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呐喊的传承
文/罗颂华
自从鲁迅先生的呐喊问世
中华民族经过了近一个世纪
一个世纪对一个纪元
时间并不长
对于一个人来说
算得上岁月悠悠
呐喊是时代的炫律
是跨纪元的杰作
因为中国几千年不曾有过
是中华民族的最强音
是先躯者的伟业
呐喊在招唤久睡不醒
沉沦腐朽的亡魂
呐喊在唤醒
国民的无知与愚昧懦弱
当中国的血性革命者
在入侵者的屠刀下倒下
又有多少围观者在庆幸与叫好
以为匪徒与暴徒应该被砍头
正如古代的侠情义土被官府通缉一样
当一个民族麻木不仁
分不清什么是爱国与卖国
分不清谁是敌人，谁是朋友的一样
这是一个怎样的民族
百年耻辱的民族是悲哀的民族
百年耻辱却不知拯救的国家
更是不可药救的悲哀民族
中国不可能这么继续百年耻辱下去
鲁迅先生的呐喊声，迎来了十月革命
中华民族在十月革命的炮声中
获得了无产革命的兴起
诞生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
鲁迅先生的呐喊，
正是代表国家复兴的呼喊声
鲁迅先生留下了数千万文字的呐喊集
鲁迅先生的几十卷《鲁迅文集》
便是代表无产文学的历史见证
这是中华民族革命的优秀文学作品
当中国革命者
顺应世界革命潮流
掀起反对封建主义，
揭露大清王朝配合洋人屠杀义和团
镇压农民起义的真实历史
反对帝国主义侵略，
揭穿国民党反动派攘外安内
配合日本侵略者屠杀共产党的真实历史
达到推翻国民党反动的统治
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重任
中华民族在毛泽东真正共产党领导下
进行了二十八年的不屈不挠的革命斗争
迎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辰
在毛泽东旗帜下成就了一代强国梦
结束了旧中国的百年耻辱史
今天的改革开放时期
我们需不需要继继呐喊精神
面对帝国主义的军事围堵
面对帝国主义经济制裁
面对帝国主义的病毒战争
我们需不需要继续呐喊
我们需不需要继续奋起反抗
我们需不需要用正义战争
捍卫我们的国土，海疆，海岛的安全
捍卫中华民族
不受转基因，病毒的亡国亡种
呐喊
（鲁迅创作短篇小说集）
呐喊 （鲁迅创作短篇小说集）
《呐喊》是现代文学家鲁迅的短篇小说集，收录鲁迅于1918年至1922年所作的14篇短篇小说，1923年由北京新潮社出版，现编入《鲁迅全集》第1卷。小说集真实地描绘了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时期的社会生活，从革命民主主义出发，抱着启蒙主义目的和人道主义精神，揭示了种种深层次的社会矛盾，对旧时中国的制度及部分陈腐的传统观念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和比较彻底的否定，表现出对民族生存浓重的忧患意识和对社会变革的强烈希望。
《呐喊》是中国现代小说的开端与成熟的标志，开创了现代现实主义文学的先河。作品通过写实主义、象征主义、浪漫主义等多种手法，以传神的笔触和“画眼睛”、“写灵魂”的艺术技巧，形象生动地塑造了狂人、孔乙己、阿Q等一批不朽的艺术形象，深刻反映了19世纪末到20世纪20年代间中国社会生活的现状，有力揭露和鞭挞了封建旧恶势力，表达了作者渴望变革，为时代呐喊，希望唤醒国民的思想。奠定了鲁迅在中国现代文学史和现代文化史上的地位。 1985年，日本出版的50卷本《世界最高杰作》，中国仅有《呐喊》与《论语》被收入 [3] ；1999年6月，《呐喊》被《亚洲周刊》评选为20世纪中文小说100强之首。
内容简介
内容总述
小说集《呐喊》收录了《狂人日记》《孔乙己》《药》《阿Q正传》《故乡》等14篇小说，反映从辛亥革命前后到“五四”时期中国古老农村和市镇的面貌；它描绘了辛亥革命前后到“五四”时期的中国社会现实，总结了辛亥革命的历史经验教训，深刻地揭露了封建宗法制度和封建礼教吃人的本质和虚伪，痛苦地解剖了中国沉默的国民灵魂，批判了国民的劣根性。 [5]
分篇简介
⑴《狂人日记》以第一人称的口吻叙述了一个“狂人”的故事，他害怕所有人的眼光，总觉得人们想害他，想吃掉他。医生给他看病，让他“静养”，他便认为是让他养肥可以多吃肉。他记得大哥曾对他讲过“易子而食”“寝皮食肉”之事，然后想起“妹子”死时，大哥劝母亲不要哭，便认为妹子是被大哥吃了。“狂人”越反抗“吃人”，越被认为是“疯子”，当他完全失望于改造周围环境时，他也“痊愈”了，去某地当候补官了。小说中的“狂人”实际上是觉醒的知识分子形象，他周围都是被封建礼教侵蚀了灵魂的人，他所害怕和反抗的则是封建传统吃人的惯例。
⑵《孔乙己》讲述一个没有考上秀才的读书人的悲剧遭遇。主人公孔乙己是个心地善良的人，但他在科举制度毒害下，除了满口“之乎者也”之外，一无所能，穷途潦倒，成了人们取笑的资料。为生活所迫，他偶尔做些小偷小窃的事，终于被打断了腿，在生活的折磨下默默死去。小说通过对人物性格和遭遇的生动描写，揭露了封建科举制度的腐朽，鞭挞了封建教育对知识分子心灵的戕害。
⑶《药》表现了现代史上重大而发人深思的主题。作品描述华老栓用被统治者杀害的革命者夏瑜的鲜血蘸成“人血馒头”为儿子治病的故事。一个革命者为民众的解放而慷慨牺牲，他的鲜血却被民众当作治病的灵药，这种强烈的反差，有力地揭示了旧民主革命与民众的严重隔膜，揭露了长期的封建统治给人民造成的麻木和愚昧。
⑷《明天》中单四嫂子的儿子宝儿得了病，单四嫂子为他四处求医，盼望着“明天”宝儿的病就能好。但是“明天”到来了，病魔无情地夺去了宝儿的生命。明天是什么，是希望还是绝望，单四嫂子不得而知，但失去宝儿后的孤独与痛苦却是真实的。
⑸《一件小事》的主人公“我”，是五四时期具有进步倾向的知识分子。虽然不能将其判定为革命者，但在他的身上确实有着许多体现出革命民主主义者思想情绪的特点：关心祖国的前途和民族的命运，痛恨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尤为厌恶腐朽不堪的孔孟之道。但他身上也有一定弱点，对劳动人民尚缺乏深刻的认识和正确的判断。然而，车夫的所作所为却使他极为震惊“我”在进行自我审视、自我省察、自我灵魂拷问中发现了“我”作为知识分子自身的“小”来。
⑹《头发的故事》讲述了主人公N先生剪掉辫子后的一系列遭遇。N先生是一个有觉悟、有理想的人，因为觉得不方便而剪去了辫子，却遭到了周围人的蔑视和厌恶，因此他深感中国的守旧和顽固一一“造物的皮鞭没有到中国的脊梁上时，中国便永远是这样的中国，决不肯自己改变一支毫毛。”
⑺《风波》写朝廷上换了皇帝没换皇帝对村里人思想的风波。揭示了农村人，也就是在封建思想摧残下的中国人安于现状、不问世事、没有拯救自己命运的思想，没有人的价值的认识。
⑻《故乡》描写鲁迅冒着严寒回到了他阔别七八年的故乡的所见所闻，深刻揭露出封建等级制度给人的心灵造成的伤害。20世纪20年代中国农村日甚一日的破产景象在这个最初的印象中得到了形象的反映。但给“我”印象最深的，却是在这种生活背景下生成的人与人之间的“隔膜”，灵魂上的疏远，心灵上的毁灭。
⑼《阿Q正传》，阿Q，姓名籍贯不详，以做短工度日。阿Q自尊又自卑，对受居民尊敬的赵太爷和钱太爷独不崇奉，不是想自己“先前阔”，就是想“儿子会阔多了”，他总能在精神上获胜。被王胡揍了一顿，又被“假洋鬼子”打了一棍，想着“儿子打老子”便忘却了；调戏小尼姑便觉晦气全消。但这却勾起了他的欲望，尽管严守“男女之大防”，但又压不住自然的本能，就对吴妈叫着“我和你困觉”，被秀才的大竹杠打了一顿，阿Q的爱情梦被打破，随即生计又成问题，于是打定进城。回来时获得村里人一时的敬畏，但人们探听底细后又对他“敬而远之”。得知革命党进村，本是“深恶痛绝”，但一看举人和村里人都怕他们，便有些神往，然而阿Q却一直没弄懂革命，直到被抓、被杀。临死前的遗憾是画押的圈不圆。小说深刻地表现了封建文化窒息下形成的中国国民的劣根性，阿Q则是这种国民性弱点的集中表现。“精神胜利法”是阿Q的主要特征。
⑽《端午节》的主人公方玄绰是小官吏又兼做教员，早年也曾觉醒过，后来却消沉了。他严于责人，宽于责己，思想严重退坡，喜欢“差不多说”的“精神胜利法”。
⑾《白光》是描写没落的旧式知识分子的小说。主人公陈士成参加科举考试，考了十六回，回回落榜，也没有捞到秀才，终于变得精神失常，最后投湖自尽，了结了自己的一生。鲁迅通过对这个人物的描写揭露了封建科举制度和封建教育的本质，对人物本身也作了彻底的否定。
⑿《兔和猫》描写一个家庭主妇三太太在夏天给她的孩子们买了一对小白兔，小说就围绕着兔的出现和消失展开起伏曲折的故事情节，表达了作者对弱小的同情，对随意欺凌弱小者的憎恨。
⒀《鸭的喜剧》以鲁迅与俄国盲诗人爱罗先珂住在一起时的生活为素材，表现出两人深厚的友谊，同样也是爱的抒情。
⒁《社戏》所叙“我”的三次看戏。开篇用近三分之一篇幅写“我”在北京的两次看京戏，后用三分之二多的篇幅写“我”小时候在故乡去赵庄看一场社戏。两次看京戏都窝窝囊囊心绪极坏，而看社戏却是意趣盎然永生难忘。三场戏发生在两个地点：都市和乡村。有意味的是，三场戏都枯燥乏味，三场戏都没看到什么，看戏的“我”三次都中途告退，但作者的心情却截然相反。北京的两次看戏叙述中，透露的是一种沉重的压抑感。整篇小说的感情基调就是都市和乡村的对立，表现了作者对农村生活的衷心向往和对农民的深厚感情。
创作背景
20世纪初，中国正遭受世界列强的侵略，国家动乱，人民生活艰苦。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渐渐确立了彻底推翻清王朝统治的政治路线，青年鲁迅则正致力于建构自己的思想启蒙纲领。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深入人心，青年鲁迅也认识到革命的重要性，并且以各自的语言、各自的表述方式响应革命，随后发生了五四新文化运动。
