔者注）多次对教研室的同志说，资料的搜集、积累和整理是我们的传统，要不断补充、添置新的资料。他认为，资料是研究的基础和前提，只有从第一手资料出发进行的研究，才能经受住实践和历史的考验，成为有学术生命的著作。由此，我不由得联想到从上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他利用各种机会充实、丰富新文学藏书的感人情景。[62]

田先生一贯的最明显的倾向是：尊重历史、力求真实。应该说，这是文学史研究的根本的原则，但也是最高原则，说说容易，做起来是颇为艰难的。

正是在田仲济等第一代学者的影响下，蒋心焕极为重视原始资料的搜集与研究，并保存了一大批有价值的原始文献，其中，在鲁迅研究资料方面的成果较具代表性。山师作为鲁迅研究和文献资料搜集与整理的重镇，向来具有重视鲁迅相关文献资料的传统，蒋心焕受此影响，保存了一大批与鲁迅相关的文献资料，保存有相对完整的鲁迅著作注释“征求意见本”。早在21世纪之初，笔者曾经在向蒋心焕请教未来的学术研究计划时说过，鲁迅著作注释“征求意见本”作为特定历史的一种特殊学术活动，在学术史中具有其无法替代的价值和意义。我们如果循着“征求意见本”的编纂轨迹，可以穿越历史时空的阻隔，抵达历史的深处，进而帮助读者理解特定时代的学术研究如何平衡功利性诉求与学理性诉求的关系，也可以为未来的学术研究规避历史误区提供镜鉴。蒋心焕对此想法特别赞赏，并相继把他保存了30多年的鲁迅著作注释“征求意见本”赠送给我。后来，缘于我将学术兴趣逐渐定位于中国文学的文学教育领域，这一话题便暂时搁浅了。但是，我每每想到他赠送的“征求意见本”未能释放出其应有的学术能量时，便深感愧疚，所以建议我指导的博士研究生把这一课题纳入博士论文的备选课题中。令人欣慰的是，这一时机在2018年终于来到，我指导的2017级博士研究生谢慧聪对此课题很感兴趣，把鲁迅著作注释“征求意见本”作为自己的博士论文研究对象，我便把蒋心焕的这套相对完整的“征求意见本”转赠给了谢慧聪。谢慧聪不仅在此基础上完成了博士学位论文，还获得山东省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而且其系列论文也相继刊出。谢慧聪在文中写道：“本文所使用的‘红皮本’系山师文学院蒋心焕教授提供，在此一并表示感谢。”[65]学术研究正是在这样的代际承续的转换中不断推进的。这也说明，我们在评估第二代学者的学术贡献时除了要关注他们曾经发表了哪些值得历史记忆的学术论文或学术著作，还要关注他们在提携后学、在代际传承中如何很好地承担了其作为“历史中间物”所应该承担的“传”之重任！

本资料汇编顺利通过审稿，于20世纪80年代初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研所徐迺翔同志直接交给山西人民出版社付梓出版，但该社不知何故久久不出版。中间我们询问过徐迺翔同志，徐迺翔同志也催促出版社；后来这部书稿又转给北岳出版社，该社已做好发稿的具体编排，但迟迟不出版，这就拖至20世纪末了。这时我们又催问徐迺翔同志，北岳出版社终于将要发排的文稿原样不动地退给我们，这已是21世纪初了。我们只能将这部资料汇编保存起来，等待问世的时机。[66]

当我向两位老师表达了自己愿意帮助他们完成出版这本资料汇编的心愿时，他们都很高兴。于是，我从朱德发家里拿到了已经被老鼠啃噬过的书稿，并拉开了出版的大幕，重新呈现出已经被延宕了38年的第二代学者艰苦卓绝地躬耕于图书馆的奋斗大剧。对此，朱老师在前言中又专门加上了几句话：

其实，我的名字被两位老师加在他们的名字之后，是我从未想到过的事情。我本来就是要替老师还一个被搁置了38年的心愿——希望他们能够在有生之年目睹当年这本渗透了他们汗水的资料汇编顺利面世，至于我自己则从来没有想到由此获取什么个人的名声。但虑及两位老师意在提携学生的美意，再加上我作为两位老师的学生，能够忝列老师之后，也实在是一件令我感到荣幸的事情，于是，我的名字便在朱德发和蒋心焕之后，也出现在这本资料汇编的编者行列。当然，我之所以接受了两位老师的美意，还有一层意思，那就是要表明这样的一个真谛：学术研究是一代代人不懈地接续奋斗的事业，这既有前辈学者对后学的栽培与提携，又有后学对前辈学者的推崇与热爱，如此一来，学术才会真正地在代际传承中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