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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化教育的个人思考
文/李梦痴
一、问题缘起
01、我的思想转变
每个关心文化事业的人，不可避免地总要关注教育。以存恤文化薪火为己任的我，自然也不例外。但是关注是一回事，批评是另一回事，关注也未必要公开摆出自己的态度。
我关注教育近三十年，对教育的不以为然近四十年，但除了十年前应邀做过一个关于语文教育的讲座之外，我没有就教育问题发表过公开的看法。
这倒不是因为怯懦，而是有些落寞，当年觉得物欲潮起，世事滔滔，母语沦丧，人心嚣嚣，更兼生计颠沛，懒于谔谔，因此襟抱萧索，讳于昭昭。就只能勉强独善其身，实在没有心情兼济天下。
是十八大以来，中国走出韬光养晦，开始强调文化自信，我才又一次萌生用世之心，觉得自己也有责任把自己的文化认知传播出去，把自己对教育的关怀对母语的关切摆出来。当年那个讲座，就是我“重出江湖”的首秀。虽然范围很小，但内容扎实，基本上是我四十岁以前对教育的根本看法。
从那以后，我一直关注教育问题，也在一些场合对教育做过严厉批评，但再未形成较系统的意见。
直到三年前，我着手创作新史论，打磨匹配新文化革命实践的新史观，我才又一次重新审视教育，并越发深切地认识到，新文化的建设，必须打造与之匹配的新教育。若教育依旧是旧窠臼，那任何新文化，都只能是新瓶装旧酒，最终换汤不换药。
文化的革命，必要以教育的革命为根本保障。
我已经把自己的余生献给新文化的建设事业，那为新教育的革命鸣鼓摇旗振臂奋呼，也就是责无旁贷的了。
于是，我从悲凉地独善其身的逍遥派，摇身而变为悲壮地兼济天下的革命派，不只是新文化的革命派，同时也是新教育的革命派。
2、都是抖音惹的祸
革命的觉悟并不意味着就有革命的行动。
我原本打算用迂回的形式，用改良主义把革命立场包装起来，以妖不知鬼不觉的方式，试行自己的革命主张。但树欲静风不止，水欲平泥沙泛。新文化的形势不允许我老爷坐轿般四平八稳地搞什么新文化教育实践，旧教育的现状更是鞭策我摆出严肃认真的态度为新教育标志旗帜鲜明的立场。
说来蹊跷，最终促使我下定决心的竟是前两天一次刷抖音的经历。
我每天都抽时间刷几个抖音，以便给自己留一扇见众生见人心的窗。
因疫情的缘故，最近抖音上关于上海的消息很多。前两天偶然看见一个上海的年轻母亲刷的抖音，标题是“谁说孩子不能打”，画面里展示了孩子被打前后做作业的情况。打不打孩子，只是玩抖音的常用套路梗，我没兴趣，但孩子的作业却让我瞠目结舌。
一个小学生的作业，赫然用拙稚的笔记抄录着《吕氏春秋》的句子。
我才知道，原来现在的小学生——或者只是上海的小学生，是要读《吕氏春秋》的。而且不是敷衍了事的泛读，而是布置作业的精读。
坦率讲，我深感震惊。
在我的印象中，《吕氏春秋》是子学中比较偏僻的内容，属专门之学，既不似老庄那样极具普遍的文化意义，又不似墨翟韩非那样具足专精的文化高度，实在是既无历史特色又无现实意义，让小学生把精力浪费在《吕氏春秋》上，真可谓滑天下今古之稽。
联想到前不久听闻某地电视台，组织排练少儿舞台剧，也用吕不韦做题目，排练段落竟是吕不韦见华阳夫人的桥段，我更觉得，眼下的旧教育，在小学生中植入吕不韦，是认真的。
这不免让我忧心忡忡，我深知吕不韦在旧史学中的口碑，我也深知，司马迁为给自己张本，如何粉饰吕不韦，而我的新史论，和旧史学的吕不韦观针锋相对，水火不容。我更了解，新史论目前尚没有形成广泛的影响，因此，眼下小学生教育中的吕不韦，几无可能走出旧史学的符咒。
吕不韦是妄图用金钱围猎政治操纵国家命运的财阀，是用财富收买文化枪手为自己著书立说的文化荣誉爱好者，是善于操纵舆论为自己造势的炒家，是当代国际金融资本在先秦时代的精神先驱。
资本主义在西方取得政治权力，就是吕不韦对秦王政的胜利，而马克思主义批判资本主义，主要是批判吕不韦，而不是批判早已被吕不韦们送上断头台的秦王政。
从这个意义上讲，在小学生中灌输旧史学的吕不韦观，是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乌龙事件，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教育漏洞。
我深知，把吕不韦带进小学教材的人，是扛不起这么大的帽子的。他们不了解吕不韦，他们只是被吕不韦政治家、商人、文化人的身份迷倒，就像他们三十年来无数次拜倒在口若悬河的商而优则学商而优则仕的大众偶像脚下一样。他们的尊崇吕不韦，只是毕生蜷伏在商业成功面前，习惯成了自然而已。
我没法怪他们，但我得尽可能阻止他们。
我想起了鲁迅“救救孩子”的呐喊。
于是，听闻某电视台带孩子排练舞台剧吕不韦的时候，我主持创作了舞台剧《财阀末日》，抖音上看见小学生关于吕不韦的作业的时候，我鞭策自己写下这些文字。
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下面的文字，无论对谁产生了怎样的不适甚至冲击，都可以归之于抖音惹的祸。
二、教育和价值观
01、什么是教育
教育其实包括教和育两个方面。
教就是切磋琢磨，是从教育者的角度，按照特定的价值标准，塑造修正被教育者，将之打磨为符合特定价值标准的人才。
育就是愤启悱发，是从教育者的角度，依循特定的价值体系，引导启发被教育者，使之成长为符合特定价值标准的人物。
教强调外因的作用，以严师慢工出细活为主，育强调内因的作用，以良师精心出极品为主。教育合在一起，就是内因外因辩证协调共同作用的意思。
无论教还是育，都有一个前提，那就是特定的价值标准和价值体系。
因此，教育的前提，是价值观。教育的目的，是观念植入、态度培养和立场形成。
02、教育的阶级性
历史上所有的教育都是有价值体系前提的，都是各自价值观的执行贯彻传承。价值观因阶级不同而各异，不同的阶级，必定秉具不同的价值观。
从这个意义上讲，教育是有阶级性的，而且阶级性差不多是教育的第一属性。
在阶级社会里，没有超阶级的教育，只有领导阶级为了培养本阶级接班人而进行的教育。
中国绅权时代，所有的教育都建筑在封建礼教的基础上，并通过学而优则仕的劝奖体系，将封建绅权教育确定为一种制度。
西方教会时代，所有的教育都建筑在神启专制的基础上，学和用完全在教会内部形成闭路循环自产自销，形成对世俗社会的彻底专政。
资本主义时代，所有的教育都建筑在阶层固化的基础上，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指出：资产阶级在任何时候都不会把自己子女的教育降低到雇佣工人和农民子女的教育水平。这是资本主义教育平等的真实的平等面貌。
而当下的社会主义中国，居然有和社会主义价值观完全违背的吕不韦，在小学教材中招摇过市，这种与社会主义价值观公然相悖的教育，公然在社会主义的公共教育体制内实行，却是人类教育史上从未有过的异象。
03、黑猫的位置
今天社会主义中国这种教育怪现象，与四十年前一个著名的命题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那就是“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
当年这个命题以振奋人心的号召力，引领了一个时代的思想解放。但同时，也在教育上悄然进行了一次思想解绑。
对当时的中国状况来说，毋庸讳言它有矫枉务必过正的进步意义，但对今天的中国来说，混淆了黑白毛色，造成的价值观混乱，却是异常沉痛的文化苦难。
在人类尚未走出阶级社会的当下，当阶级对立实实在在存在于世界的各个角落的时候，单方面解除本阶级的价值约束，无异于在各方整军备武的时候，单方面解除武装，它对一个国家的文化安全的冲击，是近乎颠覆性的。
黑白是价值观的基本要素，颠倒黑白，就是价值观的是非颠倒，混淆黑白，就是价值观的是非混淆，不计黑白，就是价值观的是非不计。
颠倒是非，会颠覆价值观，混淆是非，会扰乱价值观，而不计是非，其实是不要价值观。
主席曾经说过，思想阵地你不占领敌人就会占领。
价值观阵地也是如此，价值观就是抑制黑猫，鼓励白猫，把黑猫从文化阵地赶走，让白猫占领文化阵地。如果不计较黑猫白猫的话，那貌似黑猫白猫一碗水端平，但从价值观上，就是纵容黑猫侵夺白猫阵地，压缩白猫战略空间，最终可能导致价值观的阵地彻底失守。
对社会主义价值观来说，吕不韦是一根杂毛都没有的黑猫。而吕不韦这只黑猫，盘踞在小学生价值观教育的课堂上，就是不计黑猫白猫的逻辑结果与历史必然。
