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李建印
想起当年为乡亲分红薯司称，心里蛮多滋味。
1974年9月底，我的老家陕西省澄城县红薯收获的时间到了。当时有一句农谚说的清楚，“霜降前，苕挖完”。指的就是必须在这个节气到来之前，把红薯全部由地里挖出来，保证不受到霜冻侵害。有一天大队召开领导会议，其中一项议题就是干部分工到各个生产队，负责给社员分配红薯时过秤，按照官话意思，就是司秤。当时粮食特别紧张，加上1972年大旱之后，只经过第二年的恢复性生产，人们一直处在忙忙碌碌天连天，跟着碌碡过个年的紧张贫穷窘迫的日子之中。意思就是收小麦碾场时人们可以吃上几天麦子面，其余时间仍然是吃不饱饭。所以，社员们对红薯的分配特别看重，因为这5斤红薯是要顶一斤粮食，算到各家账上的。劳动工分不够的农户，是要给生产队交钱才可以分配红薯，当然这个是要等到年底时决算之后才能算清楚每斤是多少钱。为了确保公平，又避免本队干部分配时多称少计，只能是由大队派出干部，到各个生产队负责司秤。当时担任民兵连长的我，分配到二队去司秤。
各家都是早上一家大小来到地里，有人挖，有人拾，关键是要放几个小时，让自然太阳与风耗干红薯上的水分，或者是让原本带的泥土能够略微干一些，利于下步工序。也有的人不小心把红薯挖烂了，如一根耙子齿划了一下，或者是半个直接断了，这些都可以通过几个小时在地里自然风干，以自己分泌出来的汁子，封闭原来的伤口，同样可以保证在红薯窖里放几个月而不变质。下道工序有一个特殊称呼，叫“暖红薯”，通常不熟悉的人，不明白这是什么道理。红薯由地里挖出来之后，经过几个小时晾晒，人们开始用手搓掉红薯自身所带泥土。搓的时候大家都小心异异，担心一着不慎，把红薯皮搞破了，不好存放。因为家家户户拉回家之后，还需要在地面放几天，尔后进行分栋。好的要放进自己家，深约一丈的红薯窖，然后才慢慢吃，天天吃，餐餐吃，一直吃到次年2、3月份。挖断的，伤重的，水份大的，通常都晒了红薯干，以备后来粉碎成面，压饸饹或蒸成红薯干面馍条，或与其他杂粮面擀面条。把红薯所带泥土搓掉，至少可以在分量上轻一些，也算是有实际收获。当人们不清楚如何来界定与形容搓去红薯连带泥土之时，不清楚从什么时候什么人定义为“暖红薯”，也成了社员普遍认可。这大概与人们动作有关，两只手握住红薯，在手中来回转着，如同把什么心爱之物放在手中让他回暖一般。
当年二队红薯栽种在他们自然村东北“东华畛”地里，一条通往邻村王家醍醐的乡间小路把地块分开，南北两块一共种了20多亩红薯。从我们家出发大致要步行3里多路才能到达。按照与二队的约定，我在他们挖红薯的当天下午4点多钟来到，按照社员排队顺序开始过秤。当时由我司秤，队上的会计负责记账，贫协组长也在监督，社员则大多数围着你来观看，实际上也是监督。这一大块地里的红薯不只是栽种这5个多月辛苦，也是事关他一家人度过日子的希望，更是你负责分配干部是否公平体现。这一时刻，你不能管其他的，只能是关系有远近，态度无差异；血缘有亲疏，称杆讲公道。我坚持家家都是平称，不能有称锤砸了脚面的亏人秤，不能有称杆翘到天上的送礼秤，这样才可能大家没有太大意见。当你看看，这一个个平时的熟人，一个个长辈邻居，脸上满是期待，自己真的不好处理。因为好的年份，每人大致能分配170斤左右小麦，加上自留地产的粮食，人均原粮也就200多斤。对这集体栽种，自己去挖，按人分配的红薯，群众看得可重了。过称时个个眼睛睁的特大，生怕你给他称低了，分量过多了。我只是记着书记对我交待：一定要公道。坚持不管给谁过秤，就一个标准——称平。
因为这个生产队是单独自然村，李姓人家占到90%以上，是我们老祖先三个儿子之一的后代，我只能是他们血缘中一分子。谁也不能偏向，不管你年龄大与小，也不论你穿的好与差，更不敢看这男女老少脸上是什么样表达，反正埋头秤就是了。人口多的，可能一天能够挖个7、8百斤。劳力少的也就1、200斤。这个生产队当时有40多户人家，一家一户，一竹笼或者一袋子逐个过称，唱呼，记账。从4点多钟开始，大多得到晚上完全看不见才能结束。踏着月光，步行3里多路回家，1个多凉馍，一碗或多一点开水、凉水，解决晚饭问题。
换一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