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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问诸公雅是啥
文/李梦痴
一、问题缘起
莫问诸公雅是啥，出自梅花兄的《鹧鸪天·赵树理》。原句“朴真多趣俗成雅，莫问诸公雅是啥”，高度概括了梅花兄的雅俗观，也提出了一个新文化的根本问题：人们千百年来为之魂牵梦绕的“雅”到底是啥？
按照梅花兄的解读，朴真多趣是雅的本义，朴是质朴不虚夸，真是真挚不伪饰，多趣是活泼不迂腐，若能做到质朴不虚夸，真挚不伪饰，活泼不迂腐，哪怕看上去很俗，也堪称真正的雅。
显然梅花兄对雅的理解，颇具革命性，我在给他的回复中称，惟嵇中散辈敢发这样的狷介之问，算是雅道中彻头彻尾从理论到实践的革命派。
说他革命派，是因为他基本上颠覆了雅的所有形式主义，要直指雅的核心要义。但近三千年的文化积淀中，雅已经发育成某种自足的约定俗成的价值教条和可无限复制的行为范式，雅已经没法脱开形式主义的系累了。所以，梅花兄撇开所有形式主义，直指雅道核心的朴真多趣，算是义理上对千年雅道的彻底颠覆，是完全革命性的新“雅”文化。
这里我们就借梅花兄词句的机缘，大略梳理一下雅的前世今生，旧文化的雅到底是什么玩意，新文化的雅又该如何安置。我们就循着文献的粗枝大叶，仔细追问一下千秋诸公，他们薪火相传的雅到底是啥。
二、雅道的源流
01、雅分大小
雅本于《诗经》，诗经六义风雅颂赋比兴，雅当六义之一。
六义中风雅颂是内容体例，赋比兴是形式风格。
因此雅最初不是形容词而是名词，是《诗经》内容体例之一。
作为诗经体例的雅，即有大小之别，大雅小雅同部不同章。《毛诗序》称“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废兴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
按通常的说法，大雅大都出自西周早期的贵族之手，主要是歌颂王室祖先以及后世贤王的功业。但这个说法把雅和颂混在一起，迷失了雅的本义。雅本义是正，本就有匡正纠正的含义，大雅不止歌颂贤王业绩，还批评昏王的暴虐荒唐，本是举贤纠枉的政教文章，板荡两篇就是实例。所以大雅不是歌颂成篇，而是以匡正为本。
至于小雅，内容远比大雅丰富，包含当时社会生活若干方面，不似大雅只谈大政方针，而是细致入微地勾勒周代的风俗画。小雅从个人体验入手，把周代的时政代入社会风情，对后世文学发展的影响至为深远。小雅也涉及一部分政治内容，但也不是大雅那种匡正，而是一种游离在体制边缘的怨刺。
从《诗经》这一源头上看，雅的大小之分，其实是地位之别、立场之别、角度之别乃至格局之别。这里面的差别并无高下之分，而是客观情况。小雅和大雅的分别，就是个人和集体的差别。而个人和集体关系这个课题，恰是贯穿人类三千年政治文明史的母题。
02、大雅久不作
大雅的传统，深深地被圈在庙堂里，和社会文化渐行渐远，终至于沦落到李白所谓“大雅久不作”的地步。
在李白看来，大雅不作，是士风陵替的必然，但这恐怕是李白对大雅的误解。
大雅不是士的本职，甚至我们可以说，大雅和士其实没有必然关系，所谓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大雅是谋政的雅言，你不在那个位置上，哪怕你是名满天下的士，你也没法用那样的格局去谋划时政。从这个意义上讲，大雅不作，很大程度上也是政治分工的结果。
比如荡的作者召穆公，既是主政议政的王公、又是感时伤世的诗人、见微知著的思想家和殷忧萦抱的政治家，他不仅有能力有情怀有担当有意愿，而且还有位置有机会，他可以把自己对时政的殷忧，在议政的大典上表达出来。这是大雅的土壤，而诗人、思想家、政治家、王公这种种身份合而为一，是召穆公大雅之声的前提。
如果你没有政治地位，哪怕你有李泌的能力、杜甫的情怀、高适的担当、李白的意愿，再合四个人的才情格调，恐怕也凑不出一个大雅的模样。
后世文化，政治已经从其他社会事务中分离出来，成为一种专门的学术，甚至成了不传之秘，社会再没有大雅的基础，大雅不作也就成了历史发展的必然。
其实不作的大雅，一直若隐若现地流传在历代议政论事的疏奏折议中，但疏奏折议，算是大政机要，决不能轻易示人的，这若隐若现的大雅遗绪，也就成了秘传绝学了。
讨论集体主义建设大众太平的大雅，反成了少数政治精英不外传的私密学术，这也算是私有制时代政治生活的一幕最可悲的滑稽剧吧？
少数人私下处置多数人的公共事务，社会政治就只能在周期律的泥坑里翻跟头。大雅不作，政治无以清明，政治不道，大雅无从作起，就成了周期律的死循环。
要想作大雅，必得造成全民关心政治的大环境，培育全民把政治事务当成自己的事务的广泛觉悟，让全民具备胸怀祖国放眼世界的大格局大情怀，使人人成为政治上的主人。换而言之，只有人民翻身解放，人人成龙人人做主，才能重作大雅，再续华章。
从这个意义上讲，让久不作的大雅重新兴作起来，也算是新文化的责任和使命。而重作大雅，也恰是新雅文化的现实目标。
03、小雅亦已沦
和大雅的久不作刚好相反，小雅在后世社会文化中野草般疯长，三千年来，差不多成了一家独大的雅道显学。
我们今天说的雅，其实都是以小雅为本的各种衍生义。
那么小雅的本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今天说的个人主义。
和大雅的家国天下苍生社稷之类的大格调不一样，小雅本于个人感受，注重个人体验，以个人视野观照社会事务。
但小雅大雅原本在雅这个关节上可以求得一致，虽然二者格局殊异但雅正无二，小雅的个人感受，也能守住正念，不至于沦为私僻。更不至于因个人主义的欲望膨胀而无限侵蚀集体主义的理性界限。这是大雅小雅同名为雅的基础。
但随着政治从其他社会事务中分离出来并一步步沦为私密的专门之学，基本的政治觉悟成了无根之木无源之水，再没有任何集体主义的家国情怀制约小雅个人主义的放纵，最终让小雅在个人主义泥沼中彻底沉沦。
小雅亦已沦在当代最卑下的标志就是一些政治小丑“不要大国崛起只要小民尊严”的声嘶力竭的干呕。他们枉顾覆巢之下无完卵的历史教训，偷偷把卵生在别的巢里，再无自家卵被覆巢砸碎的焦虑，然后对着自己的巢大秀覆巢关卵屁事的公知调，煽动巢中卵与巢为敌，把卵的尊严和巢的安危无耻地切割开来。算是把发轫小雅的个人主义觉悟一脚踹进个人主义欲望的茅坑，把小雅亦已沦的可悲下场诠释得淋漓尽致。
大雅不作，小雅沉沦，雅道其实已经陵替到惨不忍睹的地步。
集体主义理性成了孤家寡人，个人主义欲望成了大众共识，中国三千年政治文化的风雨飘摇，就在这雅道失衡的漩涡中，一路搅起浊泥沉沙，从古代走过近代，走入今天的民权时代，依然困扰着每个现代人的政治觉悟、历史认知与文化自信。
因此，理清雅道的清浊流变，也就成了迈向新文化，建立新雅文化的第一步。
04、大雅的感召
大雅植于天下至公的信念，成于命运共同体的认知。
大雅的政治文化，本于中华民族古老的文化记忆。
中华民族是用共同努力扶危渡厄，共克难关的。大洪水的传说就是个典型的例子。
面对传说中人类共同的洪水灾难，中华民族的应对与世界各地迥异。人们没有躺平等死，也没有借助方舟把精英老爷接走，而是不问地位高低不论能力差等，大家勠力同心团结在领袖大禹身边矢志治理洪水。
威胁公共安全的大洪水，由天下人共同治理，公众共管公共事务，成了大禹治水赋予中华民族的鲜明的文化特征，成为中国政治传统中的文化性格。
虽然这种政治传统旋即被家天下的政治体制挤到幕后，但它从未绝传，倒一直构成中国公共安全事业的基石。每个身处这一文化环境中的中国人，对此都有切身感受。
因此，大雅虽然久不作，但大雅的精神感召却源远流长从未断绝。
虽然大雅典章成了少数精英秘而不宣的私学，可大雅精神却烙在中华民族的大众集体无意识中，时不时在昏昧的意识黑洞中，召唤着大雅精神的觉醒。
陈胜的等死死国的昂然意气中，张角的天下大吉的凛冽豪情中，朱元璋的立纲陈纪救济斯民的宏伟擘画中，从洪秀全的无处不均匀无人不温饱的远大宏图中，无不回荡着大雅雄浑刚健的感召。
每到历史转折的伟大节点，迈出小我的拘囿，为天下太平苍生福祉一搏，就如黄钟大吕一般鼓荡在每个志士豪杰的心底，推动着他们去完成大雅理想交托的历史使命。