04、好猫的标准
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从技术层面，有相当的合理性。但这种合理性仅限于技术层面，甚至仅限于技术领域。
这里面存在一个学科分类的问题。
通常来说，现代社会的人才培养大致分成两个门类，一类是科学技术类人才，一类是人文社科类人才。
纯以抓耗子来评定猫的好坏，一般来说尚能适用于科学技术领域。也就是说，对一个工匠来说，哪怕你是一个反革命，你也可以用自己的技能为革命做贡献。
但如果你是一个作家，是一个人文学者，是一个社科工作者，哪怕你一心想为革命做贡献，如果你思想没能改造到革命的立场上，你也只能筋疲力竭摔倒在路上。
人文社科领域，价值观的契合与忤悖，至关重要。
一个黑猫，是断不会为白色事业抓老鼠的，它只能成为白色事业中黑鼠的保护伞。
梁漱溟和钱学森，从价值观上讲，都算不上纯色的白猫，只能算是白底浅黑纹的花猫，都自带着绅权阶层的文化余习。相比之下，梁漱溟对中国农民的感情，可能还要深过钱学森。但钱学森为中国农民造出了护国重器，而梁漱溟却本着为农民张本的真心全力阻挠中国的国防建设。梁漱溟和钱学森的例子，正可说明，价值观在科学技术领域，和在人文社科领域所起作用有霄壤之别。
科学技术领域，只要不是纯黑的猫，就可以发挥作用，但人文社科领域，只要不是纯白的猫，关键时刻就会起反作用。
这就是黑猫白猫论在文化事务中的一个致命的盲点。
05、人才流失的价值观解读
即便在纯粹科学技术领域，完全不计较猫的颜色，长远地看也可能带来颠覆性的危险。
长期以来，一个问题一直困扰国人，为什么中国留不住人才，为什么清北等一流学府培养出大批留洋不归的“天才”。一些别有用心的人，还瞎带节奏把这个现象归结为“体制落后”，进而附会成西方民主自由的强大吸引力等等。
其实这个问题恰恰是不计黑猫白猫价值观上彻底放水使然。
对猫的毛色没有任何要求，哪怕底线上的要求都完全不计，本义或许是思想解放，但实践中搞成了开闸放水，致使黑猫无限制挤压白猫空间，侵夺有限的教育资源，最终黑猫的价值观插着思想解放的草标蔚然成风，膨胀为主流价值观，转而胁迫白猫也不得不把自己染成灰色，以免沦为思想保守的异类。于是精致的利己主义成了楷模，而朴素的集体主义沦为笑柄。当某超一流大学校长鼓动学生用个人主义的奋斗去对抗党中央全民族伟大复兴的号召的时候，至少黑猫自己是把自己臆想成了黑虎的。而黑猫这份迷之自信，正是四十年前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埋下的遗患。
精致的利己主义，是和社会主义价值观针锋相对的，清北一类一流高校，培养出大批和社会主义价值观针锋相对的学生，正是中国教育困局的一个折射面。
这些作为留美预科班的中国顶尖学府，用三十年反社会主义价值观的教育实践，向历史证明，哪怕在科学技术领域，完全无视黑猫白猫之辨，都是万万行不通的。
教育就是把黑猫切磋成白猫，至少是琢磨成灰白色的猫，同时用愤启悱发努力让白猫发育成白虎，成为主流价值观的忠诚卫士。
教育绝不是把黑猫和白猫等量齐观，从而客观上纵容黑猫挤压白猫，最终在主流价值观对面树立黑猫的文化山头，最终颠覆甚至摧毁主流价值观。
教育是建构价值体系的工具，是传续价值观的武器。
科学技术也是人的行为，爱因斯坦把原子弹落户美国而不是落户德国，不是一个科学技术问题，而是一个黑白是非问题，是一个价值判断问题。
科学无国界，说到底只是柳传志杨元庆们贴在中国人嘴上的胶带纸，是卖国者塞在质疑者嘴里的烂袜子。只要是人的行为，必有价值判断，科学岂能例外？
所以人才流失，根源在价值观缺位，是黑白不分进而黑胜于白的必然结果。
06、母语的沦丧
价值观的缺位，有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母语的沦丧。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中国确立一个疯狂的教育政策，就是树立英语八股制度。不出十年，全社会已经无事不英语。如果你英语成绩平平，你基本上就和最优质的教育资源彻底绝缘了。最荒谬的是，像古籍整理和国画书法这样的专业，都设置了高高的英语门槛。
我早年一个朋友，对版本和训诂学颇有造诣，独自注疏《续资治通鉴长编》，就因为钻研古学无意把精力浪费在和他专业毫无瓜葛的英语上面，三次被著名高校的古籍整理专业拒之门外。后来只好安心去做一个民科。
这算是英语八股扼杀中国文化的一个活生生血淋淋的例子。
和英语八股同步的，自然就是母语的陷落。社会上任何有前途的位置，都严把英语关，对母语却不闻不问，如此鲜明的劝奖倾向，自然胁迫全社会对英语趋之若鹜，将母语弃如敝履。此消彼长，三十年如一日的烁蚀，母语文化自然严重枯萎。
前几年谈起中国教育现状，我曾痛心地名之为半殖民教育。
殖民教育，是立法禁止学习殖民地的母语，只能学习殖民者的语言，都德的《最后一课》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当年在伪满洲国，也是这么做的。
而半殖民教育，就是树立外语的权威，虽然不曾明文禁止母语学习，但用资源垄断和社会强硬劝导排挤母语，使母语自然枯竭。
殖民教育是利刃斩首母语，半殖民教育是软索绞杀母语。
前几天上海交大学生“沆瀣一气”的笑话，被网友群嘲，我却丝毫笑不出。上海交大录取分数线不低，一个母语程度形同文盲的人，是如何考过那个分数线的？可见母语素质在高考中已经被轻侮到何种程度？
这就是母语的现状，这就是教育的现状，这就是三十年半殖民英语教育给中华文化留下的火辣辣的时代伤痕。
07、幻语的迷失
母语的沦丧，自然激起母语的自生能力。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英语确立了自己的八股地位。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母语也开启了自救模式。先是余秋雨的肉味素宴，然后是于丹的八卦鸡汤，再后来是易中天的江湖小炒，一股脑扣在王财贵熬沥青的读经大锅中，烩成了一锅馊腻酸爽的国学杂和菜。差不多成了母语二十年间的主食。
于是就有了脑损伤式的诵读经典，于是就有了穿越式的三跪九叩，于是就有了新潮算命和古装说法，于是就有了花式祭祖和庞氏传道……
于是弟子规成了少年的道德必修课，二十四孝成了伦理教科书，《罗织经》成了老祖宗留下的宝贵遗产，而吕不韦也成了小学生必修的课后作业……
于是有学者标榜儒家才是中国的出路，有学者重申秦始皇是历史的罪人，有学者臆想宋代才是中国人的黄金盛世，有学者妄称天地君亲师是社会主义价值观……
价值观多元到几乎将封建糟粕一网打尽，唯独少了支撑社会主义价值观的新文化元素，不仅如此，还充斥着反社会主义价值观和污名化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卑劣伎俩，比如把天地君亲师妄称为社会主义价值观。
前几年说起国学的现状，我曾痛心地名之为半封建教育。
封建教育，是封建绅权阶级把持经济权和政治权，对封建社会保持碾压式的文化统治权，在三权俱备的条件下，明火执仗地贯彻封建价值观教育。
所谓半封建教育，就是这些封建余孽丧失了封建社会价值观的经济基础与社会政治支撑，但仍旧死守着封建价值观的文化话语权，躲在封建文化的土牢里做着复辟封建绅权社会权威的春秋大梦，撒着传播封建绅权价值观的癔症。
封建教育理直气壮地传承封建余孽，半封建教育只能拉大旗作虎皮传承封建余孽。
半封建教育，以类似会道门的形式，造成亚文化传播的氛围，与半殖民教育的八股威权遥相呼应，造成了中国当下文化半殖民半封建的教育困境。
一方面英语压迫母语几近于绞杀致死，一方面母语沉渣泛起把自己憋得几近于窒息而死。
半殖民半封建教育，成了套在中国当下文化头上的紧箍咒，若不破除这个紧箍咒，新文化的建设乃至民族复兴的大业，必将异常曲折坎坷，随时都有覆于前辙的危险。
08、教育和政治的失衡
新民主主义革命，已经推翻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建立了新中国。
新中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
这个政体决定了，新中国的领导阶级是无产阶级，它必定和资产阶级政权有本质的区别。
这一史诗性的历史进步，成就了新中国无数辉煌的业绩，也包括教育领域，比如新中国伟大的扫盲运动，就是空前伟大的文化成就。