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政府的专制统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鲁迅应邀到南京教育部任职，不久随政府迁到北京。但辛亥革命并没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各派军阀窃取了革命成果，军阀混战，民不聊生。鲁迅本希望能为教育事业的革新贡献力量，但根本无事可做，内心无比的孤独和苦闷。
1915年9月，《青年杂志》（即《新青年》）创刊，是新文化运动开始的标志。当时《新青年》的编辑钱玄同来向鲁迅约稿。鲁迅从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中看到“新世纪的曙光”，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鲁迅受到极大鼓舞。鲁迅相信只要“大嚷”起来，就有“希望”唤醒“熟睡”的人们，就有毁坏那关着“熟睡”人们的黑暗的“铁房子”的希望。鲁迅答应了钱玄同的邀请开始写文章，鲁迅对《新青年》的编辑们怀着尊敬与赞赏，又感到他们“或许是感到寂寞”，所以他要“呐喊”，“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1918年5月，鲁迅在《新青年》上发表了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随后又连续写了十几篇短篇小说，1923年鲁迅将1918年至1922年创作的15篇小说辑成《呐喊》，其中《不周山》一篇后收入《故事新编》中。作者鲁迅曾说：“既然是呐喊，则当然须听将令的了。”因而，《呐喊》是听革命前驱的将令的作品，也就是服从于“五四”反帝、反封建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遵命文学”。
人物介绍
狂人
《狂人日记》中的“狂人”——最先觉醒的叛逆者，革新者形象。“狂人”实际上是一种象征性的文化性格符号，是作者鲁迅运用双层建构的特殊艺术方式塑造的具有“双象性”特点的艺术形象。《狂人日记》中的“狂人”，一方面的确有着生理和心理病态，是一个受迫害致狂的精神病患者。另一方面，“狂人”又是一个叱咤风云的反封建的“精神界战士”、独醒的清醒者。两种层次的艺术形象在“吃人”这一核心点上互相扭结，互相依存，互相渗透，形成艺术叠影，将“病狂”和“清醒”统一起来。
孔乙己
《孔乙己》中的孔乙己——封建科举制的殉葬者形象。孔乙己是一个善良而诚恳的知识分子，然而被封建思想所毒害。他从科举的阶梯上跌落下来，又不屑于同劳动者为伍，成为不上不下的“穿长衫而站着喝酒的唯一的人”，因穷而偷，由偷而被打断腿，最后悲惨地被黑暗社会所吞没。孔乙己被封建意识腐蚀，完全丧失了自我意识，没有觉悟。不思振作，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作者鲁迅虽寄以无限的同情和哀怜，但不得不把他作为封建科举制的殉葬者而沉痛鞭挞。
阿Q
《阿Q正传》中的阿Q——中国国民劣根性的典型代表，他的性格是充满着矛盾的。鲁迅后来曾经说过：阿Q“有农民式的质朴，愚蠢，但也很沾了些游手之徒的狡猾”。一方面，他是一个被剥削了劳动的很好的农民，质朴，愚蠢，长期以来受到封建主义的影响和毒害，保持着一些合乎“圣经贤传”的思想，也没改变小生产者狭隘守旧的特点。另一方面，阿Q又是一个失掉了土地的破产农民，到处流荡，被迫做过小偷，沾染了一些游手之徒的狡猾。阿Q性格的某些特征是中国一般封建农村里普通农民所没有的，即瞧不起城里人，又瞧不起乡下人；从自尊自大到自轻自贱，又从自轻自贱到自尊自大，这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这样典型环境里典型的性格。出现在阿Q身上的“精神胜利法”是其最为典型的性格。
七斤
《风波》中的七斤——毫无民主主义觉悟的落后农民的典型。他是当地著名的见过世面的“出场人物”，甚至于受到众人尊敬，有“相当的待遇”的。然而他听到皇帝坐龙庭的消息后的垂头丧气，对妻子责骂时的隐忍，迁怒于女儿时的内心郁闷，实际上却显示着他是一个麻木胆怯，愚昧鄙俗的人。
闰土
《故乡》中的闰土——为苦难的生活现实和森严的封建等级制度碾碎了的农民的典型形象。作者借助于三个对比，透过肖像、衣着、心理、神态、语言、动作等方面的描写，刻画出前后两个不同时期里闰土的不同形象，展示了中国农民的多灾多难、凄苦悲凉的不幸厄运。少年闰土：健康、活泼、天真、勇敢、机智、无忧无虑、聪明伶俐，且饱含着生命力。而三十年后，闰土变得呆滞、麻木、沉默、迟钝、早衰、自卑。 [6]
华老栓
《药》中的华老栓——中国20世纪初长期生活在封建统治者“愚民政策”下既勤劳善良又愚昧麻木的无知、落后的民众形象。他勤劳、善良、俭朴，生活十分艰辛，地位低下，盖的是“满幅补钉的夹被”，“两个眼眶，都围着一圈黑线”还要对客人“笑嘻嘻的”。为了给儿子治病。不惜拿出长期辛勤积攒下的钱；他愚昧、无知、麻木，深信着人血馒头能治病，为能买到这种“药”感到“爽快”、“幸福”，只关心着儿子的痨病。完全对革命者的牺牲无动于衷，对刽子手却毕恭毕敬；这一形象令人既同情他的处境和悲惨遭遇，又悲叹他的愚昧落后，从而使人们对封建统治阶级愚弄人民的罪恶有了更清醒的认识。 [2]
作品鉴赏
主题思想
⑴控诉践踏生命的封建传统。
作者鲁迅在《呐喊·自序》中清楚表明了写作这组小说的用意，就是以大声的呐喊惊起被密闭在“铁屋子”里熟睡而不知死亡将至的民众，呼唤大家齐心合力毁坏这“铁屋子”，以争取新的生命。为达此目的，作者鲁迅自觉地接受在写作中“须听将令”的要求，更多地表现出热血的愤怒与激情、畅快的讽刺和揶揄，尽量在阴暗的色调中给前进的人留有一线希望。
《呐喊》的题材主要是针对“铁屋子”式的一直苟延到现代世界的古老中国。《狂人日记》对这个古老中国做出了全景式的描绘，得出了“传统吃人”的结论。这篇小说的深刻之处在于它是从价值理性而非工具理性的角度来否定吃人的。在《狂人日记》中出现的几次“吃人”，其目的都是为了治病或是救命。特别是关于人肉可入药的问题，作者鲁迅并没有批判其“愚昧”。因为鲁迅认为即便它是有效的，就好像即便吃人、吃死人可以实实在在地救一时之疾病与饥饿，也绝不能这样做——因为它是对人性的败坏，是对人的尊严的践踏。在一个人可以吃人的社会里，“难见真的人。”也是在这个意义上，作者鲁迅将传统中国的罪恶上升到了戕害人类根本价值的高度而给予了最严厉的批判。新文化运动的两大主题——启蒙和救亡之间既有内在联系，又有彼此的矛盾和冲突。所以，《狂人日记》的重心在价值理性所连接的启蒙。
在《药》、《明天》、《风波》、《故乡》、《阿Q正传》等作品中，作者鲁迅对古老中国中那些没有知识、处于社会底层的平民的精神状态进行了细腻的刻画，含蓄而深刻地揭示了底层人民悲剧的根源。如《明天》，其故事是讲单四嫂子的儿子宝儿因病不治、办丧事的经过，但真正感到彻骨寒意与悲凉的却并非一个母亲的丧子之痛本身，而是一个母亲在努力救助自己孩子的过程中，所遭遇的欺骗、敲诈、伪善。为了治好儿子的病，单四嫂子使尽浑身解数：求神、许愿、吃单方，到最后一个“压轴法子”——寄望于何医生。求医过程中最令人绝望之处并不在于医生的冷漠，甚或于庸医的无能。因为前者出于一种职业的麻木，而后者则实在是能力所限，都还情有可原。最绝望之处是何医生开的方子：“这第一味保婴活命丸，须是贾家济世老店才有。”连单四嫂子这样一个粗女人也模糊地想到，何医生、贾家药店和自己，正是一个三角点关系。何医生开的药材，非要在贾家的济世老店才有，这说明何贾两家存在着共同的经济利益关系。单四嫂子的求医问药实际上使自己必然地落入了一个陷阱，成为替有权势的人聚敛财富的工具，“自救”变成了“自残”。待到儿子死后，办丧事的事宜更成为周围人狂欢的盛宴：“凡是动过手开过口的人都吃了饭。”这恰是作者鲁迅所说的“所谓中国的文明者，其实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的真实写照。在作者鲁迅笔下，这样的残酷并非那种鲜明的一看便知的压迫，而是已经渗透到被压迫者生活的方方面面。那些被压迫者身处其中而不自知，在接连的悲惨命运面前只能感到茫然、无助而终于麻木。他们的人格在此过程中逐渐被奴化，习惯了压迫而毫无自觉反抗之心。华老栓、闰土、阿Q的生命历程大抵如是。甚而如《风波》这样带有喜剧色彩的小说，主人公七斤一家逃过一劫的快乐让人感到其实也不过是蝼蚁的一次成功偷生而已，反倒更显出其生命的卑微。
而在《孔乙己》、《端午节》、《白光》等作品中，鲁迅的笔触则集中到古老中国所培育出的知识分子身上，描绘了他们被封建专制文化所扭曲、戕害的精神人格。即如孔乙己，尽管他身上有着一种可贵的温情，但是他缺乏人格的独立精神。他聊以自慰、努力维持的“穿长衫”的读书人身份不过是一种本能的自尊，与现代意义上的自由人的尊严相去甚远，而且还使其不断受到戏弄和侮辱。《白光》中的陈士成与孔乙己相仿，缺乏独立自主的个人追求，在封建文化价值观与科举制度的压迫下不堪重负而发疯自尽。《端午节》中的方玄绰，尽管表面上已经算是一个新式知识分子，但是内心深处委琐、平庸、虚伪而不自知：“只是每到这些时，他又常常喜欢拉上中国将来的命运之类的问题，一不小心，便连自己也以为是一个忧国的志士：人们是苦于没有‘自知之明’的。”这正是中国封建文化一面教人学孔孟修身养性，一面又以学习孔孟之道为仕途晋身敲门砖所必然导致的虚伪文化生态长期熏染的结果。