大雅的典章虽然深藏在官学秘府中，但大雅伟大的精神感召，却长存世间，代有余响。
正是这些余响撑起了中国雅道传统最壮美的晴空。唤醒苍生与苍生携手为苍生福祉奋斗，就是那绚烂的彩虹桥，而那彩虹桥就寄托着中华文明对那壮美晴空最执着的向往。
05、小雅的觉悟
大雅沉到文化潜意识的深沟里的同时，小雅却在文化长河中掀起洪波万顷。
个人主义从一个视角上升为一个立场，最后膨胀为一种文化的政治正确。
小雅不仅异化成遏制大雅的文化巨擘，也在不断膨胀的自我放纵中沦为脱缰野马，从怨刺时政到解构政治，从热爱和平到抗拒所有战争，从尊重个体价值到唯我独尊的寄生哲学……小雅彻底走向了文化霸权，走向了大雅的对立面，也走向了自己的反面。
原初的小雅虽然尊重个体价值，但仍保持集体主义的政治觉悟，因此尚不能算是个人主义立场，只能算是集体主义大前提下的个人态度，而这集体主义的大前提，恰恰是后世小雅传承鲜能坚守的底线。
以小雅采薇为例。采薇刻画了周王朝抗击异族战争中一个普通士兵的心理状态和精神面貌，字里行间洋溢着愁苦的悲情，思乡盼归的热望，甚至还夹杂着厌战的无奈，但从头至尾没有反战的激愤。也许在现代公知看来，这个普通士兵身上有亟待被启蒙的“奴性”，但这个普通士兵却能了解反侵略战争的现实意义，能感知集体利益与个人诉求的辩证关联，这个普通士兵明白，大国安危和小民尊严是密切相关的。因此他的苦闷，是情感上向往和平，但理智上不得不参与卫国战争。这就是小雅的觉悟。
这份政治觉悟，在后世小雅传统中，几乎成为绝响。除了杜甫三吏三别一类少数的作品外，我们再也看不到那种普通人的国事担当与家事煎熬。一些尚能保持小雅觉悟的人，不是被边缘化就是被同质化，天长日久，小雅就彻底洗去集体主义底色，沦为个人欲望的走秀场。
那杨柳依依中悲壮离去雨雪霏霏中苍凉归来的普通士兵，竟成了文化史上形单影只的孤独背影，沉寂在情志和欲望的漩涡里，消失在政治与文化的裂缝中。
小雅的觉悟，是人文的觉醒，而小雅的迷失，则是社会的坍塌。小雅的觉迷之间，中国的文化，走过了自己颠沛坎坷的绅权年代。
06、雅正的本义
无论大雅小雅，都是以雅为本，而雅则以正为度。所以大雅和小雅其实等同于大正小正。也就是说大雅小雅虽然有大小的角度之别，但雅正是一般无二的。
大雅努力要建设这个集体，小雅则坚持不能让这个集体解体。大雅拓展集体的上限，小雅坚守集体的底线，上限底线之间，就是那个正。
所谓正就是不偏不倚，就是既不偏集体又不偏个人的中道。在集体个人之间求正，就是政治。大雅小雅，原初都是政治学。政就是用文化手段谋求正道，这就是雅正的古义。
雅正，就体现了文化和政治的密切关系。
大雅和小雅的原初，只是身份角度不同，并无立场上的分裂。当时文化和政治是共生共荣关系。在雅正时代，社会精英力求用一种公共文化建设一种公共政治。当然，他们对公的理解，有鲜明的时代局限与阶级偏见，但他们倾心建构的文化与政治休戚相关的共生关联，却造就着雅道传统的“黄金时代”。
大约就是在雅正传统发轫的时代，中华文明摆脱了神权统治，建立了世俗政治，实现了神权社会迈入世俗社会的深刻社会变革，雅正，就是代替神权统御，实现政治治理的世俗文化手段。在世俗社会筚路蓝缕艰苦草创的时代，新生的雅文化与奋发敢为的世俗政治背靠背站在一起，托起了中华文明世俗化的朝阳。
在与旧神权意识形态的斗争中，小雅高张起个人价值的旗帜冲在前列，在镇压旧神权政治余孽的反扑中，大雅弘发历史主义的信念勇为前驱。那时候的大雅小雅，虽然身份殊异角度不同，但有一个共同的立场，就是反对神权复辟，都有一个共同的理想，就是建立没有神权压迫的崭新的世俗社会。为这个共同的立场共同的理想，政治和文化建立了牢固的共生关系。而政治和文化的这种共生关系，就是雅正的本义。
07、雅正的裂变
政治和文化的蜜月期倏忽而终，随着周政的瓦解，大雅和小雅也分道扬镳。从此再没能走到一起。
大雅隐入庙堂，从经邦治国的热情谋划，逐渐沦为玩弄政治学的理念和术语的嘴炮。
小雅避高就下，从主体价值的弘发，一步步滑向炫耀个人欲望标榜个人情志的花腔。
两千多年弹指一挥间，当年奋战在对抗神权的火线的龙兄虎弟，终于成了歧路冤家。
事实上，不只是小雅完全陷入个人主义的泥潭，大雅也背弃了天下至公的初心，大雅小雅从两个方向，与正渐行渐远。文化与政治彻底撕裂。于是，家国天下成了政治压迫文化的砝码，苍生社稷成了文化霸凌政治的铁拳。
正，从此成了雅的趁手兵器，再也不是雅的本义，雅正终于被彻底撕裂。
雅正的裂变，就是一部绅权的政治文化史。
中国摆脱神权统治，建立世俗社会，但神权的思想余毒远未肃清，祭司倒下了，神崇拜的惯性却阴魂不散。于是，掌管雅道的社会精英穿起礼服，代理祭祀，从原本代言神意的祭司，摇身变成统摄民意的豪绅，中国从神权社会迈入绅权社会，社会主导从祭祀易为衣冠。
绅权的崛起，重新塑造了世俗权力的结构，神权时代酋长掌管政治祭祀掌管文化的格局，替换成绅权时代君主掌管政治豪绅掌管文化的格局，文化和政治经由反神权的伟大联合之后，再次分成两派。
雅正的裂变，标志着中国社会政治，真正走向成熟的世俗化，绅权代替神权，和王权博弈，夯实了中国的世俗化基础。从此中国实现了从神到人的文化转型。神权的启示贵族，蜕变为绅权的文化贵族，成为新社会权威，开始了围猎政治权利的新征程。
从雅正裂变之后，大雅成了政治的高头讲章，而小雅成为文化的无冕之王，大雅左右着政治呼风唤雨，小雅把持着文化翻云覆雨，一个在鼓吹中把自己架空，一个在垄断中把自己垒高，而它们曾携手为之奋斗的那个世俗社会，被它们合伙踩在脚下，它们也终于从建设者沦落为寄生者，从解放者蜕变为压迫者。
这惊心动魄的裂变过程，贯穿了中国三千年绅权文化史，是中国古代史文献的核心脉络。政治和文化的相爱相杀，是世俗社会的最大难题，也是中国文化数千年不曾破解的迷局。
08、雅道的新生
毋庸置疑，雅正的裂变，扼杀了雅道的前途，窒息了雅道的活力，把革命性的雅道文化困死在反动的泥坑里。
事实上，雅道是周人伟大的文化创制，是专门用来反对神权专制的文化武器，是真正人本的世俗文化。大雅的历史主义和小雅的人本主义，从宏观和微观上撑起了世俗文化的广厦阔宇，而大雅的黄钟大吕和小雅的浅酌清唱，从社会和人心两个层面扫荡了神权专制的沉渣。从这个意义上讲，当时的雅道，是最具革命性的世俗文化，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彻底的人文主义思想体系。
直到今天，深受雅文化濡染的人，依旧对各种启示文化有着超强的免疫力。雅道坚守人本，坚持人为，坚定人心，坚固人情，成为反抗神权欺罔的坚固文化堡垒。中国文化中饱受西方污蔑广为公知诟病的“无信仰”，就是雅道熠熠闪光的人文主义名片。雅道并不是无信仰，只是无愚昧低级的神启信仰，却坚持重传统尚人事的人文主义信仰。这是人类启蒙思想的最宝贵遗产，至今仍具足反迷信反宗教狂热的伟大理性力量。
是雅正的裂变，解构了雅道的革命性，把雅道推进反动的泥坑。当年雅道把神权赶下祭坛，后来它又把自己推上法坛。解放者成为压迫者，驱散黑暗的人自己挡住了光明，这就是雅道的历史厄运。
雅道之所以沦落，根本原因其实在于文化的私有。
马克思曾断言私有制是万恶之源。私有制的经济所有制，必定会衍生出私有制的文化所有制，文化的私有制，注定了私有的文化必定会从革命沦入反革命。这是私有制的本性决定的。文化的革命性在于它的公义立场，而文化的反动性则本于其私欲立场。
雅道虽然领导全社会走出神权实现世俗化，但雅道自始至终都只是私产，是少数精英的小团体资源，是不折不扣的私有制文化。惟其如此，战胜神权统治之后，雅道几乎一刻也没有耽搁，即以私有制为依托，开始了分化公权的博弈。
而分化公权的首要任务，就是树立私有化雅道至高无上的权威，于是就有了社会文化上的雅俗之辨。至此，雅道成了文化私有制精英团伙镇压人民的大棒，而雅道也成了士的私产，再也没能跨出士的门槛与农工商相融合。
此斑斑可见的历史事实足以证明，雅正的裂变，雅道的沦丧，是私有制历史阶段的必然。
惟其如此，雅道想要在新时代获得新生，就必须走出私有制的羁绊，就必须实现文化的公有制，就必须打破文化持有者的高人一等的舆论霸凌，就必须实现文化权益人人平等的最终大同理想。周易乾卦以群龙无首为大吉，文化必要从文化寡头迈向群龙无首的普遍文化觉醒，才能真正实现雅道的启蒙之宏愿。