但扫盲只是教育的行政举措，事实上开明的封建绅权分子也立志于扫盲运动，可以说在扫盲和开发民智上，开明封建绅士和共产党人并没有分歧。
但是在究竟开发什么智，究竟以什么价值观开发民智的问题上，共产党人从未和绅权分子达成一致。绅权分子坚持用他们的封建礼教“开发”民智，他们的扫盲，只是想让每个文盲都能够独立阅读《孝经》，至于真正的社会主义价值观，他们是敬谢不敏的。
因此，新中国在教育问题上，一直没能真正克服封建主义的影响。建国后，除了非常时期的十年里，教育的价值观定价权，其实一直掌握在封建主义的手里。
直到改革开放以后，英语借着与世界接轨的西风成功逆袭，封建主义才如百年间习惯成自然一般，一下子钻到英语的裤裆下，拱手交出价值观话语权，甘做幕僚，造成了后来半殖民半封建的教育状况。
而社会主义价值观，却在韬光养晦的大政下偃旗息鼓，黯然退出了教育领域的价值观博弈。直接导致了社会主义政体中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半殖民半封建教育的蔓延滋长。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强调，教育是“社会通过学校等等进行的直接的或间接的干涉决定的。”也就是说，领导阶级不能放弃对教育的干涉，否则教育就无法保持领导阶级的性质和本色。
而新中国，始终没能真正实现对教育的有效干涉。始终没能完成对教育的真正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是缔造共和国的前辈们留给后辈的责任，也是新文化建设给予我们的使命。
完成教育的社会主义改造，是伟大民族复兴的必由之路。
09、毛主席的勇敢探索
一方面是社会主义制度要建立维护自己价值观的教育体系，一方面是文化教育思想意识领域根深蒂固的封建余孽和买办余毒。
这就是社会主义新中国在文化教育领域面临的严峻问题。
对这一尖锐矛盾的认识，在建国初的那段岁月里，恐怕没有人比主席更清醒更深刻。为了建设一个史无前例的崭新社会，主席也做出了勇敢而艰难的探索。
这艰难探索大致分成四个阶段。
主席先是试图让旧文化的开明精英，自觉自愿地站到为人民服务的文化事业中来，启发他们的自我革命。但效果并不显著，倒不是因为旧文化开明精英的反动，而是人文领域的特殊性，即如前面所说，人文领域的创造性，要求创造者必须是一根杂毛都没有的白猫，而这对旧文化的开明精英来说，是不可能自己完成的任务。
发现旧文化的开明不足为凭，主席转而希望充分燃烧新文化的革命觉悟，用新文化的洪峰去荡涤旧文化的沉渣。但草创的新文化空有革命热情，却缺乏文化技能，批判的武器没能突破武器的批判这一瓶颈，最终不仅葬送了革命，而且还让革命背上了沉重的舆论包袱。
吸取正反两方面的教训，主席回到了中国革命的原点，希望新文化能循着中国革命的经验，从中国广大的农村茁壮地成长起来。他用行政手段，把文化赶出象牙塔，赶到工农大众中去，希望在工农大众中淬炼新文化的批判武器，清洗旧文化的精英余毒。但和平时代难以复制战争时期的经验，战争的血与火可以教育右倾机会主义者回到正确的革命道路上来，但和平时代的生产劳动只能让精英主义分子在“屈辱”中走向反动。主席恐怕最后也意识到，没有蒋介石和日本人的屠刀，工农大众没法独立完成对知识精英的教育和改造。事实上，没有反动派给精英主义分子留下致命的创口，工农的改造就成了他们无法愈合的伤痕。
对封建文化的社会主义改造陷入僵局，近乎无解，新文化又一次站到了朱元璋与李自成的门槛上。但主席不能眼睁睁看着封建余毒利用文化话语权复辟封建价值观，特别是还有买办余毒在旁边虎视眈眈。于是主席做出一个对新文化来讲，最具建设性也最英明的决策——用政策干预让白猫占领教育资源，也就是在后来的日子里饱受争议的工农兵大学生。
至此，主席走完了他光辉战斗的一生。
主席一生开展了两次伟大的革命斗争，第一次是把蒋介石赶到台湾去，建立了新中国，第二次是把精英主义分子赶到人民中间去，试图建立匹配社会主义制度的新文化。
新中国建立了，但天不假年，人非永寿，新文化的建设，却没能见其规模。
主席给后人留下了人民当家做主的新政治新社会，却没能给后辈留下一个人民当家做主的新文化。工农兵大学生，这一试图让白猫占领文化阵地的悲壮一搏，也随着主席的去世而退出历史舞台。留给中国人民的，只剩下文化的疮痍满目，和主席勇敢探索的刚健背影。
10、必须将革命进行到底
对新文化来说，没有退路可言，必须将革命进行到底，这是生死攸关的大事情。
一百年的买办政治堡垒，可以用摧枯拉朽的武装斗争扫荡殆尽，但上千年的封建文化堡垒，绝不是武装斗争能摧毁的。文化的反动势力，必须要用文化斗争来打倒。
社会主义价值观，是一种崭新的文化，它是人类历史上唯一一个站在大多数人一边，为大多数人利益服务的文化。它必定与此前所有文化都针锋相对。就像《共产党宣言》开篇说的那样，共产主义被所有反动势力联合起来共同围剿。
这是共产党人的文化命运。
共产党人，在文化革命的路上，可能有同盟，但没有同志。同理，社会主义价值观，在这个世界上，除了同志勠力同心，没有同盟可以携手并进。
这样的现实处境，这样的历史使命，决定了共产党人，在建设社会主义价值体系的时候，一时一刻也不能放弃斗争。马克思教导共产党人“一分钟也不忽略教育工人尽可能明确地意识到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敌对的对立”；毛主席也殷切嘱托同志、战友和后辈“丢掉幻想准备斗争”。斗争，是社会主义新文化唯一的出路。
主席以身作则，亲当表率，勇为前驱，为社会主义新文化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
主席的斗争，没能实现突破，甚至看上去像是惨淡收场，但却给后人留下了深刻的启示。那就是文化斗争，是价值观的斗争，是价值观话语权的争夺。在敌人缴械之前，必须明确敌我。争夺制高点的激烈战斗中，参战双方是没有开联欢会跳交谊舞的闲情逸致开明标榜的。解放军优待的是缴械的俘虏，不是负隅拼命的顽敌。
从这个意义上讲，黑猫白猫，是不能一视同猫的，白猫可以和黑猫享有同等的文化地位，但那必须是在白猫彻底取得了文化话语权之后。
就像傅作义这只黑猫也可以和功勋卓著的白猫们同列，做共和国的部长，但必须是和平解放北平之后，必须是共和国建立之后，必须是白猫彻底掌握政权之后，而不是他偷袭西柏坡对解放区实施斩首计划的时候。
因此，不计黑猫白猫从道理上讲或许没有问题，但若时机不对，就会造成很大问题。而问题的关键就在于，你的价值观到底姓白还是姓黑。如果价值观姓白，那白猫可以让傅作义做部长，如果价值观姓黑，那白猫就形同龚楚顾顺章，如果价值观尚在争夺中，那白猫就只能做南郭去分黑猫一杯羹甚至如东郭沦为黑猫一杯羹了。
对白猫来说，除了将革命进行到底之外，与黑猫无和平可言。如果真心希望有一天能与黑猫济济一堂携手共建美好未来，那白猫就放弃幻想，努力斗争吧。
三、我的社会主义改造之直接经验
01、文化的革命与继承
所有的革命，最终都要在旧世界的废墟上，重建新世界。
所以，所有的革命，归根到底，都是粉碎重组，在重组中把新生的革命元素加进去。
没有哪个革命能建立起一个悬浮在空中的新世界，也没有哪个革命是彻底斩绝过去的，革命总要对过去有所继承。继承好的东西，革命就发扬光大，继承不好的东西，革命就会遭遇挫折甚至夭折。
到底继承什么，如何继承，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只能在革命实践中摸索、落实和检验。文化的革命与继承尤其如此。
中国数千年的文化传统，累积了体量庞大的文化生产力。
文化革命是要革掉旧文化生产关系的命，却不是要革掉旧文化生产力的命，相反，文化革命，要最大限度地继承旧文化生产力，并在新文化生产关系中，使之获得更大的发展。
这就决定了文化革命的特殊性。
如果仅凭旧文化开明精英的觉悟，则无法达到革命的目的。同样，若仅凭新文化革命的觉悟，就无法完成继承的任务。这是主席用自己的勇敢探索给后辈留下的宝贵教训。
因此，文化的革命和继承，就只剩下一条路，那就是文化的上山下乡，与工农的登堂入室双规并行。上山下乡，有助于促进旧文化接受新文化的革命，登堂入室，则有助于推动
新文化完成旧文化的继承。这是主席用自己的勇敢探索给后辈留下的宝贵经验。
这就是旧文化的社会主义改造历程，这必定是一次轰轰烈烈的伟大运动。在这样的运动中，旧文化中占统治地位的绅权精英，将接受新文化的革命主张，实现自己的立场转换和态度转变，成为新文化建设的助力，而旧文化中毫无文化地位的工农大众，将继承旧文化的文化技能，实现自己的文化翻身与文化新生，成长为建设新文化的主力。
