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为人师司马光

文/朱双顶

        公元1068年，在北宋的国内，出现了奇观的一幕：京城及全国各地，都为一位老人画上像，以此来祭祀他，吃饭前一定要先祭祀才用餐。这位老人就是宋哲宗时的当朝宰相司马光，这一年，他以68岁的病躯在宰相之位，走完了自己的人生，终于在最后时刻，完成了废除新法的夙愿，实现了自己的政治主张，不带遗憾地走了。死后被葬于高陵，宋哲宗赐碑名“忠清粹德”。灵柩被送往夏县时，京城的人们罢市前往凭吊，有的人甚至卖掉衣物去参加祭奠，街巷中的哭声盖过车水马龙声。到安葬时，更是哭声震天，仿佛是在哭自己的亲人，可谓空前。他有何德何能，让举国上下为他去世这样悲哀？

        道难是为他著成传世之作《资治通鉴》吗？非也。他确非常不易的花了十九年的时间，主持编纂了后来被称之为与《史记》齐名、有着“史学双璧”的《资治通鉴》，临死之前的两年还进行了最后的校定，自称“臣之精力，尽于此书”，确实是毕其生为一书，从发凡起例，到删削定稿，无不都亲自动笔，不假他人之手。其撰史之功堪比司马迁，甚至是活着之时，更是超过司马迁。完稿之后，即得到了宋神宗的高度赞誉与嘉奖，降诏奖渝司马光：“博学多闻，贯穿古今，上自晚周，下迄五代，成一家之书，褒贬去取，有所据依。”并依据“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之内涵，将此书定名为《资治通鉴》，并亲自为书写序。而司马迁写完《史记》之后是束之高阁，死后多年才被其外甥公布于世。

        尽管《资治通鉴》成名于司马光活着之时，被后人评为“自有书契以来，未有如《通鉴》者”，说是“此天地间必不可无之书，亦学者不可不读之书”。此书以“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为目的，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下至后周显德六年（公元959年）的一千三百多的史事，囊括了十六朝。但它并非仅是一部单纯叙述历史事件的书，而是有很强的政治功用的，以司马光当时之用意，主要是写给君臣看的，意在鉴治。所以有后人的“为人君而不知《通鉴》，则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恶乱而不知防乱之术。为人臣而不知《通鉴》，则上无以事君，下无以治民”之说。可见书的传播主要是在统治者及学者之间。尤为要考虑到的是，司马光死前两年才定稿，是很难在他活着时即得到广泛传播的。这样看来，他去世时，在民间有这么大的影响力，自愿为他举行祭祀，并非因为他写成《资治通鉴》这本书。

        难道是为反对变法之事吗？也是也不是。司马光虽反对王安石的变法最为彻底与坚决，但在变法问题上开始之初，也只是政见相左，有在仪政会议上毫不相让的情况，根本的分歧点在，他主张节流，王安石主张开源。所以他对王安石的变法也并不是一概反对，尤其是变法还未显露出弊端时，他也并未公开持反对意见。即使有人要弹劾王安石时，他还进行劝解和说服。直到“青苗法”颁布施行后，认为县官靠权柄放钱收息，要比平民放贷收息危害更大时，才表现了强烈的不满，提出了公开的反对意见。就是这样，司马光也是本着道不同不相为谋的态度行事，以“不通财务”、“不司军旅”之由，坚决拒绝宋神宗任他为枢密副使之职，让宋神宗寄希望于司马光帮他挽救危机、实现国家振兴的计划告吹。之后，又为好友范镇为反对王安石变法被贬而鸣不平，上疏自请任职西京留司御史台，退居洛阳，不问政事，只以书局自随，一心一意地编撰《资治通鉴》，这一干就是十五年。

