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痛 苦”——无 悔 的 选 择
——《张亚明地矿系列报告文学集》出版感言
在新闻与文学的路上踯躅前行，至今已有三十多个春秋，或许永远也难以企及文学应有的高度，花费的精力和时光却不知有多少。那么多年，常有一些同仁与朋友问我作为新闻与文学的“两栖动物”“感受如何”，我唯有两字作答——“痛苦！”
抑或是我们这一类人的宿命，我经常自嘲自己半生与仕途无缘，倒与文字结下不解之缘；了解我的人则说“张亚明这辈子纯属自找苦吃。”如果说生活是作家的必需，那么综合素质至少决定一个作家的视野、眼光和高度。从职业看，自高中毕业到大学结束，我从人民公社革委会“干事”起步，先后到矿山、政府机关写讲话，写总结，写经验，写典型。因为很投入，枯燥的公文也常常写得出“彩”，甚至于在省里也曾经拿过奖，所以领导的脸上就常常堆满笑容。但自己却总想释放自己的“个性”，一直对新闻“耿耿于怀”，结果死磨硬缠圆了“记者梦”。从事媒体工作多年，按说只要当好记者、写好新闻就行。但面对那些“易碎品”为载体的奖项和“获奖专业户”的恭维之词，心里始终缺乏满足之感，在实践中还是不自量力地挤向报告文学这条路，新闻采写力图有点文采，通讯纪实追求文学性和强烈的时代感，调进新闻单位仅仅半年，配乐报告文学《孤山情》、电视专题《煤城新姿》便在全国广播电台文艺节目交流和省广电节目评选中分别获奖。就这样越写越痴迷，每每熬到凌晨，直至力竭方才歇息。从此，我就成为新闻与文学相兼的“两栖动物”,拼命“向生活的每一天挑战”，采访、写作成了生活的唯一。
“夜学晓不休，苦吟神苦愁，何如不自闲，心与身这仇”。 唐人孟郊这首诗，短短二十个字，至深至微地道出了追求者自寻苦恼的矛盾心境。大凡艺术的追求，无不经历一个长期锤炼和艰苦探索的过程。从古至今那些名人名家的经历也无不展示了这一普遍规律。以中国之大，当今世上走在文学路上者仍是不计其数，“不务正业”者可能不在少数。究其原因，大都缘在一个“痴”字上，即对文学艺术的酷爱与“痴迷”。我的这种“痴”虽然是“苦不堪言”，但却是身不由己而为之。
首先表现在对于“时代的痛苦”的感知。
“报告文学的痛苦，就是时代的痛苦”。我从淮北平原的农村走来，又经历了矿山“黑色血液”的浸润，深深了解社会底层的喜怒哀乐，清楚社会情绪的激动神经，因此，记者的责任与良知，让我必须坚持为党歌哭，为民击节。我在写作过程中，力求以渗透生活的艺术涵盖力和冷峻审视的穿透力，表现出时代的思想和理性。或为真善美的张扬，或为假丑恶的鞭挞，或为向历史发出的诘问，或为向现实发出的呼唤。在《五沟大贿选》《权力与良心》《悲壮的选择》《311国道劫案备忘录》等“艰难的报告中”，我“记录”了那些“想象不到的罪恶，想象不到的苦难，想象不到的无奈，想象不到的抗争，想象不到的沉默，想象不到的感动和想象不到的悲壮”。
在采写《苍天无泪》中，面对百十条铮铮铁骨的矿工兄弟，用那最古老的跪拜方式向法官请求；面对人们赖以生存的政治空间受到“污染”，面对权钱交易结成的“黑色怪胎”与黑社会的不断威吓，我在感受痛苦之余“踏进了雷区”。在弱势群体的苦难面前，我不能保持绅士般的沉默；在无道无忌的权贵人群中，我发出了与其相悖的声音。
在淮北矿区采煤塌陷区二郎庙村，发现８０％的村民在危房中度日如年，小学教室屋顶雨天整体坍塌，70老太因墙塌腿被砸断却无人过问，为百姓鼓与呼的良知与责任，我在感伤之余别无选择，稿件发于《安徽日报》，惊动省、市及矿务局领导，拖了五年之久的搬迁安置问题三个月解决；