文化将在此革命和继承的伟大历程中，通过知识分子和工农群众的真正融合，实现自己脱胎换骨的伟大新生。在新生中，工农群众不再是文盲，知识分子不再是精英，他们只是文化建设事业中志同道合的同志和战友。
这一伟大的变革，曾在中华大地上轰轰烈烈地开展过，虽然中道消沉，但却把种子深深地埋在文化革命的土壤中。
种子的发育成长历程可能凶险坎坷，随时有夭折的危险，但种子毕竟是种子，无论怎样的风雨磨洗，种子作为物种的传承者，可以被剪杀，但它物种的本质永远也不会变。这才是新文化的希望，这才是主席晚年勇敢探索留给后世的最宝贵的遗产。
主席把新文化革命的种子，深深埋在整整一代人的心里。这些种子一直守望着一个复苏的季节，以便用自己的余生，绽放光彩去装点那个播种人许诺的春天。
我和梦也无声，就有幸成为这一代人中的一员。
接下来，我就把自己的直接经验分享给大家，以示文化与工农的结合，究竟会产生怎样奇妙的化合反应。
02、“反动”的出身
我对自己家世的了解，大都得自长辈的口述，也没认真辨析过真伪，兹择要录之于下。
对新文化来讲，我的出身算是一只不折不扣黝黑发亮的老猫。
我族望本于赵郡李氏，祖籍河北乐亭。
五世祖上兄弟二人，闯关东到黑龙江哈尔滨尚志县落脚，定居在两座大山之间，兄弟二人一个在山下安家，一个在山上落草，稳稳地控制了那个山坳，从此在那里繁衍生息。
据说安家两代之后，家族内曾有过一次兵不血刃的产业重组，我这一支应该算是胜出的那一支，至于到底哪一支胜出，我却不得而知。
重组之后，李家子弟开始走出大山，闯荡世界，家族子弟也开始分化。
后来日本人侵占东北，李家已经是根深叶茂的当地大户。李家子弟也在社会各方面崭露头角。我家大爷爷，世家长孙，倒是一生波澜不惊。我家二爷爷，钻研奇门遁甲易学数术，走火入魔英年早逝。我祖父行三，是师范大学高材生，做了伪满洲国的一个名校校长。我家四爷爷在上海美院直接加入共产党，深陷日本监狱仍坚持斗争，解放后接管长春电影厂成了第一任厂长。我家五爷爷，是当地大土匪头子的义子，稳坐黑白两道的乡贤。我家六爷爷，生在大山长在大山，一生与野兽相爱相杀……
当时李家在当地势力很大，仅举一个例子足以说明问题。
日本人为围剿抗联，坚壁清野，把靠山的人家全都迁走。当时我奶奶凭着我爷爷做校长的声望，疏通关节，保住了李家老宅，不仅没有被强迁，为了强化治安，日寇还修了直通李家的小火车，车站就以李大房子命名，沿用至今。
在日本人面前有这样的体面，按说光复后理应受到严惩，但李家的反日却是不折不扣从不含糊的。李大房子曾经救助很多抗联战士，据说金日成将军都曾在李大房子养伤。我爷爷虽然是伪满洲国的校长，但父亲过了学龄，仍辍学在家，盖由于爷爷不想让他受日本教育。
这就是我的出身之简历，从族望上到家世上，虽大都得自长辈的转述，但从支离情节中，我也能约略还原大貌，惟其如此，我无论如何也不敢自认是一个普通的工农子弟。
十几年前，因我表现出较为强烈的“左翼”倾向，新浪一个小公知曾不无恶意地问我解放前是不是雇农出身。我惭愧之至，当时的我倒真希望自己是如假包换的雇农出身，但遗憾的是，一个盘踞两山的大户，无论如何也不敢恬附雇农的头衔。这点自知之明我还是有的。
03、父辈的颠沛
到我父亲一辈，亲兄弟三人，姐妹两人。
我大伯父是长子，伪满洲国时期即参加革命，住过日本人的监狱，组织过本溪湖越狱，是本溪湖越狱的幸存者之一。因文化程度较高，一直从事参谋工作，曾参加曾泽生起义的谈判工作。解放后入朝作战，参加了上甘岭战役。大伯父才华横溢，但恃才傲物，无以妥善处理个人和集体的关系，致使后半生颠沛坎坷，没能在革命道路上善始善终。
我大姑是长女，抗战后参加革命，因文化程度较高，一直是基层政工的骨干，后调入北京科学院，最后在考古所党委书记任上离休。大姑的政治生命算是比较平稳，谈不上颠沛。这也让她在兄弟姐妹中显得有些另类，我的印象中，他们兄妹姐弟之间的争论，贯穿了一生。直到两兄弟相继去世才算尘埃落定。
我父亲行三，生于9·18事变后第二年，长到14岁，不知道自己是中国人，1945年8月14日晚，日本投降前夜，从我爷爷嘴里，他第一次得知自己原来是中国人。后来加入八路军的兵工厂，成为共和国资深兵工人。父亲天资颖秀，凭自学几年时间成了技术尖兵。但刚健凌厉缺乏韧性，四清中受到冲击，便一蹶不振，没能在建设道路上善始善终。
我的叔叔和小姑姑，是建国初期的大学生。叔叔学医，被分配到青海，后来自己“跑回家”，失去了工作关系，只能靠名校身份和精湛医术在小门诊谋生。小姑姑高考时专业受限，学了自己毫无兴趣的农业机械，也是碌碌无为地从事农机科研教学工作。
据大姑姑讲，叔叔和小姑姑的遭际，是受了大伯父的连累。但小姑姑到底如何我不太清楚，叔叔的遭际略有耳闻，据说是在校期间，日记里发牢骚，正值反右运动，被女友举报，“发配”青海，算是遇人不淑，和大伯父扯不上什么关系。
我父辈兄弟姐妹五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社会中都很风光，政治上都很坎坷。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极不匹配。他们生活中都是周围人的焦点，都是众星捧托的明月，但政治上，都是蹩脚的边缘人，都是被性格捆缚的失败者。
他们都没能摆脱自己出身的原生态，没能成功实现自我革命，最终被革命的时代边缘化。
他们生活中的荣光，是他们出身自带的光环，李大房子当年就有那样的荣光那样的影响力，1976年奶奶去世，归葬乡里，乡亲们送葬跪倒了半山坡。那种“高人一等的贵气”，和“乡贤”型的文化修养，能让他们在各自的圈子里轻易得到类似李大房子的荣誉和尊敬，轻易到他们几乎不需要任何主观努力只要自然地呈现原生态，就可以搞定。
但政治不同，他们有生之年的政治环境，恰恰是与李大房子的乡贤荣誉做殊死斗争的时代，是民权极力要摆脱乡贤封建束缚和压迫，谋求文化解放的时代。使他们轻易在社会中获得尊重的文化优势，在政治上恰恰成了他们要竭尽全力克服的短板，遗憾的是，据我的观察，他们没有人为此付出过努力，更遑论竭尽全力。
他们兄弟姐妹五人的颠沛，从一个侧面呈现了原生态的传统文化和革命性的现实政治的激烈冲突，也从一个大家族的层面深刻启示了传统文化在社会主义政治中的困境与出路。
不能真正融入时代政治的伟大浪潮，就只能被时代政治的浪潮冲洗荡涤，父辈的颠沛，是社会主义革命政治与封建主义传统文化相激荡的必然。
04、母亲的家世
与父亲相比，母亲的家世没有更深的源流，却有更广大的背影。
母亲对外公的事迹津津乐道，对外公的身世却所知寥寥。
外公也出身赵郡李，是孤儿，被鳏夫舅舅养大，很小就闯荡江湖，在关里关外经商。
外公到底如何从一个孤儿，逆袭成末代呔儿商的佼佼者，母亲也不甚了了，但从母亲的转述中，还是能依稀辨别出外公举足轻重的“江湖地位”。
外公在沈阳出辽南的门户之地经营着唯一一家买卖，业务涵盖民生的方方面面。
外公在当地没有房产，却在沈阳大帅府旁边买套小院以备长女读书使用。
外公的买卖在伪满时期曾充当配给所，按说算是经济汉奸，但外公光复后非但没有被清算，国民党廖耀湘部的一个谍报处长还登门拜外婆做干妈。
外公凭借个人影响力曾连夜集结乡贤把共产党的干部从国民党的刑场救下来。
外公在京津一带人脉颇广，每逢年节送来的八大件礼盒差不多堆满整个厢房。
外公乐善好施助人从不图报，外婆在河北老家广置田产，外公都免费交于佃农耕作，地租分毫不收，慷慨“败家”甚至惊掉外调组人员的下巴。
外公衷心拥护共产党，甫一解放就把自己的买卖全都交给国家，拒绝了供销社国营职工的待遇，回家务农。
……
凡此种种，我都是从母亲及母亲的姐妹那里听来的，五十年来听了无数次，但从未认真去核对真伪。
倒是李晓鸢一段真实经历，佐证了外公的声望。
一次李晓鸢家里修理管道，修理工就是外公家老乡，得知外公与李晓鸢的关系，竟不肯收钱。外公去世三十多年，修理工不到四十岁，二人应该没有任何交集，修理工只是从自己母亲嘴里了解外公的事迹口碑，想不到竟仍存着这样深厚的敬意。可见母亲口中的外公，纵然有些夸饰，但基本事实还是不出大格的。
我对外公的背景一直存着好奇，外公在旧中国发迹，成为联通奉天和京津商界的主要人物，在伪满洲国时期，影响力不但不倒而且进一步加强。我不相信，一个人仅凭善良就能成功，更别说外公的成功历程贯穿了军阀、日寇、内战的血雨腥风。外公功成名就的年代，在沈阳火车站，如果你不是帮会的人，你连黄包车都叫不到。没人因为你善良就关照你，这本就是那个年代的社会法则。