只有人人都具足雅道的文化资源，让雅道突破士的藩篱，成为农工商的共同财富，实现文化在士农工商范围内的公有制，革命的雅道才能获得新生。
这才是新亚文化的最终实现之路。
三、雅道的嬗变
01、雅道的衰落
雅道兴于西周，成为官学，堪称周王朝的文化明珠。
孔子称“不学诗无以言”，把《诗经》举到极高的位置，是有其坚实社会基础的。直到春秋末年，雅作为一种当时公认的文化范式，都是文化语言的标配。当时列国间外交辞令，也以大小雅为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讲，不学诗，根本就没法在正式场合开口说话。
但雅言终究只是最精英阶层的官方用语，毕竟能胜任外交事务的，只是精英集团的少数人，所以，雅道虽然在当时雄踞文化最顶端，但并未得到广泛普及。因此，当周王朝封建制解体，礼崩乐坏之后，雅道也就一落千丈沦为迂腐的标签。
雅道的衰落有四个方面原因。
一是囿于精英化，无群众基础。一旦精英解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文化自然支离破碎。
二是流于形式化，无情感支撑。即便精英也已经与雅道精神渐行渐远，任其文质相悖。
三是泥于体制化，无发展空间。死抱着一些雅言成句，无创制无发展，只能枯萎凋敝。
四是执于专业化，无开阔视野。连自我复制都做不到，有情志无实践，完全不接地气。
雅道本来是反抗神权压迫应运而生的文化创制，就因为它没能与众同俦没能与时俱进，虽然获得了无上的文化地位，但终究没能逃过衰落的下场。
当列国战争趋于残酷，诸侯纠纷上升为生死对决的时候，谈言微中的雅道也就成了迂腐可笑的聒噪，取而代之的是诡诈百出的术士腔调和欺心灭国的纵横嘴炮。
战乱纷争的年代，生存成为大课题，那些无益眼下生存的文化也就成了奢侈品。礼崩乐坏，雅将何存？生死之间，道又何益？雅道衰落，顺理成章。
但是雅道曾经无与伦比的地位，却深深埋入普遍的文化记忆中，一旦时机成熟，它就将以崭新的气魄上演一次文化上的王者归来。
02、大雅的异变
天下大乱，民不聊生，上至国王公卿，下至黎民百姓，其实人人自危苦不堪言。
司马迁称春秋时期“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可作当时情形一个大略写照。春秋时情况已如此恶劣，战国时更是惨不忍闻。
这种荼毒天下的大动荡大变革中，人心对太平的渴望会越来越强烈，但这种追求太平的大势没能催化大雅的复兴，反倒让以太平为伟大理想的大雅更加沉沦不彰。这中间的根本原因就是封建所有制的解体，彻底打开了私有制的大闸门，大雅那一点点微薄的社会基础与文化共识已经被私有制观念冲刷殆尽。
大雅的基础是天下为公的政治理想。周的封建制，其实是袖珍版的天下为公的建模。它虽然不能与全天下的人共天下，但它却试图与所有宗族子弟功勋亲信共天下，希望所有的封建领主都能保持主人翁的精神，并把这种公心传布开去，诸侯共天下，大夫共封国，士人共家族，这样递次建立层级的共天下政治。
这算是天下为公的一个天真浪漫的政治构想，虽然它像所有天真浪漫的政治措施一样迅速被现实打脸，但它天真浪漫的执念却在文化上烙下了深深的印迹。大雅的精神，就是这印迹折射出的熠熠光辉。
但礼崩乐坏封建彻底沦为笑柄，战国以后，私权崛起，最后连太平事业也沦为一家一姓的私产，天下为公的太平理想也就失去了根基。
私分公义，成了走出封建的历史动力，但也导致了私权不断兼并，就如分田到户必定导致土地兼并一样，公义私分必定导致公权被私义兼并，最终导致家天下的集权专制。
当天下太平这份公权，包产到嬴姓、刘姓、李姓、赵姓、朱姓这样一些私姓家门，成为自家传承的产业的时候，天下为公，就只能沦为嘴炮了。天子执国柄，以天下为己任其实成了忌讳，连太子都不能把天下看成自己的事业。
于是，天下为公就湮灭在皇权威仪中，召公咏荡那样雄浑的大雅之声，自然再也无法振作了。大雅作为一种感召就只能沦为朝议中的高头讲章和豪横嘴炮了。
这是大雅在历史进步的推拥下不由自主的异变过程。
03、大雅的谢幕
公义为私权裂，但中国文化的命运共同体政治理念，却没法因私权而彻底解体，私权只能觊觎公权，却没法窃夺公义，于是在公权私有化和公义公有制之间，就划出一道裂痕。
皇权像看守传家宝一样，守护私有化的公权，但他把公权据为己有的同时，其实他把公义也担到自己肩上，历代有为的君主，为了私有化的公权能长传后世，都不得不为公义事务殚精竭智。这也算是分田到户刺激出的生产积极性。
但他将公权完全私有化，因此沦为孤家寡人。私有化的公权不容他人觊觎，那公权连带的公义，自然也无法让他人全力担当，这就形成了私权公义的悖论，也成了中国历史周期律缠绕的轴线。私权公义的冲突，成了笼罩中国两千多年的政治梦魇。
私权为了能行公义，必要在严防他人觊觎私权的同时，尽量焕发他人对公义的参与热情。于是天下局势稍一稳定，儒家就粉墨登场出来操起动员鼓舞的行当，要把天下人心重新拉回到守护太平人人有责的大雅语境中。
汉代的文化建设，主要就是要填平私有化的公权和公义之间的裂痕。独尊儒术，说到底就是政治要把文化拉来做打工人的一种制度设计。
但儒家自带一种当仁不让为天下师的能量，西汉时期，皇权尚能有意识地遏制这种冲动，到了东汉，在皇权无作为的纵容下，这种自我期许就开始野蛮生长，最终，在皇权内部倾轧的历史时机，彻底复活了大雅道统，实现了大雅精神的最后一次燃烧。但毕竟时移世易，公权私有化的时代，大雅的当仁不让注定头破血流粉身碎骨，大雅的最后一次燃烧虽然耀眼，却柴灰落寞，那沉甸甸的灰烬，就是让后世史家触目惊心的党锢之祸。
党锢君子，以太平为己任的热诚，凭大雅的勇毅刚健，登车揽辔，澄清天下，并肩携手，要用文化和舆论话语权，去匡正士风廓清政事，把皇权从宦官的捆缚中解脱出来，约束在儒家的道统中。党锢君子的风采气象，的确是有几分召公咏荡的模样。但不同的是，召公本就是周天下的主人，而党锢君子只是自以为是汉江山的主人。这种错觉，给他们招来了残酷的屠杀与封杀。文化自以为是的天真，在毫无文化信念的腐败政治面前一败涂地。
大雅最后一次燃烧，就这样被自己的鲜血泼灭，同时熄灭的还有文化与政治之间的基本信任。从党锢以后，大雅在权力面前就只剩下两条路走，要么用苍生社稷做嘴炮与权力对决，要么为谋苍生社稷的新生揭竿而起。
大雅至此被彻底撕裂，分化为豪横的政治权谋与凶悍的政治叛逆。
从此大雅基本上算是退出历史前台，成为政治的场面话与“黑势力”。当政治尚能维持太平的时候，大雅就是政治的场面话，当政治无法维持太平的时候，大雅就沦为政治的“黑势力”。这分化高置周期律的两极，围绕私有化的公权转了两千年。
04、小雅的破局
大雅已经走到绝地，振作雅道的重任就落在了小雅的肩上。
历史把这个机遇留给了曹操。曹操是大雅遭受重压激出的第一个叛党，也是小雅破局的领军人物。
曹操是有天下心的，是以澄清天下为己任的。他横刀立马，鄙睨群雄，一整套我肯定不称帝我活着你们谁也不想称帝的神操作，稳固了基本的太平架构。但他用的不是文化手段，而是不折不扣的刀把子枪杆子，这样就为一个以天下为己任的大雅情怀，扣上了一顶汉贼的帽子，被后世雅道学嗤为叛党。
曹操的政治手段基本上是法家的，里里外外透着丘八的霸道气，而曹操的文化手段却介于小雅和国风之间，他的文化表达是国风式的，而他的情志抒发则是小雅式的。这就造成了曹操文化性格上的割裂，他兼具了大雅的情怀、小雅的情志和国风的底蕴，成了诗经之后一个复杂的文化复合体。
国风的底蕴，为他注入了强大的生命力，能在异质文化环境中，走出个性鲜明的文化道路，而他小雅的情志，则大大提升了他的文化品味，让他成为开创一代文化风气的革命性人物。他也因此成了小雅破局的领军人物。
但值得注意的是，小雅情志是个性化的体验和感受，乱世中个性化的体验和感受，很难突破河山板荡生灵涂炭的威压，生发成凌驾于时代苦难之上的文化声音，它必真正深入到时代的苦难中，又出离苦难的压榨，才能走出困境。这是当时的小雅无法独立完成的。
因此，曹操的小雅情志，只能与他的大雅情怀和国风底蕴形成奇妙的合力，才能实现最终的破局。
必有《蒿里行》《薤露行》的大雅情怀和国风底蕴，才能升华《短歌行》的小雅情志，唯有杜康能解的烦忧，必实现与瞻彼洛城郭的悲情与兴兵讨群凶的慷慨的结合，才能生发周公吐哺的大志大德。
