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朱双顶
司马迁竭尽一生心血，毕其功为一役著就《史记》，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他一个人就记载了三千余年，开《二十四史》之首，在历史学领域无人可比，是空前绝后。他著就了《史记》，《史记》更是成全了他千古盛名。《史记》被鲁迅先生赞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手棒《史记》，眼盯《太史公自序》，查阅相关资料，穿越时空，遥想二千多年前的汉武时代，探寻司马迁与他的《史记》踪迹，看能否找到“司马迁为什么要写《史记》?他为什能著就千古绝唱《史记》?他又是如何编修《史记》的?《史记》的主要成就在哪”的答案，或许效果不尽所然，但这不妨碍去探寻一番的善意，无论对或错，也无论答与不答。
一、著述动因探源
上下三千年的历史从何去写?又为什么而写?对于司马迁来说是一个什么样的命题，他的心里是怎么想的，是什么给了他如此大的动力，今天显然不得具体而知了，但从他的《太史公自序》中也许能够看出些端倪。
(一)建功立业，名扬后世。
这或许是司马迁著述《史记》的根本原因，更是他写作《史记》的不竭动力。说起功名二字很是俗气，也许他不是如此，但结果确是《史记》成就了司马迁。之所以得出如此结论，主要依据有:
他的父亲司马谈，由于病重不能如愿随汉武帝去泰山参加封禅大典，深感遗憾和恼火。此时司马迁正好从云南出使回来，在洛阳与父亲相见。他的父亲十分伤心地拉着他的手对他说:“夫孝始于事亲，中事于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意思说，孝道的最浅层次是侍奉父母，中间层次是侍奉国君，最高层次是建立功名，使自己名扬后世，连父母也跟着光荣，这才是最大的孝道。他父亲临终前的话，影响了司马迁一生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建功立业、名扬后世就成了他终身追求的奋斗目标。
司马迁著述《史记》到第七年，发生了李陵投降匈奴事件，他因此受牵连遭罪下狱，受到腐刑，身心都受到摧残。面对如此挫折，他十分悲痛叹叫道:“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毁不用矣。”是什么给了他的力量而让他继续将《史记》写下去呢？是他的功名意识唤醒了他对先贤的仰慕和鞭策，深思后认识到:“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于是自比前贤圣人，重新秉笔写完《史记》。
(二)一诺千金，实现父愿。
这是司马迁著述《史记》的直接原因，也是他实现孝道的一种途径。他的父亲在汉武帝时代做过三十余年的太史令，并执掌天文，愿望就是修撰一部史著，一方面继承古代史学传统，同时弘扬有汉一代的辉煌，临死前盯瞩司马迁:“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
面对父亲的盯瞩，司马迁低着头，流着泪承诺:“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意思说，我虽然不聪明，但我一定要将您已经收集整理的资料，写作著作，决不能让它有半点缺失。这一诺千金，他必须尽孝道去完成父亲的遗愿。
(三)弘扬辉煌，职责所在。
这是司马迁著述《史记》的现实原因，也是继承修史传统的客观要求。自孔子作《春秋》后，到汉武帝五百年间的历史，还没有人系统的编修过。孔子作《春秋》是因为上无英明的君主，下有贤人得不到任用的情况下不得已而为之，目的是想让《春秋》成为一代圣王的法典，采用的是独立创作的方法。
司马迁处在汉武盛世，为何要作《史记》呢?他认为:“汉兴以来，至明天子，获符瑞，封禅，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穆清，泽流罔极，海外殊俗，重泽款塞，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对于这样的盛世，“余尝掌其官，废明主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他有感于孔子作《春秋》之后再无系统的历史著作出现，而战国至秦汉许多重大事件和圣贤人物未能写入史书，身为史官的他责无旁贷，必须担负起修史的职责，否则就是犯罪。
司马迁在其父去世三年后，果然做了太史令，于是作手收集查阅档案资料，五年之后编排史料，进行评论，开始了《史记》的写作。
二、著述功成解析
《史记》皇皇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在那个竹简作史的年代，能想像出这样的修史工程任务之艰巨，尤其是在秦始皇焚书坑儒只有百余年后，档案资料残缺不全的情况下，要想完成上至黄帝下到汉武帝当下的修史任务，其难度之大可想而知。但司马迁硬是靠一己之力，在身受瘸刑情况下，竟然完成了看似不能完成的修史重任，著就被称之为史家之绝唱的《史记》。为什么能成?