《呐喊》中的《一件小事》、《鸭的喜剧》、《兔和猫》、《社戏》等，矛盾冲突不那么激烈，内容也相对轻松，似乎与“呐喊”关系不大，风格、题材皆和集子中的其他小说有相当距离，但其中也贯穿共同点，即对人的尊严、生命尊严、生命价值的呼唤。《一件小事》歌颂了一个世俗眼光中的渺小者的灵魂同样可以高大；《兔和猫》等作品充满了童趣，借儿童天真烂漫的天性和特殊的体验事物的视角，抒发了热爱生命、热爱自然、友善待人、同情扶助弱小者和为了被扼杀的生命除暴复仇的情怀。和前面的小说不同，这几篇小说更多的是从正面抒写生命的可贵，为奋斗的人树立前进的希望和目标。
总之，《呐喊》喊出了新文化运动反封建的最强音，站在人道主义、个性解放、思想启蒙的立场上对压制人、扭曲人、奴化人、摧残人的中国封建文化传统进行了最深刻的批判。
⑵深刻揭露封建制度、封建礼教的“吃人”本质。
对封建制度及封建礼教进行极其深刻的揭露、批判是《呐喊》最为鲜明的思想主题。这一主题几乎贯穿《呐喊》中的所有作品。首篇《狂人日记》，通过狂人的叙述，揭示中国社会几千年的文明史实质上是一部吃人的历史；而所谓的“仁义道德”其本质是吃人。在揭示出吃人本质的同时，作者还揭示这一吃人本质对人民群众毒害之深，如《药》中的华老栓、《故乡》中的闰土、《孔乙己》中的孔乙己、《明天》中的单四嫂子等。小说在描写封建势力、封建礼教对人民压迫奴役所造成的一系列悲剧时，既暴露了封建制度、封建社会所造成的人民物质上的“病苦”，更重视揭露人们精神上的“病苦”，以警醒“不幸的人们”起来打破封建思想道德的禁锢。
⑶深入剖析国民及民族的劣根性。
改造“国民精神”是鲁迅一生的奋斗目标，他对中华民族及国民普遍的劣根性给予强烈的关注。他一方面深刻剖析了国民劣根性的思想本质后进行强烈的批判，另一方面又不停地向愚昧的民众发出呐喊，希望他们能认识并改造这些“国民的劣根性”。然而现实让作者深感无奈与悲凉，对于国民，作者一方面“哀其不幸”，另一方面又“怒其不争”。《阿Q正传》是揭示这一思想主题的最为典型的作品，阿Q身上的精神胜利法，更是普遍存在于民族各阶层的一种国民性弱点：寻求精神上的自我满足的病态心理。还如《药》、《风波》、《孔乙己》、《头发的故事》等，都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揭示出国民愚昧、落后、因循守旧、麻木无知、冷漠自私等思想劣根性。
⑷描写激烈的社会矛盾下苦苦挣扎的知识分子的命运。
作为一名知识分子，进行灵魂上的自我剖析是鲁迅崇高的精神品质之一。他的这一品质也反映在他所创作的作品中。《呐喊》创作于中国民主革命风起的1919年前后。在激烈的社会矛盾斗争中，接受一定民主思想的知识分子阶层同样处于苦苦挣扎的艰难境地。鲁迅在创作中对这一类知识分子，重在剖析他们的灵魂，表现他们的思想矛盾和苦闷，如《一件小事》中的“我”、《头发的故事》中的N先生、《药》中的夏瑜等。而对于封建制度、封建礼教奴役下的旧知识分子，鲁迅则重点展现了他们被扭曲的人性和卑劣的灵魂，以达到反封建的目的，如《孔乙己》中的孔乙己，《白光》中的陈士成，《端午节》中的方玄绰。作者对知识分子灵魂的拷问，其根本原因在于作者清醒地认识到知识分子在民族振兴大业中所承担的重任，因而对知识分子提出警告，希望他们不要沦为封建制度的精神奴隶，或者充当反动统治阶级的帮凶。
⑸反映辛亥革命背景下的农村生活和农民的精神风貌。
农村生活和农民形象在《呐喊》中也占有显著的地位，尤其是辛亥革命背景下的农村生活和农民形象。阿Q就是辛亥革命时期农民的典型形象。辛亥革命并未给农村带来真正的变革，《药》借华老栓买“人血馒头”给儿子治病的故事，在揭示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的同时，刻画了以华老栓为代表的愚昧落后的农民群像。《风波》同样间接地反映了辛亥革命并未给农村带来真正的变革。《故乡》则描绘了近代中国农村破产的图景，通过闰土前后的对照写出中国农民在“多子、饥荒、苛税、兵、匪、官、绅”等层层压迫下的深重灾难。《社戏》以农村少年形象为刻域重点，但剧场中人们的种种表现同样揭示了当时农民的整体精神风貌。《明天》以单四嫂子痛失宝儿为中心，勾勒了一幅小镇风俗画，抨击了没落社会中人们的无情与冷漠。 [10]
艺术特色
⑴人物创作手法的多样性。在人物创作上，作者运用了多种手法来刻画人物，塑造了一批具有鲜明个性特征的典型人物。
首先作者善于用“杂取种种人，合成一个”的典型化方法来塑造典型形象。作者鲁迅说他笔下的人物全是一个拼凑起来的角色，而所写的事迹，大抵有一点见过或听到过的缘由，但决不全用这些事实，只是采取一端，加以改造，或生发开去，到足以完全发表自己的意思为止。典型化的方法，既表现了人物的共性，即对一类人的思想性格的艺术概括，又重点突出了人物鲜明的个性特征，使之成为“熟悉的陌生人”。鲁迅正是以这种典型化的方法，创造了阿Q、孔乙己、闰土等一系列典型形象。
其次是运用“画眼睛”和白描的手法来刻画人物。“画眼睛”和白描手法的运用重点在于抓住最能表现人物性格特点的各种细节特征进行描写，从而收到以小见大的表达效果。如《阿Q正传》中，“阿Q在这刹那，便知道大约要打了，赶紧抽紧筋骨，耸了肩膀等候着”。寥寥数语，就写出了阿Q灵魂深处的奴性和因长期遭受欺凌而形成的卑怯麻木的心理。再如《孔乙己》中，“孔乙己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一句话就揭示了孔乙己迂腐的性格特征。“画眼睛”和白描的手法使描写精确而又含蓄传神，文字凝练而又意蕴无穷。
再次是作者重视通过挖掘人物复杂的内心世界来刻画人物，通过描写人物内心的感觉、幻觉、潜意识等，深刻地揭示人物的灵魂。典型的如《狂人日记》通篇都是近乎意识流的内心独自，在颠倒时序的同时却细腻深刻地写出了人物的心理变化，其他如《药》中，华老栓捧着人血馒头时的心理描写，《白光》中的陈士成回到家时的心理描写，这些都很细腻、深刻，为人物的刻画起到重要的作用。
⑵艺术表现手法的多样性。
《呐喊》在艺术表现手法上。主要以现实主义手法为主，但在客观的叙述之中也能感受到作者浓烈的感情。作者以现实主义精神，高扬鲜明的理性批判旗帜，直击国民的各种病苦及病根，意图引起疗救的注意；体现了其现实主义艺术手法的运用高妙而精到。在坚持现实主义手法的同时，作者又敢于大胆运用浪漫主义手法和象征主义手法来作为现实主义手法的补充，既丰富了小说表现艺术的内涵，又扩充了小说表现生活、思想内容的容量。此外，批判讽刺手法的运用使鲁迅的一些作品形成“含泪的微笑”的鲜明特色。《呐喊》中的小说，基本上是悲剧的结局，但在悲剧中作者常融进一些具有黑色幽默的讽刺和幽默夸张的喜剧因素，形成悲喜交融却更添悲意的特色，典型的作品如《阿Q正传》。
小说一方面吸收了西方小说结构比较灵活多样的优点，在结构上打破了中国旧章回体小说的格式，创造了被誉为“格式特别”的多种形式；另方面又继承了中国传统小说的艺术精华。它的主要特点是通过人物的自身行动，去表现他的内心情绪，而不是静止地去解剖或分析人物的心理，因此显得精炼、含蓄。《呐喊》把西方小说艺术与中国传统小说艺术融合起来创造了现代中国短篇小说的民族新形式。
⑶作品结构样式的多样性。1923年茅盾在谈论鲁迅时说到，首先，《呐喊》里的十多篇小说，几乎一篇有一篇的新形式。其小说大多截取生活的横断面，以一个或几个生活场面、片段连缀而成。但在叙事方式上，有第一人称的，也有第三人称的；在行文顺序上，有以顺序为主，也兼有倒叙的；在行文线索上，有单线发展的，也有双线交织的。在小说体式上，则更加多样。《狂人日记》运用的是日记体，《头发的故事》用的是对话体，《阿Q正传》则近似章回体，其他的还有随笔、速写等。其次，鲁迅糅合中国传统小说的白描技巧和西方现代小说，特别是象征主义小说的结构方式，将具有象征色彩的细节、动作、事件、场景化为小说的核心意象，统率全篇。总之，作者总能根据每篇小说特定的题材和思想内容，找到或创造出与之相适应而且新颖独特的小说样式，使小说达到很高的艺术境界。
⑷《呐喊》风格独特，喜剧与悲剧相交织，层次丰厚，令人回味无穷。《孔乙己》、《阿Q正传》是悲剧与喜剧交融的典范。这样的悲喜剧交融实际上体现了生活人的情感、情绪本身的丰富性。《呐喊》尽管包含着重大的写作主题，却完全没有为了观念而抽空生活，而是真正做到了以生活为本，以活生生的人为本，自然地呈现出观念。俄国小说家契诃夫所创造的“含泪的微笑”、美国文学中的“黑色幽默”等，都是世界文学史上悲喜剧风格交融的经典。鲁迅在《呐喊》中所创造的悲喜剧风格交融与之相比毫不逊色，既为民族文学开辟了新的独特的风格境界，又融合了民族传统文学水乳交融、不着痕迹、含蓄蕴藉的特点。
此外，小说的语言在富有鲜明的民族特色的同时又形成了独特的个人风格，创造了现代文学语言的典范。在他的小说作品中，无论是叙述语言还是人物语言，都在吸收中国古代白话小说语言和外来语言富有表现力的因素的基础上，进行艺术加工。鲁迅的艺术语言精炼纯净，生动传神，真实朴素，增强了小说的艺术表现力和感染力。
作品评价
李大钊：这是中国最好的一本小说。
茅盾：在中国新文坛上，鲁迅君常常是创造“新形式”的先锋。《呐喊》里的十多篇小说几乎一篇有一篇新形式，而这些新形式又莫不给青年作者以极大的影响，必然有多数人跟上去试验；《呐喊》的题目、体裁、风格，乃至里面的思想都是极新奇的，是一个新辟的天地。
近代学者许寿裳：《呐喊》是中国新文艺上真正的、划时代的杰作。
现代文学评论家郑振铎：《呐喊》是最近数年来中国文坛上少见之作。那样的讥诮的沉挚，那样的描写深刻，似乎一个字一个字都是用刀刻在木上的。
现代教育家成仿吾：《呐喊》出版之后，各种出版物差不多一齐为它呐喊，人人谈的总是它。