于是小雅的情志，便藉由大雅和国风的双翼，扶摇直上破局而出。挺出建安风骨的殊胜。
05、文化的异化
独尊儒术的结果，并没有如皇权预想的那样，强固皇权的权威，相反却养出一大批专擅儒家道统解释权的门阀。虽然公权的私有化，结束了封建领主的乌合倾轧，但新起的门阀，却继承了封建领主的衣钵，在全社会实行文化专政和舆论控制，强取文化话语权，用话语权围猎皇权。文化正在异化为更危险的专制力量。这其实是东汉末党锢之祸的深层社会原因。
虽然皇权最后禁锢了朋党，但其实在党锢之前，朋党早已禁锢了社会。他们通过人物臧否，党同伐异，把知识精英凝聚为自己的党羽，而这原本是皇权要做的事。事实上他们的结成朋党，本来就是和皇权争夺文化资源，他们在政治斗争中与皇权同归于尽，却在文化上不可逆转地赢得了未来。
从党锢君子横议天下之后，中国社会，其实已经从皇权的政治专政，沦于绅权的文化专政。此后的历史演进，政治专政随周期律不断易手，文化专政却从未偏离过绅权的法度。而绅权专制社会裹挟皇权的重器，就是苍生社稷的标榜，就是大雅的嘴炮。
这种文化专制比政治经济专制更严酷，政治经济专制总要为被专制者在政治经济体系中保留一个位置，哪怕是最卑微的饱受剥削的位置，但文化的专制不然，它剥夺被专制者所有权力。文化专制如诺亚方舟一样，根本没有文化“贱民”的位置。
所以绅权的文化专制，是中国历史上最难破除的阶层固化。它扼杀人的个性，强制人屈从它的价值体系，要么成为它的一部分，要么文化性死亡。
这种文化强权，激起了小雅传统的强烈反抗。小雅秉承个体价值的传统，曾在反抗神权的时候冲在第一线并功勋卓著。这一次，面对绅权这一死灰复燃的神权专制，小雅又一次站到了斗争的火线，只不过上一次，大雅是他们最亲密的战友，这一次，大雅却先一步沦陷，从信仰沦为嘴炮，成为绅权镇压小雅革命的利器。
了解了这样的大背景，才能看清小雅在汉魏之交那段血雨腥风中发挥的革命性作用，以及它对后世的深远影响。
06、小雅的革命
小雅的革命从破局者曹操开始发动。
曹操是第一个向门阀文化专制宣战的人，当别人匍匐在门阀台座前恳请门阀认可的时候，他就以放火烧宅子相威胁，强取了门阀的认可，获得了文化的入场券。
曹操凭借自己的豪横和狡猾，驾驭汉末风起云涌的历史机遇，给门阀势力以沉重打击。但曹操毕竟孤掌难鸣，随着他的死，与门阀的斗争转入低潮。
司马氏狂欢式的门阀盛宴，差不多眨眼间毁掉了曹操全部革命成果，文化还乡团的肆虐，让社会陷入比曹操革命之前更黑暗更沉重的枷锁中。
这个时候，竹林名士登场了，阮籍和嵇康如双子星一样，拉开了小雅传统反抗绅权专制的大幕，吹响了个人主义的号角。
相比之下，嵇康的光芒更加更耀眼，而阮籍的影响更为深远。
嵇康的死成为中古文化史最耀眼的传奇，上千年来让后代士子神魂颠倒。但人们把它作为一种美学象征来膜拜，却从不挖掘它深刻的革命意义。
阮籍的狂成为古代文化史最鲜明的样板，上千年来让后代士子梦绕魂牵，但人们把它作为一种人格标榜来效法，却从不挖掘它沉重的现实意义。
但他们的革命意义和现实意义，才是小雅复兴的最宝贵财富。
嵇康是用大雅的方式抒发小雅的情志，最后狷介亢厉而死，他的背影激励着后世不屈不挠的反抗精神。而阮籍将大雅的情怀寄托在小雅的风尚里，最终摩擦出人性觉醒的曙光，成为中国文学个性觉醒的开山人物。把小雅的革命成果，永远刻在文化史的碑铭上。
还乡团的暴虐，可以毁掉嵇康的性命，断掉阮籍牛车的去路，但复辟的门阀专制，终究埋不尽嵇康的斗志，和阮籍孤愤的歌哭。那个时代强烈的个人主义色彩，饱蘸了文化专制的血腥，却也挥洒出小雅个体价值至高无上的斗志与豪情。
正是从嵇康阮籍等名士的苦难历程中，小雅从注重个体价值的原生态，迈向了个人主义的文化立场。而小雅精神也彻底和绅权的文化专制分道扬镳，成为中古时代最坚定的革命力量。此后，小雅执着的个人主义文化追求，构成绅权文化专制中一道靓丽的人文风景线。
07、名士的抗争
小雅的革命，转入个人主义的张扬，其实也是党锢之祸的后遗症。
党锢粉碎了大雅干政的梦想，差不多把雅道赶出了政治文化圈。从此，雅道群体不得不与政治保持距离，继而曹操和司马氏走马灯似的厮杀，更是让漩涡中的雅道群体无所措手足。想要守住雅道的底线，就只能撇清社会关系的羁绊，回到人与自然的原生关系中。
这就是魏晋时代自然和名教之争，而名士文化，就在这次争论中挺出，高举自然的大旗，反抗名教的压迫。这一斗争，就是小雅革命在文化史上的具体形态。
名士的思想武器是玄学，名士的思想支点偏倚道家，但名士从文化底色上却有很浓的小雅色彩。第一代名士领袖嵇康阮籍，无不如此。特别是阮籍，基本上就是后世小雅文化圈的总瓢把子。
和曹操不同，曹操兼具国风、大雅和小雅的品质。而阮籍身上，基本上看不到国风的影子。和“粗鄙”的曹操相比，阮籍更文雅，更具“知识分子气质”，和他绝少国风的影响，文艺上文化上完全“脱离群众”不无关系，很明显，阮籍雅道的纯度比曹操高得多。曹操在后世颇遭非议，阮籍则备受推崇，大抵也与这纯度有关。
这种高纯度的雅道，成就了名士的文化威名，但也限制了名士的文化出路。让名士的文化斗争大打折扣。自然和名教并不是当时文化矛盾的根本，才性合异才是社会矛盾的节点，谈自然名教，倒也无妨，说才性合异便凶多吉少。非要撇清社会关系的羁绊是一种小布尔乔亚的异想天开，“鸟兽不可同群”，人是没法摆脱社会关系羁绊的，名士绕开大雅的现实关注，规避曹操的现实抗争，想在社会之外另起炉灶，最终只能让革命虎头蛇尾。
而个人主义的膨胀，也成了小雅复兴的先天不足，小雅在个人主义的路上越走越远，风景虽然靓丽，终究难成大器，只能越走路越窄。靠个人奋斗个人抗争改变社会状况的努力注定一败涂地，更何况，若根本没有抗争的意志，只追求个人主义的张扬，在强大的社会关系网面前就更显得不堪一击了。这算是名士抗争的必死局，也堪称小雅复兴的瓶颈。
有了这个先天不足，名士的抗争取得怎样巨大的成就，都注定走不远。哪怕它走到谢安那样的地步，也注定只能像流星一样划破天际，最终背离它的初衷，沉入寂寂长夜。
08、名士的门阀
名士本来是反门阀的中坚力量，是魏晋时代新文化的生力军。
但随着彼此力量的消长，社会环境的大变革，政治格局的重组，有一天名士自己也成了门阀，名士和门阀的斗争，也就只能尴尬地歇幕了。
门阀的专制不仅限于文化上的，更延伸到政治经济及社会各方面。当门阀势力自我膨胀的速度终于突破社会适应度的底线的时候，经济塌陷政治崩盘社会解体，就蜂拥而起。这是个挺尴尬的事情，打倒旧门阀的，不是名士，而是社会危机激发的民族冲突，是五胡乱华。而名士，恰恰借着五胡乱华的风云之势，在江左接盘了旧门阀的政治班底，上升为门阀中的新贵名士门阀，从而把一次风生水起的文化革命，变成了一种争名夺分的文化暴动。
这不是小雅精神的本义，但却是名士文化的合理结局。此时的小雅，尚不能认清绅权文化专制的极权本质，更无法撇清自己和绅权文化的血脉连带，阮籍嵇康一辈，在文化还乡团的屠刀下激起的革命觉悟，随着他们那一代人的故去，随着民族矛盾激化暂时掩盖了文化矛盾的尖锐性，一点点消磨掉了，等到江左名士崛起的时候，才性合异已经轻烟般散去，自然名教也代替大雅成了庙堂的高头讲章。名士成为门阀的理论准备也就基本完成了。
把大雅做嘴炮，尚可以表现出力政敦俗的模样，等到玄谈做嘴炮的时候，差不多就是嘴炮叠嘴炮，成了怠政败俗的实锤了。
江左的名士门阀政治乏善可陈，几成笑话，形同代议制政治的民主戏，个人标榜的走秀场。小雅的个人主义精灵，一旦落到国家大事的会议桌边，就像是软脚虾一样，无论如何挣扎都上不得台面。
因此，虽然名士门阀在江左政治中取得了空前绝后的政治地位，但它陷于内耗毫无建树，用自己的无所作为耗尽了门阀势力的最后一点香火，彻底堵死了后世门阀主政的路。
名士背叛了文化革命反抗门阀的初衷，自己成为门阀，尽管如此，它却以变态的方式永远终结了门阀政治。从这个意义上讲，名士门阀，也算是小雅革命的遗嘱执行人吧？
09、谢安的影响
将名士门阀政治推上巅峰的是谢安。
谢安是名士领袖，无论士林影响力还是政治成就上，他都堪称名士圈的巅峰人物。
作为名士领袖，谢安继承了林下名士的文化号召力，但摒除了林下名士粗犷冶荡的风格，使名士品质彻底文雅化。作为政治领袖，谢安整合了流民资源，协调了门阀关系，遏制了前秦攻势，守住了半壁江山，堪称名士门阀政治的擎天之柱。