因此我坚信外公是个有势力的人，只不过他从不肯轻易以势力示人罢了。
这就是我的母系的大体背景。
我和李晓鸢，就是出生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身世背景上看，父系本是山寨主，母系疑似话事人，原汁原味的旧文化基层实力派。而族望上，均出自赵郡李，算是文化上的“历史反革命”，旧文化最大的山头之一，绅权文化肇始期的柱石。
惟其如此，我和李晓鸢的自我思想革命经验，才有着超出自身的更广泛的参考价值；我们的思想成长与转变的得失，才有超出自身的更深刻的启迪意义。
05、上山下乡的意义
如果单纯看家庭环境，我基本上没有什么思想革命文化革新的机会。
父亲的后半生的情志一大半寄托在司马迁身上，一小半寄托在王粲身上，沉溺于志不得张怀才不遇的郁愤不能自拔，不止对体制，甚至对整个社会都怀着深深的芥蒂。
母亲则一生都生活在某种风光无两的童年记忆中。虽然母亲总是以和善甚至谦恭的态度待人，但内心从未能走出文化傲娇和政治平等的纠结与困扰。
这样的父母影响，倒是能培养我不肯让人的豪迈自信，却无法培育出真正的社会主义价值观，更无从启发真正的民权新文化的情志。
因此，我和李晓鸢的新文化觉悟之萌芽，实得益于一次轰轰烈烈的伟大新文化实践运动，那就是上山下乡。
我一周岁的时候，随父母下放辽西农村，直到九岁，才在第三波返城潮中举家回到沈阳。我的整个童年岁月，就在大凌河畔度过，我就读的第一所小学，就在塔山脚下。
上山下乡，本义是想让我的父母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但效果相当不理想，不但没能实现再教育的目的，相反，让他们感到备受伤害，更加迷失在自己的阶级局限性中难以自拔。
但上山下乡却以欢乐的乡村生活，质朴的乡土情志，温馨的乡人关怀深刻地教育了我和李晓鸢，培养了我们和中国农民深厚的感情。使我这个原本山寨主疑似话事人的子孙，偏得了一个有着高尚品格与平实智慧的农村妇女做干妈——她就是我们家的女房东。
上山下乡的岁月，也使李晓鸢这个在城市里只吃饼干不吃主餐的娇气女孩，长成了和农村小伙伴和泥巴烤螳螂抓泥鳅焖青蛙起早贪黑不着家的“假小子”。
上山下乡的艰苦健康的岁月，虽然在成年人的骄矜成见里，留下了难以磨灭的伤痕，却送给每个纯真的童年一份光辉的记忆，更为可贵的是，在每个活泼的童心里，埋下了与中国农民深挚的情义。这份童子功一般深挚的情义，就蕴含着一种文化立场的潜在改变，而这份改变，就饱含着新文化最蓬勃的生机。
06、不为稻梁谋
每个人都没法摆脱家庭影响和生长环境的社会影响。我自认幸运的是，家庭对我的影响只限于性格上的，而生长环境的社会对我的影响则体现在情感上。性格和情感上的失衡，造成了我的某种“扭曲心理”。一方面我从不屈服权威的压迫，每每在重大关节上表现出桀骜不驯的偏执意志，一方面我从不因自己凌厉的个性藐视别人，总是在情感上站在弱势一边。这是我最终走向文化革命的心理基础。
性格上的偏执，决定了我与众不同的少年时代，在同龄人不得不压抑自己投资未来专心应付考试的时候，我却毫无根据地表现出对应试的极大蔑视，尤其对英语考试产生了强烈的逆反与抵触，当时并不是什么革命性的见解，只是出于质朴愚鲁的偏见，当时我坚持认为，除了从事不可告人交易的卖国者，其他人无不可借助翻译和外国人交流。我注定今生和外国人没有见不得人的交易，没必要把精力浪费在外语身上。
也有人劝我，学习外语可以认识世界，但我当时的兴趣是认识中国。我把别人背单词练口语的精力都拿来钻研诸子学，大约也就是在高中那两年，我打下了诸子学的初步基础，并且浅陋地自以为，已经是一个“国学大家”了。当年的我，带着李大房子子弟不知天高地厚的狂妄，对未来的坎坷丝毫不以为意，我偏执地坚信，我的道路才是人生建设和社会发展的根本出路。不为稻粱谋就是我不知天高地厚的标榜。
那真是一段疯狂的岁月。我用百倍的狂热，奔向中国传统的深渊，与英语学习渐行渐远。由子学而史学，慌不择路地谋求学术立场，饥不择食地搜括正见逸闻，最终拼凑起庞杂的知识“大厦”。今天回头来看，那所谓大厦其实充其量就是一个脚手架，既没有方案规划也没有梁柱架构，建筑材料倒是应有尽有，建筑设计却了无头绪。
但当时的我，是实实在在地自认国学大师的。直到二十二岁那年，我以特别意外的形式，与马克思遭遇。
07、我转向了马克思
我遇见马克思，是戏剧性的经历。
我原本是反对马克思的。我的反对马克思有三方面原因。
一方面是由于家庭影响，父亲因政治运动中受的冲击，不免心存芥蒂，这芥蒂自然影响到我的立场。
一方面是由于个人看法，当时我是以国学大师自诩的，对英语教育越来越明显的殖民倾向异常抵触，不免也迁怒到马克思对中国的深远影响上来。
一方面是时尚使然，三十年前，打着反思的旗号反对马克思是一种文化流行病，年轻气盛自以为是又毫无文化江湖经验的我，难免染上这种特别能显高品位的流行病。
但我的反对马克思和当时主流不同，当时主流是替美国反马克思，是替资本主义反马克思。我的反马克思，是站在国学的角度，是替封建主义反马克思。
这一点我还是很清楚的，因此我不肯和他们为伍。我要用中国传统文化的强大力量，去驳倒马克思。但结果大出我意料之外，我原本要单刀赴会，最后却有去无回。我没能驳倒马克思，却彻底转向了马克思。
我旷课在市图书馆通读马恩全集，因此丢了在读本科的学籍。在生计的起跑线上输给了同龄人，但我却为自己的脚手架找到了设计方案：我要用马克思主义武装传统文化。
马克思真正打动我，让我改变立场的，是他的坦率和真诚。古往今来，他是第一个把知识的秘密分享大众的人，他是第一个勇敢地把立场作为文化的基点的人，他撕碎了数千年知识精英的假面，昭告大众，崇高巍峨的文化大厦，总离不开一个利益关系的殿座。把利益附着在哪里，就只能把立场安置在哪里，把立场安置在哪里，你的文化就只能为那里服务。
马克思用他的思想暴力，粉碎了精英主义分子的所有花把式。这伟大的革命主张，醍醐干灌顶般冲刷了我一个体制外“国学大师”的良心。从此，我一直用马克思鼓舞自己，展开了对精英主义的严酷批判。
虽然我尚不能从文化立场上成为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我已经从思想感情上完全转向马克思主义了。
08、李晓鸢的抉择
在我转向马克思主义之后不久，李晓鸢也做了她一生中最重大的抉择，她放下了中共中央组织部的干部关系，放下了航空科研院所年轻科研骨干的资历，放下了中国古代文学唐宋类硕士的前程，成为一个和我一样的体制外文化人。
几乎所有人，都把这件事的主要责任推到我头上，认为她的“出走”，是由于我的游说。只有我坚持认为，我的游说只能算是外因，而内因才是她走出体制，成为自由自主文化人的主要原因。
李晓鸢和我不同，我是以说服见长，而她从小极富感染力，差不多是天生自带小雅的风致。因此，我一直和主流“文化人”格格不入，而她从小就深得主流“文化人”的敬爱。我的和主流“文化人”决裂，是一以贯之的态度，而她的最终决裂，却有突然翻脸的意味。这也是大家把她的出走归到我头上的原因。
但世上恐怕只有我和父亲真正了解，在她深得主流“文化人”敬爱的小雅风致背后，有着一个怎样桀骜不驯的严酷之心。
一个例子最能说明问题。
1981年，李晓鸢读高一，写过一篇名为《灯》的作文。写出一个刚刚从城市下放到农村的小女孩的心理阴影，她近乎天赋的艺术手法，让那盏灯具足了令人气滞心塞的感染力，比《卖火柴的小女孩》和《小桔灯》更具代入感，而一个小女孩的主观视角，使那盏灯比所有成年人的叽叽歪歪忸怩做作的伤痕文学更具破坏性。
那篇作文甫一脱稿，就深深打动了她那个刚刚获得解放的右派语文老师，老师一定要让她的文章获得市级大奖选入作文选。但当时大气候，还不大适合伤痕文学的自由放飞，所以题材上有些抵牾。那个老师便把一篇别人的文章拿来假托李晓鸢的名字，用类似林妙可假唱的戏法，把李晓鸢推上了大奖。
老师以为是对李晓鸢的提携甚至奉承，但李晓鸢却备受侮辱，当众揭露了老师的造假，从此半生也没有谅解老师的虚伪。这种伸手狠抽笑脸人的行径令人瞠目，但我知道，李晓鸢自幼容不得这种巧诈，那个老师的马屁是实实在在拍在马蹄子上了。
眼睛里揉不得沙子的求真，绝非李晓鸢年少不更事的天真，而是她一向如此的率真。就因为科研院所领导处置重大事故和评功颁奖表现得过于世故，她伙同一帮死党拒绝领功受奖。最后痛感所里工作“没有希望”，竟不顾老总师要培养她做自己硕士生的良苦用心，愤而出走，气得老总师拿不住笔，差点把老总师送走。
拒绝作文奖那一年，李晓鸢17岁，从科研院所出走那一年，她32岁。适足以说明，她的“抬手专抽笑脸人”，绝非少不更事，而是性情如此。只要那个人在重要事件上触碰了她的底线，笑得多灿烂也没有用。