捷克斯洛伐克汉学家雅罗斯拉夫·普实克：《呐喊》为我打开了一条通向中国人内心的道路，打开了一条理解新的中国文学与文化的道路；因为读了《呐喊》，就使人体会到生活的悲剧是何等的相似，它与整个世界是不可分割的，紧密相连而处处相通。 [15]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孔庆东：《呐喊》是以最少的文字造成最大影响的杰作。如果小说也讲性价比，《呐喊》的性价比绝对是最高的 [16] 。鲁迅的《呐喊》浓缩了近代中国的苦难，其小说艺术之精妙复杂，是同时代的各国文学大师都难以超越的。我从小就读《呐喊》，现在每次讲鲁迅的时候还要读，但是每次都可以读出新的意义。
现代作家韩晗：从鲁迅的创作生涯来看，《呐喊》当之无愧是鲁迅的成名作。
鲁迅研究月刊副主编姜异新：《呐喊》的出版与畅销标志着“周树人的沉寂期彻底结束了，鲁迅的辉煌期开始了。”
作品影响编辑 播报
2020年4月，列入《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发展中心 中小学生阅读指导目录（2020年版）》。
作者简介
鲁迅（1881~1936），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者。原名周树人，字豫山、豫亭，后改名为豫才，浙江绍兴人。1918年5月，首次以“鲁迅”作笔名，发表了中国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他的著作以小说、杂文为主，代表作有：小说集《呐喊》、《彷徨》、《故事新编》；散文集《朝花夕拾》；文学论著《中国小说史略》；散文诗集《野草》；杂文集《坟》、《热风》、《华盖集》等18部。毛泽东主席评价他是伟大的无产阶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也被称为“民族魂”。
鲁 迅
（文学家、思想家、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之一）
鲁迅（1881年9月25日—1936年10月19日），原名周樟寿，后改名周树人，字豫山，后改字豫才，浙江绍兴人。著名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教育家 [179] 、民主战士，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参与者，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之一。
早年与厉绥之和钱均夫同赴日本公费留学，于日本仙台医科专门学校肄业。 [183] “鲁迅”，1918年发表《狂人日记》时所用的笔名，也是最为广泛的笔名。
鲁迅一生在文学创作、文学批评、思想研究、文学史研究、翻译、美术理论引进、基础科学介绍和古籍校勘与研究等多个领域具有重大贡献。他对于五四运动以后的中国社会思想文化发展具有重大影响，蜚声世界文坛，尤其在韩国、日本思想文化领域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和影响，被誉为“二十世纪东亚文化地图上占最大领土的作家”。
毛泽东曾评价：“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人物经历
少年时期
鲁迅 青年时期
鲁迅 青年时期(3张)
光绪七年辛巳年八月初三（1881年9月25日），出生于浙江绍兴城内东昌坊新台门周家。幼名阿张，长根，长庚，学名周樟寿。 [14-15]
光绪十八年（1892年），入三味书屋从寿镜吾读书，课余影描图画。与章闰水建立友谊。 [16]
光绪十九年（1893年），祖父周介孚因事下狱，父周伯宜又抱重病，家产中落，全家避难于乡下。每天为父亲出入于质铺及药店，遭人冷眼。 [17]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父亲去世。家境益艰。于本年开始写日记。 [18]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家族开会分房，分给鲁迅他们的既差且小，鲁迅拒绝签字遭到叔辈们斥责，倍感世态炎凉。 [19]
鲁迅 青年时期
奋力求学
鲁迅 留日期间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4月，入江南水师学堂，改名周树人。12月，被本家叔催促参加县考，中榜后以四弟患病为由不再参加府考，继续前往江宁求学。
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转入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矿务铁路学堂，学开矿。这期间接触了赫胥黎的《天演论》，对他以后的思想具有一定影响。除读新书外，爱骑马运动，敢于和旗人子弟骑马竞赛。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1月，矿路学堂毕业。3月，与厉绥之、钱均夫一同赴日本公费留学。4月，入弘文学院普通科江南班（为日语学习速成班），三人同班同寝室。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剪辫。课余喜读哲学与文艺之书，尤注意人性及国民性问题。
光绪三十年（1904年）4月，于弘文学院结业。6月，祖父介孚公卒，年六十八。9月，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现日本东北大学），肄业，相识藤野严九郎。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1月，课间观“日俄战争教育片”，深受刺激，决定弃医从文。6月，将学籍列入“东京独逸语协会”所设的德语学校。夏秋间，被骗回国与朱安结婚。旋即复赴日本，7月，从仙台回到东京，不再入学读书，专门从事文艺译著工作，此后几年通过不同方式学习了德语，俄语。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从章太炎先生学习，为“光复会”会员，并与二弟作人译《域外小说集》，期间生活艰难，以校对书稿补贴生活。
宣统元年（1909年），《域外小说集》二册出版。
迷茫困顿
宣统元年（1909年）8月，归国，任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生理学和化学教员兼任日本教员铃木珪寿的植物学翻译。
宣统二年（1910年）8月，任绍兴中学堂教员兼监学。1911年，写个人的第一篇小说文言小说《怀旧》。
民国元年（1912年），临时政府成立于南京，应教育总长蔡元培之邀，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八月被大总统任命为北京政府教育部佥事。从本年起至1917年，他大量抄古碑，辑录金石碑帖，校对古籍，其中也对佛教思想进行了一定的研究。 [35-36]
画家空行道人李振凯先生笔下的鲁迅
画家空行道人李振凯先生笔下的鲁迅
民国六年（1917年）7月7日，因张勋复辟乱作，愤而离职，14日，乱平即返部。
民国七年（1918年）1月，参加《新青年》改组，任编委。
文坛先声
民国七年（1918年）5月，以鲁迅为笔名发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用现代体式创作的白话短篇小说《狂人日记》，载在《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
民国九年（1920年），在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讲授中国小说史，6月，读《共产党宣言》中文译本盛赞译者。9月，发表小说《风波》。
民国十二年（1923年）8月，小说集《呐喊》出版；与弟弟周作人分居，迁至西四塔胡同61号居住，分居原因不明。12月，作《娜拉走后怎样》演讲，兼任女师大，世界语学校教师；《中国小说史略》上册出版。
民国十三年（1924年）7月，赴西安讲《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8月返京。11月，《语丝》周刊出版，鲁迅在首期发表《论雷峰塔的倒掉》，自此鲁迅成为《语丝》作家群的主将之一。
民主战士
民国十四年（1925年），“女师大风潮”进一步升级，鲁迅因支持进步学生正义斗争被教育总长章士钊免除佥事职务，同年，鲁迅向平政院状告章士钊。
民国十五年（1926年）3月，“三·一八惨案”发生。4月，鲁迅作《死地》《记念刘和珍君》等抨击段祺瑞政府屠杀学生的罪行，遭追捕，避难于山本医院。避难期间笔耕不辍。8月，《彷徨》出版，赴厦门大学任国文系教授。12月辞职。
民国十六年（1927年），1月赴中山大学任教。3月，与中共两广区委书记陈延年会见。4月1日，赴黄埔军校发表演讲《革命时代的文学》，12日，“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29日，营救进步学生无果愤然辞职。8月，发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9月，致信台静农，拒绝作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离开广州赴上海，并与许广平在上海开始同居生活。12月，与梁实秋等人就“第三种人 [47] ”、“自由人”发生论争，双方争论持久，影响巨大。
民国十七年（1928年）春，参加中国革命互济会。本年，与创造社、太阳社大部分成员就“革命文学”问题展开论争。是年开始大量搜集马克思主义著作，并为之翻译。同时开始提倡革命美术，倡导现代木刻运动。