(一)志向远大，目标明确。
这是司马迁著成《史记》的根本原因，也是他坚守初心不动摇的信心保证。
司马迁说:“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大意说，周公死后五百年，有了孔子作《春秋》，孔子死了到今又是五百年，有谁能继承和发扬古代圣人的事业呢?说不定这个人就在眼前吧!我怎能推让呢？由此可见他的志向是要做五百年才出的一个圣人，扛担起继作《春秋》的重任;他的目标是要接继孔子的《春秋》，依据着《诗》、《书》、《礼》、《乐》的本质意义，来写一部新的著作。
为了实现他的远大志向和目标，他将修撰《史记》定位于最高境界，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样才有了今天见到的史家之绝唱本《史记》。
(二)家境影响，好学游历。
这是司马迁著成《史记》的内在原因，也是他能够担负起修史重任的能力保证。
司马迁出生于史学世家，祖先曾是周朝的太史，父亲更是做了三十余年的太史令而传到他的手上。他的父亲临死前告诉他:“余维先人尝掌斯事，显于唐虞，至于周，复典之，故司马氏世主天官。至于余乎，钦念哉!钦念哉!”意思说，我们的祖先在唐尧虞舜时代就当过史官，很有名气。后来在周朝又当过史官。我们司马氏家族世世代代都为国家主管文史星历方面的事情，这个职务能到我们这里就打住吗?你可要记着呀!你可要记着呀!受其父亲的影响，司马迁竭力收集一切散失的历史文献，考察每一个王者的事业是怎样发展起来的，研究每个历史事件的发生原因及其发展结果，从一个时代的兴盛中找出它已经潜伏的衰败迹象，考察每一个重要人物的行为事迹，加上他父亲生前收集积累的资料，这些都为他修撰《史记》作了充分而又必要的准备。
司马迁受家庭影响，自幼就好学，十岁就开始学习古文。二十岁开始游历，是“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满怀求知的欲望，遍游名山大川，到处考察古迹，采集传说。通过对历史遗迹和西汉建国前后的史实实地考察，开阔了胸襟，增长了见识。后来他进京做了郎中，又“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这些都为他后来编撰《史记》做了很好的知识储备。他的厚实古文功底和精深文学修养，为他修撰《史记》如虎添翼。
(三)生逢盛世，环境优渥。
这是司马迁著成《史记》的外部原因，也是他实现自己志向和父亲遗愿的环境保证。
司马迁生在汉武盛世，这为他修撰《史记》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他在父亲去世后三年，就顺利地接任了太史令，且父子两代都在那里任事供职，国家的各种文书档案资料都汇集到太史令那里，这就为他修撰《史记》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西汉王朝自建立到汉武盛世已有百余年，被秦废弃的东方文字和焚毁的古代典籍国家档案馆、图书馆荡然无存的状况，已有了改观和恢复，是“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为章程，叔孙通定礼仪，则文学彬彬稍进，《诗》、《书》往往间出矣。自曹参荐盖公言黄老，而贾生、晁错明申、商，公孙弘以儒显”等，国家又积累了丰富的文书档案资料，这些都为司马迁修撰《史记》提供了大量的参考佐证材料，在修撰中采摘了《左传》、《国语》、《战国策》及先秦诸子百家的内容，又利用了国家和民间的藏书，以及他父亲留给他的资料和他本人收集考察的材料，使他能够完成修撰《史记》的重任。