这份执着的真挚，与日渐买办化的文化氛围格格不入，与英语八股的价值导向水火不容。这才是李晓鸢做出最后抉择的个人原因，至于我的游说，其实只能算是添油加醋的鼓噪和策应，论其作用，充其量十之二三而已。
09、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
李晓鸢加入到体制外文化人的行列，对我产生了具有深远意义的现实影响。
我原本是想学马克思，把文化革命放在书桌边，用批判的武器从事武器的批判。但是李晓鸢以她天赋的锐意风生的干劲，把我从书桌边扯回到轰轰烈烈的现实斗争中。
起因就是她的硕士论文《元稹新论》。
李晓鸢对元稹情有独钟我是早就知道的，早在中学时代她就是元稹情诗和悼亡诗的铁粉，她的选择元稹做论文题目，我一点儿也不意外。但让我意外的是，原本一个例行公事的学位论文，竟被她搅得烽火连城水漫学者山，更把我从书桌边拖出来，拖入血腥的学术江湖。
我原以为她可以借助硕士答辩成功转型落地，没想到她看不惯陈寅恪对元稹的肆意污蔑和诋毁，竟然在论文提纲中对陈寅恪大加挞伐。但她只是出于本性的求真和对元稹朴素的拥戴，挞伐陈寅恪近乎打群架式的助拳打抱不平，对捅学术马蜂窝毫无心理准备，有被学术小圈子围剿压制的危险。更危险的是我深知她的性情，绝不会屈服于区区一个学术小圈子的压迫，必定会把战火燃大，最终两败俱伤。于是我不得不仓促参战，为她的鲁莽开战善后。
被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传统文化，具有毁天灭地的打击力，我的参战迅速把一次黑粉红粉的争执，上升到阶级斗争的高度，把对陈寅恪辈的挞伐，上升到学术公平反对精英主义学阀的高度。我完善的知识结构、敏锐的分析能力和一往无前的斗争精神，摧枯拉朽般扫荡了学术小圈子的腐朽和愚昧，取得了战役的主动权。但李晓鸢却已对虚伪的学术小圈子兴趣索然，把到手的硕士文凭弃如敝履，一头扎进了体制外文化的滔滔巨浪之中，彻底告别了坐享三十余年的文化优越感，在买办回潮时代，和我一同成了死守传统文化尊严的游魂野鬼。
这个结果对我来说是个意外，我原本是想单枪匹马去做文化的抗争，现在竟成了组团的模样。而且李晓鸢已经把我拖入了现实的文化斗争中，我断不敢因一时的侥幸之胜掉以轻心，因为我深知精英主义反动势力的强大。但战斗已经打响，绝无中途投降和自甘败亡的道理，于是我才开始认真考虑长远的出路。
马克思书桌边的革命，已经无法满足我现实境遇的迫切要求，于是我转向了毛泽东思想，想要从毛泽东思想中汲取智慧、力量和启迪。毕竟，毛泽东是成功把马克思主义贯彻到中国革命实践中的伟大战士，而且在2000年前后，他经历了文化还乡团近十年的疯狂诋毁与打击，犹能巍然耸立，坚固不倒。我知道我的余生必定要和陈寅恪辈反动文化精英血战到底，除了从毛泽东思想中寻求帮助，我别无出路。
今天看来，李晓鸢的出走不是我的责任，但我最终走上毛泽东思想的道路，她却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正是她的鲁莽开战，改变了我预设的文化格局，我在完全没有准备好的情况下，发动了对精英主义的全面战争，因无准备而生的仓促茫然与焦虑，把我推到了毛泽东思想的道路上来。
前面说过，转向马克思主义，并没有改变我的立场，我的学习马克思，就如马克思早年的专注异化一样，并没有深入到现代史的核心，并没有通透庶民胜利的根本大道。转向马克思主义的我，只不过是一个用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武装起来的精英分子。
是毛泽东思想，让我真正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让我真正走出了精英的迷思，真正认识到庶民胜利的伟大历史意义。我的立场转变，是从毛泽东思想起步的，但那已经是千禧年以后的事情了。
从22岁转向马克思，到32岁开始认真学习毛泽东思想，我用了十年时间，实现了精英向庶民的态度转变，真正开始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自我革命。到我40岁的时候，基本上已经是一个能用马克思主义原则要求自己的文化战士了。
10、铺路石的觉悟
二十一世纪的最初十年，是中国经济全面起飞的十年，也是中国文化濒于沦丧的十年，就在那十年里，我和李晓鸢走上了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成为一个时代逆行的背影。
大部分知识分子被时代裹挟，不得不把脸贴到资本的屁股上时，知识分子的社会主义改造成了可能让人在饥寒交迫中家破人亡的高危事业。
如果不是得自反动文化出身的自诩高贵的狂勇狷介，我想我和李晓鸢都没有勇气走在这条与时代文化逆行的路上。
上山下乡，只是因父辈的颠沛不得不沉潜到农民之中，是一种完全被动的行为。
而这一次的逆行，却是完全出于自主的选择。这种自主选择背后，透着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的悲壮与豪迈。
厌恶产业化的贪婪医疗，我再也不肯进医院，人可以病死，但没必要被产业化的医疗敲诈而死。鄙视产业化的下作教育，我让自己的孩子远离学校，人可以被社会边缘化，但不能随波逐流被半殖民半封建教育溺杀。
对逆行者而言，勇敢不是他的动力，他的真正动力是恐惧，对顺流而朽的恐惧。
正如李晓鸢说起从科研院所出走时表述的那样：不知道改变之后是什么，但不敢再这样随波逐流地活着。
对文化的狂狷者而言，热爱文化不是他的动力，他的真正动力是自爱。
正如李晓鸢说起她不会出国时表述的那样：她绝不会忍受外国使馆那种侮辱性的问题，不会忍受一个外国人防贼一样防着她移民的傲慢与嚣张。
这就是最无奈的事情，一个旧文化的精英分子，即便她已经自觉地走上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她也没法用社会主义的价值观来武装自己，支撑她根本立场的，依旧是旧文化的价值观。我们受旧文化濡染太深，实现从里到外的新文化换装，恐怕只能是一桩永远在路上了革命事业了。
即便批判陈寅恪们的精英主义，也是因为他们搔首弄姿矫揉造作的卖相玷污了旧文化的肃穆庄严的象牙塔，那只是一种更加反动到透骨的精英分子，对半吊子精英主义寄生虫的厌恶，只能算是绅权旧文化清理门户的正视听，和新文化的关联微弱到可以忽略不计。
这就是让人绝望的现实，根深蒂固的旧文化修养，限制了新文化的生长。不过我们也用不懈的自我改造为旧文化找到了它在新文化中的价值，至少旧文化的修养，可以化作新文化的滋养。就像现在我们做的那样，努力用新文化的标准去整理旧文化的遗产。
《革命者》中李大钊烈士曾说过这样的话：我从黑暗中反叛而来，却不属于未来的光明之地，我的脚，踏在黑暗和光明的交锋处上。或许有一天，黑暗会把我吞噬，可是为了你们，为了你们能走向光明拥抱光明，我，我愿意去直面黑暗！
一个旧文化的精英，是不属于新文化的光明之地的，他只能站在光明黑暗的交锋处做反抗旧文化黑暗的尖兵，哪怕被旧文化的黑暗吞噬，也要用自己的血与火，去烧铸新文化的铺路石。
唯有这种铺路石的觉悟，才能成就旧文化精英社会主义新文化改造的事业，才能拓开旧文化面向新文化的出路。这份觉悟，大约就是我和李晓鸢十年逆行的最偏执的心理支撑吧。
三、旧教育的社会主义改造
01、经验之总结
之所以大量篇幅简述我个人的社会主义改造经验，就是要勉为其难地为旧文化的社会主义改造提供一些参考。
我的出身算是旧文化的顶流。旧文化的标准不在于家里出了多少进士，出了多少大学生，而在于国难当头的时候，你的文化实力能为国家为文化做些什么。五胡乱华的时代，北方五姓成为文化的桥头堡，在政治上与五胡周旋，在文化上死守旧价值观，成为后世文化保守派分子的精神偶像。
我父系在伪满洲国所做的正是当年赵郡李在五胡夹缝中所做的事情，而我母系所做的事情，作为亚文化层的表率，与父系的作为异曲同工。他们都是用中国传统对抗异族霸凌的文化实践者。也正唯其抗争的坚韧圆熟，才更见出其文化的坚固与保守。
而出身在这样家庭背景的李晓鸢和我，便得天独厚地继承了此旧文化所有的坚强与反动。这种坚强与反对，便化育出对中华文化深厚的感情。这是旧文化哺育爱国情怀的基础。真正的旧文化精英，不需要新文化改造，就能生成爱中国的情怀。