民国十八年（1929年）9月27日，许广平生子，鲁迅为其取名“周海婴”。年底，与冯雪峰多次磋商组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
左联盟主
民国十九年（1930年）2月，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成立，为发起人之一。3月2日，出席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被选为常务委员，作《对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演讲。
民国二十年（1931年）1月20日，柔石被逮，鲁迅离寓避难。28日回旧寓。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1月29日，遇战事，在火线中。次日避居内山书店。二月六日，由内山书店友护送至英租界内山支店暂避。与艾青等人发起“春地美术研究所”。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1月，蔡元培函邀加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 [58-59] ，被举为执行委员。2月17日，蔡元培函邀赴宋庆龄宅，欢迎萧伯纳。作《为了忘却的纪念》怀念柔石。
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1月，与郑振铎合编的《北平笺谱》出版。5月，编序之木刻《引玉集》出版。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2月开始译果戈里《死魂灵》。6月，集成《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并作长序。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1月，肩及肋骨皆出现剧痛，最后的创新之作《故事新编》出版。2月，开始续译《死魂灵》第二部。5月15日再发病，医生诊断胃疾，自后发热未愈，5月31日，史沫特黎女士引美国邓医生来诊断，情况不乐观。6月，身体略有好转，鲁迅及身边的人都认为“鲁迅先生好了”。6月9日写《答托洛斯基派的信》，8月5日写《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10月写《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10月17日旧病复发，18日黎明前疾病发作，气喘不止。
人物逝世
1936年10月19日上午5时25分逝世。
个人生活
家庭成员
鲁迅家庭成员
鲁迅家庭成员(9张)
周介孚：鲁迅祖父（1838—1904），本名致福，后改名福清，字震生，号介孚，一号梅仙。翰林出身，曾外放江西金溪县任知县，后因科场案入狱，使得周家开始走向衰落。周介孚“自由读书的主张与实践”为鲁迅“在传统教育的封闭体系中打开了一个缺口”。 [68-69]
蒋氏：鲁迅继祖母（1842—1910），周介孚后妻，周伯宜继母，她逝世时鲁迅亲自为她办理丧事，她性幽默，常给鲁迅讲民间故事，给他以民间文化的启迪，同时她隐忍的性格也给鲁迅留下终生难忘的印象。
潘大凤：鲁迅庶祖母（或称潘姨太），周介孚之妾。
周伯宜：鲁迅父亲（1861—1896），本名周凤仪，字伯宜。他思想开明，是洋务运动的同情者。后为病魔所缠，他的病使鲁迅饱尝了生活的困顿艰辛。
何氏：鲁迅外婆，会稽县皋阜镇人，父亲何元杰为翰林院编修。
鲁瑞：鲁迅母亲（1858—1943），她慈祥而刚毅，善良而果敢，思想比较开通，对鲁迅有极大影响。
周作人：鲁迅二弟（1885—1967），原名周遐寿，现代著名散文家。
端姑：鲁迅妹妹，未满一岁即殇，约比周建人大一岁。
周建人：鲁迅三弟（1888—1984），原名周松寿，生物学家。
周椿寿：鲁迅四弟（1892—1898），6岁时因发热发烧早逝。
朱安：鲁迅的合法妻子（1878—1947），浙江山阴丁家弄（今绍兴市丁向弄）人，1906年28岁时与25岁的鲁迅完婚。她与鲁迅做了二十年的挂名夫妻却完全过着独身生活。鲁迅母亲的生活一直是由她照顾。
许广平：鲁迅的爱人（1898—1968），广东番禺人，曾是鲁迅的学生，她照顾着鲁迅后半生的生活。
周海婴：鲁迅与许广平之子（1929—2011），无线电专家。
周令飞：鲁迅长孙。
情感经历
兄弟不和
在鲁迅的个人生活中，有两件事对他的打击是沉重的。一个是他的婚姻生活，另一个就是与弟弟周作人的失和。鲁迅和周作人一直不愿意向别人谈及此事从而也使得这件事越发的扑朔迷离，成为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不可理解的事件。多年来，研究界对此形成了“经济说”、“失敬说”、“家庭纠纷说”等三种观点。第一种说法“经济说”认为是周作人妻子羽太信子花钱过于大手大脚，致使家中往往入不敷出，最后使得兄弟产生罅隙。第二种说法，认为是鲁迅与信子有私情，导致周氏兄弟不和。第三种说法，则认为是周家众人对信子的不满，导致兄弟关系的紧张。就否定“兄弟失和”是由于两人思想上的分歧来说，这三个观点是一致的。但是除此之外，学界的研究基本上没有多大进展，三种观点也无法真正说服读者。
婚姻爱情
鲁迅的一生，曾经与两位女性有过婚姻或爱情关系，一是当他26岁的时候，从日本回到绍兴在母亲鲁瑞的主持下与山阴朱安女士结婚；鲁迅自与朱安结婚之后，直至病逝为止，并未与她解除这种婚姻关系（鲁迅深知一旦休妻，朱安就会遭遇死亡或者非人的遭遇，于是未离婚），鲁迅在外的日子，朱安一直照顾着鲁迅母亲的生活，从未有怨言；二是当他47岁的时候，从广州抵达上海，即与长期追随自己的番禺许广平同居。鲁迅病逝后，朱安女士到亡故的十余年间，和许广平同志一样，也一直作为鲁迅遗属同社会保持着正常的联系。
个人作品
小说集
《呐喊》1923年8月，北京新潮社出版 [85]
《彷徨》1926年8月，北京北新书局 [86]
《故事新编》1936年，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 [87]
杂文集
鲁迅生前所创作的未结集出版的杂文作品死后由蔡元培、许广平等整理出版纳入第一版鲁迅全集中，然而时间仓促，难免遗珠，1948年、1952年唐弢又整理出版了《鲁迅全集补遗》《鲁迅全集补遗续编》，这些文章后以不同分类方式纳入各种版本的鲁迅全集之中，在这些全集中对这些文章总集所取名目颇多，以下皆以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鲁迅全集》所取名为准。 [88]
鲁迅手稿
《鲁迅手稿丛编》
人物评价
正面评价
纪念鲁迅120周年书画展展出
纪念鲁迅120周年书画展展出
毛泽东（无产阶级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的民族英雄。”“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
金良守（韩国文学评论家）：“二十世纪东亚文化地图上占最大领土的作家。”
法捷耶夫（Alexander Alexandrovich Fadeyev，苏联作家）：“鲁迅是真正的中国作家，正因为如此，他才给全世界文学贡献了很多民族形式的，不可模仿的作品。他的语言是民间形式的。他的讽刺和幽默虽然具有人类共同的性格，但也带有不可模仿的民族特点。”他又评价鲁迅为“中国的高尔基。”
郭沫若（诗人、学者）：“鲁迅是革命的思想家，是划时代的文艺作家，是实事求是的历史学家，是以身作则的教育家，是渴望人类解放的国际主义者。”
竹内好（Takeuchi Yoshimi，日本文学评论家）：“鲁迅是现代中国国民文化之母。”
中性评价
胡适（现代思想启蒙家）：“鲁迅是个自由主义者，绝不会为外力所屈服，鲁迅是我们的人。”
王蒙（共和国前任文化部长，当代著名作家）：“我们的作家都像鲁迅一样就太好了么？完全不见得。文坛上有一个鲁迅那是非常伟大的事。如果有五十个鲁迅呢？我的天！”
夏志清（美籍华人，著名文学史家）：“大体上来说，鲁迅为其时代所摆布，而不能算是他那个时代的导师和讽刺家。”
负面评价
成仿吾（无产阶级革命家）：“我们中国人有一种通病，小说流行的时候，便什么文字都叫小说，这是很容易使人误会的事情。作者是万人崇仰的，他对于一般青年的影响是很大的，像这样鱼目混珠，我是对于他特别不满意的。”
蒋梦麟（北京大学前任校长，现代教育家）：“我所知道他的早年作品，如《狂人日记》《阿Q正传》都只为了好玩，舞文弄墨，对旧礼教和社会现状挖苦讽刺一番，以逞一己之快。”
王朔（当代作家）：“我从来没有觉得鲁迅的小说写的好，他的小说写的过于沉闷。鲁迅那种二三十年代正处于发轫期尚未完全脱离文言文影响的白话文字也有些疙疙瘩瘩，读起来总有些含混。”
艺术特质
小说特色