他用鲜明的个人风格，重新定义了雅道，又用惊人的政治成就，为他的新雅道树起崇高的威望，成为后代士子心向往之的雅道楷模。在他的影响下，谢家子弟风雅相承才俊辈出，在谢安身后的数十年里，雅道几乎成了谢家的家产。
但谢安和当时名士的雅道是有很大区别的，当时的名士，受林下影响，都沉溺于小雅的精神界域，即如名将谢玄，也不免流连于杨柳依依雨雪霏霏中不能自拔。但谢安不同，谢安独具一种与时代格格不入的大雅情怀，在谢安看来，“訏谟定命,远犹辰告”的大雅理想，才深得“雅人深致”。可见谢安所谓的雅致，和当时的雅道大气候是不大和谐的。
对谢安来说，他的核心精神是大雅的远志，而小雅的情志只是他养誉的小草，是他与时进退韬光养晦的方便法门。
远志和小草的矛盾冲突，凸显为刻意的矫情镇物，在当时，就有人讥刺谢安矫情的虚伪。但谢安的伪，恰是他不合于时的大雅情怀与必要合于时的小雅风致的文艺锤炼，是一种着意的人文塑造。这种着意塑造中，谢安倒是抱着一种执着的真。
谢安善玄谈，这当然是名士领袖的必备技能，而谢安最擅长的是《庄子渔父》，今天谢安谈渔父的具体内容我们已不得而知，但渔父的内容却有典可据。渔父的主题就是贵真，所谓“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是渔父的主题，也是文艺创作的基本原则。谢安善谈渔父，必对真义有深刻的理解。
谢安的雅道之所以动人，之所以在后世产生深远影响，就得益于这份真。虽然谢安没有留下像样的文艺创作，但谢安用真挚的矫情把自己活成了一件文艺作品，这就是大雅之精和小雅之诚，化合成的文艺异变吧？
谢安对雅道的最大贡献，就是他第一次将大雅和小雅化合在一起，实现了雅道的文艺转化。谢安用自己的一生告诉后人，雅道不只是一种政治表达，也是一种文化品质。
谢眺谢灵运们，在谢安的基础上，为雅道加持了高格调的文艺范儿，使雅道的文艺品质越发精致化。但谢家子弟没有谢安那样深重的大雅情怀，只能在小雅的情志里翻跟头，因此，被文艺加持的雅道，竟失去了政治底蕴，渐趋于空灵的镜花水月。而这镜花水月的波光粼影，也被名士门阀的落日染成了血红色。
谢安死了，大雅的梦想也随着谢安的死与雅道诀别。从此，雅道走出政治角逐，走向文化竞技。谢安的传说，成了后世的楷模，而谢安的精诚真挚，却成了无人问津的烂柯。
10、小雅的出路
谢家子弟没能继承的精诚真挚，却被陶渊明全盘继承下来。这恐怕是谢安生前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乌龙。
当然，陶渊明继承的真绝非人们通常理解的那种不为物役的隐逸真趣与逃避责任的出世真情，这份真，恰恰是大雅之精与小雅之诚化合而成的那份文艺之真。
文化史上的陶渊明是一个虚无缥缈的隐逸符号，而历史上的陶渊明却是一个襟抱凛冽慷慨激昂的革命志士，是个金刚怒目式的伟丈夫，是志不得张的落魄英雄。
陶渊明是桓玄的亲信，荆州派系的骨干，谢家的政治敌人，名士门阀的文化对手。无论文化上还是政治上，都是谢安的死对头，但恰恰是这个死对头，成了谢安精诚衣钵一脉单传的精神传承者。
这并不奇怪，因为，在当时的士林，只有陶渊明和谢安，能了解政治的意义和文化的义务，能把个人的文化实践与坎坷的政治流变结合起来。
谢安深知覆巢之下无完卵的家国关联，他把自己的政治实践和维持家道紧密结合起来，从而超越了其他名士门阀狭隘的宗法局限，成为门阀时代最有作为的政治家。
陶渊明痛感在人屋檐下永无出头日的文化桎梏，他把自己的文化实践与争取自由紧密结合起来，超越了谢家后辈雅道个人情志的囚笼，成为后门阀时代最耀眼的文化明珠。
陶渊明也是有大雅情怀的人，他是一心要砸烂门阀专制为寒门士子争政治权力的革命志士，他把自己有限的政治实践都托付给荆州派的反门阀斗争，他是荆州派领袖桓玄最信赖的幕僚之一。那种改变政治格局，促进社会变革的志向，虽然与谢安的政治立场针锋相对，但他们天下家国的格局却一般无二，他们都超出了个人的政治诉求，上升为普遍的政治主张。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们不是做稻粱谋的政客，而是做社稷谋的政治家。也正是从天下家国的格局上，陶渊明获得了契合谢安的支点，继承了谢安精诚真挚的精神血脉。
但不同的是，谢安是政坛大佬，谢安的小雅之诚，有机会以大雅之精的方式落实下来。陶渊明只是个逃罪遁世的“流亡者”，他的大雅之精，只能以小雅之诚的方式抒发出来。因此虽然陶渊明一生蹉跎，远不及谢安显达，但陶渊明成就了自己的文化事业，他超越了谢眺谢灵运们的小雅文字游戏，以大雅为滋补，为小雅的情志找到了文艺的出路。
当然这出路并不宽敞，不仅不宽敞甚至还很狭窄，就像通向桃花源的那条窄径一样仅容一人通过。这也是小雅的最大麻烦。陶渊明虽然有社会变革的心，却昧于小雅的立场看不到社会的出路，历史证明，当时社会的出路在刘裕，在拓跋氏，在雅道传统之外。这是雅道铁粉陶渊明无论如何不能接受的。因此他为小雅找到的出路，就只能是一条险仄小径了。
但不管怎样，陶渊明小雅的文艺出路，与谢安大雅的文艺渲染，构成了中古雅道的两极，撑起了中古时代雅道的荣誉。陶渊明和谢安的名字，也用雅这个词连接在一起，成为中国雅道的双子星。
四、雅道的沦丧
01、雅道的衰落
雅道发生在神权社会迈入世俗社会的历史节点上，是世俗社会反抗神权专制的文化武器。
神权垮台，文化从祭祀手里转到士大夫手里，士大夫成为雅文化的守护者。
随着世俗社会的进一步成熟，士大夫凭借文化力量累积政治资本，终于成长为门阀政治势力，而成为门阀的士大夫也彻底从雅文化的守护者，摇身变成雅文化的垄断者。
后来大雅小雅的分分合合是是非非，说到底都是士大夫阶层内部的文化正统博弈，无论谢安为代表的豪族还是陶渊明所依托的寒族，都是士大夫内部的阶层划分，对全社会而言这种分歧属于士大夫阶层的内部矛盾。
而士大夫之外的农工商各阶层，其实早已经和雅道区隔开来，成为非文化的社会群体。
从这个意义上讲，雅道是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分水岭。这本来就是雅原初的社会意义，但在周代表现得并不明显，倒是随着门阀崛起雅道明目张胆地精英化，统治阶级内部斗争越发尖锐，才把这个矛盾进一步激化，把雅道提升到统治阶级文化标签的地位。
名士门阀，就是这一雅道嬗变的最终完成者。
但成之际犹毁之初，雅道在名士门阀手里，成了贵族的顶配，但也在名士门阀手里，走向没落。就在名士门阀携着雅道登顶的时候，北方的民族大融合已经孵化出崭新的社会形态，门阀氏族的政治大限迫在眼前。
门阀把雅道完全垄断在自己手里，于是随着门阀的退出政治舞台，雅道也同步衰落了。
就如门阀的没落有一个渐进的过程一样，雅道的衰落也同步渐进。
杨隋统一中国，门阀的性质发生根本变化，以文化自重的旧门阀失势，以军功显达的新门阀登场，虽然旧门阀视新门阀为暴发户，但政治权利集中在新门阀手里，旧门阀的雅道在社会上全线退却，只能沦为旧门阀内循环的私产。
到武周革命，连新门阀也被武则天的政治铁拳打得粉身碎骨，门阀的过渡期也告一段落，真正的寒族势力崛起，成为新社会新政治新文化的生力军，门阀把持的雅道话语权支离破碎，雅道也无可挽回地衰落了。
02、盛唐无雅道
盛唐是中国文艺的巅峰时代，但盛唐基本上没有雅道的影子，这算是雅道最大的尴尬吧。
盛唐人恣肆奔放，率性挥洒自己的个性，既没有雅道的分寸感，更不屑雅道的仪式感，如果说魏晋时代是人之觉醒的时代，那盛唐大约就算是人的解放甚至奔放的时代了。
从表现上看，盛唐人和魏晋人有些相似，但实质上完全不一样。
魏晋时期的名士，也豪放不羁，但骨子里却透着悲怆的郁愤，并表现为倔强的抗争。阮籍的佯狂刘伶的醉酒嵇康的亢厉，都是对当时乡愿当道士风陵替雅道凋敝的应激反响，他们心里是崇尚雅道的，只因为无法容忍附庸风雅的恶俗才以狷介的“不雅”来反抗时髦的“雅道”，以至真来反抗大伪。
盛唐人则不然，盛唐人的豪迈，透着从里到外的纯真的欢乐，连盛唐的苦闷都洋溢着一种青春的不知天高地厚的活泼风采。盛唐人从没想过要反抗谁，更没想过要树立什么，他们只是自由自在地挥洒自己。李白的醉是因为好酒率性，阮籍的醉是因为躲避司马氏提亲的媒人，杜甫的据床骂街是百无禁忌的恣肆，王羲之东床坦腹却是名士范的标新立异。