我有幸成为上山下乡伟大运动中的一员，更为幸运的是，我也许是上山下乡运动中年龄最小的一员，那一年我一岁。这一点至关重要，它把对农民的感情深深埋在我自我意识觉醒的路上。贫下中农对我而言不是什么再教育，而是开蒙教育，这种教育与家庭影响相颉颃，决定了我后来的人生走向。
后来的人生中，我在旧文化的路上越走越远，一度在精英的泥沼中越陷越深，我也曾感慨农民的狭隘和狡黠，甚至从认知上彻底否定他们，但从感情上，我却一直无法斩断和农村老房东的连带，我一直从精神上坚定的与农民站到一起，而且每次看到他们受到伤害，我都在政治上与他们站在一起。上山下乡，把我造就成农民的义子。
李晓鸢比我年长六岁，可能精神上农民化的程度不及我严重，但她的社会化教育是农民完成的，因此她感情上农民化的程度丝毫不比我逊色。上山下乡运动，没能改造旧文化的反动立场，却造就了旧文化的新生。父辈咀嚼着时代的伤痕被旧文化吞噬，他们的子女，却在生机勃勃的上山下乡运动中涅槃重生。
重生的旧文化，虽然依旧是旧文化，但却培育了与人民的感情，埋下了爱人民的种子。这种子是绅权旧文化两千多年严防死守的“入侵物种”。
爱祖国爱人民……我戴着红领巾无数次唱过这首歌。但我直到四十岁以后才了解这句话的真义：只有爱人民才能爱祖国。
旧文化不爱人民，所以只能爱中国，但爱中国是个抽象的概念，胡适与美国沆瀣一气，张东荪把志愿军情报出卖给敌人，都可以假借爱中国的名义，甚至汪精卫投敌也可以自诩救中国，而前些年公知带路党更是把反党爱国挂在嘴上一副理直气壮的贱相。所以爱中国不爱人民，难免关键时刻误国害国甚至公然卖国。人民才是江山，江山才是人民，撇开人民谈爱国，就是旧文化最尴尬的政治盲点。
是上山下乡的伟大运动，把爱人民的种子埋到我这旧文化的头颅中，这种子具足强大的生命力，今天，我就要借助它顽强不屈的成长，撑碎旧文化的头盖骨，哪怕头颅碎裂以身相殉，也在所不惜。这就是我眼下所理解的爱人民爱祖国的真谛。
人民的文化江山需要打碎旧文化的头盖骨，吸纳旧文化的精髓，而我，这个人民的义子，希望做那个引路者和执行人。这就是伟大的上山下乡运动给予我的觉悟和使命。
02、上山下乡的伟大意义
上山下乡是主席给后辈留下的最宝贵的教育遗产。也是迄今为止，真正见其成效的教育措施，是教育之社会主义改造的根本大法。
在上山下乡运动中受益的不止李晓鸢和我，事实上，眼下战斗在国家建设第一线的骨干，相当一部分都是上山下乡运动中走出来的文化新生代。他们对旧文化有崭新的觉悟，对新文化有深刻的体会，对新中国有深厚的感情，对国家民族的命运有深切的关怀，对中华民族的前途有勇毅的担当，他们才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文化有生力量。
主席晚年一直探索新文化的出路，作为伟大的实践家，他当然不会安于理论上的推敲，他势必要做各种艰苦卓绝的尝试。而上山下乡，就是他四渡赤水般的文化突围神作。
它旨在打破城乡分化，用行政干预破除城乡差等，使整个社会保持统一的价值观，以捍卫新中国的制度根本。
它旨在打破阶层固化，用政策来促推阶层间流动，使整个社会保持活力，以免沦于旧文化的一潭死水，以涵养新中国的文化生机。
它用深入广泛的群众运动，传承革命战争时期的光荣传统，用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的宝贵经验反哺文化革命的伟大实践。
它让旧文化和新群众相结合，用劳动摧毁旧文化的特权，用文化建立新群众的自信，努力建设匹配新中国新社会的新文化生产关系。
……
它的伟大历史意义，目前是说不完道不尽的，还需在新文化建设的过程中深入挖掘。
但它有一个致命的短板，就是它过于超前，很难被同时代的人理解，因此难以为继。
社会主义改造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可能需要几代人的付出。一代人收获的恐怕只有伤痕，二代人埋下的恐怕只有种子，惟三代以上，或许能略见型格，至于开花结果，或许还要四代五代以后也未可知。
上千年的文化积弊，岂能朝夕除尽？
遗憾的是，上山下乡草草收场，它的历史意义没能充分彰显，便被叽叽歪歪的哭伤吊痕淹没了，至今差不多沦为反面典型。
如果你排除了最有效的方法，规避了唯一正确的方向，那新文化新教育的出路何在？这才是新文化和新教育必须直面的问题。
03、中国教育贵姓
教育有个姓什么的问题。
到底姓封、姓资还是姓社，是教育的根本问题。
中国现代教育，还有一个奇葩，既不姓封也不姓资，而是姓买，是封建主义失去了皇权约束之后，肆无忌惮买办化的结果，是东林党的末流庶孽撺掇出来的买办教育。
买办教育在拥有政治权力的时候，就是半封建半殖民教育，在丧失了政治权力的时候，就是半殖民半封建教育。
在拥有政治权力的时候，以封建为主，以殖民为尊荣，大部分是封建，小部分精英是殖民经济代言人，经济地位高于封建遗老，是经济上的新贵。
在失去政治权力的时候，以买办为主，以封建为标榜，大部分是买办，小部分精英是封建文化鼓吹者，文化地位高于买办掮客，是文化上的遗老。
中国近三十年的半殖民半封建教育，实则是一种失去政治权力的买办教育，它归根到底是姓买的教育。是封姓教育和资姓教育的杂交品种。
因此，改开之初围绕中国社会姓社姓资的讨论，其实在文化教育领域并不适用，因为中国当时的文化既非姓社也不姓资，中国当时的文化教育姓买。
也正因为这姓买的阶级本质，决定了中国近三十年教育的怪相：古体诗作为封姓教育的余晖比重越来越小，而英雄事迹作为社姓教育的楷模基本销声匿迹，倒是华盛顿们人品的瞎话和吕不韦的光荣事迹，占据了小学生的课堂。
造成这样的局面，原因有五。
其一，当时革命老队伍文化程度较低，普遍缺乏对中国文化教育状况的基本认识，对文化教育的反动性估计不足，以为政治革命取得胜利，文化根本不是问题。对主席文化革命的必要性认识不足，结果受了绅权文化的蛊惑，放下了继续革命的责任。
其二，当时革命新生代文化程度较低，基本上没有和革命目标匹配的文化能力，更认识不到文化斗争和武装斗争的差别，因为文化能力低下革命热情高涨，结果用武装斗争代替了文化斗争，被反动势力抓住了把柄，钻了空子，舆论上占先机，最后全面复辟。
其三，当时主席的文化突围战略也在摸索中，难免有挂一漏万之虞。虽然形式上确立了文化建设和教育改造的大框架，但线条较粗，一些细节落实得并不扎实，而成败的关键在细节，细节上经不起推敲，就难免微瑕污白壁，最后被错认成顽石。
其四，没能在坚持贯彻中进一步完善。就好比五次反围剿失败了，到底是北上抗日还是原地接受国民党整编，这是个原则问题，不是个技术问题。武装斗争时期，革命选择了北上抗日，但文化斗争时期，革命却遭到买办文化的整编。
其五，归根到底，是对阶级斗争认识的问题。阶级斗争是马克思主义的支点，马克思主义认为，阶级压迫像瘟疫一样，有极强传播性，阶级社会没有净土，只有全人类消灭了阶级压迫才能结束阶级斗争。按照马克思的思想来推论，取得政权之后，阶级斗争将以经济斗争、文化斗争等新形态继续存在，而且长期存在。忽视了这一点，已经取得的革命成果都可能丧失，更何况文化教育领域根本就还没取得胜利，实现社会主义改造就更加难以想象了。
因此，新文化新教育的新，首要任务就是改变它的姓氏。社会主义的新文化新教育不能姓买，只能姓社。
教育的社会主义改造势在必行，教育的社会主义改造不改不行，这是事关中华民族命运前途的大事情。没有社会主义的教育改造，中华民族就算复兴，也是绅权文化的借尸还魂，永远不能有新文化的复兴。
04、教育的社会主义改造
新文化建设离不开新教育，新教育的建设，舍教育的社会主义改造别无他途。
新文化是全新的文化，是全新的价值观，在新文化面前，每个人都是小学生，每个人都得在教育和自我教育的环境下共同成长。
这就是毛泽东思想中批评与自我批评在新文化中的真义。这里说的批评，就是批评每个人身上旧文化的习气，只有展开对旧文化的全面深刻的批判，才能真正树立起新文化的价值体系。正就像马克思说的那样：共产主义得和旧的所有制观念彻底决裂。彻底才是关键，只有彻底决裂才能真正谈到新文化价值观的确立。
现有的所有传统文化遗产，世界的和中国的，都是建立在少数人剥削压迫多数人的基础上的价值体系，它从根本立场上，是和新文化价值体系完全对立的。这本来就是文化领域的阶级斗争，在话语权争夺上是零和博弈。
新文化价值观是以人民为主体的价值观，是彻底推翻剥削制度的价值观。社会主义新文化不能也不该容许大学校长公然兜售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价值观，就像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旧文化绝不会容许大学校长用《共产党宣言》鼓动和激励学生一样。清华大学校长的讲演事件，貌似个案，却有着深远的文化意义，它恰好说明，中国新文化的建设与教育从业人员的旧文化立场的尖锐冲突。清华校长这种反动文化立场把持新文化教育岗位的状况，绝非个案，而是目前中国教育的一个普遍状况。