鲁迅的小说选材独特，在题材的选择上，鲁迅对古典文学中只选取“勇将策士，侠盗赃害，妖怪神仙，才子佳人，后来则有妓女嫖客，无赖奴才之流”的模式做出了改革，以“为人生”的启蒙主义式的创作目的，开创了“表现农民与知识分子”两大现代文学的主要题材。他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鲁迅在处理这些题材时又具有极其独特的眼光。在观察和表现自己的主人公时，他有着自己独特的视角，即始终关注着“病态社会”里知识分子和农民的精神“病苦”。因此，在《故乡》中，最震动人心的不是闰土后来的贫苦，而是他一声“老爷”所显示的心灵的麻木。对知识分子题材的开掘，又着眼于他们的精神创伤和危机，如《在酒楼上》老辣的眼光看到了辛亥革命中独战多数的英雄摆脱不了孤独的命运，在强大的封建传统压力下又回到原点，在颓唐中消耗着自己的生命。鲁迅的这些改革在《呐喊》和《彷徨》中就演化为“看/与被看”与“归乡”两大小说情节、结构模式。小说《示众》中所有人的动作只有“看”，关系也只有“看”与“被看”，由此形成了“看”与“被看”的二元对立，这种对立在《狂人日记》《孔乙己》《祝福》等小说中都有展现。而在“归乡”模式中鲁迅不仅讲述他人的故事也讲述自己的故事，两者互相渗透，影响，构成一个复调，如在《祝福》中，讲“我”、“祥林嫂”与“鲁镇”的三重关系，这个关系中既包含“我”与“鲁镇”的故事，又包含祥林嫂与鲁镇的故事，然而读者往往忽视前者，前者讲一个“永远漂泊者”的故事，后者讲一个封建社会吃人的故事。两个故事相串联，以祥林嫂的问题拷问“我”的灵魂，从而揭示“我”与鲁镇传统精神的内在联系。类似这种模式的小说还有《故乡》《孤独者》和《在酒楼上》。
除此之外，一方面，鲁迅一直在探索主体渗入小说的形式。《在酒楼上》和《孤独者》中，小说的叙述者“我”与小说人物是“自我”的两个不同侧面或内心矛盾的两个侧面的外化，于是全篇便具有了自我灵魂的对话与相互驳难的性质。另一方面，鲁迅也在追求表达的含蓄、节制、以及简约、凝练的语言风格。他曾说“我力避行文的唠叨，只要求能将意思传给别人了，就宁肯什么陪衬也没有。”对此他在介绍写小说经验时也说“要极省俭的画出一个人的特点，最好是画他的眼睛。”“中国旧戏上，没有背景，新年卖给孩子看的花纸上，只有主要的几个人(但花纸却多有背景了)，我深信对于我的目的，这方法是适宜的，”这也说明鲁迅在描写人物时着重人物的精神风貌，在描写中非常注重农民的艺术趣味。鲁迅研究了农民喜欢的旧戏和年画的艺术特点，并运用在自己的艺术创作中，使他的小说显示了浓重的民族特色。而他又广泛借鉴了诗歌、散文、音乐、美术，以至戏剧的艺术经验从事小说创作，并且试图融为一炉，于是出现了“诗化小说”（《伤逝》《社戏》等）、散文体小说（《兔和猫》《鸭的喜剧》等），以至“戏剧体小说”（《起死》等），等等。
30年代的鲁迅的创作精力主要放在杂文上，然而他并未忘记小说的创作，并贡献了他最后的创新之作《故事新编》。这部小说集依旧展现了鲁迅不羁的想象力与强大的创造力：对在《呐喊》和《彷徨》中创建的中国现代小说的创作规范进行新的冲击，寻找新的突破。在《故事新编》中，鲁迅有意识的打破了时空界限，采取“古今杂糅”的手法：小说中除主要人物大都有历史记载外，还创造了一些次要的戏剧性的穿插人物，在他们的言行中加入大量的现代语言，情节和细节。用现代语言自由发挥，以“油滑”的姿态对现实进行嘲讽和揭露。同时在许多篇什中都存在着“庄严”和“荒诞”两种色彩与语调旋律，相互补充，渗透于消解。例如《补天》中，女娲造人时的宏大与瑰丽令人向往，而结尾，后人打着“造人、补天”的旗帜在死尸的肚皮上安营扎寨又显得极其荒诞，这种荒诞将前文的伟大感消失殆尽，并转化为一种历史的悲凉。
杂文特色
鲁迅在他的一生中，特别是后期思想最成熟的年月里，倾注了他的大部分生命与心血于杂文创作中。他的杂文极具批判性，鲁迅曾把杂文分为“社会批判”和“文明批判”，所强调的正是杂文的“批评（批判）”内涵与功能。顺次翻开鲁迅生前出版的14本杂文集，就可以看到一部不停息地批判，论战，反击……的思想文化斗争的编年史：从《热风》开始的对封建礼教、旧传统的批判，与复古派的论争，一直延续到《且介亭杂文末编》对国民党政府的法西斯专政的抗议，对中国共产党内的“左倾”路线的反击。鲁迅杂文所显示的这种“不克厥敌，战则不止”的不屈精神，从根本上有违于中国文化与中国士大夫文化知识分子的“恕道”、“中庸”传统，集中的体现了鲁迅其人其文的反叛性、异质性。
鲁迅的批判不同于一般的思想评论，他把自己的批判锋芒始终对准人，人的心理与灵魂：这是一种文学家的关照。正如鲁迅自己说：“我的习性不太好，每不肯相信表面上的事情”，常有“疑心”。因此，他最为关注的正是人们隐蔽的，甚至自身无法自觉意识的心理状态。如杂文《论“他妈的”》，鲁迅在国人习以为常的“国骂”背后看出了封建等级、门第制度所造成的扭曲的而不免卑劣的反抗心理。鲁迅还提出了“推背式”的思考方式，即“正面文章反面看”，据此而写出的一些杂文，例如《小杂感》：“自称盗贼的无须防，得其反倒是好人；自称正人君子的必须防，得其反则是盗贼”：这都是深刻到了令人毛骨悚然的地步，自然也是“刻毒”。鲁迅的杂文思维也是非规范化的，他常在常规思维路线之外，另辟蹊径，别出心裁，就打开了全新的思路，例如其在著名的学术随笔《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的关系》中就以这种思路就得出了不一样的结论：嵇、阮对礼教的破坏只是表面现象，事实上却是爱之过深的表现。鲁迅杂文的犀利、刻毒，令人难以接受，还在于他的同样违反“常规”的（联想力）想象力，鲁迅一方面将外观形式上离异最远似乎不可能联系在一起的人和事连接在一起：在“形”的巨大反差中发现“神”的相通；另一方面又能够发现和感受到历史与现实的独特联系。在《小品文的危机》中“烟花女子，已经不能在弄堂里拉扯她的生意，只好涂脂抹粉，在夜里到马路上来”。这样一端是高贵者及其殿堂，一端全是地上“最不干净的地方”，在经过鲁迅的牵连下就达到了“神圣”的“戏谑化”，“高雅”的“恶俗化”。
“将具体的、个别的人与事排除个别性、具体性、特殊性，做出普遍意义懂得整体概括，并加以简括的名称，经‘这一个’提升为‘这一类’的‘标本’，同时保留着形象、具体的特征，成为‘个’与‘类’的统一”这是鲁迅在进行论战时所采取的基本方法。在鲁迅生前的14本杂文集中塑造了许多精彩而典型的形象，如“叭儿狗”、“西崽”、“洋场恶少”、“革命工头”等等。这些形象常是对某人一时一地的言行作为一种典型现象来加以解剖，“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从而提炼出的一种社会类型，这些形象具有超时空的意义，这也使得这种类型的“共名”与鲁迅小说里的阿Q、祥林嫂一样，具有长远的艺术生命力。
与思想的天马行空相适应，鲁迅杂文的语言也是无拘无束而极富创造力的。鲁迅的杂文可以说是把汉语的表意、抒情功能发挥到了极致。在他的杂文中：或口语与文言句式夹杂；或排比、重复局势的交叉运用；或长句与短句、陈述句与反问句的相互交错，混合着散文的朴实与骈文的华美与气势，可谓“深情并茂”。如《记念刘和珍君》中：“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酣畅淋漓，气势可观。而在另一方面，鲁迅杂文的语言又是反规范的，他故意地破坏语法规则，违反常规用法，制造一种不和谐的“拗体”，以打破语言对思想的束缚，同时取得荒诞、奇峻的美学效果。比如他有时将含义相反的或不相容的词组织在一起，于不合逻辑中显深刻：“有理的压迫”、“跪着造反”、“在嫩苗上驰骋”等等。
散文特色
鲁迅所创作的散文不多但却可说篇篇精品，这些篇章收录于《朝花夕拾》和《野草》。《朝花夕拾》是鲁迅对于童年、青少年时期的回顾，是对作者青少年时期生活断片的回忆，包含少年时代的绍兴印象、南京求学、留学日本、回国后在绍兴任教等基本的成长经历，尤以记述故乡生活者为最多。相比他的杂文这些文章多了明朗、纯真、亲切的情味。《朝花夕拾》侧重于世态人情的描画，既侧重于生机盎然的自然情境（如《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与满含生趣的少年行动的真切忆述，又侧重于带着宽厚的亲情刻画活生生的人物、比如藤野先生、范爱农、“三味书屋”的寿镜吾先生。作者没有生硬地用道德家的视角写他们，而是以情感带动回忆的笔。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是长妈妈。在《阿长与<山海经>》等作品中，鲁迅尽量以客观的述说，不随意加以褒贬，在朴实的文字和故事中使读者深深地为长妈妈的善良、单纯、热诚、美丽的心灵所感动。相形之下，在《朝花夕拾》中、对旧日生活中枯燥、荒谬、愚妄的世相的不满，则显得并不突出。旧日的美与爱．既可看作是鲁迅思想苦闷时的精神避难所，也可视为他疲累身心的憩园。
与《朝花夕拾》“闲话”风格截然不同的散文诗集《野草》则呈现了另一种“鲁迅风”。在《野草》里，鲁迅的笔下，涌出了梦的朦胧、沉重和诡异，鬼魂的阴森与神秘；神幻的场景，荒诞的情节；不可确定的模糊意念，难以理解的反常感觉；瑰丽、冷艳的色彩，奇突的想象，浓郁的诗情……这些“奇峻的变异”一大原因是语言的特殊——来自于日常生活用语的变异，集华丽与艰涩于一身。另一方面的原因则是《野草》的变异的文体：明显的表现了散文的诗化、小说化（《颓败线的颤动》）、戏剧化（《过客》）。《野草》总的艺术特征是内敛的抒情倾向，它所表露的是灵魂的‘真”与“深”，是对于“人”自身存在困境的自觉体验与突围。鲁迅在这里借鉴吸收并成功地运用了象征主义手法，但比同时期李金发的硬性移植显然更加自主自如。因而也取得了艺术表现手法探索上的极大成功。《野草》以表现主题的不确定性，几乎包含了鲁迅情绪、性格甚至整个内心世界的各个侧面，它更是启蒙时期的文化批判者鲁迅向启蒙时期后的战斗者转折过渡阶段的心灵史。
学术思想
鲁迅的文学史思想极为丰富深刻，发出具有时代特色的熠熠光辉。他创造性地从事了文学史的编撰工作，留给后世两部文学史专著——《中国小说史略》和《汉文学史纲要》，为我国的文学史研究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极为遗憾的是，由于当时不利于创作的现实客观条件，他本来计划要写的一部完整的中国文学史在有生之年未能完成。支持鲁迅进行学术创作的两大观念，其一，早期的进化论的文学史观，其二，中后期的马克思唯物论指导的文学史观。
