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暗花明又一村（下）    

        李金山

        出了监狱大门，我顿感外边的天地是那样新鲜，视野忽然开阔起来。街上人来人往，没戴手铐的我走在人群中，也深感轻松利索，特别是不会受到路人的歧视和指骂了。但是以后究竟还要遭到什么磨难，就不得而知了。回到工厂保卫科，经介绍我便认出了在监狱审讯过我的审讯官，也是最蛮横的审讯官之一，竟是从西安新调来的工厂保卫科长纪振中。当天是星期六，我要求回家，去看望我阔别一年有余的父母及我日夜思念的娇妻爱儿。

        这天下午，我怀着凄惨的心情回到老家，父亲老泪横流，母亲泣不成声，妻子热泪盈眶，女儿欢呼雀跃，全家人喜忧参半，喜的是我的突然回来，给全家带来了光明和希望，忧的是今后不知怎样生活。父亲说：“是不是还叫你回漯河工作?只要能在漯河，干什么活都行，千万别再远走了。”我深深体会到他是多么希望儿子守在他的身边。舔犊之情，人皆有之。当晚我与妻子倾诉了离别后各自的苦难，“小别胜新婚”、这个“别”是不辞而别、是生死离别、是别后重逢，她抚摸着我骨瘦如柴的身躯，滴滴热泪流在我的肩上。那天晚上有说不完的话，一直到天亮，我俩一眼没合，完全没有睡意。第二天，我又去花牛陈村和王店学校去看望了两个苦难的孩子。星期一我该回工厂了，妻子抱着爱女，一直送我到村庄外，才依依不舍地挥手告别。我走了很远回头看看，她依然站在那里。

        麦收以后，由于粮户关系仍然握在手里，当然没有资格在农村分到口粮，父母哥嫂及他妗子家，还在供养着这个支离破碎的家，也不是长久的事，所以我和老伴商定回35]5工厂去，就是饿死，也死在一起，就是讨饭，熟人也多一些。   

         回到3515工厂，我们借住在一间临时招待所里，没有床铺，有几个胆大的好心同事，偷偷地送去两张草席，在冰冷的水泥地上打个地铺，一家五口席地而卧，可这比监狱的地铺强多了。半个月后的一天，招待员老郑去问：“这里是招待所，你们什么时间走呀!”我说：“老郑师傅，你也知道我们已是无家可归的人了，我们无处可去，我知道撵我们走，这不是你的本意，我不给你为难，你回去告诉李科长，就说李金山不肯走。”   

         一天，我上夜班在“家”休息，天阴的直滴水，李科长推门进来。他的脸比外边的天色还要阴沉，完全没有我教他文化课时的表情，向室内环视一圈后说：“听老郑说你不肯走!这里是招待所，要收费的。”说着，把收费标准贴在墙上：每天收费2元。“你交得起吗?”我说：“我还在厂里上班，你从工资里扣吧!这一代扣不完，还有下一代呢！”     

        住的尚好迁就，五张嘴每天吃饭可就难了；粮户关系无处上报，不供应口粮，原来我身上带的粮票和现金，入狱时被公安局没收，没有归还，所以必须趁中午到街上去买高价粮，出入工厂大门，还要去向保卫科长请假，每次去敲保卫科办公室的门，我都要徘徊很久，不得已才去敲，等待我的都是凶神恶煞般的训斥。一次，纪科长很不耐烦地说：“你不考虑怎样交待你的犯罪材料，一来就是你的吃饭问题。我问你交待材料重要，还是吃饭问题重要？”我大着胆子说：“你下了班有饭吃，晚上有床睡，我下了班就没饭吃，全家人就饿肚子，不吃饭怎么活。在监狱里，人家还给饭吃，出厂大门，谁愿来向你请假。”纪振中一听，气得脸象破鞋打的一样一会儿青，一会儿紫，怒吼道：“现在你还不老实，吃饭!吃饭!饿肚子!这不是给社会主义抹黑吗?今天我就不批准你出工厂门，看你能把我怎么样?有本事你告我去！”   

         世间的事总是有出人意外的蹊跷，有时是歪打正着，是“好心”的纪振中提醒我上告。下午我找到了党委书记齐敬文，反映了我的处境。第二天，总务科来人，给我一间住房，保卫科干事又帮我入上了粮户关系，补发了两个月的粮票，解决了燃眉之急，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在共产党领导下，还是好人多。    

        1963年11月的一天上午，保卫科李干事通知我去保卫科，一路上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向厂办公楼走去，心想也不知又犯了纪氏的哪些条款。一进门指定我坐在靠墙的椅子上，纪科长俨然象在监狱审讯我的那样，好象抓住了什么把柄说：“你不老实，还在继续搞反革命活动，你出监狱时写的五条保证还记得吗?”当我背到“发信来信要经保卫科长审查”时，纪振中打断说：“你向外发信都经我审查了吗？”我说没有对外发过信，他说：“没有对外发信，北京怎么会给你来信?还寄钱给你，是不是你的上级给你寄来的反革命活动经费?你要老实交待。”    