烈山棉织厂书记李加民见义勇为，身手致残却遭冷遇，记者血管胀痛别无选择，《英雄为何流血又流泪》的稿件见报，又亲自找到市长及市政法委书记斡旋，主人翁成了全国见义勇为的典型，受到江泽民及政治局领导的接见；
还有濉溪县交管理站李从平受贿案、淮北市口子酒厂王先来非法拘禁案……记者忍受着不知多少痛，流下不知多少泪，硬是从人治与法治、体制与现实等角度，顶着压力秉笔喊冤，终使二人无罪释放，官复原职。
其次是“咖啡人生”带来的“苦涩”。
咖啡成了我人生中一个简单的基调。咖啡是苦涩的，但却能带给人精神的振奋，斗志的昂扬，冷峻的思索……记得我第一次喝咖啡的感觉，就是一个“苦”，像是一种撞击心灵、涩涩的酸苦，真难喝。当时不解：闻起来香醇四溢的咖啡喝起来是这种味道啊？到后来，我却逐渐上了瘾。为什么呢？因为我最苦恼的是时间不够用。
那么多年来，无论是外面如何喧嚣，只要我走进书房，就算走进了自己思索的象牙塔，走进了“忘我”的文字世界里，一道门把我与世俗截然隔开，也就忘记了世界的存在，“要稿不要命的拼命三郎”，是周围的人对我的评价。多年来我从没有过星期天、节假日。冬天写作，过去买不起空调，只能用一条棉被把全身裹住；夏天，汗流浃背，把双脚放到一个水桶里面降温。为了不使思路中断，过去写作为了提神我喜欢喝茶。后来喝茶不顶用了，茶杯里面三分之二是茶叶，喝了几大杯还是困的眼睛睁不开，怎么办？就这样我改喝咖啡。每天晚上，我都要皱着眉头喝下一杯杯中药一样的咖啡，勉强支撑着写到天明。别人喝咖啡都认为是一种享受，我喝咖啡却是一种痛苦。一个夜晚我要喝个两到三次，一次是尖尖的两大汤匙，相当于别人几次的量，甚至有时一夜喝十袋雀巢咖啡之多，有人说我是“用咖啡打破了人体的极限，拉长生命的链条。”所以，每当一篇文章杀青之后，既有一种卸掉肩上巨石顿感轻松的释然，也有一种全身被掏空的感觉。在写作神华集团《挺起中国煤炭工业的脊梁》一文时，我一个星期靠着咖啡苦熬支撑，《刘建民，一座沉默的大山》写好了，又创下两天两夜和衣而卧的纪录。
超常的付出，严重损伤了身体。前年五月份，在接到“全国危机矿山找矿”这一重大题材的采写任务之后，我马不停蹄收集素材，连天加夜采访写作，痛风病突然猛烈袭来，手指脚趾红肿，关节疼痛难耐，右腿肿的一按一个深深的“坑”，医生警告说“必须休息治疗”，但我硬是忍着病痛的折磨，在“玩命”中捧出了4万多字的《挑战与抉择》、《重扼下的牧歌》的报告文学。这两篇“全国危机矿山找矿大扫描”，多层次、多视角的反映了在我国矿产资源危机的警报拉响之后，共和国决策层运筹帷幄，危机矿山找矿取得重大突破的全过程，以大开大合的表现，波澜壮阔的场面，纵横捭阖映射出华夏民族的精神力量。产生的较好的社会反响，又让我忘记了病痛。
我喜爱读书，就如喜爱我的生命，珍视友情，就如珍视我的骨肉，倾心写作，就如恋人一样忠贞。为了安宁，为了创作，我有时要避开尘世的喧闹，避开纷杂的交往，避开应酬的浮躁。我并非不食人间烟火，而是要牺牲一些不足惜的应酬和酒局，把自己有限的时间和精力用到极致。记得去年身体不适去协和医院就医，医生警告我说：赶紧戒掉咖啡，否则不利于你的痛风病和胃病的康复。我当时听了诚惶诚恐，下决定停掉咖啡。两个星期后，因为任务太紧，禁不住又端起了咖啡杯，医生的叮嘱也顾不上了。我在想，如果哪天连咖啡也不能喝了，我的文字生涯恐怕也就停止了。