这就是盛唐的性格，盛唐人没有魏晋那么深的纠结。魏晋人的不雅，是因为内心深处对雅深深的执念，而盛唐人的不雅，是因为内心里根本就没有雅的条条框框。魏晋人的不雅，是做作出来反抗恶俗的时髦伪雅，而盛唐人的不雅，则是雅道衰落之际的人性迸发。
雅道的衰落，激起了文艺的空前繁荣。究其原因大致四个方面：一方面重塑了价值观念，为文艺打开了更广阔的空间；一方面解放了文艺形式，赋予文艺以更活泼更自由的生命力；一方面打破了阶层固化，为文艺提供了更广泛的社会基础；一方面促成了深刻的思想革命，为文艺打开了新时代的大门。
盛唐无雅道，是门阀解体雅道衰落的标志。脱去雅道束缚的光辉的盛唐文艺，也第一次向世人证明，打破阶层固化对人类具有怎样伟大的意义。
02、平等无雅俗
门阀解体，雅道衰落，必定伴随着轰轰烈烈的思想革命，而这伟大的思想革命，就是六祖惠能的南宗禅。
魏晋的大动荡，是社会重新洗牌。曹操自上而下的革命被门阀势力打压之后，社会开启了自我修复的模式，要用山呼海啸般的社会风暴荡涤两极分化的政治垃圾，还社会以和顺的自然面貌。违自然的阶层固化有多严重，社会自我修复时候经受的痛苦就有多剧烈，而社会动荡的痛苦越剧烈，其新生也越光明越持久。
魏晋的大动荡是痛苦的，它把门阀和普通百姓都置于一个人命如犬的悲惨境遇中，把人碾碎在尘埃中，在生死瞬息的尘埃中，重塑了人的平等意志。无论门阀还是普通百姓，面对民族战争的镰刀，都命如草芥，社会用如此血腥的方式粉碎了阶层固化的森严壁垒，让每个人在死亡面前见证的人之平等。
当此之际，大乘佛教传入中国，人生即苦众生平等的教义，为现实中人命如犬的残酷平等提供了理论依据，让人们对自己的现实境遇有了系统化的认知。大乘佛教在中国得以迅速传播，实与当时苦难的社会动荡不无关系。
而最终将外来的大乘佛教转化为中国特色的本土信仰的伟大人物就是六祖惠能，六祖惠能的南宗禅就是中国版的大乘佛教，就是最终在思想高度粉碎门阀政治的伟大思想革命。
六祖在人人平等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倡导下下人有上上智，上上人有没意智，彻底把雅道塑造的社会结构从头到尾调过来，算是在思想上把下下人举到上上人头上。这就是六祖禅最伟大的革命性所在。
下下人和上上人在文化地位上颠倒了位置，原本区隔上上人下下人的雅俗观念也就土崩瓦解，俗的下下人，比雅的上上人更具文化潜力，雅道的整个价值体系瞬间就头朝下脚朝上拿起了大顶。山呼海啸的社会动荡终于酿成了翻天覆地的思想革命。而那个坦然地昭告世人自己不认字的六祖惠能，就站在这伟大的思想革命的鳌头，照妖镜一样照出了雅道偏狭鄙陋的阶级属性，了结了雅道的文化生命，打开了文化的新纪元。
这个新纪元承诺文化成就面前人人平等，而平等的众生鱼贯走在追求成就的路上，他们之间只有努力程度根性利钝的差异，他们之间再无雅俗之别。
04、雅道的余烬
六祖的思想革命，终结了雅道的文化霸权。但并没有根除雅道的影响，雅道的文化性死亡只是暂时的社会现象，如果社会经济结构没能产生彻底的变革，那么雅道的余烬就不可能彻底熄灭。
衡量一场革命的意义，不仅要看革命的目标，还要考察革命的结果。南禅的思想革命，的确打碎了门阀的壁垒，但并没有建立起真正的平等社会，这场革命从价值观上重塑了社会平等观，但却没有能力从政治经济层面完成真正平等的社会变革。
从这个意义上讲，六祖惠能的思想革命，和曹操的政治变革相仿，都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文化革命运动。只不过曹操是政治地位的自上而下，六祖是思想观念的自上而下。这种自上而下，无法真正深入到社会最底层力量，因此无法触碰社会的最核心问题，也就无法引领社会的最本质变革。
六祖的革命也有一个是否将革命进行到底的问题，遗憾的是六祖的革命实践，终究还是较他的革命主张落后的一步。
六祖虽然在革命主张上把下下人置于上上人之上，颠倒了雅道的价值观，但六祖在实践上却因固守平等的原则，稀释了革命主张。
革命本就是革除积弊，所谓积弊，就是积重难返的弊病，唯其积重难返，才需要在相当一个时期内坚持贯彻革命措施，以便清楚余毒消除积弊，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那么解三尺之冰岂能一蹴而就？必要将革命措施贯彻到彻底清除积弊，才能真正实现革命主张，这就是能否将革命进行到底的问题。
六祖提出了革命性的文化主张，却在实践上走了改良的道路。他承认文盲穷苦人具有上上智，又让文盲和刺史一同听法，但文盲久经文化压迫，并无文化觉悟和文化实践的基本技能，因此六祖的文化实践，迅速成了刺史名绅士大夫的法会，被革命主张高高举起的下下人，在改良的文化实践中依旧被上上人踩在脚下。
设若土改只是把种子分给农民，却让地主保留土地和生产工具并与农民共享种子，那在接下来的生产实践中，任何革命性的成果都毫无意义。
这就是六祖惠能思想革命的局限性，它既是历史地局限性，也是宗教的局限性。这个局限性，撕开了思想革命与社会现实历史现实的裂痕，而雅道的余烬，就深埋在这裂痕之中，一待新势力腐化为旧权威，它就将死灰复燃重操它精英主义大棒的反动职业。
05、新贵的养成
旧门阀退出政治舞台，新士族崛起。
惠能完成的思想革命与武则天推广的科举制度，从思想层面和政治层面，终结了门阀的思想专政和政治垄断。但社会经济层面的变革却没能跟上思想政治的步伐。两税法虽堪称中古时代影响深远的经济变革，但封建所有制形式不仅丝毫没有动摇，相反还凭借思想文化的革命成果，借着两税法的鼎故革新之利，得到空前繁荣的发展。
于是，没有经济基础的所谓思想革命和政治革命，归根到底，只能是为封建所有制续命的大还丹，与真正意义的社会革命，真失之毫厘差之千里。与武则天不同，惠能立场上持更激进的革命态度，但最终在实践上，他们只能殊途同归，成为新权贵的助产士。
这一次走在前面的是武则天的科举制度。
科举制度在破除门阀势力的斗争中居功甚伟，它用平等的理念彻底粉碎了门阀对政治权力的把持，激发了广泛的政治参与热情。这种热情成就了盛唐辉煌的精神面貌。
但盛唐的辉煌只是昙花一现。因为没有深刻的所有制上的革命，政治制度上的革命无论如何激进最终都会走向反动。科举摧毁了门阀势力，但旋即被自己的反动腐化吞噬。
为了提振科举制度的势力，科举出身的新士子，结成同盟与反对科举的旧传统斗争，但斗争很快发展成无限制的自由博弈，进而恶化为无所不为的朋党之争。
在朋党之争中，新士子强化了自身的力量，形成了新势力。可是随着新势力一步步取得斗争优势，随着新势力逐步掌握政治决策权和经济主导权，新势力就发展成新贵，成为门阀之后的社会专制力量。
说来有些荒谬，其实科举新势力重复了历代农民起义的故事，由反抗压迫而起，一旦成功就异化为新的压迫势力。
藉由科举形成的新势力，腐化成新贵，标志着中国社会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由封建门阀政治升级为封建官僚政治。新时期里，政治的主导权易手了，但封建所有制的性质不仅没变，其经济掌控和政治统御的能力还得到加强。
当这种加强强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新贵必然会按照自己的意志去重新设计文化权力的规制。至此雅道死灰复燃的时机完全成熟了，而为雅道招魂，重塑更严酷的文化专制的新贵，就是宋代兴起的士族新贵——以经济为车以政治为鞭以文化为矛的绅权新势力。
宋代绅权分子，重塑了中国的文化体制，也重新包装了雅道传统，从此，雅道导入毫无建树异常反动的亢龙之路，一路奔向它的最后末日。
06、打造新儒教
新势力最终成为新贵，必要在理论上建立自己的权威体系。以实现政治统摄与社会统御。
唐代科举是以诗赋取士，见的是才情，文人的性情，不合则彼此轻视，合则沆瀣一气汗漫不羁，纵然在利益上取得一致，形成合力，也很难在理论上达成共识，结成广泛集团。
但随着文人势力取得压倒性优势，建立文人集团广泛的联合成了当务之急，需要为文人集团确立形而上的道统，用统一的价值观约束内部、压制外部，就是在这种理论大环境下，新儒学诞生了。
新儒学是因科举产生的文人集团，为自己建构的道统地位。他们借鉴甚至挪用了大乘佛教的资源，为旧儒学嫁接了形而上的价值体系，使旧儒学演进为新儒教，并确立了自己新儒教祭司的文化地位，开始了利用新儒教统御全社会的历史征程。