        司马光作为中国古代士大夫保守思想的典型代表，历仕宋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他反对王安石的变法，确在既得利益者和守旧派人员中赢得了很大的声誉，成了反对变法的旗帜性人物，尤其是得到了太皇太后、皇太后及一些元老重臣等守旧派的支持，迫使王安石两度辞职，变法无果而终。尤其是宋神宗去世后，十岁的宋哲宗继位，太皇太后高氏临朝，起用司马光执政，任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直至为宰相。这时的司马光，才得以大展身手，尽废新法，实现了自己的政治主张，赢得了一大批人的欢庆。所以说司马光去世时赢得那么高的声誉，与反对变法是有一定关系的。

        是与他的学识有关系吗？答案是肯定的，但只是有一定的关系。司马光以他的才学，在当时的大臣中名望最高。他的名声，从他幼小的时侯就已经开始传开。他自小就开始专心读书，不论是酷暑，还是严寒，总捧着书不放，有时连吃饭喝水都忘了，到7岁时，不但能背诵《左氏春秋》，还能讲明白书中的要意。他不但读书用功，更是聪颖机敏，7岁时“砸缸救友”，让他从小就名动京洛，成了传诵至今的儿童启蒙故事。他的聪颖好学，他的博古通今，让他终成为一代鸿儒，被列为儒家三圣之一（孔子、孟子及他），为他赢得了广泛的声誉，他也不负自己的盛誉，是北宋时当代无愧的政治家、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与教育家。所以，他去世时，这些都给他增添了光彩是无可质疑的。

        是他的人格魅力吗？答案也是肯定的，而且是很重要的一方面。司马光可以说是集中了中国古代士大夫的一切优秀品行，堪称儒家教化下的典范。后人评他：为人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忠于君王、取信于人，又恭敬、节俭、正直，温良谦恭、刚正不阿，做事用功、刻苦勤奋。他以“日力不足，继之以夜”为自诩，自称一生没有什么超过别人的地方，只是自己的所作所为从来没有不可告人的。他与王安石虽在变法问题上针锋相对，但对王本身不做落井下石之事；他敢于担责，在好友庞籍任职河东路经略安抚使期间，由于替他人担责而遭贬时，挺身而出，连上三状为其辩白解脱：是“过听臣言，以至于此”，有“发于忠赤，不顾身谋”之心，请求朝廷“独臣罪，以至典刑”，愿以自己代过。他一生对财物和享受看得很淡薄，没有什么爱好，但对学问却没有不精通的。妻子死后，他靠卖掉洛阳的私地来安葬妻子。他身为朝廷重臣，却一生粗茶淡饭，普通衣服，一直到死。他反对朝廷不顾国家实际厚赏群臣的做法，身体力行将宋仁宗去世后赏赐自己的近千缗钱，交给谏院为公使钱。如此等等，是一个真正的正人君子，洁身自好成了他做人的一贯准则。

        司马光的人品是当时公认的好，他做的事每一件都有法度，每一言行每一举动都符合礼节，从小到大到老，从没有说过一句随便的话，人们认为他的诚心是出自天性。当时的人都敬重他，相信他，陕西、洛阳一带的人们都以他为榜样，与他对照要求自己，学习他的好品德，如果有人做了不好的事，就说：“司马君实莫非不知道吗？”可见司马光已成了众人的楷模了。所以说，司马光去世时获得的荣光，是对他这位正人君子的一种社会认可。

 

        司马光的爱民思想一直扎根于他的血脉之中，他有着天然的爱民倾向。他出生于北宋陕州夏县（今山西夏县），父亲司马池，曾任天章阁（皇帝藏书阁）待制（皇帝顾问），为人正直清廉。这对司马光影响很大，儒家民本思想深入他的骨髓。在他一生从政的身涯里，爱民思想一直主导着他，关心人民疾苦、减轻人民负担，推进“仁政”，是他的一贯主张，他也为此作出了终身的不懈努力。