只有对这些教育从业人员的旧文化立场实施社会主义改造，给他们两个选择，要么站到社会主会立场上来，要么离开教育领域，如此坚定不移地整肃教师队伍的旧文化余孽，才能确保新文化的建设稳步推进。
从这个意义上讲，教师的政治学习，可能比业务学习更重要，特别是文科教师，必须强制猫的颜色，决不能把白猫崽交到黑猫手里，最后教育成灰猫或者花猫。更不能把白猫交到别有用心的旧文化余孽手里，最后教出白猫黑心的野猫。
教育就是塑造，无论春风化雨还是疾风暴雨，都是要把受教育者塑造成符合本阶级价值标准的有用人才。革命的教育不能让信奉反革命文化的人把持。
无产阶级要夺回文化劳动果实，就必须先夺回教育权。必须彻底实现对半殖民半封建教育的社会主义改造。
05、改造的切入点
不能毫无批判地用海明威的文化教育年轻人，如果不能告诉年轻人海明威为什么用猎枪从下颚打烂了自己的头，就不该鼓励和纵容年轻人去拥抱海明威。
不能毫无批判地把吕不韦推荐给小学生，如果不能把吕不韦企图用财富操纵政治的窃国大盗嘴脸揭露给孩子，就不该鼓励甚至强制孩子去学习吕不韦。
无论西方还是中国传统，如果不能用新文化价值观重新评估，就不要随便写入教材。
社会主义改造的切入点，就是用社会主义价值观，重新评估中外文化遗产。先要对文化遗产做社会主义改造，然后才能用被改造过的文化遗产，去完成教育的社会主义改造。
很多人一听到“改造”文化遗产，可能会吓得魂飞魄散。其实大可不必，人类历史上，每每到新纪元展开的时候，都会站在新立场上对旧传统做大规模的改造。
西周时代，从神权迈入世俗的时候，就对旧文化做过大规模的改造，所谓天命维新，就是把殷商文化的天命改造成匹配西周文化的道德。
西方资本主义兴起的时候，更为激进，他们不只是改造旧文化，他们简直是大刀阔斧地重新创造了旧文化，以适应新兴资产阶级势力的文化需求。
就连乾隆，都曾雄心勃勃地想要全面改造旧文化，但他没有新价值标准可以凭依，就只能沦为一次篡改旧文化的闹剧，最后把自己折腾到更旧的文化中去。
所以按照新的价值标准，评估整理甚至改造旧文化，是新文化回避不了的课题。
在评估整理和改造文化遗产的过程中，同步实现旧文化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旧文化走向新文化的门径。这也是主席生前对新文化建设的基本构思。
李晓鸢和我，目前正从事这样的工作，通过用新文化原则整理传统文化遗产，同步清理自身的旧文化积弊。似这样在新文化建设实践中求旧文化的解放，同时求自己的文化解放，据我所知，是目前最高效的办法。
06、主席留给后人的宝贵经验
新文化的建设，落后于新政权的建设。
因此文化革命只能从政治革命的经验中寻求参照。
主席是这么做的，我们后辈，相当一个时期恐怕也只能这么做。
我们比主席幸运的是，主席只能摸石头过河。而我们有主席在前面，我们可以循着主席足迹，少走很多弯路。
主席不仅缔造了新中国，也为新文化的建设打下了初步的基础。
主席的新文化探索远非一帆风顺。主席原本希望旧文化的知识分子能在社会主义改造的同时，用社会主义新文化改造旧文化，但旧知识分子把思想改造涂抹成心理伤痕，越发死抱着旧文化排挤社会主义新文化。于是主席准备用狂飙突进的伟大浪潮席卷旧文化，却又发现，旧文化里面的宝贵遗产不宜做旧文化的陪葬。
经过了此一番辩证的否定，主席重新回到旧文化遗产的社会主义改造之路上来。既然旧知识分子的文化觉悟和新革命力量的文化能力暂时指望不上，主席就转而用政治干预的方式对传统文化遗产做新文化的重估。
主席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从价值观的高度，把法家置于儒家之上。在传统文化中吹响了新文化的战斗号角。
新文化不能凭空起造，必须为新文化找到历史渊源。法家传统，就是主席为新文化找到的历史渊源。法家一直为太平事业前仆后继，孔家店一直为特权利益保驾护航。主席抓住这个核心关节，为新文化接通了贯穿今古的天地线。
这条天地线，就是主席之新文化建设的探索，留给后人的宝贵财富。
主席逝世以后，孔家店借着买办的攻城略地，重建了文化话语权。但主席新文化斗争的种子，却埋在人民中间，一俟春回大地，必定开花结果。
07、在主席的基础上扩大战果
主席已经为新文化在传统中找到了法家这个据点，划定了儒法斗争的阶级分野。我们后来者，要以主席争得的这个据点继续扩大战果，将新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宝贵遗产彻底贯通起来，从而打造真正匹配新文化价值标准的传统文化教材，实现传统文化的社会主义改造。
我们有幸站在伟人的肩上，我们不能辜负伟人的勇敢探索。
主席重估文化遗产，只有一个根本原则，那就是人民。与人民的关系，是新文化重估文化遗产的依据，有了这个线索，纷繁的旧文化头绪就有了纲领性的脉络。
我们要把主席关于历史人物的真知灼见整理出来，把主席的新文化史观提炼出来，用这新文化史观，对旧文化遗产做全面清算，并在清算过程中进一步丰富和充实主席开创的新文化史观。把人民这一核心价值，牢牢地安置在价值标准的根基处，用人民观代替精英观，用新文化改造旧文化。
当然，在此过程中，必须提高警惕，一些持旧文化立场的下流人物，也会打着人民的旗号去污蔑商鞅，抨击秦始皇，做尽诋毁新文化的勾当，又摆出一副“人民之友”的嘴脸妄图逃避社会主义新文化的改造。
这就要求新文化的建设者和新教育的革命者，能够坚定人民的立场，真正把自己融入人民之中。只有真正把自己融入人民之中，真正全身心地站到人民的立场上，才能具足人民史观的慧眼，洞穿假借人民名义为旧文化做虎伥的移魂大法。
所以无论是建设还是批判，新文化、新教育都要求实践者具备纯粹的人民观，秉持坚定的人民立场。
只有从人民观出发，去扩大主席新文化建设的战果，才能真正把新文化推向新时代，真正实现教育的社会主义改造。
教育的社会主义改造其实就是让旧教育接受人民再教育，就是对旧教育旧文化做人民观改造。因为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人民才是新文化的主人。
08、沿着毛泽东思想指引的方向前进
用毛泽东思想掌人民之舵，新文化之舟才能扬帆远航。
而新文化之舟的航向，必须是也只能是毛泽东思想指引的方向。
因为，毛泽东思想，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指南，也是新文化建设的指南。毛泽东思想，是坚定不移站在人民立场上的思想武器。七十年来旧文化余孽对毛泽东思想锲而不舍的颠覆与污蔑，一次次证明了毛泽东思想穿越时代历久弥新的革命性和先进性。
因此，新文化建设和新教育革命，只能沿着毛泽东思想指引的方向前进。
主席最关切的就是年轻人，主席把革命的希望民族的未来都寄托在年轻人身上。
因为年轻人很少旧文化的习染，年轻人更容易被新文化的革命性感召鼓舞，新文化只有努力武装年轻人才能取得文化斗争的胜利，赢得新文化的未来。
不能让吕不韦毒害少年，不能让海明威腐蚀青年，不能让天地君亲师冒充社会主义价值观，不能让孔家店在新文化的生命线上筑起旧文化的新龛。
得和旧文化争夺青少年，用新文化史观的价值观改造旧文化，把改造过的旧文化传授给新时代的青少年，树立他们的新文化正见，激励他们与旧文化斗争的意志和决心。
只有武装了青年，革命才有希望，只有守护了少年，革命才有前途。
新文化的教育革命，必须从娃娃抓起，必须尽可能从终端断绝旧文化流毒的传播途径。
教育从娃娃抓起，就是毛泽东思想为我们指引的方向。
新教育革命与新文化建设，必须也只能沿着毛泽东思想指引的这个方向向前走。
本文作者李梦痴
作者简介：
自况
马导师私淑弟子，毛教员星火余薪。
体制外文化学者，传统内旧体诗人。
自述/知命前
江湖落拓事无成，空把浮生许太平。
时调不烦人欲浅，一襟烟雨即余生。
自述/知命后
鬼雄前世烈，造化此生新。
儒法丧家犬，夷齐掘墓人。
问心还问迹，忧道不忧贫。
剑扫春风遍，天花未染身。
作者画像（金雨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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