汉末大乱之后，东汉门阀统御社会的旧儒教土崩瓦解了，玄学颠覆了它的价值体系，五胡战争摧毁了它的社会基础，大乘佛教的传播，更是挤压了它的理论空间。从魏晋以后，儒学基本游离在主流和边缘之间，一直没能重振东汉的声势。
直到中唐，新兴的文人势力逐步在政治上站稳脚跟，重建儒家道统的工作也提到议事日程上来，重建儒家道统的开山人物就是韩愈。韩愈在宋代崇高的声誉其实并非由于他的文采，而是因为他是道统复兴的一世祖。
到了宋代，重建儒家道统的工作轰轰烈烈地展开了。这一浩大工程断断续续从北宋绵延到明末，一步步把新儒教举上了至高无上的地位。
建设新儒教，让新兴文人集团成功转型为儒学集团，从才情摇身变为道统，从而赢得了文化上的话语权。伴随着新儒教的一步步发展壮大，新兴的道统集团，也从文人集团新势力，升级为道统集团的新贵。官僚形态的绅权集团诞生了。
藉由新儒教的建设，新兴绅权集团率先把大雅的旗帜擎在手里，再次挟家国情怀的大旗号令天下。但朋党倾轧和政治腐化，早已将大雅的公心摧毁殆尽，失去公心的大雅，彻底成了政治实践的嘴炮，新儒教的高头讲章。
07、阉割六祖禅
新贵只关心本集团的利益，他们差不多明目张胆地把自己的立场和百姓的立场对立起来。文彦博就曾公然警告皇帝要与士大夫共治天下不要与百姓共治天下，肆无忌惮把士大夫的利益和百姓利益对立起来。
这种肆无忌惮的精英主义立场，是和六祖惠能的南宗禅大众观水火不容的。但南宗禅在中晚唐已经壮大为显学，在社会上取得了广泛影响力。新儒学中的心学就曾对六祖禅施展过乾坤大挪移。因此，新贵若要在意识形态上一统天下，必须彻底消除六祖思想革命造成的反精英主义的影响，阉割六祖禅的大众观，是新贵精英绕不开的艰巨工作。
唐代的禅宗传承中，尚不乏下下人觉悟的记载，但唐代禅学的法会，已经很少听见下下人的声音了。六祖的大众观，其实在他身后就已经逐渐湮灭，马祖道一之后，禅风日渐诡谲，脱离群众的高精尖特征越来越明显，禅宗差点因公案和话头沦为秘法。若非百丈用清规把禅修牢牢地系于大众生活方式中，禅的大众观怕是用不着等人下刀就已经退化得无影无踪了。
因此，宋人对六祖大众观的阉割，倒不是体现在他们如何清除大众观的思想因素，因为在他们之前，大众的痕迹已经所剩无几了。宋代新贵对六祖禅的阉割，主要表现在他们彻底割除了六祖的大众观，然后把被阉割的六祖禅，拿来做他们的仆婢，装点他们的生活趣味，标志他们完全个人性的文化品味，换句话说，他们把阉割的六祖禅丑化成他们案上的盆景枕畔的贴花，把失去大众依托的六祖，蓄为奴婢。
于是北宗渐教的半吊子居士王维成了禅诗典范，北宋嘴炮野狐苏东坡们成了文人禅的楷模，六祖禅在文艺的标榜与文学的绑架中，彻底精英化，也彻底反动化，最后终于从伟大的民权思想革命，沦为卑微的绅权文化标签。从此以后，琴棋书画诗酒花茶无雅不禅，禅成了新贵雅道的标配。
在被净身的六祖禅的侍奉下，士大夫完成了自己的文艺定妆，集齐了“文质彬彬”的精英主义顶配，获得了文化上碾压全社会的实力优势。
新型士大夫，长成庞然大物，绅权专制的时代到来了。
08、统一大小雅
新型士大夫用道统重建了大雅的权威，又用六祖禅丰富了小雅的内涵。至此，新型士大夫，完全恢复了儒家道统，而且表面上把大雅和小雅统一起来。所谓统一，就是一个新型士大夫既有大雅的政治范儿又有小雅的文艺范儿，不仅是一个昂首挺胸的大政治家还是一个百转千回的大文学家。实现了事业个人的双丰收，成为真正令人艳羡的人生赢家。
将大雅和小雅统一起来，可是空前的大事业。
历史上，大雅和小雅从未统一起来，即便在反抗神权的斗争中，大雅小雅也只是和衷共济和而不同，也还依旧是各司其职各尽其事。大雅始终站在号召激励匡正的一线，而小雅则一以贯之地以感染影响讥刺潜润人心。二者立场不同因此原则职能有别，如果双方都克尽自己的本分，是没法统一在一起的。
西周之后，大小雅的关系就没有那么和谐了，大雅高据政坛，却空话连篇，小雅偏居下位，则牢骚满腹。到了魏晋之际矛盾尖锐的时候，官面上的大雅视小雅为伤风的根本，市面上的小雅视大雅为败俗的根源，双方差不多不共戴天刀兵相见了。政治崩溃社会解体也彻底撕裂了大小雅的关联。
当然也不乏英睿之士一直牵挂雅道的真意，力图在分崩离析的雅道末世守护雅道的尊严，可是以大雅鸣小雅的嵇康被杀了，以小雅文大雅的阮籍装疯了，以小雅养誉以大雅立功的谢安绝后了，以大雅立心以小雅安身的陶潜遁世了。
雅道最终在支离中消亡了。
没错，雅道已经死在门阀士族时代。只有已经死了的雅道，才能配饰一样佩戴在同一个人身上。因此，新型士大夫只能嫁接佛教创建新儒教，却没法复活已经死了的雅道。他们只能用大乘教义贴在大雅的脸上，再用禅学意境抹掉小雅的尸斑，像殡仪馆美容师一样，把雅道装扮出栩栩如生的模样。但这种美容不是安葬雅道，而是要把被香熏透的雅道遗体贴在自己脸上，来增益绅权无上的文化荣光。
所以，新型士大夫统一大小雅，实则是借雅道的尸还门阀专制的魂，从而获得比门阀士族更强大的文化专制威权。
09、雅道的末日
绅权只想借雅道的尸还文化专制的魂，雅道终不能妥善安葬。
绅权的私欲断送了雅道新生的机会，彻底把雅道推向末日。
雅道的末日，表现在雅道在绅权那里丧失了最起码的真，完全变成了装点和纹饰。
后世绅权的雅文化，充斥着矫揉造作的闲篇和附庸风雅的矫情，真正的雅人深致湮没在魏晋的烟霞中，雅道成了行为艺术家的排练厅。
以插花为例，插花原本是对自然生命的珍惜和敬畏，庄严的仪式感只是深挚的爱惜情的表现形式，是要再现鲜花活泼的质感，和自然的生趣。插花的魅力不在于别致的插法，而在于真挚的惜花心，把每一片花瓣摆放在龛中，让它在生命的本来色泽中一点点地枯萎，那份虔敬的珍惜与挚爱，虽无插法的渲染却具足了花道的真谛。
而绅权统一大小雅的雅道，恰恰把这份真挚彻底统一掉了。
以王维为例，宋人称王维诗有禅境，但王维自称“一生几许伤心事不向空门何处销”，丝毫不以禅为意，只是要以空门排解心绪。王维的诗虚寂空灭，全无生趣，与六祖禅的活泼刚健毫无关联。把王维的虚寂空灭附会成禅，既失了王维的真意，也昧了禅法的真义，双重的失真，只能导致后世百倍的附庸风雅和矫揉造作。
这就是绅权雅道的死结。
当初谢安倡导真，善言真，将雅道的灵魂释为真，算是在庙堂之上挽救雅道的最后的努力，谢安之后，雅道之真就随着陶潜上山下乡了。
到了绅权时代，真差不多已经成了雅道的最大忌讳。在谢安的时代，尚真的谢安犹能成为名士领袖。到了绅权的时代，谁要敢和真沾边，必被扣上不雅的帽子，濒于文化性死亡，甚至沦于众叛亲离的境地。唐寅、李贽、金圣叹辈的遭际无不儆雅道之真的效尤。
绅权之雅道与真不共戴天，于是就只能被窒于形式主义的法坛上，永世不得超生。雅道的末日，就牢系在那形式主义的森严法坛上。
10、雅道的新生
雅道的末日，是绅权雅道的末日，而不是雅道的末日。
绅权失真的雅道，最终只是让雅道在绅权那里彻底消亡，只是让绅权从此与真正的雅道彻底无缘。而雅道，诀别了绅权的文化专制之后，也只能到更广阔的疆域去谋求自己的新生。
从原初上讲，国风是大雅小雅的社会基础。有了国风的社会底色，才生出大雅的政治风骨和小雅的文化色彩，大雅小雅的决裂、窒息乃至消亡的历程，其实是它们与国风渐行渐远的过程。曹操是最后一位兼具风雅的文化巨人，曹操之后，雅道再无风的痕迹，风也和俗合成风俗，先于大雅和小雅的决裂，与雅道彻底分道扬镳。
失去了风的哺育，雅道便如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只能日渐其枯萎，这是雅道衰亡的大环境大历史根源。当阶级分化发展到阶层固化的地步的时候，风雅便成了霄壤之隔，雅道的末日也就已经注定了。
因此雅道的新生，只有一条路可走，就是重新回到风的滋养中，在新形势的风俗中，蕴育新风俗下的雅道。雅道枯死了，但雅道的种子还在，把雅道的种子重新栽入风的沃土中，雅道才能重获新生。
因此，心系雅道的士，得走与农工商相结合的道路，才能为雅道找到新生的路。而且是与农工商相结合，接受农工商的再教育，而不是教育农工商与士相结合。士与农工商相结合是雅道的新生，胁迫农工商追随士只能养成大批附庸风雅的伧夫。
雅道必得先脱去为绅权文化爪牙的身份，才能新生，必得先撇开一切功利主义的计较，才能获救，惟此雅道的出路只能从挣脱绅权的拘禁开始。
于是真正的小雅拂袖而去，在颠沛流离中批判社会的庸俗反抗绅权的专制，真正的大雅揭竿而起，在血雨腥风中重建社会的公平打击绅权的暴政。