鲁迅早年接受了严复《天演论》的影响，故而使得进化论的思想根深蒂固直接影响到他的学术研究。一方面，鲁迅认为文学作为一种艺术形式，不断地变化发展着，具有求新求变的本质，它的变化发展不可阻挡。“进化如飞矢，非堕落不止，非著物不止，祈逆飞而归弦，为理势所无有。”人类社会不断地进化，“便是文章，也未必独有万古不磨的典则。”文学样式之一的小说“亦如诗，至唐代而一变，虽尚不离于搜奇记逸，然叙述宛转，文辞华艳，与六朝之粗陈梗概者较，演进之迹甚明”，而作为小说的初始形态，“迫神话演进，则为中枢者渐近于人性，一凡所叙述，今谓之传说”。另一方面，在文学不断进化发展的基础上，鲁迅认为文学还必须革故鼎新。“进化的途中总须新陈代谢。所以新的应该欢天喜地的向前走去，这便是壮，旧的也应该欢天喜地的向前走去，这便是死各各如此走去，便是进化的路。”而在接受马克思主义学说之后的文学史研究中，鲁迅一直坚持着唯物论，从科学的客观性出发，坚持物质第一性，认为人的意识是对客观存在的反映和摹写。
翻译思想
鲁迅是中国翻译文学的伟大开拓者。在他一生中，翻译和介绍外国文学作品占有很重要的位置。其翻译思想涉及翻译的各个重要方面，见解独到，对现今的翻译理论研究与翻译实践仍具有巨大的指导作用。与众多翻译理论相比，鲁迅的翻译思想朴实无华，大多通过贴近生活的比喻来表达。他的翻译思想涉及如下几个方面：
其一，鲁迅翻译外国文学作品的目的，是为改造社会服务，不是兴之所至或为翻译而翻译。他在《域外小说集》序中说到：“我们在日本留学的时候，有一种茫然的希望；认为文艺是可以转移性情、改造社会的，因为这意见，便自然而然地想到介绍外国文学这一件事。”由此可见，鲁迅把翻译与社会变革及国民命运联系在一起。其二，带有受众选择性的启蒙翻译观。鲁迅明确将“译文读者”纳入到翻译研究中。他提到：“我们的译书，还不能这样简单，首先要决定译给大众中的怎样的读者。将这些大众，粗粗地分起来：甲，有很受了教育的；乙，有略能识字的……”。在此，鲁迅对译文读者进行了分类并指出针对不同的读者采用不同的翻译方法。他的这一翻译应为读者考虑的原则，与西方的接受美学有异曲同工之妙。其三，“硬译”的翻译方法论。鲁迅于20世纪30年代就提出“硬译”的方法论，并在与梁实秋的论争中提出了“宁信而不顺”的翻译原则。鲁迅的这种观点绝非是要将“信”与“顺”对立起来，恰恰相反，他强调要兼顾两者。只是在“信”、“顺”不可兼得的情况下“宁信而不顺”。理由是“译得信而不顺的至多不过看不懂，想一想也许能懂，译得顺而不信的却会令人迷误，怎样想也不会懂，如果好像已经懂得，那么你正是入了迷途了。”他所说的“不顺”即容忍一些不顺，并非故意保持不顺，是为了将译文“装进异样的句法。”“但这情形也当然不是永远的,其中的一部分,将从“不顺”而成为“顺”，有一部分，则因为到底“不顺”而被淘汰，被踢开。这最要紧的是我们自己的批判。汉语近百年来不断吸收新的表达法，得到了不断的完善与发展，如人们早已习用的“在……的领导下”、“当……时”、“就……说”、“罢工”、“掉鳄鱼眼泪”、“武装到牙齿”等表达方法就是通过翻译进入汉语中的。现代汉语发展的事实证明，鲁迅的这主张是符合语言发展的趋势的。
书法特色
鲁迅不仅是伟大的文学家和思想家，而且是一位优秀的书法家，由他的思想和文学成就之大，使得人们往往忽略他的书法成就。郭沫若曾称其书法“远逾宋唐，直攀魏晋。”鲁迅书法多为行书。综观其风格特点，当以颜真卿《争坐位帖》脱出，上融篆隶、章草意，下掺宋人笔、明清间翰札法，形成了朴质浑厚、外柔内刚、疏朗雅洁、洒脱灵便的艺术风格。大幅书作，注重章法、结体工稳、用笔凝重朴拙，舍细节而重大体，气缓意阔、气韵直入魏晋，足见其书法艺术修养之精深。小幅信札、文稿，则信手拈来，心闲手熟，因时变体，草草不工而古法具备，常得天真烂漫之趣，足见其早年书法临池之功厚。 对此评论家王进玉表示，鲁迅先生有着扎实的书法功底，于颜体和北碑用功最勤，且参得个中三昧，只不过其将笔法、章法等完全涵蕴在了日常自然的书写中，一般人鉴于个人眼界、水平等原因，看不出来罢了。
鲁迅书法可分早、中、晚三期，各有其特点。早期为1901年前，书作主要宗法唐宋，上窥二王行书，下掺时人笔意，字体稍偏双逸、秀瓦笔势较放，笔画多见瘦长线条，笔力也愁纱露，结体章法多茂密。此期间笔端时夹少年血气，故韵味稍逊。中期为1911年至1927年间，书作主要取法魏晋楷行，兼掺章草、篆隶法，书风向朴质、简练、含蓄、疏朗转变。但此期间书作面目较多：如有的存魏晋小楷笔意；有的颜行中兼掺二王法；有的笔画圆浑、书体质朴、章法疏朗；有的融入篆隶笔意、带章草体势；也有的是其前期书风的复出等等。凡此均可视为过渡期书作。晚期为1927年至1936年间，书法已定型成熟。在鲁迅早年坚厚功底和中期审美选择以及长期劳作、抄录的基础上，出于工用为目的的鲁迅书体从技法到审美已趋成熟和稳定，形成了独自的风格。在技法上，用笔以中锋圆转、藏而不礴的浑厚线条为主；结体因字成形、形疏意密为特点；章法疏朗雅洁、气缓意逸、洒脱自然为主要风貌。在审美上，以质朴、典雅、自然、古厚为宗旨。
美术思想
鲁迅的一生和美术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他不仅有深厚的艺术修养，对美术有着精深的研究，而且还积极倡导大众美术，亲自参与了大量的美术实践活动，在中国现代美术史上书写了光辉的一页。由爱国主义精神出发的改造国民性思想是鲁迅美术思想形成的根源基础。其主旨是：肯定美术的社会功利作用，强调美术与社会、时代、国民之间紧密的联系，把美术作为与一切黑暗、落后、腐朽的势力作斗争的武器，从而改变国民的精神。鲁迅美术思想的丰富内容体现出两个最基本的精神：一是注重并提倡大众的艺术，一是倡导现实主义的精神。鲁迅提倡现代的大众艺术，并注重古代的大众美术——民间美术，以此来说明美术只有尊重大众，才会具有不息的生命力。鲁迅的现实主义精神在对待美术遗产上集中表现为“拿来主义”在对待艺术创作本身这个问题上。则表现为强调作品的思想性和精神内涵。提倡大众艺术和倡导现实主义精神交相辉映。串起了鲁迅美术思想的丰富内容。 [154]
诗作特色
鲁迅的创作生涯里也创作过许多优秀的诗歌。虽然总体数量并不是很大，但其艺术特点有着很多为人称道、值得深入研究的地方。郭沫若曾评价道：“鲁迅先生无心作诗，偶有所作，每臻绝唱。或则犀角烛怪，或则肝胆照人。”鲁迅的诗歌，在古体诗创作方面表现的尤为突出，这些诗歌不仅内容丰富、朗朗上口，更有很高的艺术美感及思想特色，是革命丰富情感、完美艺术特质的良好的结合体。
鲁迅古体诗歌的艺术特点主要有以下几点：其一，个性鲜明，形象真实。在鲁迅的古体诗歌中，读者常常能够通过他所描述的种种自然景物或是一些具体的人物真切的感受到作者所要表达的情感。这些景物范围极广，蕴意很深，比如说“千林”、“鹭影”、“黄羊”等。而人物则有“挈妇”、“慈母”、“丈夫”、“英雄”等。有时，作者还常常以自画像的形式经自己作为诗中的主体，直白的表达出自己的所思所想，以开阔的胸襟让世人认识到自己所要批判和歌颂的主题。如《无题·惯于长夜过春时》一诗，作者运用“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一句简单明了的将自己身处白色包围中家人对自己的思念以及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场面形象生动的勾勒出来。作者并没有运用过多的语言铺垫，而是仅仅依靠“慈母泪”和“大王旗”两个意象以点盖面式的表达出来。其二，语言朴实，立意深刻。鲁迅的诗歌的语言是朴实自然的，并未有过多的雕饰和渲染，读来令人亲切自然，然而在细细品味时，便可以立刻发现其表达的立意，宣扬的情感却远不是那么浅显。如《庚子送灶即事》一诗中，可以清晰地发现鲁迅隐含在诗中的一种情绪——对封建迷信的讽刺与鞭挞。作者选取这一件事来反映家中的贫困，隐含的内容是认为灶神是不存在的，祭拜灶神只会让家中的贫困雪上加霜，要想摆脱命运只有靠自己，靠个人的抗争去换取明天的幸福。其三，修辞丰富，形式多样。在修辞方面，鲁迅的常用的修辞有比喻、夸张、用典、反语、对偶等。这些功能迥异、特色鲜明的修辞手法在鲁迅的笔下成为了很好的宣扬思想、发泄情感的武器，也让读者深刻地体悟到鲁迅渊博的学识与睿智的头脑。此外，鲁迅的古体诗形式也非常丰富，有五言律诗、七言绝句、七言律诗等。如五言有《庚子送灶即事》、《题〈彷徨〉》等，七言有《答客诮》《自题小像》等。
人物影响
文艺影响
鲁迅是20世纪的文化巨人，他在小说、散文、杂文、木刻、现代诗、旧体诗、名著翻译、古籍校勘和现代学术等多个领域都有巨大贡献。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伟大奠基者，鲁迅创作的为数不多的小说建立了中国小说的新形式；他所创作散文更是“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他的所开创的杂文文体富有现代性、自由性、批判性和战斗性，是后世作家最常使用的“批判武器”，他所创作的杂文更是中国社会、政治、历史、法律、宗教、道德、哲学、文学、艺术乃至文化心理、民性、民情、民俗……的百科全书。几乎所有的中国作家都在鲁迅开创的基础上，发展了不同的方面的文学风格体式。作为翻译家他大量的翻译了外国的文学作品、科学自然作品为开启民智，引入先进的科学文化思想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而作为美术爱好者鲁迅大量引进了西方木刻、版画作品，并在理论和精神等多方面支持青年人学习木刻、版画艺术，极大的推进了现代木刻、版画在现代中国的传播与发展，为现代中国的美术事业做出卓越的贡献。
学术影响