最后一点，就是面对现实的无奈产生的“心痛”。
诚如王兆军所说的那样：“写纪实文学是麻烦的，也是很危险的，对于作家来说，这不是悲剧，因为作家已完成了自己的人格，悲剧的意识只是在社会，什么地方包得最严，什么地方就更黑暗。”
“为尊者讳”是古训，也是现实。我们每个人在数千年“古训”的熏陶和数十年的政治运动中神经早已打磨得十分敏锐：人和人性、社会和时代的复杂性、多样性，不容别人对自己说三道四，更别说那个“白纸黑字”。要“讳”的不单单是作为人的“尊者”，还包括那些尊者济济的时代或社会。虽然说“与党与民，忧患与共，歌哭与共，是记者应予牢记的职业道德”，现实生活中却是“改革难，写改革亦难，批评难，表扬亦难。”面对复杂的现实社会生活，坦诚地说，我有心灵脆弱的一面。在我将咖啡当药喝的时候，当我回想那些“草民”无助眼神敲击键盘的时候，我的内心却比咖啡还要苦涩。
多年来的文字生涯，让我深深感受到中国的“官本位”思想不知毒害了多少人，毁掉了多少人。那些掌管他人命运又自以为是的“公仆”们，往往希望踏着虚幻的政绩、动听的歌声寻觅“进步”的台阶，因此，当我不肯昧着良心为他们唱赞歌、当我的一些文章洞开了某些真相时，那些浑身释放着森然王气的“官痞”就把我宣布成了“不受欢迎的人”。
文学有其特殊的社会功能与深刻的担当，没有担当的文字，只能游离于快餐泡沫。以自我灵魂的思索冲击社会的情绪，这才是文学的价值所在。往往有些时候，某些官员要按照自己灰暗心理的文字修改，无疑就是抽掉了文章的灵魂，徒剩了一具愧对事实真相的空壳。《五沟大贿选》的发表就很典型，尽管有市、县检察院的法律文书作为依据，尽管采访了大量的知情人及贿选背景，也尽管很多客观真实的内幕并没公之于世，但仍是刺激了该县主要领导人的敏感神经，认为此稿没经他签字就发表，“严重干扰了他那里的大好形势，”并直接在县里大会宣布，“如再来我县采访，正面宣传我们欢迎，批评报道概不接待……”自我灵魂的单纯表述。
羞耻感是人类最重要的美德之一，中国很多有良知的人则常常痛苦于自己不能畅所欲言。面对一个个金钱与强权凝结的强大对手，“哑鸣”——我的这个笔名，就饱含着一个报告文学作家的痛苦和无奈。这是因为，当我不得不写那些‘遵命文学’、人情文章时，当那些芝麻大的优点和成绩被放大镜投射到文字中，又被人们津津乐道时，我的脸就会一阵发热，我的心就会隐隐作痛。当我陷入伪美、伪权、伪崇高、伪浪漫、伪君子等涡流不得不“与领导保持一致”，说了一些违心的话、写下一些违心的文字时，面对人们质疑的眼神，我会感到一种尴尬，一种悔恨；当我用记者、作家的良心发出了呐喊，写出文章不能发表时，面对弱者无助的祈盼，我的灵魂会痛苦，我的心会颤抖……
还有，作为一个“生产者”，面对那些一味迎合部分读者窥视心理、撰隐私秘闻、献媚权势的市场“畅销产品”，面对那些走向了逍遥之娱、走向了自然欲望和人性放纵的“宠物”，面对一些朋友“你想名利双收，就要调整你的作品形式和内容”的规劝，无奈之余也有一种无可名状的“痛”。看看那些充满物质和肉体的“产品说明书”，要么是“情节离奇”、“触目惊心”、“先睹为快”等醒目字样，要么是“疯狂娼妓”、“黑色魔窟的诱惑”，“三女一男狂欢之夜”、“××官员的堕落”等招人眼目的词眼，加之彩印广告上倩女的酥胸，浪妇的大腿，露出的半个乳房……如此等等，于是乎“产品”出名，文章出名，当然作家也“名利双收”。