绅权统一了大雅小雅，把真正的小雅逼得离家出走，把真正的大雅逼得落草为寇，也把雅道从庙堂之上，逼到了江湖之间。
雅道沉潜江湖，绅权其实丧失了雅道的依傍，因借雅道之尸还文化专制之魂，最终也把自己还成了尸位素餐之辈。
有朝一日，雅道在江湖之上重获新生的时候，也就是绅权文化专制身首异处之时。
绅权的兴起，就是雅道的末日，同理，雅道的新生，就是绅权的终结。
五、雅道的出路
01、到群众中去
容不得真，把文化彻底官僚化，把绅权的文化圈做成了人性的粉碎机。
身处其中的人，无论地位高低，在真的关节上都有一肚子苦水，欧阳修也罢，苏东坡也罢，略想在文化上有所树立的人，无不在真的问题上备受摧残，为绅权文化圈平添了布尔乔亚的感伤和落寞。在伪滥不可救药的绅权文化圈，唯有这份消磨心志的感伤和落寞是特别真挚的。绅权文化其实在北宋就已经死了。甫一出世即已故去，也算是绅权文化的老成品相吧？
已死的绅权文化，从北宋时代就已经尝试着到群众中去，宋词就是这种下放的文艺标志。但宋词的到群众中去，程度既浅规模也窄，基本上只能算是茶余饭后的副业，虽成绩斐然却无以形成深刻的社会影响。士大夫没有主动深入到群众中去的觉悟，只能蜻蜓点水地和群众擦出零星的火花。
到元代，士大夫被蒙古人的屠刀驱赶到最下层，士大夫才算是真正走到了群众中去。一些士大夫中真正的精英人物，打磨出与群众密切结合的新文艺——元曲，雅道的种子，终于沉潜于群众的土壤中，开始蕴育新生。
元曲远不能算是雅，它只是风的一种与时俱进的嬗变，但这种嬗变，因为落寞士大夫的参与，而兼备了雅的因素，雅道的种子，才得以在这种风的新形态中生根发芽。
元代是雅道大规模逃离绅权拘禁，到群众中去的大时代。
元代之后，绅权便丧失了文艺的荣誉，只能死抱着道统的威权，以礼教的大棒肆文化专制的私欲。而文艺，成了群众的文化资源，并以小说的形式发扬光大。
正是从元代开始，中国文化迎来了第二次启蒙，开始了从绅权文化迈向世俗文化的艰难起步。伟大的民权文化也如初开晓雾，现出一抹霞红。
02、潜流与巨浪
用乡愿和矫饰扼杀了真，绅权掌控了顶层文化话语权，实行乡愿和矫饰的文化专制，大雅和小雅双双出走沦落社会底层。
小雅沉潜下位，枯守真的薪火，差不多用生命与雅道相守。他们在苦难颠沛中，存一份坚贞，在绅权的文化覆压下绝望地保持独立的人格。“江山父老能容我，不使人间造孽钱”，就是偏执孤傲的小雅道统，面对绅权文化霸权时那虚弱而义无反顾的宣言。
小雅像陶渊明一样，溢出神权体制之外，也像陶渊明一样，努力坚守文化制高点去抨击体制，反对体制。这种反对仅限于文化的反对，因此凸显为精神的叛逆。
可以说，从绅权独霸文化天下以后，小雅就成了文化进步力量反抗绅权文化霸权的精神堡垒，一长串沉沦下品的名字，用颠沛流离的人生，抒写绅权时代文化最后的尊严。
相比之下，大雅的反抗更为激进。大雅没有小雅的个人主义的自我期许，而是满怀着天下苍生的济世情怀，因此大雅绝不肯止于发牢骚，更不肯满足于做文化讽刺与批判，大雅总要拍案而起，为改变现状发出自己的声音。
因此，每到小雅独立人格的涓涓细流终于撑不起社会的最后一丝活力的时候，大雅就会挺身而出，在怒潮般的民权暴动中，实践自己的社会改革主张。
总的来看，小雅是独立精神的涓涓潜流，而大雅就是斗争意志的滔滔巨浪。大雅和小雅，虽然再没有精诚合作过，却在各自的立场上，为雅道的保存和传续，尽着自己的力量。
因所职殊异，它们貌似再也没有任何共同语言，斯文叛逆与社会反王，早就天悬地隔，一个成为众生艳羡的文化偶像，一个成了百姓爱戴的救世魔王。表面上看，小雅独专了文化的声誉，而大雅成了尚武不文的伧夫。但究其根本，它们都不失其真，小雅真心守护个性的独立自主，大雅真心要改造世界谋求公平。
在绅权文化专制的黑暗时代，真，就只能以如此悲壮的方式，生长在社会精英的苦难与坚守之中。
03、真挚的背面
到群众中去，是雅道的改造过程。须知雅原本是对俗而言的，是统治阶级区分非统治阶级的文化标签。所以雅道从本质上是彻头彻尾反群众反人民的。
惟其如此，到群众中去改造雅道，是艰巨的任务。雅道这棵种子，必须在风俗的沃土中，除尽高俗一等的骄矜，才能真正获得生机。
这就引出另一个问题，并不是所有的真都值得保存，并不是所有的真都有益于新生。比如小雅真切地觉着自己高群众一等，真切地把群众看成群氓，这样的真就是必须要在风俗的教育中彻底粉碎的。如果小雅死抱着高人一等的真，那它就只能枯死在风俗的沃土中。
事实上，历代的小雅差不多都没有摆脱枯死在群众中的命运，就因为他们死抱着高人一等的骄矜，既不肯屈服绅权的压迫又不肯屈就民权的支持，最后把自己夹死在高处不胜寒和我独不得出的窄缝中。
相比之下，大雅要比小雅幸运些，大雅热心社会改造，深知和众的必要性，因此断不敢像小雅那样任性地孤芳自赏，把大众当成乌合之众。大雅与群众的结合往往比较彻底，甚至彻底到被庙堂的绅权和江湖的小雅双双开除文化之列的地步，事实上，无论是管科的文化还是民科的文化，都已经不把江湖的大雅当成文化了，大雅在社会实践的路上走得太深太远，因此已经在绅权时代文化性死亡了。
但大雅的真也有自己的瓶颈，它把改造社会重建公平当成个人的事业，和众只是它成就此事业的手段，因此它只能在方法论上全面接受风俗教育，在世界观上丝毫不能走出雅道的阶级局限，在世界观上，它也是真挚地觉得自己有着比风俗更高尚的社会理想，骨子里它其实也把群众当成小富即安没有远大理想的乌合之众。
无论大雅小雅，若沉沦江湖之间仍死抱着这份高人一等的真挚的自我标榜，那它们的文化实践就只能是颠沛流离的悲情之旅，它们就永远也不能在风俗的沃土中获得新生。
历次民权运动的虎头蛇尾甚至走向自己的反动，就是大雅精神的阶级局限性使然；从逢权必反的精神自由恶化成精致利己主义，就是小雅精神的精英主义局限性使然。
大雅和小雅真切地觉得自己是精英，而群众只是泥土，那它们就只能挣扎在群众的“泥塘”里，永无新生之日。
这就是真挚的反面，也是卡在雅道咽喉上的一把精英主义大锁。
若扭不过这个真，雅道就没有未来，新雅道也就毫无希望。
04、问题的解决
我们用两万多字简述了雅道的前世今生，力求捋出一个简明扼要的雅道嬗变线索。但也只是坐高铁观花，实在难尽其要于万一。
雅道这个题目，是个大题目，它差不多成为绅权文化史的副标题，即便是提纲也绝非两三万字能涵盖，所以这里大约只能算是一个提纲的纲目，就几个重要问题点到为止吧？
但要说到简，我们不得不回到梅花兄的原句。梅花兄称“朴真多趣俗成雅”，其实已经至为简要地回答了雅的问题。
朴真多趣就是新雅道的出路，而新雅道的前提就是俗成雅雅为俗，消除雅俗分别，实现彻底的文化解放。
雅道若要新生，必要通过自我革命或社会革命，革除这种自以为是的真，发扬那种匡正天下和精神自由的真，去彼真存此真，然后与群众的朴真深度化合，彻底改造自己的阶级属性，最终成就意趣活泼的新雅文化。
群众若要解放，必要通过社会革命或自我革命，超越那种自足自安的真，焕发那种团结互助和艰苦奋斗的真，去彼真存此真，然后与雅道的多趣广泛融接，彻底超越自己的阶级局限，最终托起质朴弘深的新雅文化。
雅道向群众求朴真，群众向雅道求多趣，只有雅道和群众真正实现深度的结合，才能最终成就朴真多趣的新雅文化。
谢安石若执着多趣，就失了真而流于滥，只能成为旧雅的草标；赵树理若执着朴真，就失了趣而陷于鄙，只能成为新俗的土偶。
多趣和朴真算是雅道和群众各自的精神舒适区。而新雅文化的建设是前无古人的创举，必要走出自己的精神舒适区，从事艰苦卓绝的文化探索，才能成就雅道的新生，焕发新雅文化的生命力。
在这新雅文化的蓬勃生机中，雅俗之别将永远埋葬在旧绅权的文化遗冢里，人类将迎来文化解放的崭新民权世纪。
作者李梦痴简介：
自况
马导师私淑弟子，毛教员星火余薪。
体制外文化学者，传统内旧体诗人。
自述/知命前
江湖落拓事无成，空把浮生许太平。
时调不烦人欲浅，一襟烟雨即余生。
自述/知命后
鬼雄前世烈，造化此生新。
儒法丧家犬，夷齐掘墓人。
问心还问迹，忧道不忧贫。
剑扫春风遍，天花未染身。
作者画像（金雨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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