        我的天呀，我李金山现在己经身陷囹圄，走到了绝路，是哪位 “朋友”还敢给我寄钱，要对我落井下石，还要向伤口上洒盐，简直是雪上加霜呀!这真是“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叫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我说：“你能不能给我看看，我才好如实交待。”我接到手里一看，心里的一块石头才算落地。一个大牛皮纸信封，里边有一封信，信上写道：“李金山同志，由全国各省、市文联推荐经我部审查筛选，你写的小说《锻炼》选入《工人短篇小说选》，现寄去样本一册及稿酬70元，请查收。落款是“中华全国总工会宣传部”。这件事我早已知道，一年前我在3515工厂时，接到过河南省文联的通知，调到3514工厂后，填写过“全总”的一张登记表，这张表是河南省文联经过河北省文联转去的，今天这封信又是从河北3514工厂转来的。可见这些转递的同志对工作何等负责呀!    

        看过信、书、汇款单，我心里非常兴奋，这不是雪上加霜，对我这落难人来讲，真是雪中送炭。看后我压着内心的激动，对纪科长说：“这钱是稿费，不是反革命活动经费，你如果想花，你就拿去花；至于我上级的反革命组织么，那就是河南省文联和中华全国总工会，你可以抓他们去。”说的纪振中无地自容，象泄了气的皮球那样，肥猪似的脸上红中透白，最后强打起精神说：“要真是这样，你就拿回去。不过，你的交待村料。还要继续写。”   

        这真是一场虚惊。    

        那时的政治运动接连不断，每次运动都是人人过关，个个检讨，那次批判干部中的“中游思想”，我发言时说：“干部中的中游思想应该批判。对我来说，却是无路可走。去年往3514工厂调人时，李、杨没有听从调动，结果，受到党内处分，行政撤职，是后进的典型；我服从了调动，不向组织提条件，讲价钱，是先进的典型，现成为现行反革命，至今还在厂内管制着，没有人身自由，现在又要批判干部中的中游思想，我真的不知道这三条路，应该走哪条路是对的。”参加小组会的政治部主任高风林，被说得无言以对，最后说：“个别人对政治运动有抵触情绪。”不论怎样，总是姑娘有理，丫环没理罢了。    

        在3515工厂里，被管制了三年，1965年底，中南军区“四清”工作团进住3515工厂的当天晚上，我把早已写好的申诉材料交给了团部，经过几个月的内查外调，那个曾写过反动标语的人，在1966年3月6日的全厂职工大会上，作了坦白交待，第四天上午，在厂党委办公室，有党委书记王玉礼、副厂长龙向林，还有那位色厉内荏的保卫科长纪振中，正式向我赔礼道歉，宣读了漯河市公安局给我平反的文件，大概内容是：1962年春节在办公楼厕所里发现一张反动标语，发现李金山可疑，报河南省公安厅审核于1963年2月6日逮捕入狱，经多次审讯，该李一直不供认，又将材料送中央公安部核定，将省审核否定，“此反动标语不是李金山所写，即速将李金山放出，并作适当的安排和安慰……”。从此这场滔天大祸才划上了句号。令人不解的是，既然中央公安部明确批示反动标语不是我写的，为什么还要继续管制三年，在三年当中给我精神上造成多大摧残，经济上带来多大损失，这就是所谓的安慰吗?如果不是我的申诉，不是写反标人的坦白交待，不知这种“安慰”要到猴年马月才会停止。我相信共产党是光明磊落的，可是下边却又一部人，他们拿着人民的俸禄，滥用人民给他们的权力，反过来去残害人民，他们的良心何在？他们的人性何在?他们的党性何在？为什么被打的人，无故挨打，打人的人，不受到任何惩罚，还要晋官加爵，为什么?   

        1972年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各条战线出现了大好形势，我仍在工厂管理生产，就军需工人如何提高产品质量为部队服务，我写了一篇5000多字的小说，刊登在1973年5月8目的解放军报上，几家军需皮鞋工厂，还组织学习，作为提高质量的教材。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风，吹绿了祖国大地，我这颗曾受到过风吹雨打的小草，也得到了阳光的温暖和雨露的滋润，我由一名工人晋升为工程师，担任技术处长和分厂技术厂长；经过党对我38年的考验，迈进了共产党的大门，年年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及优秀党员，现在我和老伴均已退休，安度晚年，使我深深体会到每个人的家庭与国家命运息息相关，国家动乱，人民遭殃；国家繁荣，人民安居乐业。愿我们的后代，永远生活在充满阳光的国度里，幸福地生活下去，人间历史的悲剧不再重演。 

 后记：这是一篇纪实文学，记载了我工作四十余年中的其中一页，在此感谢那些帮助过我、同情过我的好心朋友。   

                               写于1999年                                                  改于2004年2月6日   

作者李金山，系西平县人，漯河3515工厂退休干部。曾经在《人民日报》、《解放军报》、《河南日报》、《诗刊》《漯河日报》等刊物发表小说、散文、诗歌上百篇（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