《史记》始写于汉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初成于汉武帝征和二年(前91)，除去准备阶段，司马迁共花了十三年。他本打算“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圣人君子”。就是将正本藏在名山，让副本留在京师，以供后代有见识之人来参考、评断。是他的外孙杨恽在他去世许多年后，公之于世的。原称《太史公书》，或称《太史公记》，从三国才逐渐称之为《史记》。
《史记》作为史学专著开山之作，司马迁在编纂选择、体例创新、结构框架、谋篇布局、分析点评等方面，是下足了大功夫，是颇具匠心巧安排，呕心沥血谋布篇。
(一)把握框架安排，确定编纂体例。
司马迁采用以人物为中心的编纂方法修撰《史记》，首创纪传体史学专著先河，成为王朝“正史”规范。
提纲挈纲，确立了结构框架，将《史记》全书策划成十二本纪、十书、八表、三十世家、七十列传组织架构。五种体例各有区别，又相互配合，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其中本纪是纲领，统摄上自黄帝、下至西汉武帝时代三千年的兴衰沿革，十表、八书作为十二本纪的补充，形成纵横交错的叙事网络;三十世家围绕十二本纪而展开，犹如“二十八宿环北拱，三十辐其一毂，运行无穷”;七十列传则如历史天宇上除北斗、二十八宿外的群星。从而实现了勾联天人、贯通古今的目标。
颇具匠心，科学划分五种体例内容，使《史记》纲举目张。十二本纪按帝王世代顺序记叙各朝兴衰终始，十表排列帝王侯国间大事，八书专论经济、文化、天文、历法等方面，三十世家主要记载贵族之家的历史，七十列传则反映不同阶层、不问类型的人物传记。这样安排使《史记》既能实出主题，又能拓展叙事范围，展现波澜壮阔的社会生活画图。
聚焦编纂，刻画出各层各类的人物，使《史记》成为史学纪传体首创。司马迁抓住人物的共性，着力渲染，如刘邦之于萧何的知恩图报、伍子胥之于楚平王的以怨报怨、李广之于霸陵尉的以牙还牙、荆柯的士为知己者死等，这些都得到社会广泛认可;他突出人物的个性，精心刻画，如同是衣锦还乡，韩信显得雍容大度，不计私仇，主父偃却心胸狭小，报复心极强，使人物的共性寓于鲜明的个性之中;他采用多维透视的方法聚焦作墨人物描写，如项羽的英雄而又儿女情长等多重人格，被刻画得有血有肉、生动丰满。
(二)突出重点特色，精心策划提纲。
为了写好《史记》，司马迁对全书130篇是篇篇事先列出撰写提纲，纵观《太史公自序》，就可以看他的苦心、眼光和笔力。
突出重点，解决远古史料缺失难题。如突出《五帝本纪》的法则行事、《夏本纪》的治水之功、《殷本纪》的伊伊美德、《周本纪》的西伯盛德和武王牧野等，从而使《史记》记史得以上溯至黄帝。
抓住特色，解决战国至秦汉历史纷繁杂芜问题。如抓住《始皇本纪》的崇尚武力、《项羽本纪》的揭杆并起、《高祖本纪》的成就帝业、《吕太后本纪》的诛杀大臣、《孝文本纪》的广布恩泽、《孝景本记》的安居乐业、《今上本纪》的建元鼎盛等，以点带面组织策划。
把握选择，突破体例编排上的局限。将西楚霸王项羽同汉高祖刘邦一起列入本纪，不因项羽失败而抹杀其历史地位;将吕太后代替汉惠帝列入本纪，以表明她是实际上的“女皇”，而汉惠帝仅是一个傀儡而已;将农民起义领袖陈胜同诸侯一起列入世家，并将其比作汤、武，肯定他推翻暴秦的历史功绩。
(三)精准点评到位，评人入木三分。
司马迁在《史记》中开创了于记史中点评的先例，表现出高超的水平、精准的眼光和实事求是的唯物史观。
于提纲中总评，是高屋建瓴。《史记》130篇，除了最后一篇《太史公自序》外，是篇篇有总评，看似简洁，却十分点穴到位，如评汉高祖是“诛籍业帝，天下惟宁，改制易俗”;评吕太后是“杀隐幽友，大臣洞疑，遂及宗祸”等。