“调整你的作品形式和内容吧”——想着一些朋友的善意规劝，面对现实我曾身心疲惫，也曾多次产生阵阵空虚、阵阵茫然，到底是追求思想的深度、精神的维度呢，还是哗众取宠、媚俗？但阵痛之后我仍是无怨无悔：“报告文学”是什么？是对真实生活给予艺术地再现？还是给艺术增添一个真实的世界？我既不能也不想把“报告文学”变成一个半虚构式的作品，又没有能力在真实的前提下使它变成一件纯粹的艺术品，我宁可让读者引哭了，也不想让读者睡着了，十几部“产品”起码没有亏心之作，一字一句都是自己人性探寻的自我完成，都是独立自主的“品牌”创造，既没有“转手倒卖”夹带“私货”之嫌，也没有哗众取宠之心。尽管缺少装潢，缺少刺激，但毕竟是“与党与民，歌哭与共”的产物，毕竟是我们这个伟大时代的真实折射。或许我的“产品”在文学史上不会留下位置，但存在就是存在，善恶美丑，自有后人评说，在这个时代的转折点上，我毕竟留下了一个文学作者自身的良知。
生活的表象多姿多彩，生活的内涵纷繁复杂。三十年花开花谢，三十年春华秋实，走过了痛苦，也享受了欢欣。
有人说当今中国文化是一种缺乏精神维度的虚假文化，当代文学是不敢直面现实的“缺钙”表达，文学的审美理想已经转换为市场化和消费性的存在，因而呼吁当代中国作家要进行“灵魂的突围”。在报告文学的追求中，从喜爱文学到尝试写作，我走过了漫长的岁月，我信奉“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虽则我力求博采众长，兼收并蓄，创作题材不拘一格，不论“阳春白雪”，还是“下里巴人”，留下的脚印弯弯曲曲，思想内容深浅不一，艺术表现也在很多地方留有新闻的直白和简约，但感到自慰与欣然的是，我一直在一个自我挣扎或自我反抗的路上不断行走。这个挣扎和反抗是否具有审美意义，还是由读者去评判。我坚信，哪怕是孤独地在荒原上一锹一镐地开垦，只要不懈地伴随时代的脚步舞蹈，不失文学的责任和呐喊精神，敢于抛弃虚假媚俗的现实主义，该追求的追求，该参与的参与，该苦恼的苦恼，坦荡而直率，充实而酣畅，就不会给自己留下遗憾；只要勇于关注人民的欢乐和叹息，骨髓里始终流淌着说真话、言真情、为党歌哭、为民击节的钙质与激情，即便是像流星一样一闪即逝，倾刻化为尘埃，也会灵魂安然。
伟大的时代造就不同凡响的业绩，广袤的国土永远演绎不完精神盛典。这么多年常去西部，面对广袤西部的戈壁、雪域、山川、江河，让我感受到中华民族的魂魄与壮美，也体验到自己的卑微与渺小。在金钱变成全社会最高意识形态的时候，拿起激浊扬清的鼠标，呼唤久违的激情、理想与信念，扫除人们心灵中空虚冷漠的阴霾，是我们每一个作家都不应回避的社会责任。无论文学园地热闹还是沉寂，春暖花开还是霜打寒凝，任凭商品经济大潮冲击得花残枝枯，疲软萎靡，文学苦旅仍然不乏执着守望的歌吟，仍然是行人如云步履匆匆。
中国作家最难写的是当代性。虽然我的耳边不时响起比利时诗人伊达.那慕尔的声音：“我将穿越，但我永远不会抵达……”，但作为记者，总要审视时代的善恶与美丑；作为作家，总要寻觅生活的亮点与折光，我仍愿带着累累伤痕的灵魂远行，自知前方面对的是更多的“未知”与沉重，但我仍愿义无反顾地去“解读”，去反映，因为——生活在召唤！
（2009年3月5日 写于全国两会召开之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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