作为一名学术研究者，一方面，鲁迅运用西方的文学观念研究中国古典小说撰写了《中国小说史略》，其不仅结束了“中国之小说自来无史”的时代，也创造了文学史著作的典型范例，“为后学开示无数法门”，郭沫若将其与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并称为为中国近代学术史上的双璧。另一方面他整理校对勘正了《古小说钩沉》《嵇康集》《汉画像集》《会稽郡故书杂集》等数十部古籍，为后世的古典文学研究留下了一笔巨大财富。
精神影响
鲁迅堪称现代中国的民族魂，他的精神深刻影响着他的读者、研究者，以至一代又一代的中国现代作家、现代知识分子。鲁迅同时又是20世纪世界文化巨人之一。他创造了“内外两面，都和世界的时代思潮合流，而又并未梏亡中国的民族性”，并具有独特的个人风格的“现今想要参与世界上的事业的中国人”的文学。他与同时期的世界杰出的思想家和文学家一样，在关注本民族的同时，也在关注着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并做出了自己的独特贡献。
政治影响
鲁迅一生追求民主，早在新文学运动伊始时期便向封建旧文化宣战，不断与压迫民众的旧思想旧文化斗争。“女师大学潮”发生后与迫害学生的军阀进行论争，鲁迅不畏强暴执笔对战，显示出一个正直文人的气概。尔后国民党统治之下又大胆披露其黑暗统治。三十年代又与共产党内左倾的错误文艺路线进行斗争，其后与党领导下的文艺工作者合作成立了无产阶级文艺思想领导的左翼作家联盟，鲁迅作为左联的盟主领导左联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文艺妄图绞杀无产阶级文艺的阴谋。
人物轶事
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贡献最大的作家，鲁迅逝世后被虚构了许多逸闻轶事，由于真假难辨，往往流传甚广无人知其真假。这些讹传假闻中较为出名的有《鲁迅理发的故事》，据考证实为嫁接清代独逸窝退士编的《笑笑录》一书中的剃头故事。另外《鲁迅丢棉裤》《密友告密帮助鲁迅避难》等皆已考证为假。另一则鲁迅反对某书局“不支付标点和空格稿费”的轶事真假仍未有定论。关于真假考证的问题，详细资料可参看鲁迅研究专家所著论文 。
成绩优异
鲁迅在矿路学堂时，学习成绩很突出，学堂总办钱德培曾夸他：“周树人真是博学。”当时，每次考试都有奖金的。国文每周一次，其他小考每月一次，优者都给以三等银质奖章。依章程：凡四个三等章准许换一个二等的，又几个二等的换一个头等的，又几个头等的换一个金的。而全班中，得到这种金领奖章的惟有鲁迅一个人。
帮助青年
鲁迅在广州时，一个青年受他的感化，随他到了上海。到上海后，鲁迅热情的留他在自己景云里的寓所住，后来那人又让鲁迅给他在上海找个工作。鲁迅很为难的情况下找到郁达夫说实在没办法，须请一家书店报馆名义上请他做事，而每月的薪水三四十元由鲁迅自己拿出，由达夫转交给书店报馆作为月薪发给他。鲁迅对青年的提携帮助程度可见一斑。
刎颈之交
鲁迅与近现代著名医学家、浙江医科大学创始人厉绥之和钱学森的父亲钱均夫是刎颈之交。三人1902年同赴日本游学，同班同寝室。鲁迅关于遗传学方面的医学毕业论文就是厉绥之帮他写成的。两人的名字还一起排在当时的“日本支那名人录”中。鲁迅、厉绥之和钱均夫三人后来虽在不同学府，但大家仍时常聚首，纵论天下，共抒救国宏图。他们回国后，彼此还常相往还，情谊依旧。
白红小象
林语堂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鲁迅先生在中国的难能可贵，誉之为“白象”。因为象多是灰色，遇到一只白的，就视为国家珍宝。许广平在与鲁迅分居两地互通书信时也时常称他为“小白象”，鲁迅在与之信中偶尔也用以自称。在儿子周海婴出生后，鲁迅用来送予儿子称其为“小红象”，可谓“白象红象一父子”，鲁迅在哄孩子高兴时也常常自作小调“小红，小象，小红象，小象，红红，小象红；小象，小红，小红象，小红，小象，小红红。”丈夫的怜子温情可见一斑。
不重手稿
鲁迅对手稿的保存并不在意，常常乱丢手稿，有时还分发给来访的客人擦手，甚至当废品卖掉。一次作家萧红在上海拉都路买油条吃，无意之中却发现那张包油条的纸居然是鲁迅翻译《死魂灵》的手稿纸，萧红大为吃惊并写信告诉了鲁迅，鲁迅知道后却不以为稀奇。萧红无奈只得把这一见闻如实地告诉了许广平，许广平听后为此狠狠地批评了鲁迅一顿。
学佛论道
在士大夫心中，佛教本高于道教。近代思想界的变化，更增强了读书人对佛教的好感。 [180] 鲁迅曾经大量求购和研读佛经，鲁迅曾说：“释迦牟尼真是大哲，我平常对人生有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而他居然大部分早己明白启示了，真是大哲！” [181] 关于道教与中国社会的关系，最有名的断语大概要算鲁迅说的：“中国根柢全在道教。”在许多知识人看来，道教乃是中国社会与文化中诸弊端的根源。 [180] 鲁迅又称道士“一面乱偷了佛经造道经，而这道经就来骂佛经，而一面又用了下流不堪的方法害和尚，闹得乌烟瘴气，乱七八遭”。
师生之情
日本留学期间，鲁迅与其老师藤野严九郎的朝夕相处，对其走上文坛产生过重要影响。藤野毕业于爱知县立医学校（今名古屋大学），在鲁迅入学前的两个月他才升格为教授。藤野说话时有家乡福井县的口音，鲁迅听着不习惯，却觉得亲切。决心弃医从文的鲁迅最后向藤野提出了退学申请。《藤野先生》就是鲁迅对仙台时期生活的回忆。后来，藤野才知道曾经的中国留学生周树人成为了作家鲁迅，并将自己的故事写入了散文。
后世纪念
鲁迅文学奖
鲁迅文学奖由中国作家协会主办，是中国具有最高荣誉的文学奖之一，该奖项每四年评选一次。旨在奖励优秀中篇小说、短篇小说、报告文学、诗歌、散文杂文、文学理论评论的创作，奖励中外文学作品的翻译，推动中国文学事业的繁荣发展。
截止2013年9月，中国国内共有11处鲁迅纪念场所：他们分别是北京的北京鲁迅博物馆、北京鲁迅故居；上海的上海鲁迅纪念馆、上海鲁迅故居、鲁迅墓；厦门的厦门鲁迅纪念馆；广州的广州鲁迅纪念馆；南京的南京鲁迅纪念馆；绍兴的绍兴鲁迅纪念馆、绍兴鲁迅故居以及浙江临海县的临海鲁迅展览馆。其中除了浙江临海鲁迅展览馆属于个人主办的民间鲁迅纪念馆外，其他均属于官方主办。其中规模较大的是上海、北京和绍兴。
绍兴纪念馆
绍兴鲁迅纪念馆成立于1953年1月，位于鲁迅故居东侧，它东接鲁迅祖居，西邻周家新台门，北毗朱家台门，南临东昌坊口，与寿家台门隔河相望。鲁迅青少年时期在此纪念馆旁的故居生活，往后鲁迅在作品中对此多次提及以及。
北京博物馆
北京鲁迅博物馆位于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内大街宫门口二条19号，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刚刚成立，许广平就将西三条胡同21号的鲁迅故居照原样进行布置，并于1949年10月19日鲁迅13周年忌辰开放。1924年5月至1926年8月，鲁迅在此居住。鲁迅在这里完成了他的《华盖集》《华盖集续编》《野草》等文集和《彷徨》《坟》《朝花夕拾》中的部分文章。
上海纪念馆
上海鲁迅纪念馆是建国后全国第一座人物类纪念馆（博物馆），始建于1950年，地址位于上海市虹口区甜爱路200号。该馆2008年被国家文物局评为首批“国家一级博物馆”。如今的上海鲁迅纪念馆，已经形成鲁迅故居、鲁迅墓、鲁迅纪念馆生平陈列三位一体的纪念建筑群落。
纪念活动
2021年9月26日，纪念鲁迅诞辰140周年座谈会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黄坤明出席并讲话，强调要学习鲁迅先生的高尚品格、发扬他的精神风范。座谈会由中国作协主办，鲁迅先生亲属和来自全国各地的作家、学者和社会各界代表100余人参加。中国文联主席、中国作协主席铁凝致辞，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副主席张宏森主持会议。
2021年10月19日是鲁迅逝世85周年纪念日，“鲁迅纪念日公众纪念活动”在上海虹口区鲁迅公园内的鲁迅墓前举行，百余名市民群众代表参加了此次纪念活动，共同缅怀和纪念鲁迅先生。
罗颂华
罗颂华 男 汉族，原籍湖南省益阳县。退休于内蒙古呼伦贝尔市，退休后创作诗文达数千篇首。作品发表在《世界名人会》《稻田文学》《东江月文化》《中华诗选》《中华诗人》《中华诗赋》《人间诗词》《岭南作家》《新长江文学》《长江诗苑》《文学百花苑》《中华诗艺社》《首都文学》《当代精英文学》巜东方新文学》《华夏诗词文学社)巜大连文学》《齐鲁传媒》等数十家诗文网络平台。(微信名:江南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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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染的风采》，一首要被忘记的歌曲，如同那场战争，在我们的记忆中失去。
魏能强 快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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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华人作家林剑、许利华诗歌作品集（五）《上帝的吻痕》——贺曾祥宇一周岁生日（林剑、许利华诗歌八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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