于叙事中夹评，将是非褒贬寓于叙事之间。他带有鲜明的个人观点，用事实叙史，不轻下断语，表现出审慎而务实的科学态度和实事求是的史风。如他在《始皇本纪》中借他人之口评秦始皇是“天性刚戾自用，起诸候，并天下，意得欲从，以为自古莫及己。”就连今上汉武帝也秉笔直评，在肯定其雄才大略的同时，评他专断虚伪，是“内多欲而外施仁义”。
于篇尾处点评，开创了“太史公曰”评史模式。他在大多篇结尾处都以“太史公曰”形式点评篇中主人翁，体现出他独到的见识和精准的眼光。如评说伯夷、叔齐虽有贤，但是因得到孔子的赞誉才扬名；颜渊虽好学，也是因在孔子门下而世人皆知；一个普通人要想让自己的美德和名声留传于后世，必须要有“德高望重”之人提携才行。他评赞晏子是“进思尽忠，退思补过”之人，要是还活着，自己愿意做他的车夫为他赶车。
《史记》编纂创作过程手法还有很多，这里只是列举几点概述而已，也算是智者见智、仁者见仁吧。
四、高山仰止膜拜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司马迁拖着残弱的身躯，手捧著就的《史记》，凝视遥远的星空，告慰在天之灵的父亲，那时那刻也许他在心里黙黙地祷告:老父亲啊，我终于完成了您的遗愿了!
是呀，多少个日日夜夜，是父亲的遗愿支撑着他，使他不停地奋笔疾书，今天一部新的著作，终于落笔著成，这是多么让人百感在心啊!
一部《史记》，指点古今，上下三千多年，出入风骚，倾倒多少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成为史学标杆，无人能过，“惊呼击节，不自知其所以然”。鲁迅先生赞其史学地位是“史家之绝唱”，文学成就是“无韵之《离骚》”，给前人的评价划上一个天大的句号，一切褒赞均无过于此。
作为虔诚的读者，每每捧起《史记》，只有高山仰止之情，满怀顶礼膜拜之心，由衷怀思太史公:
敬佩太史公的霸气，更仰慕他的豪情。他的霸气，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中一览无余，成就了不朽巨著《史记》;他的豪情，在五百年出了个孔子，又五百后我来了，“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中光芒万丈。《史记》成全了他的“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之言。“登泰山而小天下”，二千多年过去了，又有谁登上他这座“泰山”而“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呢？
敬佩太史公的才气，仰慕他的灵性。他的才气，落脚于《史记》的字里行间，熠熠生辉，流淌于中华民族历史长河之中，是“长河落日圆”;他的灵性，随着他的如椽巨笔，张扬于《史记》中的历史人物之中，人杰地灵，为中华民族留下取之不绝、用之不竭的文化宝藏，是“大漠孤烟直”。
敬佩太史公的勇气，仰慕他的血性。他的勇气来源于勤奋好学的底气，在古文中游刃有余，游遍华夏山山水水，尽收人文地理、历史遗迹于心中，是厚积薄发;他的血性使他在受到腐刑之后，面临绝境极悲“身毁不用矣”之时，振臂高呼:“西伯拘羡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而忍辱负重，再次拿起笔继修《史记》，终将“太史公受腐刑，著《史记》”入列圣贤之中，名垂青史，还能怀疑五百年出一个太史公的狂呼吗?
太史公人去魂在，《史记》永放光芒!
二〇二二年三日一日修改
【作者简介】
朱双顶，网名东香人，安徽省直机关退休人员，在家以读书为乐，近年内重拾旧时雅好，不时写点扎记、散文、随笔、诗歌等，先后在多家微信公众平台上发表三百余篇。
换一换