        司马光对王安石的变法，开始时只是因政见不同而持异议。但是《青苗法》出台施行后，他看到了地方官吏利用变法盘剥百姓，将受损的利益转嫁到百姓身上时，尤其是《青苗法》中的官吏放贷收息问题，成了官府衙门敛财欺压盘剥百姓的主要手法，让他十分震怒，从此走上了反对王安石变法的不归路，因此获得了百姓的的支持。

        王安石搞的青苗法，其出发点有很大的积极意义，目的是开源，以达到“民不加赋而国用足”，改善北宋的“积贫”现象，实现“强兵富国”。青苗法就是改变旧有的那种官府“在丰年适当抬高价格买米，防止谷贱伤农；在荒年适量降低价格卖米平抑物价，拯济百姓”的呆板常平制度，灵活地将常平仓、广惠仓的储粮折算为本钱，以百分之二十的利率贷给农民、城市手工业者，缓和平民高利贷盘剥的现象，同时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这是一厢情愿的共赢之法，在实际执行运作中，成了歪嘴和尚念经，青苗法实际上变质为官府转放高利贷、收取利息的苛政。地方官员利用青苗法，名正言顺地强行让百姓向官府借贷，而且是随意提高利息，加上为了邀功，还额外加有名目繁多的各种勒索，弄得百姓苦不堪言，是怨声载道。

        虽然王安石的变法，使宋王朝一时间取得了富国强兵的显著成效，巩固了宋王朝的统治。但由于变法涉及面广，阻力很大，被一些官吏暗渡陈仓，造成了一些事实上的借机危害百姓的情况发生。所以司马光反对变法，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有点为民请命的意味，在纠正偏差，尤其是废除青苗法，是得到百姓热烈欢迎的。在他的最后执政阶段能够迅速地废除新法，是有一定的社会基础的。他去世时，引起民众广泛的祭祀可以说与此是分不开的。

        说司马光一生坚持执政爱民也是不为过的。他在宋英宋一朝，任五年谏官中，始终将自己的视野聚焦于关心百姓疾苦、减轻百姓负担上，几乎贯穿于所有的奏章里。在《论财利疏》中明确指出：当今天下最苦的是农民，建议切实采取一些利民措施。在上书《论宴饮状》与《言遗赐札子》中，坚决反对宫中宴饮和赏赐之风，恳请皇上恩赐为民着想，悉罢饮宴和不顾国家实际厚赏群臣。为解决当时的边防组织“义勇”，使百姓“骨肉流离、田园荡尽”之害，给百姓带来无穷苦难的问题，他连上两封《乞罢陕西义勇札子》，之后又连上六疏，并与宰相韩琦辩论。谏言失败后，他连上五状，要求降黜，直到辞去谏官，改任龙图阁直学士。到了宋哲宗初期，他上了“乞开言路札子”，建议“广开言路”，又一次呼吁对贫苦农民不能再加重负担，主张废除新法，对农民施以“仁政”。等到他执政宰相时，他的这些政治主张都得到了实现。他执政到死时，受到举国对他的祭祀，应是对他执政爱民的一种最直接的肯定。

        人无完人，金无足赤。司马光也不例外，正是由于他的反对变法，并最终在他的手上废除新法，对坚持新法之人有一种打压清算的意味，所以在他死后一段时间内，也遭到了反清算，是一贬再贬，但最终还是被追赠太师、温国公、谥号文正，从祀于孔庙，称“先儒司马子”，直到清康熙时，还被上升到从祀历代帝王庙。由此可见，司马光的一生是得到封建王朝上层认可的，得到主流意识的肯定的。这里面是不是就有宏扬爱民的民本思想、推行“仁政”的执政倡导呢？

二〇二二年三日三十一日

【作者简介】

        朱双顶，网名东香人，安徽省直机关退休人员，在家以读书为乐，近年内重拾旧时雅好，不时写点扎记、散文、随笔、诗歌等，先后在多家微信公众平台上发表三百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